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电影界中的“新浪潮运动”是怎么回事
让专家告诉你什么是新浪潮
<<划时代的作者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始末>>
来源： 作者：让一皮埃尔．让科拉
“有一点我们强调得不够：‘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兰西观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好光景。既然这一套吃掉开，制片人当然都希望拉青年人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尔．德维尔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兰西历史也是法国电影史的转换点。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动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将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戴高乐当选总统前的法国。——译者……有一位慈父将亲自出马，把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从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法国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体与此同时，电影出现了更新的迹象，这在文艺沙龙中引起了反响，随后，各大报刊便把这种新动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国要新电影。口号应运而生。当然，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电影都没有象当时宣扬的那样明显改观……这也无妨，1958年毕竟算是转折的一年。
“新浪潮”这个名词一直洪福不浅，至今人们还在谈论“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时期，或是抱有敌意，或是带着怀旧情绪。一位才能有限，但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为了发行放映比埃尔．德朗雅克的《寻枪记》，甚至于1966年某一天举办了“下一次浪潮日”，虽然这部影片不久便无人问津。“新浪潮”——这就是电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现有着远为广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位妙龄女郎的面部特写，标题是《新浪潮来了》，下面引用了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义，为德雷福斯辩护。所写作品有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 1905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译者)的箴言：“我们才是中枢和心脏，中轴线从我们这里通过。要以我们的表来对时”。当时，正在开展广泛的全国性征询活动，总共提出了二十一个问题。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报》周刊连续登载了回答与分析文章，从中总结出来的《全国青年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浪潮”的提法一直与《快报》联系在一起，甚至从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报》的封面都印着副标题；《新浪潮期刊》，前后达半年之久。……那时，还尚未涉及到电影。
“新浪潮”这一名词见诸报端，多半是弗朗索瓦兹．吉罗(吉罗（1916一）；法国女作家，《快报》创始人之一。后任激进社会党副主席，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妇女部中任要职。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说谎》、《权力喜剧》等。——译者)涉笔成趣的产物。而电影开始凑趣则是数月之后的事。这家《快报》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们都是杀人犯》(影片摄于1952年，导演是卡雅特。——译者)的导演署名的一则启事，标题是《您愿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吗？》启事内容是：“拜读过‘新浪潮’之后，我决定拍摄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诸君在幕后。本人成竹在胸，诸君则希望有人代言……候回音，烦告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八十一号，《快报》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报社收到了一些回信，并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报》上。许多回信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殷切希望在银幕上对其有所表现。(在1957年春季进行的调查中，有个问题是：“对法国人来说，全国头号难题是什么？”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尔及利亚问题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个稳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四年期间也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谓“新浪潮”影片对此只有寥寥无几的反响。——原注）这件事未见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话，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后来，历史为“新浪潮”一词保留了特定的含义，最初将“新浪潮”用于这个含义上的人大约是彼埃尔．比雅尔。他在《电影》1958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汇报，题为《法国电影的青年学院》，他列举了青年导演的一份名单，名单之驳杂，二十年后当令人捧腹（1918年后出生的导演一律算做“青年”：韦纳伊、博尔德利和雷卡梅竟与路易．马勒并列，而象阿仑．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里维特、特吕弗、夏布罗尔还榜上无名呢），比雅尔最后断言。“这股‘新浪潮’为什么还服服贴贴地跟着前辈转，真令人困惑。”
不过，直到1959年春季，围绕着基纳电影节和在拉纳普尔的青年导演的聚会上，电影“新浪潮”才确实名声大噪，并从此叫开了。
倒叙
