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 谈一下对类型电影历史与现状的认识
“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口号在电影史学界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激烈论辩后,仍是众声喧哗,新的言说似乎仍在策论阶段而无有架构;随着社会上“电影热”的普遍升温,许多高校开设了电影史课程,然而得到公认的中国电影史教材,除了上世纪60年代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先生等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几乎没有扛鼎之作,而且,即使是权威教材,其传统史观也面临着新现象、新问题、新方法的多重检视,迫切需要自我更新。如何重写中国电影史?新近出版的、在中国当代电影史研究领域惟一一本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的《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文化艺术出版社)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史观变迁,重新书写成为必需
长期以来,以《中国电影发展史》为代表的传统电影史的写作,更偏重于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对中国电影进行评价。“对某些电影的主张、电影运动、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颇,对某些电影导演、电影现象和电影思潮的评判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有一些该说的还有遗漏。”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影视互动研究中心主任宋家玲告诉记者。所以,长期以来,电影学界形成了内地有内地电影史,台湾有台湾电影史,香港有香港电影史的状态。“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写一部完整的中国电影史非常有必要。现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宋家玲等学者表示。同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星提出,由于史观的变迁,对史料的选择和搜集也存在重新审视的问题。很多东西如果再不重新书写,很有可能就消失了。所以,提供给大家一个公正的文献,让大家来考察和评价,也是重写电影史的意义,更有其现实的迫切性。
过去,对于电影我们过于偏重它的教育和宣传的功能,而现在它变成了人们娱乐、休闲的文化方式。《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主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在编著《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时候,把电影看成是一个产业,所以,《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打破地域的局限,不再拘泥于行政区域划分的视野,将内地、香港、台湾统而观之,探讨在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产生的相同题材、相同类型的电影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我们希望,对被忽略的历史进行重现和描述。”贾磊磊说。
直面问题,当代影史脱俗出新
目前的电影学界,很多问题还存在争论,而撰写相关的当代电影史注定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比如,“到底中国电影史应该分为哪几个时期?还有,对中国电影类型的认识,目前只是约定俗成,从学术角度来看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另外的难点就是,“对电影作品、电影导演的评价,对电影思潮、电影现象的评价,包括某一时期电影的观念、思想、认识,大家分歧很多。”周星告诉记者。比如,对“十七年电影”(即1949~1966年的中国电影)的评价,直到现在电影学界还是存在不同观点。
《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首次提出了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历史的时代、国家的时代、政治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和产业的时代。周星认为,新中国电影史六个历史时期划分观点的提出,在电影学研究上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或者可以解决从前电影分期过于简单、形式化的问题。“以一个时代电影的总体特征作为对新中国电影不同历史时期的分类,力图凸显一个时代电影形态的主要特征,是我们十多位学者20年来对中国电影的认知。”贾磊磊说。同时,在类型的划分上,贾磊磊告诉记者,他们并非按照预先的逻辑强加给电影史,并非完全按照类型或者完全按照题材,而是按照中国电影的具体存在方式寻找各个章节的内在逻辑,将中国当代电影分为了时政、都市、农村、军事、戏曲、惊险、武侠、古装'历史'传奇、儿童等部分。“确实具有类型电影划分的参考价值。”宋家玲评价。
教材建设,联合协作大势所趋
一直以来,除了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外,在电影学界得到公认的权威教材几乎是空白,其原因究竟为何呢?
“缺乏联合的精神。”周星一言以蔽之。宋家玲告诉记者,近些年虽然也有一些中国电影史教材出版,但几乎都特别简单,偏重于常识性的介绍,大都局限在梳理一些电影创作的发展情况,多是相关教师为了应付各自高校的教学任务而编写的,有的质量很成问题,暴露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还不是很系统、很成熟:“一些老的成熟的学科,比如中文、戏剧等等,在其史学学科的构建上具有系统、科学、全局性的特点,现在已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的教材,权威机构牵头,相关高校研究力量联合协作,编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被大家认可,而且经过不断修订,越来越成熟。但中国电影史教材这一块,好像就没有统一的规划。”学者们表示,作为教材,特别是史学一类的教材,不能各说各的,误导学生。
同时,由于电影学科形态的特殊性,非常强调对直观史料(主要指影片本身)的占有。非常遗憾的是,“有些部门的史料并不是完全公开的”。周星说。显然,如果仅仅是从纸面到纸面地研究电影,权威电影史教材是不可能产生的。
所以,“电影全史的个人写作时代结束了,一个人要写一本中国电影史的时代结束了。”贾磊磊告诉记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出资调集了该院影视所的核心力量,加上国内当代电影史学的专家共十多位学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的编写,每个人,每几个人,只是侧重于这50年来电影的某个题材、某个类型,才可能保证新中国以来的电影,编写者完全看过,才可能保证电影史写作的质量
Ⅱ 结合中国电影史和近年热映的国产电影试分析中国现实主义的创作与发展
摘要 哇呜好大一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了。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要拍好不容易,既要真正展现现实,又要控制某种尺寸,畅所欲言很难。裂缝中生存吧。比如《我不是药神》,已经是能触碰的现实主义的天花板了。又比如《血观音》,已经尽可能地在表现这种残酷性,可是又没办法像《素yuan》这样的片子一样淋漓尽致。
Ⅲ 求关于中外电影风格研究的论文,急
