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鸦片战争 全！全！全！
鸦片战争(Sino-British Opium War)，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两次鸦片战争使旧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另有相关电影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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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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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
基本信息
日期： 1840年6月28日 - 1842年8月 。
地点： 中国 。
结果： 英国胜利 。
直接原因：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活动。
根本原因：英殖民主义为了开辟殖民地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工业原料。
英国胜利以后的要求：
1、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2、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1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白银7钱2分和3分之间）
3、割让香港岛。
鸦片战争
4、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中方应与英国协商。
影响：使中国从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史开始。
原因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
民族英雄林则徐画像
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
禁烟
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表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晓谕外商呈交鸦片。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他把鸦片集中于虎门的海滩，于高处筑起围栏，挖下长宽各15丈的两个大坑，灌入海水并倒进生石灰，待水沸腾后投下鸦片，使之彻底销毁）。中国的禁烟措施，遭遇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 ；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殖民主义军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损害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殖民主义的尖兵利炮打开。从此再也不能复合，美帝国主义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广州，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望厦条约》。
法国侵略者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帝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几个中国人听都没听过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等，“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下卷）他们一一和中国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道光二十九年，葡萄牙驱逐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中华帝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未受过如此巨大屈辱。
⑵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包括两次: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 道光下令封疆大臣讨论禁烟的看法，朝野对禁烟的看法不一，最终打动道光帝的是当时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烟奏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弄的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种局面显然是道光帝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的，“兵”“银”是封建统治的两大死穴。道光十八年十一月（1838）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1839年3月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严查烟贩，同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200多万斤）鸦片。虎门销烟成为鸦片战争爆发的借口。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清政府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他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2100万西班牙银元，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城市对外通商，此外英国还享有协议关税，而由于清政府官员长期以天朝自居，不熟悉国际关系，在随后的《南京条约》两个补充文件谈判中遭受了进一步的利益损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
战争的三个阶段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广东战事；所谓《穿鼻草约》；英军强占香港岛） 2、1841、1－1841、5（广东战事；《广州和约》；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厦门、台湾、浙东、长江战事）
结果
中国被迫同英、美、法等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一、《南京条约》（史称《江宁条约》）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在英国军舰“皋华利”号上同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共有13款，主要内容有： 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示意图