可以沿着两条平行不悻的路去寻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当浪潮已过，前景已经分明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前 辈要求承认他们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电影史学家是承认阿涅斯．瓦尔达（1954年他拍摄了《短岬村》）或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1955年拍摄了《狭路相逢》）的先锋作用的，或许还承认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是前驱，他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居：“‘新浪潮’，这是新闻记者的发明，……新导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遗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静》之后，我才实现了宿愿”
另一条路子同样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同辈人一起，回顾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电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还必须提及《快报》周刊。在那几年，这家周刊相当及时敏锐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变化。1958年1月30日，《快报》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罗内的剧照，并引用了路易．德吕克的一段题词：“今后，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去摆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温桑著文分析爱德华．莫利纳罗的影片《背倚高墙》：“多年来，无论哪一家法国制片厂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陈年旧货，粗糙不堪，可是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年青一代导演正把埋头苦干令人感动的老家伙从摄影机旁赶走，他们要亲自动手，以克鲁佐或贝克为榜样，大量拍片。这些年轻人多么精明，记忆力多么强！甚至有些过分……”
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谈到不久前拍摄《恋人们》时的情景；“……只有当一个摄制组在导演身上感觉到对新电影的坚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时下影片老套子的坚强意志时，才能发挥出这么大的干劲。总之，人数这样多的一班人马（近三十人）好歹得适应拍一部短片的物质条件。……效果如何，这要由观众来判定，不过。这种方法表明，在法国电影中，正出现某些变化。夏布罗尔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的摄制组的人数也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温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划分了阵营：“为企业获益，按生产处方炮制的盈利片最好也不过是《厄运临头》（《厄运临头》拍于1958年，导演是乌当．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锋。一一译者），最劣就会是《马克西姆》一类影片，而与此同时，平行电影正在诞生，因为有些人已经感到，电影的革新不在于用变形镜头拍摄宽银幕，不在于色彩，也不在于任何技术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内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不错，这种脱离传统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现，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设置的优质奖的激励。”（法国文化部设置该奖鼓励有创见的导演。——译者）
1958年岁末，法国人更换了政府（他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也换了总统，甚至连共和国也改了号，取赞成态度者过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选票同意戴高乐新宪法，仅有百分之十五弃权）；而且，他们被告知；法国人的电影也要变！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电影年度期间问世的，其标志是：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杰》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吕弗的《四百下》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对这四部影片的介绍均参阅。电影艺术译丛》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载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译者）于195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从1961年起，便有人宣称“新浪潮”已趋低落。路易．马尔科列尔在1961年10月17日《法兰西观察家》报上甚至写道：“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浪潮’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新浪潮”做为社会经济现象总共延续了四年，这大概是不错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们只限于综述事实，不加评论地概括“新浪潮”现象，它就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围绕电影大作文章的报刊、新闻和评论。
首先是电影。上述四年期间，至少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新闻报刊便跟着大事宣传。严肃的刊物注重提高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它加以分析。而发行份数较多的报刊只图保留“新浪潮”这个合适的商标，然后慷慨大方地四处加封：从影片到导演，从大明星到影坛新秀。“新浪潮”有销路，大家都搞“新浪潮”，为了内销，也为了出口。影片与围绕着影片的沸沸扬扬的推销活动混杂在一起，很快便难分彼此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事正紧，舞文弄墨“毒化空气”成了时髦。于是，围绕着“新浪潮”，人们又开始毒化空气”了。
