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边缘化"是什么意思
边缘化是指向人或事物发展主流的反方向移动、变化。边缘化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就是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等）所排斥，所不包容。简单地解释也就是从中心和主流逐渐被移除而走向非中心、非主流。
(1)下列电影中不属于青年边缘意识形态的是什么扩展阅读：
消除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边缘化”是当今世界的当务之急。这需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全球化的列车已经开动，这牵引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着知识经济社会奔驰而去。列车带动车箱是通过连接件牵引的，而“连接件”就像两只手，要互相紧握才能传递牵引力。
从发达国家一方来说，虽然由于社会机制的制约，不可能将巨额资金免费赠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是知识产品是可以共享的，可以在技术转让、教育、管理等知识信息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在WTO中对发展中国家已经给于一定的优惠政策，但为加快消灭南北差距的步伐，看来现有优惠政策还远远不够。
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方来看，必须奋发民族精神，要有迎头赶上的志气。根据中国扶贫的经验是“扶贫先扶志，扶志先扶智”。即首先要有脱贫致富的志气，而树立志气和探索本国、本地区脱贫致富的途径，都要靠知识、智慧、靠科学文化。因此，因地制宜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落后地区防止边缘化的首选。
B. 周星驰拍的大话西游被评为最垃圾电影
被影视批评家称做"无厘头闹剧"的《大话西游》1994年拍摄完成，1995年投放到大陆市场，观众反应寥寥，票房惨败，甚至在内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最差引进片”。在沈阳，排着长队买电影票的观众进场后，不等结束就骂骂咧咧大呼上当，中途退场；在上海虽然前期看好，但是与同期上演的电影相比，票房仍然平淡，同期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票房接近600万，《阳光灿烂的日子》为600万，《红番区》达到800万，最高纪录当属《狮子王，》高达1000万元。而河北省电影公司只要了《月光宝盒》，没要《大圣娶亲》。他们不看好这部影片，认为它“太闹”，特别是《月光宝盒》，“特别没劲”，河北省电影公司买了《月光宝盒》4个拷贝，在整个河北省的大小影院的票房成绩是20多万元，成绩在普通影片中也属平平。1996年2月，《月光宝盒》还是作为寒假影片推出。三个月后《大圣娶亲》登场，可是两部票房都只在20万左猛瞎昌右，甚至不少场次的观众是以个位数计算，有些电影公司在放映两天后就决定用国产影片替换掉《大话西游》，以免更多损失。当时同期放映的《风云》票房为370万，还有后势强劲的《挑战者》。
但是突然在两年后的一天，有人无意间脱口而出：“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于是《大话西游》就在中国高校首先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掀起了一股强烈的旋风，大学生们买盗版VCD的热情犹如滔滔洪水不可阻挡，在大学生集中居住的区域，几乎每个宿舍都会隐藏着几个水平很高的“大话迷”，由于他们不断使用《大话西游》中的各种“精粹对白”，互相传播，激起了大学校园叠浪式的反响。“《大话西游》好看”以谣言传递的速度，迅速在各大高校中传开。不懂《大话西游》，不看《大话西游》被认为是与时代脱节，根据《大话西游》改编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随之而出，年轻人以其取之不尽的热情反复欣赏着廉价盗版带来的欢愉，看《大话西游》成为像听流行歌曲一样不可缺少的业余功课。
更为有趣的是，《大话西游》在全国电影院发行失败后，拷贝传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这部荒诞不经的另类版《西游记》在这所以电影为专业的大学一上银幕便博得满堂喝彩，其巡回式的结构，被演绎成反叛性格的剧中人物，另类的爱情故事，被新一代准专业人士高神和度赞赏，甚至《大话西游》中的对白都被奉为青年时尚的《圣经》。
《大话西游》的重出江湖是从1997年2月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开始的。当时正值春节，观众需要娱乐，而周星驰的片子又是热闹非凡，最适合中国人春节热热闹闹的气氛。但没有想到的是，电影频道的播出培养出后起的一大批“大话迷”。其中许多人一次不落地看完了电影频道《大话西游》的所有重播。这部被安排在非黄金时间播出的影片却创下了黄金时枝扒间播出的收视率。此后，《大话西游》正式进入火爆期，整个中国大陆忽然就掀起了《大话西游》热，无论是褒还是贬，校园、办公室、网络聊天室，处处都在谈论《大话西游》。对《大话西游》这部戏仿电影的戏仿《天下无双》推出，其相关衍生商品也随之出现。