从发展来看,中国电影事业比西方电影事业起步要晚几十年。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常常有一些不经意的幽默,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往往在不经意间一个细节让你忍俊不禁。相比较而言,中国香港电影界的奇迹“无厘头”电影可谓从头到尾让人乐翻天,这不仅仅体现在情节设计上,在人物形象和塑造上,环境的布置以及音乐配置上都是做足功夫的。以我个人的浅薄认识,美国电影是“幽默”,香港电影里有的只是“滑稽”、“搞笑”而已,我无法评断孰优孰劣。电影只是文化的一个缩影,不同风格必然有其文化大背景。另外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西方电影的艺术片、西部片、歌舞片和动画片也是别具一格,常常让人感慨:啊!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而中国电影在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含蓄内敛的韵味与风格,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逐步上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上升。通过音乐与电影的比较,中西方文化的特点差异在我们脑海中都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接下来,我们又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典型及其深层原因。在做这一部分内容时,我们查阅了相关书籍并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
Ⅳ 中国当代电影(新时期)的发展过程有何特点
中国当代电影(新时期)从1977年开始到现在,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
其主要特点 :
①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 、《高山下的花环》 、《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②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③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
④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⑤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 。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Ⅳ (十万火急!悬赏120分)论文:电影中的审美价值
色彩艺术在电影表现技巧中的审美价值
[摘要]本文从单色在电影视觉艺术中给人的直接感受,色彩在对比中赋予电影视觉艺术的强烈感染力以及在夸张的色彩设计中创造独特的作品寓意,进而充分体现色彩在影视艺术中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色彩;视觉艺术;审美价值;和谐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www.lunwenw.com] 原文链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327397.html
电影《赤壁》的审美价值类别及民族精神
摘要 吴宇森的《赤壁》在延续其“暴力美学”基础上,传递了丰富的审美价值类型,并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颠覆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电影《赤壁》在艺术表现上的审美价值类型,主要体现在:场景的壮美与声效的优美,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阴柔,叙事的冲淡与情感的纤浓,进而指出影片颠覆过去对历史人物的善美评判,暗合了民族精神——团结。
关键词 审美价值;类型,民族精神;《赤壁》
[注:该文章转自[中国论文服务网 www.lunwenw.com] 原文链接:http://www.lunwenw.net/Html/dsdy/155251795.html
Ⅵ 简述中国电影发展史作文1000字
写作思路:把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写下来,包括起源,发展,现况。
由1896年至20世纪20年代,虽然外商在中国电影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但亦阻止不了我国电影活动的开始。1903年,德国留学生林祝三携带影片和放映机回国,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为了向著名京剧老生谭鑫培祝寿,拍摄了一段由他主演的京剧《定军山》。
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和中国传统的戏曲和说唱艺术结合起来,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电影类型。但是最早尝试拍摄这种电影类型的丰泰照相馆只属小本经营,算不上是电影机构。
直至商务印书局“活动电影部”的出现,才真正代表中国制片业的开始。在这段期间,除了“商务”之外,先后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还包括由美商投资“亚细亚影戏公司”、“幻仙”、“中国”、“上海”、“新亚”等。
由于他们的成员多是来自戏剧舞台,所以当时的电影题材和内容大多源于中国戏曲和文明戏。此外,他们也开始拍摄剧情短片和长片,对电影这种艺术作最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历经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时期等各个历史阶段;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再到立体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立体像(3D),从模拟到数字,从传统到现代的技术变革进程。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电影都留下了优秀的代表作:20世纪20年代拓荒时期,有《孤儿救祖记》等关注社会改造的进步电影;抗日救亡时期,有《狂流》《中华儿女》等鼓舞斗志、弘扬爱国主义的影片;抗战后,《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又深刻揭示社会矛盾和本质,形成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
Ⅶ 急!请帮分析一下这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The Missing Gun——影视作品分析论文
【影片概况】
1、片名/英文片名:寻枪/The Missing Gun
2、编 剧:陆川 Chuan Lu
3、导 演:陆川 Chuan Lu
4、出 品:华谊兄弟太合影视公司/2002年/120分钟/彩色
5、获奖情况:
2001年度 《寻枪》剧本获台湾2001年度优良剧本大奖
2002年2月 陆川受邀以嘉宾身份出席柏林电影节
2002年4月 第九届大学生电影节,《寻枪》作为第一部参赛影片放映
陆川导演《寻枪》获得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2002年5月 《寻枪》受邀参展第55届戛纳电影节
2002年度 参赛威尼斯电影节“逆流而上”(Up Stream)单元
2002年12月 《寻枪》入选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世界剧场”单元
2002年度 新周刊中国年度新锐榜 年度最佳电影
2002年度 卫视周刊年度全球十大电影,年度最佳导演
2002年度 上海影评人协会 年度十大国产片
2003年4月 第三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寻枪》获内地最佳处女作奖、内
地最佳影片奖;姜文因为此片,获内地最佳男演员奖