1、五口通商 2、割让香港岛 3、勒索赔款 4、协定关税 5、干涉司法 6、自由贸易 二、《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 1、领事裁判权 所谓“领事裁判权”，指帝国主义国家侨民不受居留国管辖的非法特权，按照正当的准则和惯例，居留国有权按照本国的法律管理外侨。《虎门条约》破坏了中国的这项正当的权益，规定英人。中华人的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领事办理。 2、协定海关税则 收海关税率大大降低（出口的61种货物和进口的48种货物税率比鸦片战前降低50%-90%，其他货物皆定为百值抽五的税率）。 三、《五口通商章程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 1、片面最惠国待遇 《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后来，中美、中法所订条约也都有同样的规定。列强依此互相援引，共享侵略权益。 2、租界权 3、驻军权 四、《望厦条约》 1、扩大领事裁判权 2、协定关税权 3、税则 4、文化 5、修约。五、《黄埔条约》继美国之后，1844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黄埔条约》。这个条约使法国享有美国在《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同时还规定，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六、其他 七、葡萄牙强占澳门
编辑本段影响
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社会问题的加剧，清中叶自嘉庆、道光年间以后，中国社会已有种种严重问题，包括土地兼并、人口过剩、贪官污吏等，但在川楚教乱之后数十年的太平，使得当时的社会问题隐而不现，鸦片战争虽然直接影响的地区不多，但对于清朝的权威有所打击，许多社会上的问题逐渐浮现，造成较多的民变发生，间接促成了太平天国的兴起。 对知识界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因鸦片战争而改变对西方的看法，更不用说对于向来所轻视的「夷人」学习。此外，由于五口通商使得口岸的商人（或被称作买办），反而较一般知识分子更先开始接触学习西方事物。 战后十年间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新变化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的出现。2、鸦片走私有增无减。3、外国商品倾销局面形成 4、自然经济结构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解体。5、苦力贸易盛行。6、新阶级胚胎的产生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有力地排斥着外国的商品侵略。战后，废除“公行”制度，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主权，外国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这种商品“重炮”，逐渐摧毁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中国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鸦片战争后的经世致用社会思潮 1、 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由来 19世纪初叶，中国封建社会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上往下跌落，封建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与“汉学”也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 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一方面，它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弊端和民族危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主要是服务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依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这种将道势对立起来的观念，没有冲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封建思想藩篱，也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 2、经世派的群体与代表 战前－龚自珍；战间－林则徐；战后－魏源 3、经世致用社会思潮作用：士林风气的变化。 经学义理－经学致用 传统知识结构－近代知识结构 传统思维模式－变易思维方式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理论概括 1、社会性质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领土、领海、司法等主权遭破坏。外国侵略者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3、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中国从此进入了漫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可以行使自己的主权而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的领土完整被破坏，主权从多方面被侵害，已经丧失完全独立自主的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主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着统治地位；战后，外国商品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原有的封建经济基础开始受到破坏，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失去经济上自立的地位。 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人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 4、危害：1）白银大量外流，影响清政府的财政管理，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 2）腐蚀清朝统治机构 3）减弱军队战斗力 4）中国东南沿海的门户被打开，便利了外国势力的侵入。5）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5、结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南京条约》及战后的中国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 1842年8月英国军舰侵入南京下关江面，切断了清政府的漕粮要道，清政府被迫议和，签订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自此，中国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被中断，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编辑本段第二次鸦片战争
简介 是英法资产阶级第一次联合侵略中国的战争。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也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过程
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 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侵略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份，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所谓的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与利用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彻底的付之一炬。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所谓的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⑥增开11个通商口岸。