于是，在整个北京高校，开始有人研究起至尊宝穿梭于月光宝盒的寓意，有人四处寻找剧本。清华网站上的帖子这样说：“清华人对《大话西游》的痴迷程度，可谓天下独绝。日常生活之中，反复引用，直至举手投足，只字片语，便能传情达意，心领神会，然后可以接下来，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哈哈大笑，畅快不已，蔚为奇观。”
校园外的《大话西游》热也在以另一种方式传递着。如果说《大话西游》在校园里的传递是以寝室为单位，那么在校园外就是以办公室为单位传递。《大话西游》曾经创下过一些惊人的纪录，许多从来不屑看港台影片的VCD族，非奥斯卡经典影片不看者，因为《大话西游》的久负盛名而难以按捺住好奇，从此一看而不可收拾，《大话西游》的受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奥斯卡最佳影片。关于《大话西游》的故事层出不穷，靠《大话西游》开始一段感情的例子更是不乏其例。随后有许多《大话西游》社团或群体开始成立，他们定期复习和研究各种版本的《大话西游》。
网络传播：新媒体技术方式成就《大话西游》
《大话西游》在电影资料馆的记录很少，它是通过盗版VCD、网络传播方式率先在年轻人群体中传播开来，经过了新形式的人际传播、最后进入主流媒体的。
文化产业运作系统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以声光电为主体的现代高科技传播媒介早已超越了时空界限，渗透到当下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媒介将以往很难到达大众的文化产品迅速广泛地传播到各个时空领域。这种广泛传播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满足了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引导、“制造”，甚至规定了这种需求，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趣味和消费方式。《大话西游》的先冷后热，正是当代中国高科技传媒（包括网络、VCD、甚至盗版VCD等）编写的现代神话。
盗版录像带和盗版VCD的兴起是《大话西游》起死回生的重要原因。1996年年底，《大话西游》的发行一改穷途末路的境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盗版VCD开始猖獗，原来爱上电影院的人突然发现只用花上电影票的一半钱就能看到最新的电影，而本来就不上电影院的自此也更不会选择前者，盗版世界开始无孔不入。据一位号称北京盗版界四大家族之一的大卖家透露，早在1995年，就在北京市场出现过《大话西游》的盗版录像带，但销售平平，直到1996年底VCD版本出现，当时每盘30元的高价位都没有吓倒《大话西游》迷们。真正的火爆是在1997、1998年间，在这一段盗版VCD的黄金时节，《大话西游》的销售也屡创高峰，最高记录一天就卖到上百张。 热销的场面通常发生在公司和新闻单位。这个大卖家透露，在这两年期间，他无论拿多少《大话西游》的盘都会被抢购一空，光他个人这些年手中卖出的《大话西游》VCD就有两三千张，以他的‘业内专业眼光’分析，全国至少卖出十万张以上，北京至少占到四五万张。”
当然我在这里不是为盗版VCD作什么宣传，而是透过这一现象来思考大众文化在大众中渗透的方式。其实，在许多国家网络发展初期，校园都是盗版盘的发散地。
与盗版同步，《大话西游》是与我国互联网的兴起同步发展的。可以说，是互联网在中国高校的高速发展，网络传播的新媒体技术的驯熟传播催生了“大话一代”。网站的火爆带动了《大话西游》的火爆，《大话西游》又为最初的BBS提供了合宜的话题。
自从1991年网络诞生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无限的机遇，也为《大话西游》的火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加上网络BBC、OICQ聊天网、网络评论等附属平台推波助澜的宣传，《大话西游》风起云涌就成为一种必然。《大话西游》在高校的风行，在时间上恰好与高校网络的建设和高校网民的形成有同步关系，也与高校一代网民的网络交流技术的提升和网络消费惯习的形成有关。
网站的兴起带动了《大话西游》的热浪涌起。许多青年学生受到网上“风云”的影响去找《大话西游》，而更多的“大话迷”是在看完《大话西游》想到网上去讨论，去一吐为快。这是中国最早一批校园网民，也就当然地成了《大话西游》迷。这些人年轻、冲动、能迅速接受新鲜事物，又有一点青春反叛色彩。新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空空如也，缺乏内容；新建的聊天室、BBS也需要共同的话题，于是，《大话西游》应时而出，为无数的绣球同时击中，成了新一代校园网民的“新宠”。
1998－1999年是《大话西游》网上讨论的高峰期，你只要随便输入《大话西游》几个字，搜索引擎就能找出四五十个《大话西游》的专门网站。当然许多网站内容相近，多为《大话西游》故事简介、故事新编、对白与故事的活学活用、“大话迷”论坛等。
大众文化培养了它自己的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反过来会有更多的需求，这种需求又会带动大众文化市场。《大话西游》将许多学生培养成了适合这种品位的人，反过来，他们又要求更多的类似产品。如果社会没有提供，他们就自己制造。后来的《大话西游》成了网络社区成员的一个共同的创作源泉。他们“创立”了《大话西游》“股东大会版”，甚至创立了《大话西游》“考研版”，带动了一大批“大话口水文学”的蓬勃发展。