2003年6月 《寻枪》入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世界全景电影”单元
2003年11月 《寻枪》获全国法制题材电影电视节(剧)目“金剑奖”电影
二等奖
【故事梗概】
故事讲述了边陲小镇上的一名普通警察马山在参加完妹妹婚礼酒宴的第二天发现枪丢了,由于里面的三颗子弹随时可以让人毙命,他开始走遍小镇的每个角落,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抱以怀疑态度。昔日恋人李小萌的出现及枪杀使案情错综复杂,更使马山入狱。牢里马山冷静思考、茅塞顿开,出狱后顺藤摸瓜,案情逐渐明朗,然而不让更多的悲剧发生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最后两颗子弹射入自己的身体。
【正文】
平淡的生活,因突如其来的事件被打破,我们努力的弥补,只能被生活引向迷离的未来,你拼命的想找回失去的东西,但最后只是走向更歪的岔路。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心中的枪都丢掉了,有的人去找,有的人没有去找,而马山去找了。
冬日一个午后,阳光透过玻璃照在身上,昏昏欲睡。于是顺应心意,打开了电脑里放置多时的《寻枪》,写结课论文时迟早要看的,择日不如撞日。接下来的120分钟里,这部不知被多少人称作最具影响力的华语电影之一,或者去掉之一,不断地在向我展示它的新题材、新视角、新结构、新理念,前所未有的“新”,这决不仅仅是就制作发行来说,而应该是从影像、人物到叙事等各个角度对影片的总体印象。
一、寻枪之叙事结构
《寻枪》是标准的程式化线性结构,起于马山发觉丢枪、承于昔日情人枪杀而自己入狱、转于出狱后线索的逐渐明朗、合于真相大白和自己解脱之死。影片集合了悬疑片、惊悚片、警匪片、故事片、心理恐怖片等诸多表现元素,略带惊险的情节悬念和极富诙谐色彩的贵州方言对白让影片的内容和形式产生出一种巨大的情绪张力,观众一边笑着,一边等待意外,甚至愿意接受惊悚。在影片的叙述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导演巧妙地运用转换叙事聚焦的叙事技巧,焦点由马山,转向妻子韩晓云,儿子马东,直至全镇的许多人。都是以不同角度,对比着剖析每一个人物的心态。进入《寻枪》的世界里,发现进入的不仅是故事的情节,更多的是走入各个人物不同的心理层面中去,随着他们的思路,伴着人物在神经线上跳舞,既我们所说的身临其境。这一种意志的无意识重合,是导演巧妙娴熟地转换叙事聚焦的缘故。同时在叙事时间上,大量运用时间倒错,预叙插叙等,一方面给看似平淡无奇的线性叙事结构增加了可观赏性,一方面使故事迷雾重重,焦虑、焦灼、多疑的基调和氛围充斥着整个作品,给接受群体带来美的价值体验,使情节更具吸引力。想起王家卫曾经在某档谈话节目中这样说,“一个好的导演要有这两样本领,一个是爱吃,一个是会讲故事。”
二、寻枪之主题
关于判断。生活中有很多事物需要我们作出判断。理性生活中的判断必需以正确的知识和合理的逻辑为基础,这样的基础必须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得到实践检验的知识和道理。生活的知识和纯理性的知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它容易受到其他因素比如情感的干扰。正确的判断会前方的路越来越清楚,错误的选择会让所有事情一筹莫展,必要时还会搭上你的姓名。我们很清楚,对于一个醉酒的人,那段失却的回忆只能用在各人的说辞来填补。换句话说,那是别人告诉你的回忆。根据那张婚礼的名单,马山找寻着那可能线索,拼凑着失却的回忆。他喝醉了,周晓刚的车,老树精开的,中间却夹了一个名单之外的李小萌。一切扑朔迷离,所有人都可以怀疑。此时马山的判断也出了或大或小的偏差,昔日情人死了,与妻子的误会愈加大了,所有的所有,包括那把下落不明的手枪。
关于爱情。这是影片中一个比较明朗的主题,分为初恋和家庭。李小萌是否是马山的初恋情人,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山对李小萌发自内心的感情,“你不喜欢她时,她要你喜欢她,你喜欢她了,她又跟别人走了”,我想这几句台词会让有过相同经历的人看到此处场景时或是淡然一笑、或是内心一痛,曾经的他(她)又是那么鲜活的浮现了出来。对于初恋,我们永远有种无法释怀的情愫,和一种最为简单的回忆。而马山与他的妻子,他们偶尔的小打小闹,偶尔的卿卿我我,是我感动之所在。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普通的出身、普通的家业、普通的生活,而这也绝对是一个幸福洋溢的家庭,父亲是人民警察,母亲是小学教师,儿子是母亲班上的学生,一家三口过着和谐的日子。当看到妻子劳累于家务时,丈夫会说一句“我晓得,我可能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父亲……”;当误会在两人之间产生时,丈夫会说一句“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当马山意识到自己凶多吉少,来到妻子所在学校准备诀别时,丈夫会说一句“这个给我儿子,还有这个,这个给我太太,嗯,出差。”看到这里时,只有心痛。简单的言语,寥寥的表情,我读出了马山对爱情的坚守以及身为人夫、人父那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宽广的胸怀。
关于寻找。影片的自始至终,我们都随着马山一起发疯的寻枪。寻到最后,我发觉现实生活中的我有时亦如马三一样,一觉起来突然发现“枪”丢了。就像李安说过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臂山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把“枪”,“枪”的丢失即人的一种精神缺失。“枪”在这里实际上是象征着人们冥冥中丢失的、寄托了理想的精神信念,丢枪—寻枪只是一个形式,影片并不在乎“枪”在哪里,而是关注马山,作为一个警察丢枪后精神失重、偏颇,到执著、冷静直到最后对生死、亲情、尊严、道义的取舍过程,寻枪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人寻找生命支柱和意义的过程。此时的人即在寻找,寻找是一种使人苍老,也使人成熟的过程。寻“枪”的过程是如此的彷徨,因为你压根不知道“枪”丢在哪,到哪里找,有时你甚至不知道“枪”是何物,就像你突然发觉一点也不了解自己一样。寻“枪”的过程中你能发现生活中的裂痕,亦如马三和妻子儿子之间的那种矛盾。
三、寻枪之音乐
片中的音乐和整部片子一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影视配乐流程化的今天,年轻而有激情的“非翎”乐队重新带给我们真实贴切,细腻认真的感动,难能可贵。
整个影片是从马山的主观视角出发的,所以音乐也是受马山的心理感受推动的,在马山心理的不同阶段,音乐有着各自的特点。有最初发现丢枪的混乱节奏,还有当丢枪事件暴露后趋于平缓、细腻但依旧存在紧张感的音乐,最到最后马山解脱后流畅轻快的音乐。
影片另一大特点就是很有特色的音乐音响,冷不防冒出的一两句尖锐的笛声。这个声音很特别,它虽然是乐器发出的乐音,但没有旋律和节奏,很难把它归入音乐的范围,从效果上说倒更接近于音响的作用。它多出现在马山丢枪之初,那时他时时处处处于高度的紧张中,一点点情况都会给他的纤细的神经造成巨大的刺激。
四、寻枪之蒙太奇
这里重在阐述《寻枪》中多处运用的叫板蒙太奇。这种结构方法在故事影片中能承上启下,上下呼应,而且节奏明快,如同京剧中的叫板。这就是思维视觉化,体现了《寻枪》以视觉逻辑为原则的一大特色。导演用闪回、凝滞、跳跃取代了传统线性连续性前进的时空结构,出现了大幅的时空跨度,比如谈到婚礼,就出现了婚宴上很多人来拉已经酒醉的马山;说到老树精,就出现一组闪回镜头交代马山与老树精关系,硝烟弥漫的战场空间也体现了对《阿甘正传》的戏仿;再转到现实时空时,马山已经在老树精的修车铺与他对话了,但也仅仅一句话的时间,画面又回到闪回时空,战场上老树精救了马山一命。从陈军饭店的院子到老树精的修车铺,从枪林弹雨的战场到现实时空,创作者用了非常简洁的镜头和剪接,把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得不蔓不枝、干净利落,体现了导演相当深厚的画面叙事功力。
五、寻枪之后现代性