“新浪潮”与法国政局的变化同期发生，实在纯属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国延续下去，仍然会出现“新浪潮”。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个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体原因也会促使“新浪潮”出现。但是，法国动荡不安的局面（或许这只是动荡的幻象）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语汇。各家报纸对这种动荡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销售畅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头、戴高乐讲话、长筒裙、“新浪潮”一类消息。为了显得在行，“新浪潮”干脆被简称为N．V．”（法文“新浪潮”两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新浪潮”是个来势汹汹、波及甚广的现象，现在应试将汇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区别。
我们似应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僵化了的电影。当时，电影创作者相对来说已为数不多，而且许多人已经上了年纪，因为自第二次大战以来，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体来说，1958年，马克斯． 路 尔已经去世，雅克．贝克、让．格莱米水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了。让．雷诺阿、雷内．克莱尔、阿贝尔．同斯、萨沙．居特里、马塞尔．帕涅尔（文中所提导演是二十年代以来法国影坛的大师。——译者）都是年迈老翁，到了创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较为次要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多产的十二名导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后一部影片，他们是雷蒙．贝尔纳尔、安德烈．贝多米奥、马塞尔．布利斯丹诺、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贝尔热、乔治．拉贡布、列奥尼德．莫居、让．斯特利、罗贝尔．维内……为了保证法国电影能继续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担子交给在次要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缓的事了。总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来接班是势在必行。
在第一类新崛起的导演之中，爱德华．莫利纳罗是个样板。他生于1928年，先是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贝多米奥做过助手，后来拍过纪录片，搞了十年专业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尝试拍摄故事片（《背倚高墙》）。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以我之见，似乎应当把所谓‘新浪潮’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通过正规途径进入影坛，即融入正规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另一方面，是终于博得年青的制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没有特吕弗或夏布罗尔，我们这些从正规途径走过来的人，仍旧是电影界正统‘官员’。现在，既然他们的电影已经问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于太蹩脚。固然，十年来，我不得已拍出那种风格的影片，这是出于无奈，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而明年，我要改变拍法。”
爱德华．莫利纳罗并没有改变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热趋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国一名地地道道的电影“正统官员”，他的电影年表上列着二十四部影片（这个统计数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纳罗又拍了一部影片。《疯女牢笼》第二部。一译者），是近二十年来最长的电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与莫利纳罗同时开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导演有两、三打人，如，比埃尔．格拉尼埃一德费尔，他当过让一保罗．勒沙诺瓦、安德烈．贝多米奥或马塞尔．卡尔内的助理导演；乔治．罗特奈，他当过场记、剪辑、摄影师和诺贝尔．卡尔博诺的助理导演；雅克．德莱，他曾经是让．鲍育、吉勒．格朗热埃、路易斯．布努艾尔、儒勒、达森的助手。在这份人名表中，似乎还应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让．吉罗尔或路易．马勒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涉足故事片是他们“修业期满”之后的归宿，虽说苦熬多年，却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发现自己也被赐予如此时髦的美名之后，大感惊讶．米歇尔．德维尔在数年后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我是循着传统老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正是我与‘新浪潮’不同之处。最初，我当过见习导演，然后是第二助理导演，并且做过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了技术顾问。拍完《今夜不再来》（该片摄于1960年。－－译者）之后，有人说，我属于‘新浪潮’，我大为吃惊。在编写剧本时，尼娜．孔巴涅兹和我都深信我们是和‘新浪潮’对着干的。”（见《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纪录片、科教片、实验影片等。——译者）
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无疑是众望所归：阿仓．雷乃、乔治．弗朗朱，还有比埃尔．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罗贝尔．门 戈兹、让．多埃维，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电影俱乐部活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绍、被承认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残老军人院》和《禽兽的血》（乔治．弗朗朱）、《战祸》和《被诅咒的建筑师》（比埃尔．卡斯特）、《弥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伙伴》、《住宅危机》（让．多埃维）……当然，还有阿仑．雷乃的《梵高》《高更》、《格尔尼卡》、《夜与雾》和《世界的所有记忆》。本文无意撰写三十人小组（三十人小组指阿仑．雷乃为首的拍摄纪录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这个小组的成员已达一百二十三人。