经典的解构：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
依托于现代电子媒介的大众文化必然是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又是本土的、民族的、地缘的和社群的。作为公共空间，它是不同意识形态汇集、交流、沟通、共享、对立、冲突的公共场域，又是社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边缘话语的表达场域。当代"文化研究"一直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众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动力。传统的经典《西游记》在这里被解构了。过去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唐僧、孙悟空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现在被演绎成了既是它又不是它的另一个故事。原先的经典被再编了一通故事，戏说中有戏谑、荒诞和噱头，也有对某种既成规范的挑战、反叛和批判，有一种加入时尚（反叛的时尚）的先锋感，还有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也许，把《大话西游》说成颠覆、解构、戏仿、后现代主义，对于《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和主演周星驰来说是过于深奥了。他们是基于自己对喜剧的理解来寻找合适的主题的。他并不如某些先锋电影人那样，对形式甚至电影本体的突破有自觉的追求。周星驰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只是个演员”，他说他所想的只是逗乐观众。对周星驰来说，无厘头的目的就是搞笑。 用周星驰本人的话来说：“我就是个拍电影的，这是我的生意。我当然希望大家也喜欢，但很多人用很高深的理论来评价，老实说，这些我都不太懂。”他拍摄《大话西游》，只是因为想讲一个爱情故事，“《西游记》本身太精彩了，《西游记》这个名字太棒了……在商业号召力上是很值得去拍的”，但是，如果按原小说拍，有很多特技，很难拍，而他“又很想去拍，所以就把它改编一下，改成一个我们能力能够做到的爱情故事。”这就是《大话西游》最初构想的由来，它对传统的所谓“颠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和资金能力的局限造成的。
但是，刘镇伟和周星驰又的确是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前理解开始他的《大话》运作的。不同于内地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它是商业制作的；不同于国内传统的艺术的认识教育功能，它是纯粹为了消费者娱乐的；不同于对于古典名著的严肃的正剧定位，它是戏谑的无厘头搞笑版；不同于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主题，它实际上着力表现的是一些边缘群体或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青年导演贾樟柯说：“我想我们年轻一代的导演可能都比较容易受到他（周星驰）的影响……无厘头电影关注和表现的常常是一些小人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是艰难与困境，而无厘头喜剧就是一种自嘲和自我安慰的感觉。要生活下去，不能伤感下去，这是他们的挣扎和自我拯救，这也是他们在无奈感与无力感里唯一能做的事情。”[i]
因此，无厘头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确实具有了对于当代电影的、艺术传统观念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解构、戏仿功能，甚至具有某种后现代色彩，尽管这是周星驰所始料不及的。
后现代的主导风格就是反讽或戏仿：一种刻意的混杂，戏谑的模仿。它被当作新发明的手段而四处运用。后现代是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化因面临自身视象化策略的失败而引起的危机，它是后现代性的文化所带来的文本危机、经典危机、程式危机，甚至原有视觉机制的危机的产物。《大话西游》用一种娱乐搞笑的市场化大众文化意识来质疑、戏仿过去过度政治化的，纯艺术的电影理念和电影功能观。在《大话西游》中，除了爱情没被完全解构外，其他一切都可以被解构或者已经被解构了，像时空关系、人神关系、师徒关系、生死关系等等。在这部影片中，师父不像师父，而是一个罗罗嗦嗦、可笑无力的"政治老太太"，一个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断说教的"饶舌妇"；徒弟不像徒弟，竟敢教训师父，踢师父，甚至因为不堪忍受师父的罗嗦而把他送给仇敌牛魔王……这种反逻辑、反传统的做法，嘲笑和摧毁了权威，同时也嘲笑了道德的虚伪。《大话西游》在玩世不恭和调侃中，消解了青年学生们一直信奉的通过长期教育获得的理想、价值和追求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无疑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市场蔓延，有时候显示出了相当强大的力量，甚至使某些长期灌输和教育的理念一朝瓦解。
