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什么是电影电视的思维方式
给你找了一篇文章，你参考行不行：
电子文化影响下的在世方式、思维方式和世界模式
摘要:从三大方面认识电子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一是电影、电视、电脑的产生对哲学和美学观念的影响；二是电影、电视、电脑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三是电脑网络对人的活动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总之，网络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而需要对电子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与科技人文性调节完善。
关键词:电子媒介；哲学；美学；思维方式；在世方式
一 电影、电视、电脑与哲学/美学观念的演进
电子媒介产生以来，与视听形象相关的三种重要的电子媒介，即电影、电视、电脑，一方面对全球美学、哲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成为美学、哲学、文化的历史变化的一种表征。
(一)电影与观念体系
电影的出现，顺应了美学理论从摹仿到表现的转折，标志着从反映世界的现实主义到表现界的现代主义的转向，契合了从古典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嬗变。
历史可以用多种方式去划分，用多种类型物象去表征。如果从媒介变化的角度去看历史演变，那么现代性在西方的发生与印刷文化的产生大致上是同步的。建立在印刷文化之上并因这种技术条件而繁荣的小说，也于此时产生。小说成为西方进入现代性以来最主要的审美形式。作家独居一室的独创式的小说生产方式，小说的欣赏方式(读者独居一室的阅读)，都与西方的个性文化相契合。小说的叙事特点与西方正在展开的全球扩张的关系，赛义德讲得很好，小说的创作模式以巴尔扎克和左拉为代表，体现了作品与现实、历史的密切关系。小说理论的主潮是摹仿理论和典型理论。电影创作变作家的个人性为导演、编剧演员、美工、摄影、剪辑一体化的集体性和企业性，生产流程以剪辑为最后结果，在编剧、表演、摄影
过程中出现的艺术创造和与现实的关系只是初阶段，现实在分景头拍摄中已经按艺术的方式分割和重组过了，在最后的剪辑中又被做了质的改变，蒙太奇成了电影的本质。从库里肖夫1920年的经典例子，可以体会电影蒙太奇的“魔术”:
1一男青年从左边走来；
2一女青年从右边走来；
3两人见面、握手，男青年用手指点着；
4一幢白色大建筑物(美国总统的白宫)；
5两人走向台阶。
实际上，每一镜头都是在不同地点拍摄的，白宫镜头是从影片上剪下来的，但按如上秩序组以后，就成了在同一地点连续发生的事。现实必须经过变形、变体、变意，才能成为艺术。艺术哲学和美学上的重要观念如荒诞、表现、直觉、无意识等，通过电影与现实的关系都能得到具体而深刻的理解。现代艺术的其他门类如小说、绘画、音乐等何以产生不同于古典形式的变化，在理解了电影之后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电视与观念体系
电视的出现及普及化，不但在时间上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大致同步，而且在美学上和哲学上的表现也支持了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电影艺术具有美学的统一性。电视则变成了对世界的全方位的覆盖，它把各种不同领域的内容都整合到自己的节目表和栏目框中。电视的内容显示了后现代的哲学意蕴:无中心，电视的形式则表现为后现代的美学风格:拼贴。电视节目前后之间，从政治新闻到幽默小品，从历史追忆到电视购物、从经典影片到体育直播，不同的逻辑前后并置。一个节目之中不断穿插广告，形成大相径庭的两种叙事。电视虽然不断地在现象上分解现实世界，但又执著地在本质上结构着一个本体世界，正如存在主义的存在者与存在，精神分折的意识与无意识，结构主义的表层现象与深层结构，现象神学的世界现象与隐匿的上帝等等理论形态一样，电影表现了现代主义对深层结构的信仰。而在电视时代，你往往拿着遥控器从一个频道换到另一个频道，显示了后现代无中心的播散。电视以一种崭新的方式突出了后现代的景观。后现代的哲学和美学都在电视上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体现:平面与深度，碎片与整体，中心与边缘，结构与解构，原意与诠释，都在电视形式中得到了新的后现代式的呈现。
(三)电脑与观念体系
电脑的出现，改变了由电视为主潮的美学观，它把后现代的拼贴深入为一种全球化的播散，产生了从后现代哲学与美学向全球化哲学和美学整合的转变。
从现代性在西方兴起以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才得以形成。到电脑时代，它的丰富性和本质同时得到一种最本真和生动的呈现。尽管电视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的多样性碎片结构，但它还是用一种节目表的方式，用整体统治着碎片；互联网却使一个后现代的碎片在全球流动起来，这是一个难以有序管理的“无”的流动:它与电视、电影、报纸等其他媒介的“有”一道构成一种无结构。一种最彻底的“民主”在互联网中实现了，古典的时空结构在互联网中被改变了。从书籍、报纸到电影、电视，都是一种有序的线型结构，由一个整体所控制仍然可以组成一个中心性思维；互联网则形成了一个无中心无边界的互缠大网，彻底地抹去了边缘与中心的界线。德里达关于本质的追求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遭遇无始无终的延宕的理
论，福柯关于散落性、偶源性、差异性、断裂性的论述，詹姆逊、波德里亚等关于后现代美学风格的拟像、平面、碎片、拼贴、挪用、戏拟、无深度、无历史、反总体等描述，都在互联网中得到具体体现，且这种体现不再局限于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而是全球范围内无始无终的无限循环地流动着。电脑呈现出了一种新的层级结构:它不同于以前的直线逻辑，呈现循环联结，有异于以前的金字塔调控结构；还呈现一种无边性流动逻辑，不同于以前有整
体性可逐层定义的稳定逻辑。可以说，全球性的互动在电脑中得到了最生动最直观的体现。因此到电脑时代，电文化才达到了质的高峰，电文化与印刷文化的质的区别才得到了最本质的凸显。在互联网上漫游的人，都会感受到它的层级结构方式。你读一篇文字，其中有一些重要概念，你想彻底弄懂。而这些字有不同于文中其他文字的醒目的颜色，这意味着它们是可以点开的。点开之后，就进入到了文件的第二层。第二层中又有一些费解的地方，这些地方又可以点开，你就进入了文的第三层。以此类推。但这些层级不只是一层层的进入和一层层的退出，而是可以越层跳出，甚可以回到原先的某一层。因此，各层的关系是循环的。某一具体文件是整个互联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整个互联网中的各种文件形成了一个互相沟通的网络。这种新的编排方式带来一种新的感受方式，它将形成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互联网出现以前的写作和阅读，是与读书相一致的，即从一行到下行、从一页到下一页。而互联网的编排和阅读是有层级的在各层之间上下跳跃。因此，由读书文化带来的是时间直线型的由此及彼的推理逻辑；而互联网文化带来的，是空间并列型的彼此互动的回环型思维逻辑。在互联网逻辑中，一个文本与其他的文本内在地联系了起来。一方面，该文本本身是不完整的，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的文本相沟通，使它具有一种潜在的深度，它随时可以向各相关方面拓展自己，从而具有一种可以变异的深度。当你进行软件写作、以计算机的层级方式编排自己的作品内容时，你就正是训练自己一种新的逻辑，一种更符合于全球化的地球村概念的逻辑。
一种新的全球化的哲学和全球化的美学已经、并还将继续从互联网中产生出来，它们通过互联网的实践而得到人们的理解。正是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媒介与世界、美学、哲学，以及人类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崭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新型结构和新型关系。
二 电子文化与新的思维逻辑的演进
在电子文化以前，主导文化的是印刷品。印刷物不仅是一种媒介方式，一种载体形式，还是一种思想形式，一种逻辑方式，一种在近代得以体系化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这是一种视的、切割的、分类的、几何的、三维的、线型的、理解的逻辑，近代以来的思想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受印刷物影响的逻辑方式之上的。
电子文化产生以后，特别是其中的主要形式如电影、电视、电脑出现以后，一种与印刷时代不同的新逻辑形式出现了。因此，要理解西方近代思想与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的区别，就要理解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的区别；要理解近代逻辑思考方式与现代逻辑思考方式和后现代逻辑思考方式的区别，也须理解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的区别。在西方人的思想中，近代与现代的区别是存在的从媒介的角度看，这两个时代就是印刷时代与电子时代的区别。
电子时代形成了自己的不同于印刷时代的新的思维逻辑，而这种新的逻辑思维又借助电子化对文化观念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的三种样式，电影、电视、电脑，产生了三种思维逻辑，并以这种新逻辑深深地影响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向人们的呈现，还深深地改变了人们在世界中的活动方式。
(一)电影与蒙太奇逻辑
电影制作的组织方式，给了世界一种蒙太奇逻辑。蒙太奇就是剪辑一词的法语音译，其原则就是剪辑原则。是蒙太奇的逻辑构成了电影。在电影生产中，每一镜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时间里拍摄，但却被组合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在电影制作中，每一时空的拍摄是真实，而剪辑成的电影是虚构；在完成的电影中，剪辑而成的电影呈现为真实的，而其真实性是建立在大量的碎片镜头上的这样的电影组成原则使我们对真实这一命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在古典的小说和绘画中，如何表现现实的真实是一个完美地复制现实的过程；而在电影中，蒙太奇逻辑点碎为全、点铁成金，呈现给了人们一部部逼真现实的电影，而这样真实的电影又让人们对与电影画面相似的现实真实产生了一种疑问。蒙太奇可以创造电影，也可以创造现实。在这一意义，整个现代性过程不妨看成一个蒙太奇的逻辑过程，历史像一位电影导演，从17世纪以来，把一个分散的世界史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被组织进了整个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蒙太奇逻辑让我们用一种新方式去看待现实，思考现代的本源，理解世界的组织方式。
(二)电视与遥控板逻辑
电视的出现和普及，使其成了人们文化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天天看电视，一种新的逻辑就在其中产生出来。这就是遥控板逻辑。如果说，电影的蒙太奇逻辑是一种导演的逻辑、一种从创造者的角度去组织世界的逻辑，那么电视的遥控板逻辑则是一种观众的逻辑、是一种从观赏者角度重组虚真世界的逻辑。电视也有制造的一方，电视的创造是面对世界、以不同的频道展现这多样性的世界。从这一角度看，电视与电影一样，是有中心的。一方面，电视机中的频道并置，显示了无中心的多样化拼贴；另一方面，其栏目编辑和频道体系又体现了一种中心化原则。但观众在观看电视上是自由的，观众对栏目的选择是以遥控板来实现的；电视的呈现为遥控板所控制。如果说，在电视时代，世界的图景主要以电视的形式呈
现出来，那么电视的呈现则以一种遥控板的逻辑组织起来。如果说，电视节目本身有自己的一致性和体系性，那么在电视播出的过程中，这种一致性和体系性总是被遥控板打乱，以一种碎片的式呈现出来、以一种千奇百怪的组合方式，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呈现出来。遥控板的运动把不同的言说和画面组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后现代效果。遥控板的主导地位显示了电视时代观者的主动性和主宰性，也显示了观者的任意性和主观性。最主要的是，它构成了电视画面的呈现逻辑。而遥控板逻辑成为后现代时代人们观看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同时也影响着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和世界的呈现方式:伊拉克的战争，印度洋的海啸，南美洲的反毒，巴西的狂欢节，香港的选美，周杰伦的演唱……均在遥控板的逻辑主导下，向人们呈现一种由后现代的碎片组织起来的世界景观。
(三)电脑与点击逻辑
电脑网络的出现，给了世界一种点击逻辑。通过点击，可以自由地在各种网站游来游去、在各个层级间随进随出，在各种内容中自由跳跃；电脑内容的出现是按点击逻辑方式呈现出来的。如果说，电影的蒙太奇逻辑是一种导演的组织原则，电视的遥控板逻辑是一种观众的组织原则，那电脑的点击原则是兼有两者内容的一种全球互动和主体间的对话原则。
从互联网的组织方式来说，它具有电影蒙太奇逻辑的特征，从空间上说，它不像电影那样凝聚为一个艺术作品，而是把整个世界网络进来；从方法上说，它用的是蒙太奇的精神，可以把任何事物无论是同质还是异质、无论是此地还是彼地)都纳入到自己的整体之中。正因为其空间的广大和无限，它形成了完全不同于电影的整体性，而形成一种与后现代和全球化相一致的整体。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这一整体没有固定的部分，随时都有网址加入进来、也随时都有网址退出去。网的增多或减少不影响其整体性。第二，整体内部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一个网址可以与这一些网址相关联，也可以与那一些网址相关联。网络整体的内部关系、某一网址的具体内容，可以与各种不同网址的不同内容进行无限丰富的组合。这特别从网络搜索中表现出来:输入一个词组，得到一种组合，对这一词组添一词、减一词、改一词，会得到不同的组合。网络世界与电影和电视世界有本质的不同，还在于它对印刷物的包容。在这一意义上，电脑的出现象征了电文化对印刷文化的最后胜利。电影的出现不能使电文化居主要地位；电视的出现并占领了文化的主导地位，但它不能包容书籍；电脑网络却可以把一切形式、一切时代的东西(包括印刷时代的东西)都包容进来。你不能在电影和电视里读书，却可以在电脑里读书。到这时，电文化真正成了文化的主流。
网民上网的观看方式具有电视遥控板的逻辑特征。上网的人都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网址和网页，并在众多的网址网页中往复。与电视频道相比，网络的网页要多出万亿倍。在这样一个无限的空间中，遥控板的逻辑得到了最大的发挥，这种逻辑的本质和效果也得到了最大的显现。网页越多，上网者的主体性就越是突出。这些网页在类型上、内容上、风格上、形式上无论怎么不同，都被上网者的点击组织了起来。点击给了上网者以最大自由，也给了上网者以自己为中心的组织世界的方式。
从这一方面看，点击不过是遥控板的扩大化；点击原则的本质在于:互动和对话。这才是电脑与电影和电视最大的不同，这才是点击逻辑与蒙太奇逻辑及遥控板逻辑的最大不同。在电影院，你不能在看电影时与电影对话；看电视时也不能与电视进行对话；但上网时上网者却可以通过点击，与网页板主及任何其他的上网者进行对话，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贴上去立即成为网页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一种互动与对话中，点击行动成为最能代表全球化时代中人的存在方式的行为，点击逻辑从而成为最能代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