提到后现代性,不得不涉及到后现代主义这一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概念。之所以众说纷纭、难以界定,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并不是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法而产生的一个外延比较确定的历时的概念,而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的变幻不定的本质的把握而提出的其本身就包含着矛盾与冲突的概念。即解构后重新拼贴,反对中心性、整体性、体系性,不求深刻,尽量平面化,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深度性的追求,使自己在支离破碎的语义玩弄中得到暂时性的空洞能指。后现代电影,即在逝去的时光中寻找快感,与陈旧的影响中整合新意,成为电影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不可或缺的创作源泉。
因此《寻枪》这部电影,之所以受到业界外人士一致性好评,与其简洁明快的叙事风格、清新明朗的镜头语言以及多片种特点的融合固然是分不开的,但尤其是自始至终地对后现代性元素的关注,更使得本片展现出其独特魅力,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惊艳”感。
这体现在《寻枪》中是一些人物对白的内容经常没有实际意义,但说话的方式却很有讲究,如陈军和老树精争相出谋划策,马鹃对马山抱歉的哭诉,公安局长对马山严厉的批评,马山遵循局长的推理向陈军解释丢枪的危险,以及小偷被捕后与马山的对话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以为是、振振有辞,却言不及义。对白既有音乐性又不乏幽默感,从而开掘出“废话”的艺术魅力。这种“废话连篇”的精巧设计,割裂了言语的所指而使其成为空洞的能指。
六、寻枪之姜文
之所以姜文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在这部影片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看着《寻枪》,我常常会不由自主想到多年前的那部《有话好好说》,同样的认死理,同样的倔脾气。一边是赵小帅张罗着老谋子在楼下大喊“安红我想你”,一边是马山挨家挨户询问一切与之有关的人,誓不罢休。这部戏与其说是陆川导演,不如说是姜文篡位。整片的风格,浑然的姜式味道。晃动的镜头、讽刺意味的对白、马山那副表情,这一切跟竟然跟《鬼子来了》相去不远。姜文是一个善于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想法的人,他会影响或者说控制导演,所以,在《寻枪》里,我们可能找不到陆川,我们只能找到姜文一个人。
【参考资料】
【1】 http://ke..com/view/245885.htm#5
【2】 陆川《我们的电影形态》,《寻枪》2002年现代出版社
【3】 李显杰《电影修辞学:镜像与话语》200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4】 典泰《电影知道答案》2006年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5】 http://ke..com/view/245885.htm#5
【6】 http://www.douban.com/review/1061241/
【7】 http://www.douban.com/review/1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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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漫谈中国电影文学史
据报道中国的制片人张伟平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得奖,有“猫腻”。因为该电影节的主席穆勒是贾樟柯这部影片的投资人。张伟平投资的大片【***】和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威尼斯同日上演,角逐金狮奖,好比是两部中国影片决斗,结果【三峡好人】获胜,得到金狮奖。而【***】惨败。
这使财大气粗的老板张伟平愤愤不平,回国即有上述言论。而贾导演樟柯则声明并无此事,穆勒也声称和【三峡】没有经济关系。不管这场纠纷以后如何发展,如果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标志着中国巨资古装影片冲击外国奖项的彻底失败。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评论【***】时说,“我们都在学【卧虎藏龙】”,至于为什么要学,那无疑是因为【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而目前的中国人,把在国际上获奖作为“崛起”的标志,对于制片和导演,得奖的意义当然更大。所以近年来中国人出了大钱,其中以张伟平先生最为执着,聘请中国或世界上最著名“编导演摄录美”全套人员,组成“电影梦之队”,效仿【卧虎藏龙】,作出巨资古装武打影片,冲击外国电影节大奖,其中包括【英雄】、【十面埋伏】和现在【***】,这三部影片前仆后继,结果是全部被击毙在评奖委员会的脚下。而在200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败得更惨,居然败在低成本影片【三峡好人】之下。
实际上西方电影界在【卧虎藏龙】得奖之后,马上就给中国电影节发出明确信息:别学着搞古装武打片,哄我们给你们发奖:好莱坞华裔导演的古装武打片,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影片,我们要求它表现中国的黑暗面。如果香港还没有回归,那么武打片也是很不错,但是既然回归了就应该反映香港民主或回归后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要想得奖,那就是妄想。
笔者以为这还不止是电影评论界的态度,西方观众也有同样的要求。对于咄咄逼人,让他们的国家不停地增加贸易逆差的中国,人们对你的阴暗面更感兴趣,或者,你的阴暗面给西方观众更多的娱乐,使评委感受更多的美感。这娱乐和美感,超过了中国人以前给西方提供的传统节目——真功夫的武打和杂耍式的武打。
中国的电影界并非不理解西方发出的这个信号,【孔雀】、【青红】和【三峡好人】得奖,说明中国有些导演灵敏地迎合了西方观众和电影界的要求。但是在票房方面遭到惨败。【青红】在院线放映大约三天,票房100多万。也就是说,在国外得奖,在国内赔钱。
张老板伟平当然不能走这条路。他争取既能在国外得奖,又能在国内和国外挣钱。于是被认为是走上了“学习【卧虎藏龙】之路”。但是如果仔细看看,就知道他们不是只学【卧虎藏龙】,而是学了很多东西。
首先,张老板要给中国观众提供“中国梦”,至少是他心目中的中国梦。这个梦就是五星级的装修,和海量的丰乳肥臀。这可是【卧虎藏龙】里没有的。【十面埋伏】的妓院里提供这些:那么豪华的妓院那里是什么“捕头”能去的地方?那是招待公安部长或他儿子的地方。捕头也就只能在外面站岗。【***】里的宫廷当然也就是皇家大妓院。装修更为豪华,女人更为暴乳。这部分就是标准的现代中国梦。除此之外,这些影片极其血腥——【卧虎藏龙】并不血腥。这可能是受了吉布森和北野武的提示。吉布森拍的【耶稣】和最近上映的【启示录】,都非常血腥。虽然血腥却有票房。而北野武干脆玩儿的就是“暴力美学”。影片故事从头杀到尾。还有那票房冠军【杀死比尔】,杀了一集还不够,还得来个续集。说明如今的观众相当嗜血,全世界的观众心理,和当年鲁迅说的围观砍头的中国人,并无大差别。果真,美国时代周刊被【***】评为2006年十佳影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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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对中国人的传统看法,并不很好。非但不好,甚至还很坏。这些看法可以从以前西方人和日本人制作的中国的照片和明信片中看出来:中国人形容猥琐,没有善恶之分,只有奸傻之别,心胸险恶,目光短浅,追逐权利而无崇高感情。二张用黄金包装之后的中国阴暗面,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在外表上有重大改善,在内心上更为糟糕——外表上不那么猥琐丑陋了,正相反,一切金壁辉煌。但是,内心却更为凶险卑鄙。行为更为血腥无情。善恶之分依然缺失,崇高真情更为罕见。连家庭关系都充满血腥。或许外国人爱看这个?