——译者）的历史，只是应该强调指出，十年来，短片为法国有所抱负的电影争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这些人拍的短片从来广泛放映过。或者，只是做为一部商业片的“加片”才有广泛放映的机会，观众反应则是冷淡和不耐烦。而影片《夜与雾》是唯一的例外。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间驰名遐迩，外省的观众所以赶去看卢奇阿诺．埃麦尔的意大利片《重婚》，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要加映阿仑．雷乃的《夜与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特别是通过电影俱乐部、报刊杂志、电影节这些文化网的渠道，人们了解到，在法国，不仅仅有德拉诺瓦，也不仅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开往杜布鲁克的出租车》。---译者）来接替德拉诺瓦。人们对阿仑．雷乃寄以厚望。 人们期望他和其他电影导演拍出一种左倾电影。因为，不言而喻，从几部短片来看，阿仑．雷乃和其他几个导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国大多数导演“背叛了”现在，躲进趣闻轶事或古装片中偷生。通过那些短片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当代法国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机，看到矿工罢工……
也正是在这些短片中，新风格渐趋形成，电影避免了特吕弗曾经痛斥的过分精雕细琢的叙事方式。这些短片可以是实验作品，可以笔触大胆，揭露时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电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特征。
当然，三十八人小组中的佼佼者转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尔．卡斯特曾经战战兢兢地指过路（在这些人当中，比埃尔．卡斯特是第一个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摄了《袋中爱情》----译者）。不过，由于观众的进步、大城市中专门性电影院的建立，而出现了新需求。国家又通过预付收入的办法进行资助，给予了最初的推动。从1957年5月起，各大报刊一呼百应，纷纷报道了阿仑．雷乃即将在法国和日本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大型记录片的消息……（“大型纪录片”一语系原报道所用、——原注）
异军突起
什么是史实，什么是经过渲染的传奇，在这里最难分辨。《电影手册》的编辑们早有亲自大干一场的打算，他们也从不讳言。其中几位已经在所谓的电影“专业”中立足了，因为这里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罗尔曾经担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新闻专员(当时夏布罗尔负责为美国影片的法文版编过新片名．——译者)，后来，他还把让一吕克．戈达尔和保罗．日戈夫引荐进来（日戈夫有一段时间替夏布罗尔写剧本，后来拍过一部《落潮》，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时期许多影片一样胎死腹中）。有些人尝试拍过纪录片，不过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维特的《牧羊人的运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 童》）。继承遗产、有油水的婚姻——这些偶然机会也为他们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去“筹划”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问世，他们就开始大吹大擂，以至于“新浪潮”一词的意义从此在大家的默许下变窄了。结果，这些冒牌的业余爱好者们便把“新浪潮”旗号据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们赚了些钱，开设了制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罗尔开办了阿吉姆制片公司，后来这家公司为菲利普．德布罗卡、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的最初几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资）。不久，连较保守的制片人也嗅出了生财之道、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政洽气候(克洛德．夏布罗尔说过：“我们千万别上当；各大报刊哗哗不休地谈论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打算把一则方程式强加于人：戴高乐=革新。将军来了，共和国变了，法国再生了、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看吧，天才崛起，知识分子在双十字微的庇荫下发挥才干。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于是，也开始为低成本的影片投资。
两年内，这家黄皮刊物的编辑们几乎都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然后是让一吕克．戈达尔、雅克．多尼奥尔一瓦尔克罗兹、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克洛德．德热夫莱。在他们的提携下，一些亲朋好友也连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鲁十、让．欧列尔、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奥纳尔．凯热尔或让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尔．卡斯特则另当别论。他不完全属于“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较有名气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经导演了由让．马莱主演的《袋中爱情》，当时，这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传统影片），但是，他与“新浪潮”的各个分支都有瓜葛：他作为格莱米永的助手修完了传统的“学业”；他又是三十人小组的成员，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左派；最后，他还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记者，他为《电影手 册》撰写过不少文章，结果，《电影手册》派便不知羞耻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这与他们把拍《广岛之恋》时的阿仑．雷乃归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辙。