结果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影响
1、它使中国损失了更多的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 2、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3、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 4、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 5、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⑶ 鸦片战争 2次
这上面有详细的 http://ke..com/view/13965.htm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是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
1856年10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曾为走私方便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叶名琛初据理力争，但旋又妥协退让，将全部人犯送到英领事馆。巴夏礼为进一步扩大事态，百般挑剔，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悍然挑起侵略战争。接着，英军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
为了扩大侵略战争，英国政府于 1857年3月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来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的要求。此前，法国正以“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所谓“马神甫事件”，是指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违法进入中国内地活动，胡作非为，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被处死一案。此案迄未议结。1857年，法国政府将它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来华协同英军行动。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其中法军一千人）在珠江口集结，准备大举进攻。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加上“饷糈艰难”，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息兵为要”的方针。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的政策，不事战守。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并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叶名琛被侵略军俘虏，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侵略军占领广州期间，当地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广州附近义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御侮杀敌。香港、澳门爱国同胞也纷纷罢工，以示抗议。
广州陷落后，四国侵略者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时间，加紧军事准备。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分，以狡诈的手段，分别于 6月 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咸丰帝此时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再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清政府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参见彩图插页第115页）。10月24日、25日，奕■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①开天津为商埠；②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③割让九龙司给英国；④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⑤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哩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参见第5页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图和第1538页沙俄侵占中国西北领土图）。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并日益扩展，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⑷ 鸦片战争的资料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包括两次: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列强侵略更加深入中国，列强加强对中国边疆和内地的渗透，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艰苦。 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同时，沙皇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中国境内的卡伦强行指为分界标志，为更多地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件。中国的珍贵文物、宫廷建筑遭到重大破坏和劫掠：比如圆明园被破坏。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后中国百年受到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
第一次鸦片战争基本信息
日期：1840年6月28日 - 1842年8月 。 地点：广州 珠江口。
鸦片战争(11张)结果：英国胜利 。 直接原因：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活动。 根本原因：英殖民主义为了开辟殖民地市场，掠夺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工业原料。导火线：虎门销烟。 英国胜利以后的要求： 签订《南京条约》，条约内容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 赔款2100万银元。（1西班牙银元在中国白银7钱2分和3分之间） 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鸦片战争
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中方应与英国协商。 影响：1、使中国从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中国近代史开始。 2、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中断。 3、战后的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