三 电脑网络与全球化时代的观念形态
上网已经成为社会的运行方式的一种必要形式，成了个人生存方式的必要部分。人们与网络打交道、通过网络与世界打交道，日复一日的“在线行为”改变着人的活动模式和社会模式，当然也改变着人的观念模式。
网络对观念形态的改变这一主题，自电文化产生以来就不断地被讨论。电影出现、广播出现、电视出现、电脑出现，每一次都把哲学的改变引向一个新的台阶。如果从媒介的角度来划分时代，那么其口传、文字、印刷和电子形态则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不同阶段。如果说报纸是印刷时代的最高点(在报纸里，文化中的一切内容都可以被容纳进来)，那么电脑是电子文化的最高点(在电脑里，文化中的一切形态，包括印刷时代的报纸)，都可以被容纳进来。电脑网络的产生伴随着一个新的全球化浪潮的出现，即以电视和电脑为主导的新的信息方式导致的信息全球化，以资本跨国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以两极世界消失、世界重寻政治新秩序和全球各种文化力量都卷入其的政治全球化，以消费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趣味全球化，以网络、电影、电视、录像、歌曲、服装、饮食、旅游、广告等形成文化工业和流行模式的文化全球化……在这方方面面之中，电脑网络都起着自己的作用，充满了时代的活力。从而，电脑网络也成了全球化时代观念形态转型的质点。它主要表现为五大方面:
第一，时空结构的转变与“我在模式” 网络导致了时空观念的转变。人是生存在一定的时之中的，“我在这里”是古典哲学的出发点，而“这里”就是一种时空模式的规定。在以前(口传、文字、印刷)时代，从空间上说，人与“那里”是分离的、“这里”意味着“此时”；从时间上说，人与“时”是分离的。而在电文化里，当人们打越洋话时，“这里”与“那里” 突然结合在一起；卫星电视的现场直播，对两半球之间的白天黑夜等“此时”“彼时”的时间观念进行了重组与共享；网络聊天室更是把天涯海角连结成一个共时性和共地性的存在。从电话、广播、电视到网络，电文化在时空结构的转变上达到了一个新的质点，时间的
差别和空间的距离已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时空的新结构形成了新的“我在模式”。网络的视屏对话，使“我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我在，是以前任何时代都难以想像的。一系列全球时代的特点，哲学的、美学的、文化的……都从这一新的“我在模式”中得到理论的说明。
第二，组织世界方式的转变与“点击原则” 网络引起了组织世界方式的转变。基于某种原则，人对世界的定义，是把世界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才完成的。不同的时代对世界有不同的组织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就是一套逻辑体系。这套逻辑贯串到一切方面:哲学体系，文学结构，美术形态，建筑样式……在电脑时代，一种新的逻辑方式产生了，这就是前面讲过了的“点击逻辑”。点击，成了组织世界的方式。
第三，意义生成形式的转变与“跟帖模式” 网络引起了意义生成方式的转变。在前电脑时代，意义是由主体在一个固定的范围中定义出来的，这一范围无论是领导的办公室还是电视的总编室，都是固定的；意义在定义好了之后再提供给公共空间。而在网络上，一个思想出现后可能马上就有跟帖意见出来，对已成思想形成了批评或解构，使一个发布的思想进入讨论和争辩的场地。这使得人们在办公室和编辑室的思想还未形成自己的公共思想或意象时，就已经被阻击、被点染、被变形，带着一串跟帖附加物一道出现；而网络的宽阔使这些跟帖可以来自四面八方、各色人物。因此，跟帖过程使思想的网上发布在形成一种公
共思想或公共形象时，已经有违初衷、失去了原来的统一性。网络的跟帖模式改变了意义的生成过程，使意义的形成变为一种更容易被讨论被批评的共谋活动和群体修改完善过程，由此形成的公共思想和公共形象更具全球化时代的妥协性、整合性与全息性。
第四，公共舞台形式的改变与“众说原则” 跟帖模式是与网络特性决定的，网络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公共舞台。这一公共舞台与前电脑时代公共舞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网络本身的“众说原则”。在前网络时代，任何一种公共言说都是有计划地被组织和被控制的:报纸、出版社、电视台的编辑，对公共言说进行最后的总把关。这是哲学总体性、社会总体性、思想总体性的现实基础。而在电脑时代的网络上没有一个总编缉，人人都可以出场发言，公共舞台上前网络时代的“主说原则”变成网络时代的“众说原则”。世界上四面八方、上中下流之各色人物，不管有多大的观念分野、理论高下、价值差异，都可以各抒己见出场发言。网络的“众说原则”已经开拓出了一个巨大的公共领域，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且表征了
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其他的公共言说方式，都不得不面对这一新的言说方式而改变自己的结构。
第五，人格整合方式的改变与“虚拟世界” 与实在的现实相比较，网络是一个虚拟世界。在网上出场，可以用假名，像演员以角色的方式出现在舞台上一样。这一点使网络具有了另一种功能，成为人格的一种整合方式。按精神分析学看，人的人格包括欲望性的本我，社会性的自我和神性的超我。在前网络时代，欲望性的本我受到社会性本我和精神性超我的压抑，进入无意识；这些无意识一旦想出现，就要受到意识和精神的检查，不得不以梦的形式或艺术的方式曲折地表现出来。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人心中的一些东西，人不愿以自己的名义说出；当在舞台上有了角色的名义，人就可能自由地说出。网络的虚拟世界，恰如一个人人皆可出场做演员的公共舞台，有了这虚拟时空，人就可以自由的表现自己，网络从而也可以成为类似于梦境和艺术一样的人格整合方式，一方面，网络上的出场与梦境和艺术不同，它是现实的，人们自己清楚自己在上网；另一方面又是虚的，人意识到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谁。
正是网络虚拟世界提供的这种虚实合一的特征，人可以在网上进行自如的表演。在这网络表演中，人格心理上的本我/自我/超我达到了一种统一。从这一意义上说，网络的虚拟世界给了人一种人格整合的方式。总而言之，网络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改变着人们的观念。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呢?这正是需要网络时代的人们去深入思考的。
㈡ 为什么说现代传媒美学是新兴学科和交叉性学科
1.理论传播学
在经济、社会日益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本研究方向在传播学学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学术体系基础理论。
本研究方向的特点是在从传播历史发展入手研究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侧重于研究代表传播发展方向的，以广播电视、互联网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及其规律。传播学所具有的跨学科特征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综合与多元。宏观上，本方向研究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把握传播活动的过程、机理和效果等的基本规律，从新的学术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讨、开拓传统学术领域；微观上，本研究方向结合我国传播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业、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实践，研究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传播的手段、受众、改革等重大问题。
本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各级各类传播媒体、政府相关机构、企事业宣传或公关部门等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同时兼顾学生理论、科研及教学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学生将形成宽厚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基础，全面掌握传播学原理、理论框架和实践技能，具备对传播现象、媒介实践的批判及反思能力，成为具有现代传播理论素养、适应当前信息传播业以及媒介研究、教育领域实际需要的专业化的应用人才。
2.应用传播学方向
(1)媒介经营管理是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二级学科“传播学”之下的研究方向。媒介经营管理主要研究大众传媒经营管理活动及其规律，作为新兴的交叉型学科研究，研究范围主要体现了新闻传播学和管理学、经济学的交叉和融合。
本研究方向为应用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宏观层面的媒介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制的研究、媒介发展战略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媒介策划、媒介品牌、媒介营销等研究。
本研究方向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新闻传播学和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对比研究法，对比国外传媒集团先进的媒介运营模式；运用案例分析法，分析研究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传媒经营管理案例；运用实地考察法，让学生深入传媒一线参与实践；运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法，对媒介市场的描述要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去研究。媒介经营管理作为新兴的交叉型应用型学科，研究方法较为综合，总体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占有，着重与传媒产业发展需要结合，和本学科理论发展相联系。
本方向研究依托传媒大学的综合学科交叉平台，如与传媒经济研究、受众研究、媒介市场调查研究、广告学研究等的有机结合，依托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各种强势媒介的有效关联，使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具有学科延展性、专业贴近性和内容实用性的优势。
本研究方向为传媒产业培养应用与研究并重型人才，硕士生应通晓传媒经济和传媒经营管理的实务，具备传媒专业素养以及经营管理的素质和技能，同时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和一定的教学能力。对学生量才侧重培养，毕业学生可为胜任传媒产业领域专业性经营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可为承担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高层次的媒介管理工作的管理型人才，可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研究型人才。
(2)媒体创意是媒介竞争的产物，是市场化时代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其基本内含，是指现代传媒面向市场需求和变化，在信息建构与传播以及媒介经营与管理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所采取的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策略和构思。其要旨在于因势而变，不断推陈出新。其范畴涉及传媒运作的方方面面，简单地说，可概括为创意传播、创意经营和创意管理三大领域。目前，本方向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定位在创意传播领域。
创意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关注大众传媒发展动态、把握创意实务前沿、解析有关创意案例的基础上，在理论与实践互动、多维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中，全面总结、探讨各类大众传媒的创意传播规律。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学术视域涉及到传播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大众文化、系统科学、市场营销、创新思维等多学科理论和知识。其研究特色，一是综合性、交叉性，二是较强的实践指向。目前，中国传媒大学对该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内居领先地位。
本方向培养的研究生要求具有较为扎实的传媒理论功底，相对开阔的知识视野，掌握创新思维原理，并能够成功地应用到现代传媒领域；从人才规格上说，是一种以创新思维为核心，集人文素养与传播智慧于一体的高层次的现代复合型人才。毕业后，既可以做“创意人”、“策划人”，从事专职的媒体创意与策划工作，也可以从事传媒领域的相关工作，以及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3)传媒策划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它是从传播媒介入手，既分析了传媒对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的策划，又分析了企业以及其他实体对传播媒介的策划。本学科的基础是应用传播学以及其分支学科传媒经济学。通过本学科的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传媒活动的规律及其运营技巧。学生就业可去媒介和政府机构从事高层次的媒介策划与管理工作，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4)受众研究方向介绍受众是传播的起点和归宿，受众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领域。随着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今天的受众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受众日益增强的主动性和影响力，使得新媒介环境下的受众研究，凸显出更加鲜明的学术价值，更加丰富的应用内涵。