1959至1960年间，全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或许是存心，或许是无意。每个制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导演。在这股无法驾驭的游涡中，处女作竟有数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从来就没放映过。当时，在选择应召待聘的导演的标准中，内行与否是最末一条。
这种含糊混乱的局面很快便与“新浪潮”这个称呼联系起来了。对“新浪潮”运动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也是运动的干将、他们在《电影手册》或《艺术》周刊上大肆吹嘘不受章法约束的格调、吹嘘戏嘘之中不失潇洒的风格、吹嘘与制片人或工会的刻板传统的决裂……他们为用少量投资就能上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们有着无穷的幻想。在拉纳普尔讨论会期间，制片人亨利．多施麦斯特也来乘机赶浪头，他在《艺术》周刊上写道：“每个制片人都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电影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使电影摆脱了行业工会强加于人的最起码的摄制人员人数的限制。他们使电影从管理与财政上的困境中脱身，直接到街头、屋内实景、真实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摄。他们把电影从层层审查关卡中解放出来，这种审查机构对艺术、对生活、对道德，对如何影响青年人，对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在荒唐。他们打破了‘老前辈们’拍片时的清规戒律。他们破除明星崇拜，摒弃单纯追求技术完美的做法。”
以不谙业务为骄傲。夏布罗尔说过：“为了处理《漂亮的塞尔杰》的第一个镜头，我还要问，我应该盯住摄影机的 哪一个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瞧！”夏布罗尔在拉纳普尔讲的这件趣闻或是确有其事，或是笑话一桩，这倒无关紧要，它毕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么心安理得，甚至以此为荣！
。。。。。。。。。。。
0
② 新浪潮电影流派
法国电影“新浪潮”与“左岸派”
来源：http://ent.cn.tom.com 作者： 2004-03-22 16:48:54
1958年，当克罗德·夏布洛尔的影片《漂亮的塞尔其》和让·鲁什的影片《我这个黑人》等，一批较新颖的影片纷纷出现在法国银幕上的时候，法国《快报》周刊的专栏支记者法朗索瓦兹·吉鲁，第一次使用了“新浪潮”这个名词来谈论当时的法国电影。这些由不知名的年轻人制作的影片，打破了以导演资历为基础的制片方法，带给法国电影一种清新的气息。这时几乎所有第一次参加拍片的人都被戴上了“新浪潮”的帽子。就连阿仑·雷及拍摄的《广岛之恋》也被算作了“新浪潮”的影片。1959年，特吕弗拍摄的《胡作非为》获得了虽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从此确立了新人的地位。从1958年一1962年的5年间，大约有200多新人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真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汹涌潮流冲击面来，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它创造了法国电影史、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同时，不仅改变了法国电影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电影的面貌 ．1962年《电影手册》杂志，在特刊上正式使用了“新浪潮”这一名词“新浪潮”作为一次电影运动(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三次电影运动)被载人史册。
然而，由这么多积极热心的人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肯定会形成一种混杂的创新，即相异的追求，不同风格的创新。既然汇合成一股“浪潮”，就必须有其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就是，他们一致地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优质电影”。这种“优质电影”实际上是一种被大众兴趣所左右的，按照陈规俗套制作的商业影片。面对这一时期的电影新人们则是要以一种艺术趣味来替代商业趣味。他们声势浩大的奋起推翻和打碎旧存的制片秩序。这一次运动对商业电影的确形成了极强烈的冲击。所谓“新浪潮”，可贵之处关键在于“浪潮”二个宇。综观世界电影史，从未见过有像这样一次，有这么多的人共同参与到一场电影革新运动中来。然而，有着共同的敌人并不能说明有着共同的美学观念和美学追求。因此，这里大致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析和研究。一是，作者电影，即“新浪潮”；二是，作家电影，即“左岸派”。
“新浪潮”与“左岸派”的大致比较
1．从他们各自的成分看：“新浪潮”的制作者大都是巴赞创办的《电影手册》杂志的评论员，他们是些影迷，由到电影俱乐部中看影片、在杂志上写评论文章中逐步走上影坛的，如“新浪潮”的主要的干将们：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里维特、卡斯特等人都是如此。而“左岸派”的制作者们则是聚集在塞纳河左岸“门阶出版社”这一左翼作家团体的周围的一批文人。其中有作家杜拉、罗伯—格里叶等；有戏剧家雷乃、亨利·高尔比；有记者阿尔芒·卡蒂；有摄影师阿涅斯·瓦尔达等。而真正搞电影的只有克里斯，马克一人。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文化水平。一般地讲，“左岸派”导演的文化修养要比“新浪潮”导演高。
2，从时间上看：‘‘新浪潮”运动始于50年代末期，以1958年为诞生的日期。而“左岸派”电影导演的探索要比“新浪潮”导演早。雷乃在1948年就开始拍摄影片了，瓦尔达也于1954年就开始拍摄影片了。
3．在年龄上着：1958年“新浪潮”的几个代表人物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特吕弗和路易，马勒是26岁，戈达尔和夏布洛尔是28岁。而“左岸派”的导演们在1958年大多数已经都是中年人了：雷乃和格里叶是36岁，高尔比和马克是37岁，杜拉是44岁。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来人，有的当过游击队员，有的被捕过、流放过，死里逃生。仅这一条，便可以看出“左岸派”导演的经历与阅历比“新浪潮”导演要丰富、复杂，他们对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感触和理解。
4．从影片主题和手法上看：“新浪潮”作者电影有着强烈的个人传记色彩，而“左岸派”的作家电影反映的却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人类性质的主题；作者电影较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而作家电影则较多采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甚至混乱地采用人称来叙事；作者电影有一种真实诚恳的风格。而作家电影却有着强烈的文学、戏剧色彩，艺术的假定性也远远超过了“新浪潮”电影。