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显然不是美国观众。他们认为【三峡好人】更好。【三峡】花很少的钱,就能够提供赤裸裸,外表破破烂烂,现实的中国阴暗面。而且在阴暗之中,还能表现中国人的一些优点。以前,张导演艺谋也走的是这一条路,并受到西方影评界的宠爱。如今这一宠爱明显地转移到了其他人身上,对张大导演当然来说,当然不是很爽。但是他也应该看到,宠爱的转移,是由于他偏离了以前“表现阴暗面”的路线。而其他人,那些得奖分子还在继续走这条路,而且越走越“靠谱”。但是二张并非没得到补偿:***在国内票房上高居榜首,在外国应该会成绩不错。所以张老板伟平底气十足地对贾导演樟柯说:有本事让人去看你的电影。他知道,贾导演的影片不能提供中国梦。这就限制它的市场。而且上演不久,天桥上就出现四块钱一张的【三峡】正版DVD——据说是贾导演自己发行的,因为盗版卖出去还是能挣点钱,总比一点不挣好。不管贾导演樟科说什么,是说现在电影中黄金太多,还是说观众的水平太低,还是院线封锁,都无济于事。前几天据说是开了一场会,诸位导演声讨二张霸市,但是,“黄金满地蜂乳肥臀”,当然比民工和拆迁工地更吸引人。用【三峡】和【***】争票房,好比民工和模特儿比回头率。
但是贾导演也很放心,因为他只要能得奖就不会缺少投资者。中国市场的票房收入多少,并不影响他拍下一步影片的资金。金狮奖已经给了他一笔巨大的资源,这笔资源很有吸引力。贾导演的世界行情一定会越来越好,以后几年在外国拿奖,可能要靠贾樟科和顾长卫(孔雀)。这也是外国评委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而张老板伟平的骂街,肯定无助于改善二张以后在世界电影界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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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板的骂街,标志着中国古装钜片冲奖攻势的结束。这一冲奖攻势还包括其他大片,有陈大导凯歌,冯大导小刚,他们也都穿戴着重金制作的盔甲,带着【无极】和【夜宴】,和二张一起,向外国评委进攻,结果也和二张的影片一样。被击毙在评委会的脚下。这些影片和二张的加在一起,可简称“十无夜黄”,它们全体失败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之一,就是西方评委对中国电影的要求,和对回归前的香港,或现在的好莱坞华裔导演的要求,完全不一样。
如果不考虑外国的奖项,我们看看这些影片,确实应该说是时代的标志:第一,它们很费钱,说明中国人有钱了。在90年代都不敢花这么多钱。而中国人有钱确实是这一时代的特点之一。另外,是影片的内容和那笔大钱不能配合。一系列古装大片,只有一部【英雄】表示了对历史问题的表示了认识,而这认识还是文革后期“批林批孔”的产物。当时把周恩来比作“周公”,而把最高领袖比作秦始皇。秦始皇的大功劳就是统一中国,影片中的武林好汉们,好像也在75年参加过“脱产学习”,认识到秦始皇对统一的伟大贡献,能杀不杀。反而自己被杀。这种观点并不能得到中外观众的认同。
好像因为【英雄】夺奖失败,从此以后的影片子再也不谈对历史的认识。从商业影片的角度来看,【英雄】没有悬念:两千年前人们就知道,秦始皇没死,刺客死了。悬念只剩下怎么死和为什么死,靠这个可吸引不了商业片的观众。好像是得到了教训,【十面埋伏】搞了个大悬念:根本就没结局。但是,【埋伏】没有善恶。这也是商业片的大忌。而且,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提供。【英雄】假装提供一点历史知识,说“秦国的箭好,剑客的剑好”。这是假历史知识,只能误导观众。然后在影片里演出秦国士兵用脚蹬弓背,以增加拉弓距离的场面。这也是和外国影片学的。那是非洲人的技术。张大导演和陈大导演,和其他一些大导演,很会欺负中国观众看的外国电影少,把外国影片的场面直接就“引进”自己的影片。陈大导演的【刺秦】引进的更多。
或许是因为十面埋伏没有得奖,二张经过研究,发现人家【卧虎藏龙】用的是一个老故事:西方人很熟悉的故事:老女人受爱情欺骗,培养小女人报复男人。中国没有这种故事。中国多的是男人报复女人的故事。于是二张在【***】中采用了中外皆宜的故事。也就是【雷雨】。雷雨是当年中国从外国学的故事。所以应该中外皆宜。但是,不管是雷雨,还是易普生,还是肖伯纳,还是别的什么,都没这么血腥暴力。我们说过,现在血腥好像也是大卖点。不管怎么样,【***】是好不容易比较齐全了:有丰乳肥臀,五星装修,这是中国梦;有悬念,有大家熟悉的老故事。还有那吉普森式的血腥,北野武式暴力,【杀死比尔】式喷血,就是缺一点善恶:血腥暴力必须和善恶搭配,就像羊肉和兹然搭配。不管怎么样,经过张伟平先生的超级营销,据说影片还是好卖。是真好卖还是假好卖,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张老板伟平是商人,唱“经蹬又经踹,经洗又经晒”,是他的本行。
必须承认,这几年,中国电影界最突出的人物,应该是张老板伟平。他的履历证明他能在最不健康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他的市场意识确实很强。比如,他说,“【千里走单骑】把日本人看傻了”,还说,“看了【十面埋伏】不哭的找我”,就像菜贩对顾客信誓旦旦地说:这萝卜糠了找我。或者:这猪肉还不把你给香懵了。而且坚决地相信,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喜欢萝卜猪肉的人吗?如果有,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他卖的萝卜猪肉的问题。
我们必须对张先生的商业素质表示敬意。他从一个打工仔做到中国最大的制片商,显然是因为他能迎合市场。不管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航空食品市场。除此之外,他有更大而难得的本领,就是把各种关卡打通,门槛踩平。因为他从事的那些行业,都需要“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但是电影市场显然和其他市场不一样。电影要迎合的不仅仅是市场,还有个什么“评论界”。实际上,也是个花钱就能买通的地方。但是张老板对贾导演的态度可以看出,张老板还是挺喜欢仗势欺人。另外,这评论界和思想界还有一点关系——这一点也是若即若离,不那么可靠。张老板很不在乎评论界,所以对威尼斯的评委,和贾导演的评论,采用菜贩的方式进行攻击。这也是中国现代特征之一。于是,他和张艺谋之间,由于他是老板而且自信,并且营销有方,使他逐渐成为主角,他不光是二张之间的主角,而是中国电影界的主角。如果用生物学的说法。张伟平这种基因,在中国现代这种状态,变成显性的了。而张艺谋为首的“电影梦之队”,逐渐变成他雇佣的装修队。对于他来说,这种关系本身,已经是时代给他的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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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在西方得奖的那些影片。主要有【孔雀】,【青红】和【三峡好人】。其中以【孔雀】最有代表性。按笔者陋见,也是最聪明。因为【孔雀】沿着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着实地前进了一步——而且这一步发展的方向,正好符合西方人的期待。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点,我们简略地谈谈中国电影自80年代后的历史。