受众研究是横贯传播学与应用传播学诸学科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发展前景广阔。受众研究广泛融合多学科理论和知识，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采用结构性、行为性、社会文化性等多种研究路径，对受众规律进行探讨，同时关注社会转型期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动态与生态。受众研究对于传播学、传媒经济学、传媒生态学、广告学等学科研究的发展，对于媒体经营和管理、媒体策划、节目评估与编排、广告媒体计划等应用领域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与传媒业实践对接的一个重要途径，受众研究既为传播活动提供决策依据，也为衡量传播效果提供尺度标准，它的量化形态(如收视率等)还是媒介与广告市场的通用货币。以受众理论为指导，采用传播学研究方法所进行的受众调研，如收视率调研、收听率调研、阅读率调研、点击率调研等，本身已经成为媒介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专业方向以三个并重为特征：宏观与微观研究并重，理论、方法与实际应用并重，文理并重。注重培养三种高级专门人才，即从事受众理论研究的人才，从事受众调研分析的人才，基于受众调研进行媒体策划、媒体经营、节目评估、节目编排、广告媒体计划、购买和效果评估的复合型人才。本专业方向的研究生需要熟悉和掌握有关受众研究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各种与受众相关的理论、方法、应用领域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
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下，本专业方向的职业选择包括，高校教师，相关国家机构公务员，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媒体总编室、广告部、节目中心管理者和数据分析评估人员，新闻出版、网络新媒体从业人员，媒体和市场调研公司的数据调研和分析咨询人员，相关机构的经营管理和公关人员。
㈢ 中国电影艺术的思想
中国电影理论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 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 。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 看作是完成“戏” 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 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 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 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 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 。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 、“流畅” 。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扶助” 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 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 和“形式美” ;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 。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 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 和“教化社会” ，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 ,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 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 。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 ，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 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 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 、“结构上的简捷鲜明” 、“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 、“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 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 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 。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 ，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 。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 、“密针线” 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
(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向传统学习” 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 ，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 。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 ，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去陈言” 、“创一代之新” 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 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 ，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形像、艺术构思之“三新” 。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 中,林彪、“四人帮” 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 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文化大革命” 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 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 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 ，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 和“电影和戏剧离婚” 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 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 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 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 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 。“文学价值” 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 ；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 ；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 。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 和“决定” 、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 和“完成” 的“文学价值” 。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 和“文学价值” 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 ,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 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 “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 “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 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 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 。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 ；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 。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 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 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 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 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 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㈣ 新媒体指的是哪些
新媒体是相对于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新的媒体形态，同时，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基于移动互联网，面向客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
㈤ 以电影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对人类生活的思维方式、感官方式造成了哪几个方面的冲击
影响
世界图像这一概念，不足以分析已变化和正在变化着的情境。急剧倍增的形象不可能统一成一个单一的供知识分子静观的图像。视觉文化试图寻求在新的（虚拟）现实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便把握对抗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危机和视觉爆炸的关键。
用米歇尔·德·塞托的话来说，视觉文化是一种战术，而不是一项战略，因为“战术属于战略”。执行一种战术要充分考虑到敌方的情况以及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管制社会。尽管有人发现战术的军事含义不得要领，但可以说在持续的文化战争中，战术对避免失败却是必要的。
恰如早先对日常生活的探索强调消费者从大众文化角度为自己创造不同意义的方式一样，视觉文化亦将从消费者观点来仔细探究后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心理、各种裂隙，以及抵抗的场所。
后现代对现实的解构不是在先锋派的工作室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正如情境主义者从报纸上收集那些貌似常态但却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样，我们也能借助大众视觉媒体看到日常生活现实的大崩溃。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像舍瑞`莱文（Sherrie Levine）和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这样的后现代摄影师，试图通过征用别人拍摄的照片对摄影的本真性提出质疑。
对摄影再现真实的理论的否定，已成了像《世界新闻周刊》这样的杂志和其他更受人尊敬的出版物谈论通俗文化的一个主要话题。
摄影在这样一个可疑的社会风气中发挥着效力：O.J.辛普森的律师很可能驳斥这样一张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显示他的当事人穿着杀手穿的、不同寻常的鞋子，为此，他必须再找出另外三十张甚至更多的照片。单独一张照片已无法代表真相。
同样，某些人们看得特别痴迷的电视连续剧与现实也毫无共同之处。肥皂剧构造出相似的情景：一个失散已久的双胞胎兄弟与家人重逢几乎不会引起议论，一个人物的死亡也决不意味着他或她下周将不再回来。
用希区柯克的话来说，是因为肥皂剧是不真实的表演，而不管它表现什么。肥皂剧也许是最为国际化的视觉形式，它博得了如俄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各个不同国家的全民性的关注。在全世界，真实的东西每时每刻都被颠覆着。
上面，利奥塔对康德崇高理论的修正赢得了普遍赞誉，这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康德认为所有的非洲艺术和宗教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都不屑一提，因为它们与他所想象的崇高相去甚远。
但对于偏见极少的人们来说，非洲雕塑诸如浑身铁钉的恩凯思（nail?ladennkisi）这样的神灵形象，它们正是创造了崇高感融快感与痛感于一身，而且，非洲雕塑也是由展现不可见事物的愿望所激发形成的。
视觉文化研究试图描述马丁·J.鲍尔斯（Martin J. Powers）所说的“一个微型（fractal）网络，其中充满了来自全球的种种模式”。上述非洲雕塑的例子对这种研究方式形成了重大挑战。然而，鲍尔斯并非简单地为一个包括一切的全球性视觉形象网络辩护，而是强调了全球网络的力量差异。
今天，必须承认，视觉文化仍然是一个西方谈论西方的话语，在那一框架内，正如大卫·莫利（DvaidMorley）提醒人们的，“重要的议题""是如何思考现代性，不是特指或必然指欧洲……只是碰巧如此”。
从历史长河来看，欧洲美国人--用日本人的说法--在相对短期内支配了现代，这个时段可能正走向终结。简言之，视觉文化的成败可能有赖于它从跨文化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要面向未来，而不是把后视镜般的人类学文化研究方法作为传统，亦步亦趋。
(5)华语电影新媒介新美学新思维扩展阅读
科斯洛夫斯基（德）在《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P143提到“不是艺术应适应技术，而是技术的发展应适应文化及人文情境，这是当今所要求的”---这充分说明，后现代社会实际上在科技与人文的立场上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并力求在文化中寻求二者的平衡点，注重技术的精神含量。因此以“后工业为基础的”后现代社会的研究（包括电影研究）有必要向文化研究视角转移。
首先技术的进步在现代社会导致了功能主义的繁荣，这体现在现代建筑的简约风格与批量的廉价上，按科斯洛夫斯基的说法（P142），现代功能主义建筑导致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在六七十年代尚能有广泛影响的美学风格，由于其力图摆脱历史主义的桎梏，是历史的东西（建筑的历史文脉）正在危险的丧失，今天不仅成为平庸之作，而且愈益失误”。
另一方面，现代的建筑环境“使人们囿于一个技术的、远离自然的、城市化的世界中”（如香港的水泥森林），这导致人与自然的隔膜，也使科技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受到破坏，即“人自身必须不断去适应技术或在技术中感到自己完全是多余的”。