5．从拍摄地点的选择上看；由于“新浪潮”电影从来不去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具有社会性主题和政治性主题。因此，所选择的外景地一般都局限在巴黎，故事活动范围总在这个大城市中进行；同样基于影片主题的不同，“左岸派”导演们拍摄的地点也极为广泛，足迹遍及苏联、日本、朝鲜及欧洲各地。他们是些跨越国界的人，他们的目标不是巴黎，而是全世界。
6．从美学追求上看：“新浪潮”追求的是向生活靠拢，向真实深入；而“左岸派”电影感兴趣的则是人的精神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内心。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在头脑中创造的生活远远比生活本身要丰富。他们向内心生活靠拢，向着一种新的真实深入。
7．从制作周期上看：“新浪潮”导演们以一种潦草的、半即兴方式拍摄电影，因此制作周期短，一年有时能够拍摄好几部影片；而“左岸派”导演却是以仔细琢磨的方式拍摄电影，因此制作周期也比较长，常常是好几年才拍摄完成一部影片。
8．从影片通过检查方面看：“新浪潮”电影由于内容简单，不涉及政治，因此一般都能顺利地通过放映(除戈达尔的《小兵士》之外)，而“左岸派”电影由于背景比较复杂，所以一般都要遇到麻烦。比如：雷乃和马克拍摄的《雕像也会死去》(1952年)就被禁演了长达12年之久。雷乃《广岛之恋》原定参加戛纳电影节正式比赛，结果中途被撤下来，只获得一个评论奖。马克拍摄的《假如古巴……》(1961年)遭到禁演。他的另一部描写罢工的影片《希望早相见》(1967年)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艺术家采取鲜明的立场直接干预生活，把赤裸裸的社会现状搬上银幕，触发观众的情感与选择，这在“左岸派”之前的法国电影中尚不多见。“左岸派”电影是对商业电影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左岸派”导演的作家电影是法国五、六十年代“先锋派”。
③ 好莱坞电影发展史
好莱坞电影自诞生后不久就在国际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电影工业的霸主，活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纵观好莱坞发展史，好莱坞电影美学风格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一次较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可以称为经典好莱坞时期，而之后则可成为新好莱坞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十年中间，对于美国电影而言，乃是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兴盛时期。外国影片在美国两万家电影院的上映节目中已经完全消灭。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60～90％的优势，每年约有两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派拉蒙、劳乌、福斯、米高梅、环球这些大制片公司，支配着影片的生产以及全世界影片的上映和发行。它们和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如柯恩·洛埃伯银行、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德·奈莫尔、摩根、洛克菲勒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自从格里菲斯失势之后，金融资本家所重视的已不是导演，而是电影明星。后者成了制片公司的一种工具或者商标。从这时起，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也就是那些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所赏识与选定的企业家。电影导演和照明技师、摄影师、布景设计师一样，只不过是每周领取一定报酬的受雇者而已。制片人利用解除合同这种暗中威胁的办法，把导演过去所掌握的大部分实权，如对主题、明星和技师的选择、剧本和蒙太奇的仔细推敲、布景和服装的监督等等，全部夺取过去。
这样一来，制片人便成了决定艺术成败的一切因素的主人。他最关切的乃是怎样多赚钱，他的董事会也只根据影片的利润率来估量他的价值。因此摄制影片完全以票房收入为指导原则。他们对独立的影评家的评论，满不放在眼中，而事实上，这种影评在美国当时可说几乎全未存在。
但制片人自己只在幕后指挥一切。在好莱坞露面的乃是电影明星，而“明星制度”也成为好莱坞征服世界的基础。观众对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的照片来维持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像周围创造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离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喜爱的动物，在某些国家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明星制度”甚至使鲁道夫·范伦铁诺、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格洛丽亚·史璜逊、华莱士·雷德、约翰·基尔伯特、梅·茂莱、瑙尔玛·塔尔麦琦等人变成了真正被崇拜的偶像。
一些有名的宗教团体对这种竞争深感不安。清教徒对好莱坞展开了一起起攻击，这些攻击又因一些明星丑事的传播（如：华莱士·雷德因吸毒和酗酒而身死，某一舞女在有胖明星亚布克尔参加的一次宴会上遭到了谋杀，以及某些明星曾犯谋杀或因恋爱犯罪等等），而变得更加猛烈。
此时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名叫“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由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共和党领袖威廉·海斯负责组织起来的。按照海斯的说法，电影变成了旅行商人，“商品跟在影片后面，凡是美国影片深入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销售更多的美国货物”。
当好莱坞了解到这种国际使命时，美国某些明星扮演的人物也发生了变化。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角影片公司”时曾幽默地扮演一个强壮、天真、乐观、为女人所喜爱的美国英雄，但到后来却在墨西哥的《佐罗的标记》、法国的《三个火枪手》、英国的《罗宾汉》、东方的《巴格达窃贼》及《黑海盗》中变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大力士，一个无所畏惧和无可指责的骑士和保卫正义而且总是获得胜利的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范朋克日益喜好巨大的布景、极端的豪华和神秘的力量。