《大话西游》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确实如部分电影评论家所言是"媚俗"的。媚俗是任何大众文化的产品都具备的特征。这是大众文化的本质决定了的。既然大众为"俗"（这里的"俗"只具备与"高雅文化"相比较的意义，不是平常意义上带贬义的"俗"），大众文化要迎合大众就必然媚俗，投"俗"所好。于是，《大话西游》中，首先解构的就是混淆雅俗文化的界限，赋予"俗"以一种内涵，然后在"俗"的新世界里流连忘返，在这里，意义、神圣、超越等概念被淡化了。用一些人的话来讲就是，《大话西游》真正地平民化了、"俗"化了。
一些持媚俗观点的人，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强烈否定态度。这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一样，认为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的趋向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他们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大众也被纳入根据市场价值进行交换的商品运行轨道，文化艺术沦为商品；而且大众文化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化、操纵性、控制性的特征，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也压抑了人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但对于《大话西游》迷们来说，《大话西游》却是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发挥的极至。无论是从电影的内容，还是形式，包括对白都含有年轻一代的不受约束，自由张扬的个性特征。
无疑，当今的大众文化已不具有社会阶层的属性，而只代表一种文化态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媒的服从市场需求的一种商业化制作，具有无深度、模式化的、易复制的等的诸多特点。大众文化只代表着一种文化态度，这一点是它与传统的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不同的。精英文化孜孜于终极关怀与未来构想，更注重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与构造。从这一点上来看，精英文化无疑是可敬的，但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品性又让现实世界的人生疑。而且，人类社会血火交织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大规模的战争悲剧表明，不论理性乌托邦还是技术乌托邦都不能拯救人类，未来并不仅是善的诱惑，技术也并不一定能够为人类带来美好的明天，一个最触目惊心的事实是："正是在美好未来的名义下，在美妙动人的音乐声中，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德国法西斯从容不迫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残暴的杀戮。"
大众文化则只是满足于个人肤浅的文化消费，借助于高效的现代传播媒介，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无可比拟的广泛性、平等性和参与性。快乐是大众文化的最高目的，它追求的是一种轻松愉悦。因此，所有会给它的读者带来痛苦的因素都被剔除，所有令大众感到沉重和压抑的东西都会被排斥，这实际上是它具有所谓解构功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它是因为它的排他性选择自然带来了解构的“副产品”。
话语方式变革：“无厘头”与后现代语言颠覆
说到《大话西游》，不可不说它的语言。《大话西游》的一个重要成功是它的无厘头语言所引起的日常话语方式的变革。大话，成了晚生代的文化选择。这部电影中的许多对白今天已经成了许多大学生特别是大话迷的口头禅，成为“大话一族”相互交往的通行证。
“无厘头”是指广东俗语，带有某种贬义，意为一个人做事说话没中心，没规程，没头脑，说话办事粗俗随意，乱发牢骚，令人难以理解。”一种无厘头语言，居然长时期风靡校园与大话一族之间，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许多大众文化产品像电影、通俗小说、电视剧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语言影响到日常现实生活，甚至成为某种在特定范围内“通行”的语言模式的，却为数不多。《大话西游》就是这种创造了一种话语模式的作品。在一段时间里，它广泛地影响到一些青年的语言习惯，甚至以这种话语方式构成了所谓的“大话一代”。
作为“经典”的《大话》的精彩对话比比皆是。请听：
“猪啊！――”
“我Kao! I服了You!”