面对科技与功能主义对人文环境的异化，后现代电影或选取历史、怀旧的场景来唤起观众对历史感的审美兴趣以承接社会文化的历史血脉，或（刻意地）着力突显影片建筑与背景环境的非人文性特征以衬出科技理性的冷漠与作者的焦虑。
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电影与后现代建筑是殊途同归的。虽然后现代建筑倾向于在功能、审美与历史地域文脉之间追求一个平衡点以表现建筑发展的折衷，但后现代电影并不倾向于直接将这种折衷的思想映现其中，它与反衬的效果相比要单薄得多。
另外信息与传媒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也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尔指出，新的媒体科技至少在两方面对人的社会经验与主观认识的重塑产生决定性效果。
一方面，媒介信息与图像通过先进的跨区域传播平台（e.g.Internet & satellites）的过剩散布正在逐步导致时空概念的空前压缩与紊乱，并致使区域文化与个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趋向于淡化其原本明显的空间地域性特征（如民族特色文化）。
这个趋势很容易被联系到“全球化”概念的文化领域，并由此出现了后现代电影对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的三重态度：
首先，后现代电影倾向于揭示（反对）理性的商品作为消费文化的符号对人性本真的抹杀。
其次，对文化全球化采取保守（容忍）的态度，通过电影中的杂揉、并置、空间重叠等手段，打着多元文化的幌子追求帝国主义文化的全球均质，把全球文化统置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下，有多元之形而无共荣之实，这虽有利于文化（后）殖民主义的推衍，却也是揭露文化殖民本质的最佳映衬。
第三个态度就是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第三世界电影所采取的去同而求和的方针，同的反义词是和，不是异，对于全球化与民族化来说，双赢的结局不是同，而是和，也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求和。
新媒介与新技术的另一方面效果体现在人对社会文化、现实观念的转变上。按照Baudrillard的阐述，我们正越发地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中，在这里，以信息复制和图像传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秩序正逐渐代替以劳动力和物质生产为基础的旧工业秩序。
图像和信息符号正在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主要来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被复制和仿造了的世界中。我们无时无刻地被广告、影视、信息爆炸所笼罩着并置身于“超现实”之中（1975）。对真实的证明显得那么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掌握的一切都只是复制品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对于复制的概念有着广泛的理解和体现，小到对经典段落的模仿（或戏仿以突出其互文性的消解意义），大到对整个影片的时代背景的旧貌还原与历史追溯，甚至是夸张地再现场景与话语环境……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引导我们对现实、历史以及自身认识层面的再生产的真实性抱着一种怀疑的心态。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视觉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后现代主义
㈥ 电影艺术引发了哪些艺术观念的改革和变化
电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亦是具有庞大受众数量的大众文化形态、大众传媒和重要的文化产业，在文化价值观的传播、认知、认同，乃至文化自信力的提升上，起着重要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业在世纪末的低潮和改革的阵痛中艰难但又是大步地前行。回望中国电影的发展，电影观念的蜕变革新堪称剧烈。一部电影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观念革新的历史。
人是有观念的动物，能思想的芦苇。观念就是人类支配行为的主观意识，它对人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原则、方向和行为轨迹，起着根本的指示和规范作用。观念的内核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和由它决定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人最为基本的活动方向和样式，因此，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行为的结果。
电影观念的变革，如影随形相伴于新世纪电影的始终。与这些观念变化相应，电影的美学形态、叙事形态、美学观念等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电影观念曾经是宣传、工具、事业，是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是像第四、第五代导演那样把电影当作艺术表达或文化反思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有过触动禁忌的电影“娱乐性”的争论；继而邵牧君提出“电影工业论”，则曲高和寡，批评声不绝。但到今天，经过新世纪以来以大片为肇端的电影的全面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不论是电影局的领导，第一线的影人、编剧、导演，还是理论研究者，甚至是普通观众，在电影观念上都认可或是默认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时代的发展已经让电影的工业或文化产业观念、电影营销理念深入人心。
如果说电影的生产主要涉及电影的对象世界、生产者（策划创意、融资投资、编剧、导演、演员等的集体性创造）、生成品（影视语言、形式结构、生成特性、艺术形态、类型特征、后期制作、技术的介入）、观众与市场（宣传发行营销、影院经营等）等环节的话，观念变革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在发生。
本文主要从工业观念、艺术观念、文化价值观念等几个重要方面（涉及电影的策划、制片、创作或生产、宣发营销等几个环节进行）梳理总结。
一、 电影工业观念：制片中心制与营销观念
电影工业观念中至为重要的观念之一是制片观念与营销观念，分别位列电影生产的上游和下游。
1、 制片人中心制与创意制片管理观念
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在制片机制方面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制片人中心制”，并使得制片管理机制在电影生产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制片人中心制”观念是电影工业观念的核心之一。制片人（Procer）是电影生产体系中的关键角色，他的主要工作是制片管理（Procing）。而我们所要重点强调的“制片机制”则是制片人的制片管理模式。就好莱坞视野中，理想意义上而言，“制片管理不仅包括电影制作过程的管理，其更丰富的内容在于电影剧本的开发、电影融资以及制片人通过行使其“枢纽”的职责实现对电影创意的管控和与其他主要工种之间的权力制衡。”[1]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电影制片传统，制片观念是狭隘的。中国当下制片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不以制片人为中心，而以导演为中心(也有以大腕演员为中心的或以现成的剧本)为中心。二是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狭窄，或者说是对制片的环节或制片人的工作不重视，没有赋予相应的要求，投资人也没有在制片这一环节上给出制片人足够的权力、时间和财力物力。在很多电影中，“制片人”的工作职责甚至还未脱离“制片主任”（通俗点说就是一个财务主管、拍摄及后期制作的管家）的范围。而对照美国的电影生产，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在谈及中美制片的不同时曾发人深省地说过，“好莱坞电影工业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差别在于，中国只重视制作（Proction）这个阶段，但制作前的发展（Development）这个阶段在中国通常时间很短，差不多只有两年，但好莱坞平均将近10年，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拿到剧本到最后开拍一共整整10年[2]。
如果按照转换观念后的制片机制来看，制片人或者说制片管理的工作可以说贯穿于整个影片从策划创意、编剧导演、生产制作、宣发营销、后产品开发的所有环节。制片人本身就不仅仅懂投资，也懂艺术，也了解文化动态，他管理资金的合理分配，参与各个部门的工作，安排宣发营销，提早设计后产品开发等。因为至少从最表面的角度来看，制片人对资金的控制安排和分配就决定了影片各个环节的具体运作——其投入的人力物力、资金、时机与时间的长度，深度与广度等。例如迄今高居华语电影票房榜首的《画皮2》就实践并完善了一种好莱坞化的，极为有效的电影制片管理机制。 他们对品牌战略的重视，对前期“艺术设计”[3]的重视和不遗余力，对营销战略、后产品开发的重视以及长期性、制度化的运作，都是具有借鉴启示意义的。
《画皮》系列电影的成功，正是从制片人品牌策划创意，到编导艺术设计、文本创意、导演表演创作创意，到画面造型制作技术创意，外围宣发创意，营销运作机制创意、后产品开发创意等等因素的共同组合，才促成了《画皮》之神话的诞生。
2、营销与全媒体营销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大片引发了中国电影的观念革命，确立了电影的工业或产业观念——其中一个重要的观念革命是营销意识的强化。
电影大片确立的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是好莱坞电影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也是其成功之道。电影大片广泛吸引资金，注重国际市场，开拓海外明星，以国际化的视点、东方化的奇观、“高概念电影”的商业化配方等进行经营，表征了中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转向。在宣发营销发行上，大片按照“活动经济”和“事件营销”的策略，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组织首映礼等各项活动，吸引注意力，强化关注度，拉长事件持续的时间，表现出以产业链经营为基础、产业集群为特征。除票房外，一些影片还试图向纵向产业链（包括电影版权、广告、赞助、票房、衍生品开发等）和横向产业链（包括图书、剧本、电影、电视、音乐、游戏、演出经纪、拍摄基地等系列行业）进发。
由此，中国电影逐渐确立了电影营销的观念，张伟平曾说，“《英雄》出现之前，我们的艺术家们，包括电影投资人，他们第一没有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潜力，第二没有看到一部国产片上映会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第三没有意识到，电影是需要经营、营销的。”[4]因此，《英雄》成功的宣传营销策划，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一个电影创意营销时代的来临。张伟平创造的一系媒体宣传手段到现在也被各个大片所沿用和复制。
但张伟平开创的粗放式的、大规模、豪华型的营销方式很快受到了新媒体营销的巨大冲击。近年来，微博、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为媒体关键词，随着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的发展，电影营销依赖的媒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介特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电影营销的内容和渠道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处身于一个全媒介时代，单一的媒介营销已经远远不够。于是，在传统宣发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迎来了一个电影营销的新媒体、多媒体整合营销宣传的时代。例如《让子弹飞》就充分有效地利用了微博、手机、户外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营销。小成本电影《失恋33天》的巨大票房成功，新媒体尤其是微博营销功不可没。
制片与营销的观念变革促使电影回归工业本性，深化了市场化经济，其意义显而易见。
二、艺术观念：从艺术电影的创作到类型电影的生产
新时期以来艺术电影的流脉，明显区别于主旋律电影和商业化电影：“从几代导演共同努力的艺术的“苏醒”，到以第四代导演为主体的艺术创新潮流，到以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新时期电影艺术的高潮和高潮过后的萎缩与分化以及“后五代”导演对艺术与商业的融合，到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坚持，以及新世纪以后，第六代导演和不断冒出的新生代导演关注现实，融合艺术与商业、与主流的努力，而呈现出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文化景观。”[5]
无疑，电影有其工业生产特性和商业性，这种特性一定程度上与艺术电影的追求是相矛盾的。“电影制作的商业和文化现实大大抵消了希望成为一个个性化创作者的愿望，抵消了希望拥有自己的主题风格和个人化的世界观的愿望世界范围内的电影产品的经济现实和绝大多数电影观众的口味抵消了这种愿望。”[6]
例如，部分“第六代导演”集中呈现了“小众化”、非主流、“独立制片”等特点的艺术电影观念。导演们走的一般是艺术电影之路，大多对好莱坞比较反感，美学趣味骨子里是贵族化的、欧洲现代主义和艺术电影式的。
总体而言，第四、五、六代导演所践行的艺术电影观念与市场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也因此，他们长期处于与市场、受众尖锐的矛盾与艰难的磨合之中，都面临着痛苦的转型。
但自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变化。新老导演们更加重视影片进入市场：戏剧化强度的追求，类型片元素的借用以及明星的加入等。姜文的转变构成重要的标志。从极度自我化、艺术化的《太阳照常升起》到创造中国电影票房奇迹的《让子弹飞》，表征了姜文的大众化趋向。虽然《让子弹飞》在意识形态上还保留了他个人化的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但《让子弹飞》在商业性、艺术性、主流性的三维中巧妙地保持了某种平衡，姜文的“艺术电影商业化”之路是基本成功的。
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逐渐成为了电影人的共识。类型电影观念开始确立。类型电影有相应的类型规则，要求反映最深层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核心性、普适性的主流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呼吁中国电影的类型化道路，也就是认可其商业性，认可其对最大可能限度的观众与票房的追求，