拒绝把自己附属于明星的导演为数可说极少。随着好莱坞的建立，电影先驱人物不是日趋没落就是销声匿迹。托马斯·英斯已经故世；麦克·塞纳特虽然还在继续摄制一些优良的作品，但他的声誉却并未因此增长；至于格里菲斯此时则正在逐渐走下坡路。标志格里菲斯登峰造极的作品，在美国乃是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欧洲乃是他的《被摧残的花朵》，在电影艺术方面则是《党同伐异》。但是，商业上的失败终于注定了格里菲斯的悲惨命运。这位被列入制片厂黑名单的伟大艺术家，在他以后残余的二十几年生命中，再也没有机会导演一部影片了。好莱坞的拜金主义把它的创始人都毁灭了。
格里菲斯的没落，正好和西席·地密尔的兴隆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庸俗的商人气息和浮夸的作风，成了好莱坞影片四十年以来的特征。他拍了各种样式的影片，从浮华喜剧《男性和女性》和其他由格洛丽亚·史璜逊主演的影片，一直到场面豪华的反苏宣传片《伏尔加的船夫》和反对无神论的闹剧片《不信上帝的少女》（片中有对儿童监狱的杰出描写），凡是能够赚钱的影片，他都加以摄制。地密尔最成功的作品是一些带有浓厚游艺场气氛的大型片，在这些大型片中，地密尔除了取材于圣经上的故事以外，还加进了一些色情的描写。好莱坞给他一笔格里菲斯所得不到的资金来摄制场面浩大的影片《十诫》和《万王之王》。地密尔由于承袭了意大利电影的老传统，结果成了最能卖座的商业性影片的导演之一。弗莱德·尼勃罗模仿他的例子，替高德温和梅育拍了一部叫做《宾虚传》的巨片，这部影片花去了600万美元的摄制费，虽然风行一时，可是收入却不过400万美元。
好莱坞这个骤然之间交了红运的城市，具有暴发户们的那种低级趣味，他们建造的豪华的别墅，硬把罗马的露天剧场和洛可可式的堡垒，天主教的大教堂和摩天大楼结合在一起。这种建筑上东拼西凑的夸张趣味连同那种说教式的象征趣味，在根据勃拉斯哥·伊巴涅兹的原作改编的影片《启示录四骑士》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部由雷克斯·英格兰姆导演、使范伦铁诺因此成为明星的超级影片在上映收入上打破了纪录。英格兰姆在其他影片中——例如在无声电影末期他将结束电影生涯时在尼斯摄制的那些影片中——也显示出这种讲究形式的作法。
好莱坞在成为国际上的强大势力以后，它摄制的题材也变成国际化了。在它最卖座的无声片中，以美国为背景的为数很少。在这些影片中，只有詹姆斯·克鲁兹导演的那部极著名的《篷车》直接取材于美国历史，是一部歌颂开拓西部地区者的史诗。 西部片由于托马斯·英斯和W．S．哈特的功劳，曾提高到艺术的水平，但此时的西部片，除了象约翰·福特的《铁骑》这样极例外的影片以外，又变成了一种廉价影片的同义语，由一些专门迎合平民观众的导演和无名的演员粗制滥造地摄制出来。美国电影这种“失去本国特性”的倾向成了极其普遍的趋势。亨利·金虽然还能按照托马斯·英斯和格里菲斯的传统，导演了一部完美的、描写美国地方生活的影片《孝子大卫》，可是人们不但不鼓励他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反而导使他去摄制一些流行的言情小说（如《史泰拉恨史》），或者象他以后在罗马摄制的那些影片那样，向着意大利那种场面巨大的影片方向去发展（如《罗莫拉》、《白修女》等）。
由于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审查制度的严格、流行小说被有系统地搬上银幕、明星制度、专为卖座的打算和制片人的拜金主义这些原因，使得美国电影艺术日趋贫乏，这种贫乏和物质的丰富相形之下，显得更为突出。但美国电影中至少还存在着一个作品丰富的喜剧学派和几部例外的作品，这些影片几乎都是由外国籍的导演摄制出来的。莱昂斯·彼雷给美国人培植了对浮华喜剧的爱好，加斯尼埃则是系列影片的创造者之一。除这两人以外，还可以举出肖塔尔、阿尔倍·卡普拉尼，以及协助卓别林导演《巴黎一妇人》的阿巴迪·达拉斯特。
1920年以后，好莱坞为了打倒它的竞争者，大量吸收外国籍的优秀导演和演员前往美国。 莫里茨·斯蒂勒带着葛丽泰·嘉宝来到美国。但他专门为从德国来的演员波拉·尼格丽和强宁斯导演影片。他导演的《帝国旅馆》和《罪恶之街》这两部影片，无论在艺术上或商业上来说，都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与斯蒂勒相反，嘉宝在美国却大走红运。这位著名的女悲剧演员，确实是好莱坞一棵摇钱树，同时也给好莱坞的摄影棚带来了艺术。广告宣传使嘉宝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她所主演的影片片名本身就具有一种宣传性质，如：《诱惑的女人》、《肉与魔》、《仙女下凡》、《神秘夫人》、《野兰花》、《接吻》等等。她在传奇式的故事中表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多情女子。
除了嘉宝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对好莱坞几乎没有带来什么贡献。但从德国来的移民，特别是斯特劳亨、刘别谦、冯·斯登堡，却对美国电影有很大的贡献。欧洲电影的示范作用，使几个美国导演倾向于摄制一些艺术性超过商业性的影片。他们之中有几个确实达到了艺术的水平。有声电影兴起的前夕，美国出现了一批有才能的新电影导演，这些导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替了先驱者的地位。
好莱坞在它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它的电影先驱者和欧洲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与其说是加以利用，毋宁说是加以排斥。随着好莱坞的世界霸权的建立，它大部分生产就陷于毫无意义和追求豪华场面的停滞局面。
1927年10月23日，阿兰·克劳斯兰德摄制的有声响、对白和歌唱的《爵士歌王》的第一次上映，标志着电影已进入了它的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有声技术的运用使电影中复杂的叙事与流畅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一切促成了经典好莱坞电影浓重的戏剧化风格。同时这种风格也符合当时的制片厂制度。由好莱坞巨鳄麦克•塞纳特创造的制片厂制度客观上要求电影必须以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为目标，而传统的被大众所熟悉的戏剧化美学观显然是最好的选择。类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些被克拉考尔称为迎合观众“深层集体心理”的影片，通过程式化的情节、类型化的人物，迅速占据了观众的视野，科幻、歌舞、犯罪等形式的类型片得以在世界影院中大行其道。
西部片作为最“美国化”的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西部片颂扬、推崇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和适者生存的精神，体现着善必胜恶的道德理想，因而在美国影坛上长盛不衰。弗雷德•金尼曼拍摄于1952年的《正午》就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西部片的特征，或者说是体现了经典好莱坞时期影片的特征。 然而，《正午》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着经典好莱坞的影子，但它决不算是一部地道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事实上这部拍摄于1952年的影片在好莱坞发展史中扮演着新旧两时期转折点的角色。《正午》中最明显异于传统好莱坞影片的莫过于对凯恩这个形象的塑造。传统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往往代表着绝对的正义与公理，而凯恩在影片中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由于小镇居民不肯帮助这个曾经保卫他们的警长，使得凯恩的对立方不仅是恶棍，甚至还包括了小镇居民。影片对凯恩作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立场与行为，思考自己的何去何从。《正午》中塑造人物避免了过于类型化，对以往的警长形象也有了一定地颠覆，影片还放弃了西部片一贯的大团圆结局，选择了凯恩扔掉警徽离开小镇作为结束，增强了故事的客观性。