原因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古老封建的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起的，所以历史上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 从乾隆后期开始，清朝的统治日趋衰落。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虚骄自大，闭目塞听。而同一时期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已有长足发展，并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扩大海外市场的目标。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上保守的“天朝上国”思想，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外来的产品的需求很小。外国商人为摄取暴利，从华南将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道光十八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鸦片的泛滥，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使吏治败坏导致中国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短绌。道光延续自雍正以来的禁烟政策，但鸦片走私不但不见收效，反而日益猖獗。事态的发展引起的朝野人士的警觉。
⑸ 有没有那部电影全面反映第二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算是最多的。
⑹ 刘晓庆饰演慈禧太后的那部电影叫什么
这部电影叫做《火烧圆明园》。《火烧圆明园》是由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历史片，由李翰祥执导，刘晓庆、梁家辉、陈烨、张铁林等主演。
该片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慈禧是如何从一位不被人注意的少女成长为咸丰帝宠妃的故事。1983年9月21日，该片在香港首映；同年，该片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特别奖
《火烧圆明园》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电影工作者共同创作的电影作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遭受了一段屈辱的历史：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他们闯进圆明园，把园内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实在运不走的就任意破坏、毁掉。
最后为了销毁罪证，侵略军放火把圆明园烧成灰烬。1980年，李翰祥导演有了把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的想法。他查阅了大量史料，并请教多位清史专家，几易剧本，最后完成《火烧圆明园》的剧本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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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圆明园》剧情简介
1852年，出身宦门，颇具姿色的玉兰被选入宫，册封为贵人。但因玉兰所属的叶赫那拉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有宿怨，而未能得到咸丰帝的注目。玉兰苦思进身之计，终以一曲缠绵哀怨的小调吸引咸丰，进而博取宠幸。
以后，聪明伶俐的玉兰，经常伴随在皇帝身旁。一年后，玉兰因生子载淳，被咸丰封为懿贵妃，在宫内的地位已与皇后相仿。此时，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起。英、法等八国联军进攻广州、天津，后直达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混乱。
咸丰采纳懿贵妃主张，命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御敌。八里桥一战，清兵败北，参战将士全部阵亡。咸丰即率嫔妃及大臣肃顺等逃往热河行宫，留弟弟恭亲王——奕欣在京与洋人谈判。
热河行宫里，咸丰不理朝政，犹自整日寻欢作乐，奏章由懿贵妃代为批阅。骄横不可一世的英法联军欺其昏庸，仗着洋枪洋炮，攻入北京城。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将举世闻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抢劫一空，并付之一炬。
《火烧圆明园》原本是由张金玲饰演慈禧，刘晓庆饰演慈安。但是张金玲因为怀孕，放弃了出演慈禧一角的机会，于是慈禧一角也改由刘晓庆来饰演。
因为梁家辉长得酷似咸丰皇帝，因此导演李翰祥选择由梁家辉来扮演片中男一号。片中丽妃的扮演者周洁并没有参加《火烧圆明园》的试镜，她在导演李翰祥的剪辑车里跳了一小段舞，李翰祥就决定由周洁来饰演“丽妃”。
《火烧圆明园》在中国内地拍摄期间，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并且第一次开放皇城故宫的实景为该片提供拍摄场景便利，片中百官上朝、军机议政、木兰秋狩、圆明残垣，皆是实地实景实物展现。
此外，为了拍摄圆明园的场景，导演李翰祥还说服新昆仑影业公司，耗资64万人民币在北京昌平搭建起一个仿真的圆明园外景地，并在拍摄尾声时用一把火烧掉。
⑺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八里桥决战中的骑兵对决
一直以来，国人总认为清军在八里桥之战的失败完全是因为武器落后，自从三十年前，电影《火烧圆明园》放映后，这种认识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觉得，用大刀长矛对抗洋枪洋炮只能收获绝望和耻辱，如果是传统的白刃近战，那结果将完全不同。
但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如果查阅过作战双方的史料就会发现，武器落后只是失败的一个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在这场战役中，冷兵器仍占了很大比重，骑兵至始至终扮演了主角，清军与其说是被联军的炮火轰垮的，还不如说是被骑兵的马刀砍废的。
此战，清军统帅是科尔沁亲王增格林沁，所辖总兵力约23000人，包括他亲自率领的17000余人和副都统胜保率领的5000京营，其中，他亲率的17000人里有将近10000人是来自察哈尔的蒙古马队，这是清军的王牌，被咸丰帝称为大清的“长城”。清军的主要装备是复合弓和鸟枪、抬枪以及腰刀和长矛，清军还拥有大量火炮，虽然如今无法知晓其确切数量，但根据战后联军的说法是“非常多，比联军火炮多得多。”
英法联军统帅是法国老将孟托班，英军指挥官是格兰特中将，总兵力约8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其中骑兵约1500人，由英国“女王”近卫龙骑兵团、英属旁遮普普罗比骑兵团、英属印度费恩骑兵团、法属北非西帕希骑兵团组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印度骑兵和北非骑兵正是当年德里苏丹国骑兵和埃及马穆鲁克骑兵的后裔，这是在蒙古鼎盛时期仅有的击败过蒙古铁骑的两支骑兵，他们将在六百多年后再次与他们祖先的对手交锋。联军的主要单兵装备是前装燧发线膛抢，其中法军装备的米涅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前装线膛抢，英军装备的恩菲尔德步枪也是当时的顶级步枪。联军炮兵主要装备的是前装滑膛拿破仑炮和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以及大量康格里夫火箭。