而且，类型化趋势不仅成为业界的共识，甚至也成为批评界的显学。电影的类型研究，切近了电影作为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品性，涉及到中国电影从创意、叙事、形态到生产、宣发、分销的电影全过程、全方位的众多问题，因而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视角。
虽然中国电影的类型性并不充分完备（与好莱坞相比）但毋庸讳言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电影的生产环境与好莱坞会越来越接近，更为接近好莱坞意义上的类型电影也会不断出现。
在类型观念和工业体制下编剧、导演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传统的电影创作观念中，编剧是“一剧之本”的案头视觉化的文学写作。导演则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化电影的创作。但在一个市场化和创意经济的时代，电影生产的经济因素和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制作因素、团队协作性越来越强，相应地导演的个性因素、“作者电影”风格被压抑，这使得编剧导演的主体地位明显降低。说到底，导演个体的功能必须要结合到整个电影生产的有机环节中才能圆满发挥。这正如赵宁宇揭示的导演的一种“产业化生存”[7]现状，在他看来，作为导演，要具有相当综合全面的素质，甚至也要懂市场、投资、商业和技术。
《画皮2》导演乌尔善对工业体制上内导演功能与作用的变化认识得很清醒，他诚心服从于体制，服从于工业化的生产并与之达成恰当的张力。正如自觉认识到的那样，“我们看美国的大型商业电影，如《指环王》、《哈利波特》、《阿凡达》，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化的工作程序。中国电影行业反倒比较特殊，许多导演不愿意按照工作流程去坐，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不知道工作的方向。---我不相信个人能力，我相信的是团队和组织团队的方式是否科学，是否能把个人能量凝聚为集体智慧。”[8]
《画皮2》的艺术总监与营销总监杨真鉴对“艺术设计”的阐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编剧导演工作、功能的某些微妙变化。他认为，“今天的商业电影的艺术设计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把前期艺术设计寄托在一个好编剧身上的观念已经非常过时了。电影前期的艺术设计包含了题材设计、艺术规划、编剧规划、编剧实施、美术概念设计、美术视觉设计（含造型、服装、化妆、场景道具）、镜头成像设计（含灯光效果设计）、动作系统设计、 CG技术规划、表演体系设计等。”就是说，这种艺术设计不是仅限于剧本的平面的设计，而是立体的，影像化的设计。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艺术规划”部分要做的工作：“一、文化概念体系的设计”、“二、角色设计”、“三、思想概念体系的设计”、“四、美学呈现体系的设计”、“五、互动设计”。这里有些工作自然不必也不可能是由制片人独力来做的。但杨真鉴对这些工作的总结表明了他们（广义的制片人）对编剧、导演工作全面介入的深刻程度。杨真鉴这里所强调的“艺术设计”工作其实就是好莱坞所极为重视的“剧本开发（Script Development）”的工作，即“前期制作开始之前的那部分工作，80%跟做剧本相关，20%跟选角、视觉概念设计等有关----好莱坞针对剧本开发自身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有编剧、经纪人、管理人、大片厂创意行政、剧本医生等多种角色在互相博弈。”[9]
三、文化价值观：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电影的艺术观念。与此相应，电影导演主体意识则不乏精英知识分子精神。
如第五代导演就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和精英知识阶层。他们所代表的新时期文化精神与五四精神是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如陈凯歌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一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10]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不难发现陈凯歌所禀有的那种“铁肩当道义”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和启蒙理想。
在第五代导演的代表性作品如《黄土地》、《孩子王》、《盗马贼》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
然而他们很快就面临着一个大众文化转型的事实。时代的大众文化转型导致了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界限的消失。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大众仿佛具有了选择权和评判权，精英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先锋性，磨平自己的棱角，填平雅与俗、高与低、先锋与大众的界限与鸿沟。高雅艺术与精英艺术也愈益丧失了标准。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都市化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主要以现代都市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的，通过当代影视网络新媒体、报刊书籍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不追求深度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其明显的特征是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大众化与精英化、小众化等相对，应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的切身利益有关，它是大众创造出来又为大众所消费的。实际上，大众文化是一种利用大众媒介来进行传播的现代工业文化。
电影本身是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主导定位的新型大众艺术样式，但这种电影的大众文化观念也不是向来如此的，它也经历了观念的复杂而艰难的沉浮变迁。到今天，经过大片的市场运作，影视领域的“娱乐化”大潮等，则是认可了电影的商业、工业的特性及与工业观念相应的大众文化观念。
毫无疑问，大众文化本身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如某种“娱乐至死”的过度娱乐化），是需要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加以监督、调节、引导的，但在一个全球化的、全媒体的、文化剧烈变迁的年代，大众文化的崛起并且呼唤政府主管部门和学院知识分子更加重视和尊重，以期共荣双赢和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随着大众文化观念的确立，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由原来的艺术电影、主旋律电影而向大众文化转化的“大众化”的过程。而原来的具有大众文化性的商业电影则融合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的某些特征，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的“主流化”。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我们不妨把这三种电影流向统称为“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化”。在当代语境中，大众文化消弭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差异，高雅与通俗不再格格不入，精英文化走下神坛，通俗文化步上台阶，向主流靠拢，共同在经济、政治、科技、商业与文化的全面渗透中互相交融。
正视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到今天，融合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和中国当下文化发展的现实，已经逐渐发展成具有中国本土的独特性的大众文化，包括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独特性。
如前所述，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观念”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观念”，是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的结果，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与商业文化、以及市民文化、青年文化等亚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还有传统文化、香港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流变。这些文化资源的拼贴、融合乃至错位，共同营造了多元化的中国当下电影的文化格局。
四、中国电影：观念变革背景下的文化创新
观念指导行动，观念改造现实。在一个百舸争流、物竞天择的全球化商品经济时代和观念变革时代，中国电影别无选择而与好莱坞共舞，承担文化传承传播与产业经济的双重任务，积极实施产业推进和文化创新。
中国电影的文化创新大致在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电影大片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而“古装”又使得此类大片更具文化符号性，因为“古装”本身就因其与现实、当下的疏远而别具诗性和文化符号性，别有一种超现实美学意味。
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电影大片以独特的影像化方式对中华文化实施一种影像化的转换。这种转化可以从传统诗学的影像符号化表述与写意性、表现性的影像再现两个方面来看。
电影大片的发展形成了自己“视觉本位”的美学。在这个视觉文化转型、视觉为王的大众文化时代是一种必然选择。而立足于电影这一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中华艺术精神自然也可以成为今日大众文化的有机源泉。古装大片堪称时代最重要的美学表征。一定程度上，这种视觉转向趋势与传统美学对意象的强调不谋而合。当然，对视觉奇观的强调会使得“意象”中意、情感这些要素大幅减少，然而以发展的眼光看，也许可以说，古装大片中的画面造型、场景、影调等等正是体现于电影的意象（尽管“意”差强人意）。而有些电影所表现的那种开阔的高远、全景镜头、画面所体现出来的超现实意味，也是传统美学中写意精神的流转，一种传统的现代影像转化。
大体而言，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大片均极为重视对“场景”的凸显，以及对于影调、画面和视觉风格的着意强调。而这些场景均具有一种泛中华文化的味道，是一种多少有点“意味”的“形式”或“符号”。
与场景相应，在古装大片中，服装道美这些构成场景要素作为视觉元素的凸现也很明显。在影视剧中，服装、道具、美术一般来说只起辅助性的作用，但在古装华语大片中，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可以说具备了独立的审美观赏的价值。
当然，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角度看，这种在中国古典美学形态中并不占有优势地位的繁复奇丽、错彩镂金的美，成为了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这种新美学表明，在此类视觉化转向的电影中，色彩与画面造型的视觉快感追求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大片中，由于强化观赏价值，全力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电影运动的景观和画面的超现实境界，电影叙事发生了重要的变异。文学性要素、戏剧性要素、思想内涵等明显弱化了。
当然，奇观的展示，诗情画意、总体意境的呈现，也低度性地参与叙事表意的过程（如《英雄》中色彩与色调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手段），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古装大片中，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美学变成了空间性造型美学，叙事的时间性线性逻辑常常被空间性的“景观”（包括作为武侠类型电影重要元素的打斗场面）所割断，意义和深度也被表象的形式感所取代。
2、传统边缘文化的现代化
在世纪初年崛起的大片渐趋衰落之后，中国的魔幻类电影颇有回升之势，基于中国古典民间传奇的《白蛇传奇》、《画壁》、《倩女幽魂》都是魔幻爱情题材。这些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建筑场景、风格化的服饰道具等物件营造出一种有别于好莱坞科幻大片的东方式魔幻类型电影，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维系从魔幻中询唤出来，完成大众对鬼魅的审美想像。《画皮Ⅱ》把这一类型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从而奠定了中国式的魔幻电影大片的类型品质。同时又是有一定哲学思考的魔幻电影类型，关注或涉及了某些超验性的深层问题。这一电影类型，在当下青少年观众当中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票房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画皮1、2》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义就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向居于边缘，非主流地位的狐妖鬼魅的文化，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大众文化化。在这种大众文化化的过程当中，又结合很多西方魔幻电影的类型要素。影片中很多场景的设计、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渲染，并不是纯中国化，有很多西域的魔幻色彩，还有来自西方的东西。因此影片有颇具文化融合特征。实际上，除了“狐妖”这一角色的原型来自中国民间的志怪妖仙文化外，电影与原著《聊斋志异》的联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这部映射诸多当代话题（也是一种“接地气”）的魔幻电影中杂糅了蒙藏、日本等多元文化符号，并以精美奇绝的视觉效果呈现。它既有营造好莱坞式大片视听奇观的野心，又有着类乎独立电影的先锋性设计理念。
2、 青年边缘文化的主流化
当下，80后90后年轻一代开始逐渐显示出文化的重要性，更不用说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暑期档、寒假档的重要性愈益凸显，只有吸引青少年的眼球，占据青少年票房市场才能在市场上居于不败之地。青年文化性特征是较为彻底的生活化、世俗性的，热衷游戏，“咸与娱乐”，政治意识不强，商业市场意识倒是不弱，平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强，社会经验、直接经验不足但想象力丰富，崇尚感性，不刻意追求深度、意义。
