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可可西里》與《2012》：中西方不同的生態關懷與文化取向，你怎麼看
這位具有特殊身份的記者視角的設定對於電影文本的生態倫理表達具有重要意義:
記者有一半藏族血統。當他們從北京來到可可西里時，他們似乎在精神血液中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他們對這里的人、動物和山川充滿了深厚的感情。
電影經常用他的眼睛展現這片土地令人敬畏的純粹之美。
他和這里的中國和西藏同胞也有著無形的特殊感情，更加體貼地關心和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所以，他眼中的可可西里，不僅僅是一個「奇觀」，更是一個與人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
這里的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風俗人情，都是這個生態環境的自然部分。保衛可可西里，保護藏羚羊，已經成為可可西里人的自然選擇。因此，台日和他的山地巡邏隊成員的非凡英雄行為既令人敬畏，又容易被普通人理解，他們的悲慘犧牲甚至可以更令人震驚。
有了這樣的藝術處理，影片成功擺脫了中國主流電影所使用的英雄敘事公式。
同時，記者畢竟是局外人，在北京接受過良好的現代法學和新聞采訪教育，這讓他與可可西里人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能夠更理性地審視這里的人類危機和生態災難。
記者作為局外人的身份和對敘述者角度的關注模擬了觀眾相對於可可西里的身份和角度。觀眾在觀看電影時，不自覺地認同了記者的敘事視角並受其引導，在價值判斷、倫理體驗等諸多方面與記者敘述者保持著相同的狀態。
這樣，通過記者特殊的敘事視角，影片不僅成功地讓觀眾從視覺層面觸摸到了可可西里的生態災難和由此引發的人類危機，而且將這種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從情感到心理再到理性思考滲透到觀眾中，令人難忘，具有啟發性。
可可西里顯然拋棄了好萊塢生態災難電影中常見的二元思維。而看似天人對立的故事，卻蘊含著東方方式的天人合一的生態觀。
不同於《永別了亞特蘭蒂斯》在災難中的自我救贖意識和人類對天的勝利，可可西里人在自然面前始終保持著應有的虔誠和敬畏，在自然的強大力量面前生命是那麼渺小，但同時這種看似渺小的生命又是那麼頑強，不屈服於自然的嚴酷，無論是日本和泰國守護藏羚羊，還是偷獵者進行生態破壞。
與電影中蘊含的生態思維相一致，《別了亞特蘭蒂斯》基本上使用了對比蒙太奇手法，無論是外聚焦敘事還是零聚焦全知敘事。人物驚恐的表情和行為與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毀滅性場景交替出現，一方面增強了電影的驚險刺激，另一方面也隱喻了人與自然的對立。
在可可西里，幾乎完全不需要比較蒙太奇，但是象徵性的蒙太奇手法蘊含著強烈的生態倫理，比如流沙吞噬了巡山隊員後的寧靜山川畫面，一大片藏羚羊皮在陽光下刺眼，偷獵者在暴風雪中萎縮等等。，默默地傳達了可可西里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共同分擔的深深的悲哀，以及這種悲哀中蘊含的堅韌。
這種藝術處理使得可可西里超越了一般的善惡美名，對人性和生態有著極大的關注。
著名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曾主張，人們不僅要把地球看作一個可用的東西，而且要把它看作一個有生命的東西，要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尊重和愛護。
當人們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而開墾土地、砍伐樹木、捕獵動物時，也應該抱著尊重的態度，表現出尊重，謙虛謹慎。
像《永別了，亞特蘭蒂斯》這樣的好萊塢生態災難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觀眾對生態危機和生態問題的關注，讓人們警惕生態災難。然而，人為創造的世界毀滅和拯救的畫面本身缺乏對自然的敬畏，仍然延續著自然是人類創造的反生態宗教思想。
「可可西里」以簡單的藝術追求和生態關懷敘事，實現了對消費主義的頑強抵抗，就像可可西里人以生命為代價，抵抗了歐美市場藏羚羊絨的變態消費，代表了東方生態理念的形象書寫。
中西方生態電影形象背後的價值選擇以及由此決定的敘事視角和敘事倫理的差異，提醒我們反思人類在利益生存和生態平衡之間做了哪些努力，如何達到真正的生態倫理關懷，以及這種真正的生態關懷如何以更加合理和適度的方式滲透到我們的影視媒體和日常生活中，而不被娛樂消費所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