中国自八十年代在国际上得奖的影片,有【老井】,黄土地、红高粱。其中以老井为最突出者。还有没有得奖的影片如【八个和一个】。这些影片的都表现中国人落后的外表下,有积极上进,顽强不屈的精神。这些影片受意大利和法国影片的影响,特别是受意大利影片【我主我父】的影响。张艺谋陈凯歌上电影学院的时候,这部影片是当时电影学院的教材。【我主我父】表现50年代西西里岛的生活,那地方在欧洲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人们思维方式落后,行为方式和几百年前差不多。但是人的性格中有积极上进,顽强不屈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说,西西里岛和80年代前的中国有类似之处。
【我主我父】对电影界有很大贡献。如果从历史上说,这种贡献也不是【我主我父】一部片子的功劳。而是意大利和法国艺术家整体的功劳,而且是他们几十年努力的结果。简单地说,影片中意大利农民的行为,动作,走路的姿态,小孩的日常行为,都非常古老原始。但是让人们看了能得到很多信息——有关他们生活的信息。从演艺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动作,和他的生活相关:他的生活经历,给他的动作打下烙印。同样,一个人的经历、时代和社会环境,给他行为和思维方式,打上烙印。而这些烙印,是电影可以表现的。通过这些烙印,观众能得到很多信息。
这种制片观念,在当时非常先进,它和以前盛行的“斯坦尼斯拉夫体系”,和德国的“表现主义”都很不一样,都比他们更科学,也更有效率。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矿工的动作一定是和车工不一样。长期的矿工生活,给他的动作表情留下印记。他的动作和秘书当然更不一样。秘书的工作给他的动作留下印记。这么简单的事情,以前在戏剧节或电影界,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因为以前的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要求演员“自省”,也就是自我想象处于角色的环境和状态之中。如果培养出和角色相似的情绪,也就能把角色演好。但是新的做法,是要求演员观察现实中的角色的动作特征。然后模仿。同样重要的,是观察角色的思维特征——矿工和秘书,遇到一件事的反映不一样。实际上这套新体系不光和表演有关,和编导演摄录美都有关系。因为编剧应该观察故事所在的社会和时代,因为社会和时代会给人物的行为思想,和故事本身打下烙印。摄影美工也必须作同样的功课,因为画面、服装都会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靠这种技术可以表现大量社会和时代信息。对某些观众来说,这些信息就有价值和娱乐性。意大利技术另外一种作用,就是迫使影片“现实化”。或者说这种电影技术给观众提供了两种东西:一是故事的背景(时代社会环境),一是故事的情节。而以前只能的影片或戏剧只能提供其中一个:故事的情节。但是意大利技术也有一个问题:如果重视表现背景因素,那情节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于是“冲突和情节”就可能被牺牲。对于那些喜欢逃离现实的观众来说,不是好事。
这个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西方电影节讨论过:情节派说,如果你要看现实,你可以到电影院外面看。人花钱进电影院,就是要逃离现实,寻求“梦境”。而梦境的特点就是脱离现实。
但是意大利技术也有他的道理:如果提供的是外国的,古代的,或偏远地区的现实,现代的城市观众在电影院外面也看不到。另外看看外国,古代,和其他地方的现实,对发达国家的国民也有娱乐性。至少能提高他们对现实的满足程度。比如【三峡好人】,故事发生在三峡拆迁场地,这个场地的真实情况,其中的人和事,外国观众只能在电影中看,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既能获得信息,也能得到娱乐。信息和娱乐有时候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位学者说“娱乐就是得到所需的信息”。想来也对。需要真实信息,是人类天生的爱好。就像男人喜欢丰乳肥臀,女人喜欢潇洒帅哥,都是天生的。凡是不喜欢真实信息的,早早就在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了。被谁淘汰?被喜欢真实信息的。于是,梦提供娱乐,信息也提供娱乐,但是而这难以兼得。
对中国人来说,【三峡】的娱乐性就打了大折扣。因为正像“情节派”所说,中国观众在电影院外面就能看到类似的事情。虽然不是三峡的,但是大建筑项目的拆迁和民工,到处都有。与其花钱进电影院看,不如到那个地道里或工地走走,看得更多更真——比电影中的更真实。如果胆子大到“城中村”或什么地方看看,比【三峡】里的更惊心动魄,甚至可能留在“真实”之中,回不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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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科利用了意大利人开发的电影技术。但是实际上是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最先利用这种技术。他们比贾樟柯早一辈。但是他们的老师,也就是电影学院60年代入学的学生,硬是没学会。这也是怪事。这些老师用【我主我父】教陈凯歌等人,但是这些老师没明白意大利的这一套的意义。应该说60年代的学生,在智力上就不如70年代末的学生。特别是文艺界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凡是有点脑子的也早就“离开”了。在80年代初有一件事,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那时日本导演今村昌平带着几部影片,到中国交流。日本著名女演员某某,在讨论中评论中国的某影片,说其中的女主角(饰农妇),摘黄瓜的动作,像是仕女摘花。其背后的含义是演员和导演,都没有按意大利技术,观察农妇的动作特点,演员也没有受训练,总结和模仿其他人的动作。于是,城市出身的演员,无法把农妇的动作特点表现出来。更深一步的意思,是编导也没有把农妇的行为和思维特点表现出来。日本演员的这个评论是很有意思,但是不被中国编导接受,非但不接受,还产生反感。这件事说明日本人当时已经学会“意大利新观念”,而中国人还没有。文革之后招的学生,也就是张艺谋等人,脑筋比文革前的学生灵光的多,他们意识到了这种电影新技术并且学会了。