从电影导演代际的角度看，原来小资、小众的部分第六代导演及更年轻的电影导演终于“长大成人”了，开始正视社会、票房、受众口碑了，他们的电影也在艰难地向“主流化”靠拢。这是中国主流电影的生力军，青年文化因素、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电影传统等的融入主流电影文化，预示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流电影的未来发展。
例如《失恋33天》通过“接地气”的青年“意识形态询唤”，巧妙的市场把握和营销策略大获成功，其中并无牵强附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依赖，也无目的性明显的主流文化引导，以其大众化甚至是“电视化”的审美特征和青年文化的代言方式，获得了市场主流和广大青少年受众的认可，这是一个原居边缘的青年文化（甚至是一种以“小妞电影”为载体的“小妞文化”）成功进入大众文化视域并创造大众票房奇迹的神话，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以支流、偏锋制胜的案例。毫无疑问，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来说，青年文化的潜力是惊人的。
4、西方文化的本土化及融合
好莱坞电影所携带的西方文化，在全球市场的全面胜利，成为本土电影学习的榜样。中国电影在经历了“内向型”之后开始了全面的“外向化”转型，开始将眼光瞄准了主流的西方和海外市场，开始将展现丑陋的“伪民俗”策略转化为普世价值（如和平、天下、仁爱）的弘扬，从对西方“想象中国”的迎合变而为“中国想象”的呈现，将“中国梦”的想象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传播，将小众化的艺术电影加工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商业性，同时又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想象的中国主流大片。
以《英雄》为发端的中国大片的成功无疑受到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生产方式的影响，大投入，大制作，大发行，大市场的商业模式正是好莱坞电影不断获取全球市场的商业运作模式。《集结号》开始时的巷战，近战手势语，钢盔和美式军备，让人恍如在看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赤壁》被有些人戏称为中国版的《特洛伊》，“加速了中国商业大片‘好莱坞’化进程”；《无极》被人讥称为到处皆有外来影响痕迹的“大杂侩”、“四不像”……
中小成本影片方面，本土化的痕迹也极为明显。新世纪以来“以小人物为中心，犯罪行为为线索，社会现象为背景、复现叙事结构、荒诞性为特征的‘黑色喜剧’正在成为一种流行形态，并在观众群中形成对一种电影类型的期待观看。”[11]此外，类型杂糅的特点，符合了古典好莱坞之后，世界电影发展的趋势——类型边界的不断模糊，反类型电影、“超级类型电影”不断出现。
当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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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好莱坞电影：
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美学观念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电影或迟或早地都在产生着新的变化。而在这一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于六、七十年代的新好莱坞电影与新德国电影的变化。虽然，这一变化在今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由他们自己所颠覆，或以新的科技手段所取代，但它仍旧是世界电影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和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它使半个世纪以来旧的电影制片体制产生了动摇，使传统的美学观念又一次遭到了深刻的打击。它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证实了法国「新浪潮」时期电影美学革命的真正意义
第一节 新好莱坞电影所产生的背景
所谓「新好莱坞」指的是：从1967年一1976年，这样一段时间。好莱坞电影在经历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和民族电影兴起的影响之后；在经历了法国新浪潮的冲击之后，在经历了自身从50年代到60年代的商业影片制作的衰退与电视对电影制作的冲击之后，于酗年代后半期和70年代，开始对近亲繁殖的类型电影从形式到主题进行了「反思」。而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动荡与政治的危机；电影旧体制与旧观念的危机，都成为这时期电影革命与演变的主要背景及因素。
60年代，美国社会处于一系列严酷的社会现实：谋杀丛起、越南战争、民权运动、经济衰退、政治危机等等。
1962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合众国的总统，他是第一个主张同劳工对话并被南北方美国共同认可的总统，也是第一个主张宗教自由的天主教总统。人民充满信心和希望，向往着社会和改革的进步。然而，1963年，约翰·肯尼迪遇刺。肯尼迪之死标志着「美利坚精神信念大厦」的坍塌。此后一系列政治谋杀出现：1965年4月，马尔科姆被刺；1965年5月，罗伯特·肯尼迪被刺；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1970年，肯尼迪兄弟的母亲又惨遭遇难。这些造成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人心浮动。
就在肯尼迪被刺的同一年，美国军事代表团进驻越南，从此拉开了这场发生在遥远的亚洲的战争序幕。1964年，美军轰炸越南；
1965年，地面参与战争；直到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战争才宣告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6．5万个年轻的生命被恶魔吞噬。这个数字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金争的总和(二战：20万人；朝鲜战争：10万人)，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争。这使得曾经普遍坚信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的人们开始产生了疑问。好莱坞，这个曾以《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向世界电影挑战，并以《飘》等影片征服了世界银幕的电影之都，在此期间战争这一类型的影片几乎彻底遭到了破产，美国人民以他们青年人的热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对美国精神的思索和批判，同样是肯尼迪被刺的同一年，在美国爆发了由2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民权示威游行。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曾起源于贩卖黑奴，共和国的历史则起源于黑奴的解放o。虽然，曾于1954年又颁布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法令」，但仍旧发生了10名黑人女大学生遇难的「小石城事件」。1962年，3个美国黑人考入大学，但市长和校长却站在门口阻拦他们入学，当时的肯尼迪总统下令，调动了3000联邦军护送这三个人入学。1963年，由上而下的艰难的社会变革，结果变成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民权运动。
1965年，洛杉矾黑人住宅区暴动，面这一惨状空前的事件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体——电视的形式得到了及时的转播，激起人民意识的觉醒，甚至待中间立场的白人也站到黑人一边。1967年，民权运动升级，黑人要求「种族隔离」，提出将路西安娜州变为「黑人州」，施行「黑人自治」。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还带头火烧兵役证，以示对越战的抗议。15万人向五角大楼走来，反对美国侵越战争。政府虽然在「内乱外患」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仍坚持反动立场，镇压示威群众。1971年的一次规模浩大的游
行示威中，仅被捕者就多达15000人。
1970年，「水门事件」发生，美国议会由史以来第一次弹劾了他们的总统。美国政府失去了人心民心，引起了强烈的愤懑。美国对外扩张的霸权政策也受到了阻隔。民主政治与暴力行为，战争政策与人民反抗、民权运动的高涨与压制，形成了美国社会政治运动的三大潮流。而这时在青年人当中「弗洛伊德」盛行，一种逆反心理通过德皮士、性自由等形式体现出来。新好莱坞电影运动便诞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动乱、民主危机的时代」，其社会和政治的原因是无法回避的。
新好莱坞电影产生的国内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似乎主要归于电影与电视的竞争。进入50年代，电视就开始威胁着电影业，美国人与法国人采取的是不同的态度和方式，法国人所考虑的是在艺术美学上的革命，而美国人则更多考虑的是技术上的革命，他们将：宽银幕、立体电影、汽车影院、甚至嗅觉电影等，一系列新技术推向市场。这一措施在企图夺回电视观众的同时，实际上仍旧在维护着好莱坞的传统职能。然而，酗年代中期，美国家庭90％以上都有了电视，人们坐在家里看电视的机会和时间越来越多，电视台与节目数量也与日剧增，不仅吞噬掉全部好莱坞的影片，还在电视上开始大量地播放欧洲影片。而这来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日本电影、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特别是法国的「新浪潮」等一系列电影文化的冲击，开始从根本上动摇了好莱坞的制片体制，一场电影业的「独立革命」在酝酿之中—O。出现了一些不依附于大公司的「皮包公司」i他们的确解决了剧本、导演、演员等方面的问题，也拍摄出了几部影片，但最后还是要大公司来为他们发行。「独立革命」很快地烟消云散了。然而，它却预示着美国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就在这时一批电影学院的学生走上社会，开始了他们的电影创作。这些青年人崇拜和向往欧洲电影，接受了「作者观念」的影响，也试图象欧洲青年艺术家一样，用电影讲述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方法讲述个人的、新的、非主流的故事。1967年，阿瑟·佩恩拍摄的《邦尼和克莱德》影片公映，尽管影片中表现的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和一个美貌风流的姑娘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西装革履的外表掩饰不住他们的真实身份：两个手持枪弹、抢劫银行的「江洋大盗」。这是美国电影银幕上首次出现的与传统好莱坞电影人物形象沮然不同的新人物，他们同《四百下》中的安托纳、《精疲力尽》中的米歇尔一样，是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影片片头所采用的字幕形式资料照片强调了人物的历史传记色彩、强调了叙事的真实性和纪录性，这也同《四百下》中的安托纳被询问时的时空异步的剪辑有着一样的精心设计。而现实社会的问题，越南战争的失败和阴暗的社会前景也在影片结尾的改写上体现出来，观众已经厌倦了「大团圆的结局」，这一程序再也行不通了。结尾时邦尼和克莱德被警察打得千洞百孔的身体与被击毙在巴黎街头的米歇尔何其相似。这部影片的成功在于人们接受了对「美国正面形象的巨大否定」，它颠覆了美国电影的强盗片和警匪片的类型模式。而类型模式的破产之目便是作者电影的生成之时，影片《邦尼和克莱德》标志着美国新好莱坞电影的诞生。
第二节 新好莱坞时期的电影创作
60年代末，美国电影制作者的观念在变化，观众的观念也在超越现实的精神状态，他们要利用『『青年人与现存社会的矛盾」和「现行社会的危机」，就像一个好莱坞的制片人所说的那样「革命是容易脱手的完美商品」。他们企图以「革命』』打人市场，就如同那一时期出现的德皮士资本家一样。这类的影片以后还有：波拉克拍摄的《杰里迈亚·约翰逊》(1969年)、波格丹诺维奇拍摄的《纸月亮》(1972年)和卢卡斯的《美国风情录》(1973年)等。《道遥骑士》成为六、七十年代美国电影史上重要的分水岭，它引起了美国电影的深刻变化，并导致了某种「自由」浪漫、躁动的暴力情绪和风格」。这部多少带有试验性质的影片预示了1975年《出租汽车司机》的艺术方向。
影片《出租汽车司机》的导演是出生在纽约「小意大利区」的马丁·斯柯塞斯，他曾做过短片、剪辑、助理导演等职。斯柯塞斯从f、目睹了小意大利区生活中的种种青年人的精神苦闷与孤独的生活。他对街道上屡屡发生的暴力事件及行为有着深刻印象，本来做神职人员的理想渐渐被艺术情趣所取代。1968年，斯柯塞斯拍摄了处女作《谁在敲我的门》。此后，他遇到了约翰·卡萨维特斯，他的友谊与忠告一直伴随着他，这就是「小伙子，永远不要导演商业影片2，，斯柯塞斯后来以《出租汽车司机》和《基督的最后诱惑》实践了这一忠告。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是新好莱坞电影创作的中间分子，曾被传统的人称之为是美国的新浪潮的旗手，是一个擅长表现人的孤独与暴力的伟大导演，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曾与1962年拍摄了他的处女作，一部恐怖片《痴呆症》；1967年，拍摄了作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论文的《他已是小伙子了》起了人们的注意；1970年他又因《巴顿》一片的编剧(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而成功，为自己确立了地位；1972年，描写黑手党领袖的强盗片《教父))．，因创造了2亿美元的票房，而获得美国电影史上空前的记录；1974年，那部关于窃听专家哈里，考尔的《对话》，在声画对佼上精妙的处理，使人们看到了「美国新电影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形象」；1979年，《现代启示录》出现，这部影片同前一年出现的迈克，西米诺的《猎鹿人》一起，对人们一直保持沉默的「越南战争」问题发了言……。科波拉的电影创作走过了一条辉煌的历程。他从独立制片开始，不仅自己制作影片，还资助别人拍摄影片，卢卡斯的《美国风情录》就是在科波拉的帮助下(科波拉的制片人)拍摄的。他雄心勃勃企图要改变旧好莱坞，他曾说「我要为电影艺术赔上一生」。然而，由于他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他逐渐地背离了自己，走向了「重磅炸弹」的高成本、重大题材的制作。在新好莱坞时期之后的好莱坞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
在这一时期独具特色的影片还有：罗伯特。阿尔特曼，这个称作「失魂落魄的梦幻者」，于1969年拍摄的《公园里最寒冷的一天》；西德尼·波拉克于lQ69年拍摄的《无力的马不是要射杀吗》；
哈尔。阿什比于1971年拍摄的《哈罗德和莫德》；以及米洛斯·福尔曼拍摄的《飞越疯人院》等等。新好莱坞电影在商业片领域里也取得了广泛的成就：在喜剧片类型中，出现了杰里。刘易斯、伍迪·艾伦和梅尔·布鲁斯。他们3个人都是喜剧的导演和演员，他们的「相声滑稽剧」妙语连珠地嘲讽了社会，既显示出美国强大的喜剧传统精神，又融入现代色彩。商业片卓越天才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于1975年拍摄的科幻片《大白鲨》，这部影片实际上预示了以后的《外星人》(1982年)、《株罗纪公园》(1993年)等影片的出现与成功。他还在36岁的时候，就曾有4部影片被列入美国最上座的10部影片之中。斯皮尔伯格影片的巨大的票房收人为美国电影赢来席卷全球的声势。