大战开始前，双方已经爆发过几次大规模前哨战。联军在北塘登陆后立即直插北京，而京津一带的原野上正是骑兵的理想战场，所以联军在进军途中不断遭到清军骑兵的骚扰。
1860年8月12日，3000蒙古骑兵袭击了一支700人的联军，联军立即组成对付骑兵的空心方阵，用火炮阻击清军不让他们靠近，同时派出英国“女王“近卫龙骑兵团的300骑兵进行反击。蒙古骑兵立刻散开，用传统的游击骑射战术对抗英国骑兵。但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英国骑兵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骑兵，他们依仗战术和马匹的优势以及精湛的白刃战技巧以极小的代价击溃了蒙古骑兵，并使他们遭到重大伤亡。战后一名参战的锡克骑兵轻蔑地说：“他们只是很难抓到，一旦抓到了，就造不成什么伤害。”
1860年9月17日，北非西帕希骑兵遭遇大队蒙古骑兵，凶悍的北非骑兵仗着阿拉伯骏马的速度优势迅猛突击，蒙古骑兵根本来不及拉开距离实施游射就被迫与西帕希骑兵陷入对砍，乘着阿拉伯马手持大马士革弯刀的西帕希骑兵在马匹、战术、军械方面都具有压倒性优势，结果蒙古骑兵几乎全军覆没。
1860年9月18日，英印骑兵400人遭遇2000蒙古骑兵，英印骑兵组成密集而严整的线型队列展开突击，蒙古骑兵被迅速击退。
1860年9月21日，联军进逼八里桥，决战就此展开，清军首先开炮，但大量火炮没有得到很好地组织和指挥，而是各自零星散射，根本没有对联军形成有效杀伤。据联军观察，大量炮弹从头顶飞过，几乎没有命中任何目标。炮击结束后，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分三路向联军发起突击。而联军炮兵在有效组织和指挥下的集火射击给清军造成重创，连胜保都被炸伤而不得不后撤。联军施放的火箭使没有受过热兵器时代严格战场训练的清军马匹受惊四处乱窜，冲乱了己方阵型。
增格林沁不愧是一员战场经验极其丰富的战将，在火力远不如对手，战场局势严重不利的情况下，他敏锐地找到了敌方的薄弱点，即英法两军的结合部，并且发现了联军主力是南面的法军，于是指挥骑兵由西向南，朝结合部勇猛穿插，试图割裂联军，包围联军主力。如果成功，联军将被分割包围，清军就可以利用数量优势吃掉其一部，至少也可以迟滞联军进攻，为谈判争取条件。但是很不幸，在联军骑兵的强力反击下，蒙古骑兵再次被击溃，失控回窜的马匹冲踏后面的步兵阵型导致全线崩溃，此时增格林沁已经无力回天，被败军裹挟着一路溃退而去。
此战清军伤亡万余而联军阵亡仅十余人，蒙古骑兵尸山血海地惨烈却换来一个可悲又可笑的结局。法国国会准备授予孟托班“八里桥伯爵”荣誉时，遭到了议员们的嘲笑，他们认为那根本不是战斗，孟托班不配获得这一称号。
从战斗过程看，武器的落后的确是导致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清军更多的败在了战术思想、组织指挥、训练水平等方面。
十九世纪的线列战术是近代最先进的战术，列强们无论在海战还是陆战中都严格执行这一战术。步兵通过严密的线列阵型可以有效抵御骑兵的冲击。最典型的战例就是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93步兵团那条著名的“细红线”。他们以坚强而严整的线列挡住了哥萨克骑兵排山倒海般地突击，赢得了"The Thin Red Line"的绰号。
线型阵列的编组对士兵素质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在“排队枪毙”的严酷局面下，每个士兵都要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绝不后退半步的决心和勇气，这有赖于平时的严格训练，只有在有着优秀管理制度，拥有完整条例条令，得到良好组织指挥的部队里才有可能实施这种训练，在晚清那种腐朽制度下的腐败军队里是不可能做到的。
19世纪骑兵与古代骑兵的最大不同就是作战时不再完全依靠单兵的骑射能力和白刃格斗能力，而是排成层层密集的线列，不惧矢石地实施反复突击。这样的骑兵单兵能力也许不如古代游牧骑兵，但排成线列后就形成了一个铁拳，原始游牧骑兵的散漫阵型根本无法与之对抗。英法骑兵在世界各地的殖民过程中，遇到过许多以强悍著称的土著骑兵，但从来没有一支土著骑兵能战胜英法的线列骑兵战术。拿破仑说：“2个马穆鲁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骑兵，100个法国骑兵与100个马穆鲁克骑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骑兵能战胜300个马穆鲁克骑兵，1000个法国骑兵绝对能战胜1500个马穆鲁克骑兵。”这充分体现了这位伟大统帅对近代骑兵与古代骑兵差别的认识。
但是将骑兵排成线列对马匹的选育和训练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只有依托近代国家体制和工业化国家的能力才能做到。如果队列里马匹的体格和速度参差不齐，士兵的武器不是统一的制式化装备，那么在高速突击中，队列将无法保持，士兵的战术动作也无法统一，队列的威力也就无从发挥。如果马匹没有受过良好的战场训练，那么在炮火震耳欲聋的战场上就会受惊失控，甚至威胁己方阵营。
在八里桥参战的蒙古骑兵乘用的蒙古马耐力好，耐粗饲，适于长途奔袭，但体格小，速度慢，“悍威”差，战场训练更是远不如英法骑兵的马匹，在八里桥这个近距离正面对决的战场上，这种劣势就更加突出了。蒙古骑兵都是从牧民中临时征召的，虽然有着骑射天赋，但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组织意识差，战术思想原始，他们仍然采用祖先的游射战术，不与对手近战而是通过运动中的弓箭射击来消耗对手。但他们没有想到，这次他们的敌人不是像他们一样各自为战，而是排成线列猛冲而来，更没想到的是经过近代技术培育的马匹速度如此之快，在他们还没有各自散开实施游射时已经被咬住了。北非骑兵和旁遮普骑兵本来就是性情凶悍的骑手，再经受欧洲的战术训练后更是如虎添翼，在战术执行能力和个人格斗技巧上都彻底压倒了蒙古人，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对决尤如老鹰捉小鸡一样毫无悬念 。
所以清军八里桥之战的失败绝不仅仅是武器的失败，而是思想与体制的失败，是古代国家面对近代国家的失败。清军即使拥有了与联军一样的武器也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三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用更惨痛的结局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只有以开阔的心胸面对世界，与时俱进，始终傲立在历史的潮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⑻ 清朝死三万人,英法死十二人,那场战争电影名字叫什么
火烧圆明园
1856年10月，英军炮轰广州，重新挑起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英法联军在占领广州后，一路北上，1858年，英法联军打到天津城下，扬言进攻北京，清政府连忙派人议和。1859年，英法公使各率领一支舰队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英法代表从天津北塘登陆进京，英法公使却依仗武力，率舰队蛮横闯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的清军开炮阻击，英法联军狼狈逃出大沽口。
火烧圆明园
英法侵略军到达圆明园后把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为了报复，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并派遣戈登执行火烧圆明园命令，大火连烧3天3夜，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这是人类历史文明史上的一次浩劫。
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于10月6日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法军队洗劫两天后，向城内开进。10月11日英军派出1200余名骑兵和一个步兵团，再次洗劫圆明园，英国全权代表詹姆士·布鲁斯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并杀害21名使节，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