“需要吗？不需要吗？”
“欧你妈个头呀，欧，我已经说了不行了，你还在放放放，完全不理会人家受得了受不了你……”
“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像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你父母尚在吗？你说句话啊，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啊。所以说做妖就象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了，是人妖。人和妖精都是妈生的，不同的人是人他妈的，妖是妖他妈的……你妈贵姓啊？” 周星驰的无厘头搞笑技巧，实际上是一种脑筋急转弯式的“包袱”，所有的喜剧效果在最后一个多此一举的提问中达到高潮，喜剧效果引起的是一种荒诞感。
97年之后，年轻的大学生之间对这些句子在大学校园里不绝于耳，无论是他们熟识的朋友和同学们的聚会、聚餐和闲聊，还是素不相识的人们偶然相遇，《大话西游》的台词都是相互认同的暗号或牌照。 当时的不少大学生能够整段整段背诵《大话》的所有台词，可以相互接龙而毫无半点差错。2000年，当周星驰来到北大做演讲时，不少大话迷仍然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大话》台词，从而使已经淡忘台词的周星驰本人都大为惊诧，并颇为尴尬。
“大话迷”多为九五年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文革后，更多是在商业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青春期被各种扑面而来的物质所充塞，他们对“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承载不动过多的社会意义和历史记忆，他们是反叛的，但他们更为现实，他们往往只关心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注：参见文化研究网 任晓雯：《大话西游》与“文革后一代”的主体性建构。）
校园时尚与“悟空的爱情”
大众文化的离经叛道是不能超出大众的接受限度的。有人说，在《大话西游》中，导演刘镇伟将一切都解构了。惟独没有解构得了爱情。导演试图将人世的神圣与英雄形象嘲弄一番，没想到，在爱情面前遭到了狼狈不堪的失败。网上普遍的观点是，“《大话西游》其实就应该叫做"悟空的爱情"。《西游记》写了悟空的出生、学艺、奋斗以及被驯化。就是说是关于悟空的正史。而《大话西游》则写悟空的爱情，是关于悟空的野史。《西游记》的悟空是宣传片，《大话西游》的悟空是生活片。正是出于这种将神圣事物生活化的企图，导演才敢于进行大胆的演绎。对此，清华网民的帖子充满深情：“《大话西游》本质上是一部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与寻常不同，它又揉和了神话、武打、搞笑诸因素，因而别具一格。这桩爱情的主人公既不是总经理，也不是大学生，而是孙悟空，这位中国土生土长最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他的反叛性格和英雄气质，古往今来早已被无数次演绎过，而唯独悟空的爱情却一直被遗忘了。《大话西游》完成了这个开创性的嫁接。‘英雄救美’这古老的话题，如今终于在孙悟空身上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悲剧性的结尾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但也正是它给这部影片添上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话西游》以其“爱你一万年”（这也成了后来刘德华专辑的主打歌曲曲名）的煽情，骗倒或俘虏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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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
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21.4%，发展到1995年的81.3%。
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上争论不休的政治不稳定进入90年代开始销声匿迹，整个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多元化的发展进程中。
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仅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且引起了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产阶级形成并稳步扩大，文化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上升。有线电视的开通、录像市场的扩大、卫星电视的前景，一方面争夺着电影观众，一方面因播放高品位电影节目而培养了观众，且它们都是以电影为核心的影像产业，这使得政府和大企业开始注意电影市场的价值。
大众文化开始盛行。流行音乐乐队等开始流行，消费人群年轻化，产品包装要求提高，对大众偶像的消费需求增强。
在现代韩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中，青年群体又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在社会意识方面则是历史变革的动力。截至1995年的统计，14-24岁的青少年人口略超过900万，占总人口的20.2%。韩国政府的世界化政治战略和提倡国际竞争力的经济战略，使得整个社会普遍认为，韩国的未来命运掌握在“一个背包就能周游世界，懂电脑，会利用先进通讯设备，处变不惊，有坚强毅力，主张男女平等”的“新世代”身上。(注：金镇旭(韩)：《80年代至90年代的韩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生论文，第27页。)特别是大学生(占青少年总人口的约54.5%)(注：君冢大学(日)、吴鲁平(中)、金哲秀(韩)：《东亚社会价值的趋同与冲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4页。)，他们在80年代经济繁荣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有机会享受1988年奥运会以后的经济富裕和政治稳定。他们将成为韩国电影的主要消费者。
在造成韩国电影振兴繁荣景象大的社会背景中，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指出：韩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罕见的民族凝聚力。韩国电影票房的奇迹，与韩国观众对本土电影非理性的热爱，蜂拥而上的参与行为是分不开的。许多影片如《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的上映，媒体一律不能有批评声音，普通百姓如果不去看会被认为是“不够爱国”。当政府放宽“电影进口限额制度”时，电影人立刻示威游行，而韩国大众媒体一律给予最大的支持，结果迫使政府对电影人和民众做出妥协。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
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
“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
“从这点上来看，应该说韩国文化论作为‘大众性消费品’而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具备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进入90年代这一时期。在民主化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就后，‘政治言论’的影响力下降，人们有了一点可以说说‘文化’的空闲和‘自信感’。国际化的迅速进行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因而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设定也越发显得重要。”(注：权淑仁：《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当代韩国》2000春季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汉城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权淑仁教授在《大众性韩国文化论的生产与消费》一文中，探讨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韩国文化论”缺失的原因。笔者借用这段话是想说明：韩国电影作为“大众性消费品”具备被生产和消费的条件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这一时期。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出现，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围环境的成熟，和电影产业内部制作、发行、放映诸环节的合理营造——其中电影制作人对类型片的有意识的推进和发展又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大资本的介入改变韩国电影产业格局