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过渡时期，新好莱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时间，美国每年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电影与电视争夺观众的竞争已达到平衡。电影保持着10一12亿的观众，并且有了自己的越来越广阔的海外市场。据1993年的统计证实，美国电影国内票房收入达52亿，发行收入26亿。视听产品的贸易顺差仅次于飞机制造出口业，为美国第二大行业。在全年世界银幕上上座率最高的10O部影片中美国影片占88部。
㈧ 什么是真正的新媒体
就是网络媒体,也叫第四媒体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把新闻媒体的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以纸为媒介的传统报纸、以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和基于电视图像传播的电视，它们分别被称为第一媒体、第二媒体和第三媒体。
1998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提出，在加强传统的文字和声像传播手段的同时，应利用最先进的第四媒体--互联网(Internet)。自此，“第四媒体”的概念正式得到使用。
将网络媒体称为“第四媒体”，是为了强调它同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一样，是能够及时、广泛传递新闻信息的第四大新闻媒介。从广义上说，“第四媒体”通常就是指互联网，不过，互联网并非仅有传播信息的媒体功能，它还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性传递新闻信息的独特优势。因此，从狭义上说，“第四媒体”是指基于互联网这个传输平台来传播新闻和信息的网络。“第四媒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如人民日报的电子版，二是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条件而诞生的“新型媒体”，如新浪网。
人类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艺术上的巨大变革，比如透视学和几何学的发展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矿物和油料的提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北部欧洲明朗而富有层次的油画塑造风格;机器生产的颜料和光学的研究的成果促成了外光写生和印象派的发展。在20世纪，在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最大的发展就是图像技术对于艺术语言特殊影响作用。
艺术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视觉财富，同时也必然要对社会文化进行视觉化的思考。只有这样，艺术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功能。本世纪以来，伴随着流行文化的发展和商业性电视节目的普及，艺术家们开始了对于图像化的视觉接受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思考，另一方面，开始了用实用包括摄影、电影、电视在内的各种图像技术来从事这种思考和创作。从未来派开始，摄影和现成图像的拼贴就成为了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从激浪派的白南准开始，电视就开始作为一种新的视觉技术在个性化的视觉创造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整个20世纪，摄影和电视乃至电影胶片都被从流行文化改造成艺术创作媒介。摄影本来是记录性和纪念性的工具，而艺术家则从中抽离出了摆拍和拼贴的技术手法，结合图像的本身的客观性，将其发展成为独特的个人叙述方式，从而出现了超现实主义的摄影、辛迪·谢曼的假“电影剧照”和杰夫·沃尔的伪“真实”等等。在录像艺术中，艺术家们结合电视的电子媒介特性，创造出和大众电视节目的不同的“艺术性电视节目”，从而出现了白南准的“电视电子画”、以及道格拉斯的“延长电影”等等。
二 就像摄影术和电影胶片是上个世纪之交的重大视觉技术发展一样，数码技术是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的视觉技术发展。同样，它也必然会影响到视觉艺术的发展。
拼贴和传统的暗房工艺中的多次曝光和多底合成，在技术上己被更方便也更强大的数码影像所替代。数码处理是图形的拼盘，它比起手工时代的暗房*作在技术上更圆熟完美。摄影的力量来自人们对其客观性的信任(尽管事实上他的客观性是可疑的)，幻想世界式的数码蒙太奇在因为其貌似客观而获得信任的同时，埋下了无数的机关，吸引了长久和反复的凝视，客观形象摇摇欲堕的危机感带来了真假之间强大的张力。数码影像是拍摄之后对图片的处理，数码影像使得图片的体量变得无限，这样它比传统的摄影走得更远，于是出现了照片装置化。其实巴巴拉·库格所营造的铺天盖地的巨大的图文空间己经是一种装置性的“场”。
在录像艺术中，数码技术使录像短片轻松的分享了电影美学的许多成果――各种经典的电影时间处理手段适用于录像。如“闪回”作为逆转时间、激活记忆库存的倒叙手法;慢镜延缓时间以凸显微妙细节的戏剧性;切换中的时间拼接以改变叙事流程，取消因果关系甚至提示同时性的手法;快镜密集地压缩时间缩减事件过程以强化其符号意义等。但录像的时间处理在数字化方式下有着更大的弹性:画中画、多层叠画等各种数字特技所刨造的多种时间维度重叠交叉并行的种种关系，大大丰富了传统电影语言，三维动画造型的介入更是使任何奇思异想却可能成为视觉现实。
伴随着录像和录像装置的出现，互动性开始成为录像艺术超越其他传统艺术媒介的优势。而数码技术的发展在造就了CD-ROM和网络的同时也使原来那种用若干个电视屏幕或者昂贵的投影设备制造的互动性变得更加轻松的得到实现。
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多媒体艺术已经比线性演进的电影叙事厉害太多了，结合了视频、声音、文字的超级文本不但可以链接到无穷无尽的其他文本之中，更可以由多种路径进入，这已经使超级文本成了一座迷宫，而它所提供的互动性几乎使无穷无尽的。从目前人们设想的数码多媒体概念来看，今天的多媒体艺术还只是一个粗胚，我们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发掘。
多媒体对于艺术意味着综合性的某种复兴。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时期是各种艺术门类自我净化的擂台，绘画要排除文学性乃至物象成为画布上的一些颜色，最终走到了抽象绘画。音乐要成为激浪派的那种纯粹的声响，摄影中出现了纯影派。古代艺术中，比如大教堂中，壁画、雕塑、管风琴和建筑空间协同起作用，渲染心理氛围的"场"的工作方式看来可能在多媒体中再次出现。就象教堂中的祭坛画搬到博物馆的聚光灯下就不再神秘，多媒体将把各种艺术再次捆绑在一起，营造出不可还原为组合要素的综合体验。
对于多媒体创作所需要的能力而言，传统分科的专业艺术训炼是远远不够的。这使创作成为多学科人才之间的一种协作，再加上我们已经意识到的数码作品在传播中多次再加工的特点，多媒体同样加剧了个人作者的匿名，就象荷马史诗并不是荷马的个人写作一样。我们在电影片尾长长的字幕中己经见识过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为达芬奇式的全才的出现提供空间。多媒体艺术是正在出现的数码艺术品种，它吸纳了此前许多艺术方式之长，集图、文、影像、声音和互动性于一体，可述可论，也可以平直地铺陈，更可以单线深入，可能性极为丰富。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只是正在形成的冰山的一角，它的潜能还有待更多富有想象力的实践去开发出来。一旦互动性数码多媒体作品置身于网上成为网络艺术时，将大大加强了的观众参与程度，将巨大地改变我们传统的艺术概念。今天出现在网络上的艺术品绝大多数还是落后于网络本身的东西。你打开网上跟艺术有关的站点和主页，看到的还是油画、国画、雕塑。可这些东西都还不是真正跟网络般配的艺术。网络艺术当然应该是多媒体，当然必须是互动的，链接着无穷无尽的东西。
三 美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曾经说过，从20世纪的下半期开始，人类已经由以读和写作为接受知识的主要方式，转变为以看和听作为主要的方式。尽管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丹尼尔·贝尔对于看听文化禀持着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但是显然从文字阅读转向图像阅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电视、电影、网络和集声音、图像和文本为一体的电子读物的出现无疑会对人类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以及行为方式产生重大的影响。伴随着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播方式也以一种加速度在向图像化方面发展。
文化和艺术的社会功能要求我们必然对这种图像阅读的潮流作出回应。回应的方式无怪乎有两种，一种是技术和视觉样式上的开拓，一种是用艺术的方式和视觉艺术的理论对图像阅读的时代特征进行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用符合这个时代视觉接受方式传达出来。因此，将数码影像艺术引入到当代艺术中来便具有特别的意义。艺术家对数码媒体的参与，往往凭借着丰富的艺术资源，所有的这些都能为数码技术在纯艺术和应用艺术上的运用提供新的可能性。他们的时间必然和商业性的数码技术公司有着积极的互补意义。和受市场制约的商业性数码技术公司相比，在艺术家的时间有着一定的前瞻性、探索性和学术性。艺术史中已有的艺术资源能使数码技术制造出更丰富、更奇特的视觉成果，满足着日益增长的社会精神需求，丰富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数码技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同时运用在视觉艺术和实用艺术之间。所以在将数码影响纳入到艺术时间中来无疑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交换管道。它能有效的将纯粹个人的视觉创造有效的转换成社会性的视觉产品，同时又能将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视觉现象系统和有效的转换成个人视觉创造的资源。
我们今天所说的高新技术，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概念，即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高新技术。新石器对旧石器而言，就是高新技术;青铜器对石器而言，就是高新技术;煤铁对以往而言，就是高新技术;工业化对它以前的时代，都是高新技术;而信息技术，对以前任何历史时代而言，都是高新技术。所以，所谓高新技术，就是人类在发展中，不断发现、发明的，比之以往更优越、更实用的技术。
● 新媒体艺术在欧美已经成熟了吗?
20世纪60年代，信息革命使个人电脑成为计算机的主要形式，掌握了便携式摄影录像设备的艺术家，开始将这一媒体用于艺术表现，新媒体艺术由此开端。70年代初，欧美许多大众电视台纷纷设立实验电视节目，尝试在大众电视网中接纳实验性的艺术作品，并提供将新技术与艺术思潮结合的实验场所。这些实验电视中心，为艺术家提供最新的设备，与技术人员合作的机会，直接促成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子视觉，造就了录像艺术的第一代大师，同时也刺激了新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如1973年，录像艺术家白南准(NAN JUN PAIK)与工程师阿比合作，开发了同步混像器，今天这已成为电视编辑的基本功能之一。70年代末期，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勃基金会等，减少对大众电视实验性节目的资助，转而直接资助艺术家，国家艺术基金也开始赞助非赢利性的媒体艺术中心。这些媒体中心提供了比电视台更民主的方式，也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数字化技术，这些中心创作的录像作品较少在电视网中播出，而是在博物馆和画廊展出。于是，艺术家开始考虑将电子媒体与传统视觉艺术的空间结合起来，这就促成了录像装置的成熟。
从80年代开始，录像艺术在各种国际艺术大展上出尽风头，它以新技术的强大威力，以传统媒体无法抗衡的敏感性、综合性、互动性和强烈的现场感，在国际艺术大展上频频亮相，成为与架上艺术、装置艺术并驾齐驱的主要艺术媒介。90年代以后，世界各大艺术馆，不但纷纷举办专门的录像展览，还先后设立了录像部门或制定录像计划。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定期举办录像节，推动新媒体艺术的传播和交流。近年来，由于个人电脑日趋成熟，许多作品以互动多媒体光碟的形式出现，1998年的波恩录像节为多媒体作品专门设立了奖项，互联网作品也正在蓬勃发展中。
到了今天，新媒体艺术已经发展成单频录像带作品、录像装置作品、多媒体光盘和网络艺术的大家族。与之配套的各种培训、服务和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培训中心如欧洲的EDA，研究机构如法国的皮埃尔·夏尔费国际影视创作中心，英国的LUX CENTER，德国的ZKM等。此外还有许多半赢利的制作中心，以低于商业价格的水平向艺术家开放。对新媒体艺术的资助，大量来自高科技公司的文化基金，如柏林录像节由苹果电脑资助，汉堡录像节由西门子资助，卡赛尔文献展的技术部分由IBM和SONY赞助。对新媒体艺术的支持提升了公司的文化形象，展示了新媒体的艺术魅力与技术潜能，在新媒体艺术与新技术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的关系。
在媒体工业与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下，不少媒体艺术乌托邦相继成立，其中最知名的有位于德国卡斯鲁尔(KARLSTUHE)的“ZKM”(CENTER FOR ART AND MEDIA)、奥地利林兹(LINZ)的“AEC”(ARS ELECTRONICA CENTER)及日本东京的“ICC”(INTER COMMUNICATION CENTER)等，目的是为了促进当代艺术与科学的对话。ZKM成立于1990年，1997年10月正式开始运作。是世界上第一个唯一以“互动艺术”(INTERACTIVE ART)为主题的博物馆。它的宗旨是创建一个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大实验室与媒体城，一个将掀起新视觉运动的“新包豪斯”。ZKM是典型的德国式企业经营方式，在大型企业如西门子赞助商与创馆馆长克罗兹(HEINRICH KLOTZ)的理念下，希望延续包豪斯时期的理念，继续成为一个与工业结合的艺术殿堂，以印证所谓的“第二次现代”理念。ZKM成立的构想，缘自德国一个地方政治人物LOTHAR SPAETH的想法，他希望设立针对艺术与媒体科技，特别是视觉影像、音乐新闻的研发机构，并且选择了前法兰克福国家建筑博物馆创办人克罗兹为计划主持人及馆长。该馆主要是发展媒体创作、收藏、展示及推广德国科学文化，1992年起举办“MULTIMEDIALE”多媒体艺术双年展，以展示其媒体艺术收藏品、国际知名媒体艺术家和中心艺术家作品。
从新媒体艺术在欧美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一开始就与商业利益紧密地挂在一起，所以，它更多的不是展示艺术，而是展示新技术产品，参观这种新媒体艺术展，给人的感觉更象是参观商品展销会。
● 我们准备好了吗?
