❶ 《可可西里》与《2012》：中西方不同的生态关怀与文化取向，你怎么看
这位具有特殊身份的记者视角的设定对于电影文本的生态伦理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有一半藏族血统。当他们从北京来到可可西里时，他们似乎在精神血液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对这里的人、动物和山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电影经常用他的眼睛展现这片土地令人敬畏的纯粹之美。
他和这里的中国和西藏同胞也有着无形的特殊感情，更加体贴地关心和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所以，他眼中的可可西里，不仅仅是一个“奇观”，更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
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风俗人情，都是这个生态环境的自然部分。保卫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已经成为可可西里人的自然选择。因此，台日和他的山地巡逻队成员的非凡英雄行为既令人敬畏，又容易被普通人理解，他们的悲惨牺牲甚至可以更令人震惊。
有了这样的艺术处理，影片成功摆脱了中国主流电影所使用的英雄叙事公式。
同时，记者毕竟是局外人，在北京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法学和新闻采访教育，这让他与可可西里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能够更理性地审视这里的人类危机和生态灾难。
记者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和对叙述者角度的关注模拟了观众相对于可可西里的身份和角度。观众在观看电影时，不自觉地认同了记者的叙事视角并受其引导，在价值判断、伦理体验等诸多方面与记者叙述者保持着相同的状态。
这样，通过记者特殊的叙事视角，影片不仅成功地让观众从视觉层面触摸到了可可西里的生态灾难和由此引发的人类危机，而且将这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从情感到心理再到理性思考渗透到观众中，令人难忘，具有启发性。
可可西里显然抛弃了好莱坞生态灾难电影中常见的二元思维。而看似天人对立的故事，却蕴含着东方方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不同于《永别了亚特兰蒂斯》在灾难中的自我救赎意识和人类对天的胜利，可可西里人在自然面前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虔诚和敬畏，在自然的强大力量面前生命是那么渺小，但同时这种看似渺小的生命又是那么顽强，不屈服于自然的严酷，无论是日本和泰国守护藏羚羊，还是偷猎者进行生态破坏。
与电影中蕴含的生态思维相一致，《别了亚特兰蒂斯》基本上使用了对比蒙太奇手法，无论是外聚焦叙事还是零聚焦全知叙事。人物惊恐的表情和行为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毁灭性场景交替出现，一方面增强了电影的惊险刺激，另一方面也隐喻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在可可西里，几乎完全不需要比较蒙太奇，但是象征性的蒙太奇手法蕴含着强烈的生态伦理，比如流沙吞噬了巡山队员后的宁静山川画面，一大片藏羚羊皮在阳光下刺眼，偷猎者在暴风雪中萎缩等等。，默默地传达了可可西里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共同分担的深深的悲哀，以及这种悲哀中蕴含的坚韧。
这种艺术处理使得可可西里超越了一般的善恶美名，对人性和生态有着极大的关注。
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曾主张，人们不仅要把地球看作一个可用的东西，而且要把它看作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和爱护。
当人们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开垦土地、砍伐树木、捕猎动物时，也应该抱着尊重的态度，表现出尊重，谦虚谨慎。
像《永别了，亚特兰蒂斯》这样的好莱坞生态灾难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观众对生态危机和生态问题的关注，让人们警惕生态灾难。然而，人为创造的世界毁灭和拯救的画面本身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仍然延续着自然是人类创造的反生态宗教思想。
“可可西里”以简单的艺术追求和生态关怀叙事，实现了对消费主义的顽强抵抗，就像可可西里人以生命为代价，抵抗了欧美市场藏羚羊绒的变态消费，代表了东方生态理念的形象书写。
中西方生态电影形象背后的价值选择以及由此决定的叙事视角和叙事伦理的差异，提醒我们反思人类在利益生存和生态平衡之间做了哪些努力，如何达到真正的生态伦理关怀，以及这种真正的生态关怀如何以更加合理和适度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影视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而不被娱乐消费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