电影资金传统上有两大来源，但进入90年代，制片投资发生了两次大变化，极大程度地影响了电影产业及电影形态。
1.产业背景
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韩国电影工业基本上是以美国好莱坞电影消费市场为演变主导的。1986年韩国电影市场开放进口外国影片，迅速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一年即发行400部以上影片。其中100部影片为本土影片，300部是进口影片。其中仅好莱坞和香港两地的娱乐片即占70%多(注：全阳骏(韩)：《韩国：电影工业、美学、新潮流》，李莲英译，《新亚洲电影面面观》，焦雄屏编，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第101页。)。80年代，韩国大电影公司将利润由对本土电影的投资全面转向进口好莱坞电影。政府虽然制定了“电影放映限额制”，但好莱坞利用美韩贸易谈判的机会，强制韩国政府采取自由化的电影政策。美国电影公司不须经过垄断进口的韩国电影公司，长驱直入韩国市场。
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
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
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
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
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
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
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
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
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
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
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
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
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
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
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
1.电影政策
电影审查制度
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
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
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
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
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
经济政策调控
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
2.电影文化的普及
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
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
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
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
电影节
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18.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
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
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
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
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
纪录片
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
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
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
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
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
短片
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
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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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求电影《南京！南京！》观后感 要完全自编
今天，陪同妈妈走进电影院观看了期待已久的历史题材电影《南京！南京！》。这部影片已经上映一周了周围的朋友都推荐此片，今天看过后，心里的思想挺复杂的，这不光是一部好的战争片而且还是一部让我们中国人看清沉痛历史的佳片。同时本片也揭示了一个主题：在人性驱使下的战争才更可悲！
看过电影后，电影中有三个情节一直在我脑里萦绕。
一.陆剑雄捂住小豆子眼睛的场景
在刘烨饰演的陆剑雄面临死亡时他用手捂住了站在身旁的那个小孩子（小豆子）的眼睛，不让他看见中国人倒下，以及那么血腥的场面，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最终陆剑雄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小豆子的身上，在经历了这么惨烈的战争中，而这个孩子最终也顽强的幸存了下来，在电影最后的一幕，小豆子露出了笑容，笑得十分灿烂，这也正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的夙愿，因为他是未来的希望。
二.慰安妇的场景
因为本剧是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所以在剧中出现慰安妇的场景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在网上查阅，在此片刚上映时对这件事也出现了许多褒贬不一的声音。记得电影中有一幕日本人要100名中国女人去当慰安妇来换取难民们的安全，江一燕饰演的小江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在她被抓走时有一个回头的场景，这个画面被许多电影人成为电影最美的瞬间。妓女小江刚出现在影片中时是以一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样子，然而最终还是为了国家而牺牲了，虽然她是渺小的，但她的事迹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
三.角川自杀的场景——还原人性
角川的自杀是我看这部影片也么也没预想到的，这个角色也是这部影片的主线，虽然日本人战领了南京城，身为日本人的他也晋升为军官，但他还是过不了他自己的良心这一关，角川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他和他的日本军队来到中国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角川是日本军人中的边缘人，他一边犯罪的同时还一边挣扎，或者说他在群体中还保持着个体意识，保持着人性的思考。在他临死时和另一名日本士兵说了句：死有时候比活着更好。对角川来说，死更像是一种解脱，不必在军国的职责和人性之间挣扎的最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