喜新厌旧是人类的天性。创造新技术，利用新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在中国IT产业和欧美新媒体艺术的双重冲击下，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开始在近乎朦胧的状态下起步。
新媒体艺术，不但中国的大众感到陌生，就是中国的艺术家们也并没有完全理解和认同。但是，和世间一切事物的发生与发展一样，新媒体艺术也不是等你完全理解和接受，才走进你的世界，不论你喜欢不喜欢，它总是按着自己的规律破门而入。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批较优秀的作品和成熟的艺术家。1996年9月，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了名为《现象与影像》的中国第一次录像艺术展。这个展览包括十几件录像装置和几个录像带作品，集中了中国第一代录像艺术的开拓者。该展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反响，各地传媒以极大幅面加以报道，更有《文艺报》把这一事件评为当年中国美术十大新闻。该展被许多批评家定位为中国当代艺术中重要的里程碑。
1997年，在北京涌现了数个纯粹由录像艺术组成的个人展览，如《王功新个展》，宋冬的《看》录像艺术展，邱志杰的《罗辑:五个录像装置》个展。这标志着中国新媒体艺术家不但作为创作群落成为焦点，也开始以个体的方式冲撞着当代中国艺术市场。更多受此影响的艺术家开始投入录像艺术创作，他们的成果在《97中国录像艺术观摩展》中得到了体现。至此，录像艺术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热点，《九十年代中国美术年鉴》特辟一章，叙述录像艺术的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录像艺术的活跃引起了国际艺坛的瞩目，中国新媒体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重要的媒体艺术节上。随着IT产业的发展，个人电脑上的编辑设备廉价并得到普及，不但录像艺术进一步得到繁荣，而且更多的艺术家着手探索互动多媒体艺术和网络艺术。
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算起来不过十来个春秋，但是，它却和产生它的基础--新媒体，包括声、光、电和IT产业一样，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发展和壮大起来。MOMA录像部主任芭芭拉·兰登认为:“录像艺术在中国的活跃，是在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圆周闭合之后划出的一个新圆的起点。”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准确的定义新媒体艺术，也不论现在有着怎样的见仁见智的评论，更无须担心历史将怎样回眸中国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国新媒体艺术为了画好这刚刚起点的圆，在努力着，前进着。
● 应该如何定义新媒体艺术?
新媒体艺术的先驱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说: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结性与互动性。了解新媒体艺术创作需要经过五个阶段:连结、融入、互动、转化、出现。首先必须连结，并全身融入其中(而非仅仅在远距离观看)，与系统和他人产生互动，这将导致作品与意识转化，最后出现全新的影像、关系、思维与经验。我们一般说的新媒体艺术，主要是指电路传输和结合计算机的创作。然而，这个以硅晶与电子为基础的媒体，目前正与生物学系统，以及源自于分子科学与基因学的概念相融合。最新颖的新媒体艺术将是“干性”硅晶计算机科学和“湿性”生物学的结合。这种刚刚崛起的新媒体艺术被罗伊·阿斯科特称之为“湿媒体”(MOIST MEDIA)。
新媒体艺术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它们的共通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使用者经由和作品之间的直接互动，参与改变了作品的影像、造型、甚至意义。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引发作品的转化--触摸、空间移动、发声等。不论与作品之间的接口为键盘、鼠标、灯光或声音感应器、抑或其它更复杂精密、甚至是看不见的“板机”，欣赏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主要还是互动。连结性乃是超越时空的藩篱，将全球各地的人连系在一起。在这些网络空间中，使用者可以随时扮演各种不同的身份，搜寻远方的数据库、信息档案、了解异国文化、产生新的社群。
英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新媒体部主任BENJAMIN WEIL，曾于1998年在上海策划了《数字艺术新媒体展览》，他认为:艺术作品首先需要提出艺术家的观念，然后再由技术提出最为巧妙和聪明的解决方法，将其完成。艺术作品与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由观念驱使的创作是艺术性的创作，而如果仅仅通过技术实现的创作就不能称为艺术创作。这恰好阐明了新媒体艺术中，艺术创作和技术应用的关系问题。1996年，《ETIME》杂志曾经探讨过NETART和ART IN NET两者概念的差别，这首先取决是技术，还是艺术家的观念，来有效地确定和影响艺术的创作。前者是技术性的，而后者强调了创作的人文观念性，这就像在录像艺术(VIDEO ART)出现的早期同样发生过类似的争论一样，究竟是以观念利用技术，还是以技术的利用作为艺术分类的纯粹标准。
网络艺术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比如有的作品利用文本与表演相结合，互相阐释作品，并且向观众提供机会，制作和共同完成作品。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网络艺术可以让作品与更多的观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在一些国际性的网络艺术展中，提供一种叫做网络虚拟建筑(WEB ARCHITECTURE)的展示作品方式，观众在艺术家的指引和带领下看作品，并由艺术家来介绍作品的创作意图，艺术批评家也可以同时进行评论。在整个网络建筑的参观过程中，观众网上的行为方式与实际情况的差别不会太大，就像我们平时参观其它艺术展览一样。
就艺术本身而言，新媒体艺术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以及由早期未来主义宣言、达达式行为和70年的代表演艺术等。沟通与合作，成为艺术家在新媒体艺术创作中关注的焦点，他们不断探索新的行为模式与新的媒材，企图发掘创造新思维、新的人类经验，甚至新世界的可能性。许多艺术家对于让观众参与到作品中深感兴趣，而艺术作品本身的定义也不再决定于它的实体形式，更多在于它的形成过程。总之，整个20世纪对于新科学的隐喻与模式的着迷，尤其是世纪初的量子物理和世纪末的神经科学与生物学，大大地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
● 是艺术融入技术，还是两者都融入商业化?
然而，也有一些问题令人感到迷惘和困惑。罗伊·阿斯科特也好，BENJAMIN WEIL也好，他们很少谈及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更多的是谈新媒体的技术应用和掌握问题，以及新媒体艺术的市场问题，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新媒体艺术，最重要的不是艺术上的创造，而是如何引导艺术应用新技术占领市场。当然，这也许与新媒体艺术一诞生就与商业化结下不解之缘有关。罗伊·阿斯科特认为，对21世纪的艺术家来说，建构的问题比呈现的问题更重要。他说:“对网际网络、生物电子学、无线网络、智能型软件、虚拟实境、神经网络、基因工程、分子电子科技、机器人科技等等的兴趣，不仅关系到我们作品的创作与流通，也关系到艺术的新定义，关系到‘出现’美学(AESTHETIC OF APPARITION)，以及互动性、联结性和转变性。‘出现’美学取代了旧式的‘外形’美学(AESTHETIC OF APPEARANCE)--后者只关心物体的外观和某些具体的绝对价值。然而新的‘出现’或‘形成’美学(AESTHETIC OF COMING-INTO-BEING)则试图透过科技文化的转化演变技术，与世界中看不见的力量形成互动。”
他又说:“真正有创意的数字艺术家不在于他会使用新科技，像从食谱中挑选一种烹饪法一样，而是由新科技来拓展市场、测试科技的极限、进而促成它的转变。因此，我们寻求的是具有高度反应力的智能机器与系统，它甚至还能预测我们的需求、以及展现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但不是人工意识)。因此，置身于后生物文化中的艺术家是如何运作呢?我们必须拓展寻求新的经费来源与支持者。以画商与画廊为主的旧式市场，没有能力对待这样一种即使不全是昙花一现，但却不断在流动、在重新自我定义与自我转换的艺术。相对于艺术的传统以及它所形成的封闭性典范，我们似乎更容易接受科学的新发现与新尝试。同时，互动性传播系统中，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全球网际网络中心智之间的互联性，意谓着一种新形态的精神性的出现。我们需要与科学家、高科技人员和企业，建立有意义的联盟--他们不仅挑战与测试我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而且更提供我们编织甚至实现幻想的可能性。若这些企业尚未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发明他们。毕竟，就在纯粹想法以及创新性行为上投资这点来说，硅谷的新创企业与新股票上市公开发行价(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和文化与观念艺术有非常相似之处!而我们这些数字、后生物艺术家在工作上进行智性与财务投资的同时，将创造新的行为模式、新的社会组织、心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身体与仿生学、电信系统之间的相生关系。”
从罗伊·阿斯科特上面的谈话中，我们似乎得到这样的印象:新媒体艺术将逐渐融入媒体技术当中;新媒体艺术家将转化成媒体技术专家，或者被媒体技术专家取代;新媒体艺术将更加商业化;新媒体艺术将为媒体技术的存在而存在，为媒体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就是叫人迷惘和困惑的理由。但是，不论新媒体艺术今后的走向会怎样，它必然会随着IT产业和INTERNET的发展而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不必急于给新媒体艺术下什么样的结论。
新技术还将迅猛的发展下去，对艺术与设计的影响和参与，也会越来越深入，艺术与科学共同作用于我们的生活，或者说艺术与科学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这可能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把艺术与科学等同起来，认为新技术将使艺术变成科学，或者科学成为艺术。技术追求统一性、标准化、定型化，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艺术追求个性化、独创性、求异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人类的审美情趣。我们可以把一种新技术作为创造艺术的手段，我们却不能把一种新艺术当成技术发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