意大利技术很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和意大利有点像。意大利当年十分落后,在英美人的眼里,意大利就不是欧洲人。或者就不是纯种白人。意大利人自己也有点自卑。但是,意大利从60年代开始,也“起飞”了。意大利在十几年间,GDP的年增长都在7%左右。发展的路子和中国有类似,就是用劳动力密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然后有了自己的品牌。虽然至今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但是到了80年代,意大利人就能说:最先进的是德国人,最富是我们意大利人。在这个时候,表现以意大利落后农村的影片,对西方观众也很有娱乐性。因为落后地区在欧洲已经是稀罕东西。西西里岛古代很发达——这也和中国一样。因为西西里是地中海东西两岸交流的中转站。但是后来西西里落后了,变成欧洲,甚至意大利最落后的地区。那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和中世纪的差不多,比如,家族仇杀,杀死对方之后,还要把他的鞋扒下来咬掉脚趾头。孩子们跑到鸡窝里,集体用母鸡泄欲。发达地区的观众,就是在电影院外面也看不到这种现实。
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接受了这种意大利新观念,在他们的影片中表现落后的环境中的中国人。第一部影片就是【黄土地】。故事放在四十年代的陕北农村。当然一切都土得掉渣儿。比西西里还土。后来又有【八个和一个】,【老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红高粱】,落后农村的土得掉渣的故事,形象和动作,被搬上荧幕。它们和以前的电影不一样,以前的农村的故事和形象,都没这么土。这土就是关于时代、社会的信息。但是那时候的影片中,虽然一切都土得掉渣儿,还是要表现土里面有金,有好的东西,有朴实真诚,有爱情和正义,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另外,还表现这个社会虽然落后但是有希望,能够进步。这些影片也在外国得奖了。
但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在89年中国出了一些事件,90年苏联解体。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的形象从“对抗苏联的盟友”,变成“专制的堡垒”。从“开放的前锋”,到“保守的顽敌”——你的老大哥都解体了,你还坚持着,不是很讨厌?在这个大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影片的要求也改变了。于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应运而生,而且得奖。这部影片中的中国人不那么土,但是真诚朴实和爱情也没有了。影片表现封闭压抑的旧社会,却没有反抗精神。中国的这种形象,比较符合苏联解体后的西方人的口味。该片得奖给了中国电影一个信号,那就表现中国社会完蛋没希望,人也窝窝囊囊,在外国比较受欢迎。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说【孔雀】【青红】和【三峡】了,可以简称为“孔青三”。其中【孔雀】拍得最聪明。因为它描述中国人的心灵丑陋,却有不少人认为那丑陋是美。说明中国人真有不少以丑为美,或者说现实中不少中国人心灵就是有问题。外国人看了当然很是高兴。而且那电影把文革中的社会丑陋和文革后精神和社会丑陋,混在一起。好比把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混在一起,污臭的程度当然非同小可。【青红】在这方面就差了不少。它写的背景太实在,故事也太老套。
再说贾樟柯,还是非常灵敏地迎合了世界新潮流。这新潮流就是“环境问题”。我们知道蒙古的一部低成本电影【小黄狗的家】得奖。这部影片说的是蒙古牧民比较古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在有好处,就是在草原上除了留下一个帐篷的印记,并不破坏其他东西。我们也知道美国前副总统科尔主持拍摄的,表现全球变暖的影片,得了数不清的奖。于是,我们就知道西方的知识界或思想界有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关注焦点从“民主”变为“环境”。这也是西方政治和思想界的新动向:前一阵子思想和政治界都关注“民主”,911之后,他们分家了。政治方面的焦点的反恐,思想界的焦点的环境。谁都知道所谓“恐怖主义”的背后有一个环境问题(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中东问题的实质是石油,而石油的问题可以转化成环境的问题。如果从环境入手,不用石油,也就没有了中东问题和恐怖主义的问题。
这时候推出三峡问题,当然和环境问题挂上了钩。现在有新的理论,水库发电非但不能减少温室气体,还比烧石油煤炭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因为静止的水中微生物大量繁殖,在深水缺氧的条件下,放出大量甲烷,而甲烷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倍。于是,建水库是反自然的,破坏环境的事情。如果用煤发同样数量的电,放出的温室气体,不比它多。当然这也是一家之言。我们不是科学家,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贾导演很机灵地迎合了外国的思想界,【三峡】既有黑暗面又属环保题材。而且还有“好人”和真情。如果找【三峡】的前辈,应该是【老井】。张老板说,【三峡】拿的金狮奖,是他们“拿剩下的”。还不如说,贾樟柯搞的这一套,是继承吴天民的传统。但是为什么张艺谋等人不顺着他的恩师吴天民【老井】的路子往下走?只能说他们受到奖和钱的双重引诱。我们说过,到了90年代,国际形势变了,外国人的颁奖条件也变了。另外,到了一定程度,钱比奖更有诱惑力。特别是有奖没钱的时候。或许钱够了,奖的诱惑力又会超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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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电影大多没什么意思。故事也都太简单。现在电影技术能提供的东西很多,比如上述的意大利技术,提供故事背景信息,近来电影技术大发展,可以提供吉布森式血腥,北野武式暴力。杀死比尔式人类屠宰。这些东西,用话剧歌剧,都玩不出来。所以是电影的绝活。另外电影还有特有的好东西,比如好莱坞早早就发展出来的“大场面逼真”。这东西是好莱坞争夺票房的看家本领之一。不管是【三峡】还是【***】,都努力提供大场面逼真。既然电影有这么多好技术,大家就对故事本身不那么重视了。实际上人类还有一个天生的爱好,就是对复杂性的爱好。如果能清楚地表现复杂的故事,也能满足观众这方面的要求。当然复杂的故事需要另外花功夫和钱。诸位老板在这方面更不在行,也不愿意往这方面花钱。
