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战争是甲午战争吗
第一次中日战争,唐破百济及日本援军之白江口大战(公元663年,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日本天皇元智二年)
由于日本开化远晚于中国,当中国已经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而重入盛世唐朝时,日本才在5世纪初步完成了国内统一后形成了被中国史书称为“倭国”的统一国家,而统一后的大和——倭国,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当时东亚乃至欧亚大陆上文明程度最高的中国唐朝、为日本提供了整理其内部秩序、建立中央集权和土地封建制度的先进国家体制参考。经过有意识的一代代大批向当时的唐朝派遣向唐朝学习的“遣唐史”,日本在公元645年开始全面效仿唐朝对日本的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革”。“大化改革”后的日本增强了天皇和中央政权的权力,日本开始逐步摆脱以前日本本土上众国林立、四分五裂、并一度依附朝鲜半岛上较强的国家的局面,开始有能力干涉日本本土以外发生的事情。
而当时曾一度为汉代中国疆域的朝鲜半岛,由于汉帝国衰退后中国数百年的中心区域混乱、而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然后在公元四世纪后陆续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各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更高的区域性的权威力量制约,这些国家相互间长年陷入战争和对抗状态。而为各自的生存,这三国又分别向朝鲜半岛外的唐朝和日本寻求结盟,最后形成了当时的大和日本(倭国)、百济、高句丽为一方,唐朝和新罗为另一方的战争对抗阵营。
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是663年8月进行的白江口之战。 659年,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交战。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亡。
白江口海战胜利后,唐朝继续对高句丽用兵,因此未能惩罚倭国与百济联合与唐朝发生战争的行为,唐朝始终与当时的倭国保持联系,但密切程度已经低于圣德太子起至孝德天皇这段期间与中国隋唐两朝的关系。而日本方面由于始终担心唐朝对日用兵,同样未能主动发起更大规模的与唐朝密切联系,而这一切,由于日本天武天皇登基后完全改变。日本在白江口海战败于中国之后,更激发了向唐朝学习的热情,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中日两国历史上最友好和文化交流最密切的时期终于开启,直至公元894年日本单独结束派遣遣唐使,才结束了这一中日历史上一度真正友好的时期。
白江口之战的惨败,使日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于是此后的几百年间,他们一直与中国修好,并派遣十几批“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先进经验和技术,而其国内了经历了天皇集权、摄关统治(由权臣担任摄政、关白,实际掌权)、院政(由天皇让位于子弟,自己称“上皇”、“法皇”,实际仍行使政治权利)、战国大名纷争等时期,中日的和平一直延续九百余年,其间虽有蒙古入侵,但和平基本上被维持,直到丰臣秀吉一统日本。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白江口中日一战,创建了全新的朝鲜半岛新秩序,以及日本方面经战争失败后而对唐朝尊敬有加的双重原因。
㈡ 有史记载的中日之间发生最早的战争
中日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之战(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军队全歼日本军队
中国与日本是两个仅一水之隔的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之间冲突却远比其它邻国要厉害得多。从古到今,两国已经发生了多次军事冲突,最早的一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唐朝初期。这次被称为“白江之战”的战斗以中国军队完胜告终。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不够力量,于是向邻国寻求援助,分别与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后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百济于660年向新罗进攻。新罗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让苏定方率领水陆大军十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十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将领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日本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远征军。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四万四千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百济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日本天皇令毛野稚子等率两万七千余人663年6月向新罗发起进攻,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七千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刘仁轨与诸将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
随即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日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唐朝水军七千余人,一百七十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一千多艘战船。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有优势,但唐朝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对于这次战斗,《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四百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彻底退出了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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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唐朝时,唐朝曾以压倒性优势将日本打服,是哪次战争
13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中日之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海战。是役,日本(当时称为“倭国”)完败于唐朝,此后900多年间再不敢挑衅中国,同时也坚定了日本“以华为师”的学习历程。这场战役,便是史上极著名的“白江口海战”。战事的起因,还要从中日两国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说起。
日本的“遣唐使”船
战后,只有极少数日军残余突围而出,而扶余丰也逃奔高句丽,百济复国运动就此失败。白江口海战的惨败让日本极为恐惧,随即将留在半岛的残军撤回,此后900余年间再未敢跟中国交手。不仅如此,日本因担忧唐朝会乘胜来袭,又斥巨资构筑起四道防线,并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不久,日本便开始大规模学习唐朝的进程,而来往频繁的“遣唐使”船便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