无论如何,现在还是挺繁荣。简单的故事,大场面,血腥,阴暗,得奖,营销,检查,等等,加在一起,热热闹闹。虽然电影没什么意思,有关电影的事情还有点意思。
Ⅸ 介绍一下中国的电影发展史
1963年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
悟历史于一刹 寻大道于一生
《中国电影发展史》迄今还是电影史写作的一个高度,并且一如既往地展现着电影作为学术的重量。几位著者为之倾尽心血,有人甚至因此在“文革”期间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已经沉寂的传奇故事最终成为我们眼中一个中国电影百年历史中的事件而显影。时隔40余年,也许此刻我们已经能够具备足够的冷静和客观,来看待这部经历了历史沉浮,和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理论研究及中国电影人紧密联系的著作。
在历史的荒原中失落想象的翅膀
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来说,1966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之前,中国电影曾经的辉煌尚有据可查,这一年之后,历史便只能在想象中进行了。这年7月,一场针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运动最终演变为一场浩劫。陈荒煤1980年在再版序言中说:(当时,)被诬指为大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纸型被毁掉,所有已经印好并已发行的书要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紧接着,作者经过十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也被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至今大部未能查明下落)。
在那些卡车上,应该装着1913年的《庄子试妻》,1920年的《春香闹学》,说不定还有1905年的《定军山》;应该有18集的《火烧红莲寺》,13集的《荒江女侠》,6集的《啼笑因缘》;应该有更多的张石川,更多的张善琨,更多的胡蝶,更多的上官云珠……那些车里胡乱堆着的电影画刊上,中国电影正在自顾自地热闹着……
那才是程季华、李少白们的宝贝,和这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比起来,这些宝贝是活着的历史,是随时可以说话的历史,是他们辛苦十数年的真正成就。对于长期困扰于路线之争的中国电影来说,后世因为它们有了重新评价的可能。它们的失落,意味着中国电影史的失落。
现在我们只能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附录的影片目录来想象历史。这目录已经足够惊心动魄,任何一个人,只要能为1905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保留这样一份完整的目录便已是功德无量了。面对这样一个包含公司、片名和人名索引的庞大电影目录,任何研究者无法不叹为观止。
仅仅按照这个目录上所列,从1905年到1937年,中国就有1100部以上可考证的电影(只包含故事片、戏曲片、动画片,不含新闻片、纪录片、科教片)。这1100部片子中,至少有1080部是在1920年到1937年的17年间拍摄的。也就是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平均每年故事片产量约六七十部;而在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间,中国每年的故事片产量达到上百部。需要注意的是,这上百部影片大部分是民营公司的产品。在1925年前后,中国有175家影业公司,其中拍片的不少于50家。即使和当今中国比起来,民营电影在当时的兴盛也是惊人的。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得以重新理解程季华、李少白们的良苦用心。就好像经过一次纷繁芜杂的拼图游戏,一具绣像终于在背景上隐现,透过《中国电影发展史》具有时代特色的言说方式,目录提醒我们,历史的轮廓依然清晰。但是也仅仅是轮廓而已。因为失落了那些在卡车上自顾自热闹着的图景,历史的荒原失去了探索的途径。我们的想象在轮廓上滑过,重新跌入无法起飞的泥底。
程季华:为《中国电影发展史》披挂“罪名”
远见卓识的一项决断
自1950年起,我着手收集中国电影史料,开展电影历史的研究,这个动议最早是由陈波儿提出的,她创办了培养演员的表演艺术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并提出应该开设有关中国电影历史的课程,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教,她决定自己教,找我做助手来整理和收集电影资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1950年前苏联的《大网络全书》(第二版)需要“中国电影”的条目,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波儿,我协助她收集并初步整理相关史料,大约一万多字。后来该书出版后,发现这个“中国电影”的条目被删去很多,刊出的部分也是错误百出,而寄出的原稿至今未能要回。这篇文章其实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论文。
“写作大纲”出炉
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到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当时有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还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电影艺术》前身)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
到了1955年左右,觉得有必要进行一下总结,于是起草了一份“中国电影史写作大纲”,后来在当时羊市大街的“影协”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和“影协”主席蔡楚生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他们给予肯定,于是这份“大纲”就成了《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分期和章节的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