《正午》拍摄于1952年，而这恰是好莱坞黄金时期刚刚结束的时间，好莱坞随之进入了一段困顿的低潮期。直至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后工业化、后社会化的愈演愈烈，新的社会艺术思潮泛滥。这些新思潮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欣赏取向和接受程度。电影的观众群体也发生了变化，经典好莱坞时期电影的风格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观影需要了。四十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和五十年代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冲击和影响了当时的美国影坛，加速了好莱坞电影的变化。于是以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为代表的一批“新式”的影片应运而生，也拉开了新好莱坞时期的序幕。
新好莱坞时期描写人物的典型手法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而是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心世界。新好莱坞注重人物的立体化与心理化，增加了影片的层次与深度。新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特点，即在继承好莱坞善于讲故事传统的基础上，将影片的故事纳入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为影片融入真实性与社会性，使好莱坞电影较之以前更加具有社会意义与深度。
新好莱坞电影还受到欧洲电影的深刻影响。商业电影艺术化、艺术电影商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发展的一个趋势，许多欧洲艺术电影的处理方法被用于好莱坞电影中。
从经典时期到新时期，电影在好莱坞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演变，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形象或是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典好莱坞时期的一套手法在当代已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而更善于适应社会时代需要的新好莱坞电影却悄然占据了观众的视线。
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过渡时期，新好莱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时间，美国每年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电影与电视争夺观众的竞争已达到平衡。电影保持着10到12亿的观众，并且有了自己的越来越广阔的海外市场。据1993年的统计证实，美国电影国内票房收入达52亿，发行收入26亿。视听产品的贸易顺差仅次于飞机制造出口业，为美国第二大行业。在全年世界银幕上上座率最高的10O部影片中美国影片占88部。
好莱坞电影通过自身的调整完成了向后工业时代的过渡，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对好莱坞的全面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电影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电影的判断。对一般观众来说，可以作为娱乐方式看待好莱坞电影；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可以学习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独特的艺术形式的规则；对于制片人来说，可以从好莱坞式的商业规则中，学习好莱坞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而对理论家来说，可以通过对好莱坞特性的认识反思的历史和问题。考察好莱坞的电影史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不可不说是有所裨益。
④ 关于好莱坞电影业的一些历史
好莱坞电影自诞生后不久就在国际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已成为世界电影工业的霸主，活跃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纵观好莱坞发展史，好莱坞电影美学风格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一次较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可以称为经典好莱坞时期，而之后则可成为新好莱坞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十年中间，对于美国电影而言，乃是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兴盛时期。外国影片在美国两万家电影院的上映节目中已经完全消灭。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60～90％的优势，每年约有两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15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派拉蒙、劳乌、福斯、米高梅、环球这些大制片公司，支配着影片的生产以及全世界影片的上映和发行。它们和华尔街的金融巨头如柯恩·洛埃伯银行、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德·奈莫尔、摩根、洛克菲勒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自从格里菲斯失势之后，金融资本家所重视的已不是导演，而是电影明星。后者成了制片公司的一种工具或者商标。从这时起，影片的真正主人是制片人，也就是那些被华尔街的银行家所赏识与选定的企业家。电影导演和照明技师、摄影师、布景设计师一样，只不过是每周领取一定报酬的受雇者而已。制片人利用解除合同这种暗中威胁的办法，把导演过去所掌握的大部分实权，如对主题、明星和技师的选择、剧本和蒙太奇的仔细推敲、布景和服装的监督等等，全部夺取过去。
这样一来，制片人便成了决定艺术成败的一切因素的主人。他最关切的乃是怎样多赚钱，他的董事会也只根据影片的利润率来估量他的价值。因此摄制影片完全以票房收入为指导原则。他们对独立的影评家的评论，满不放在眼中，而事实上，这种影评在美国当时可说几乎全未存在。
但制片人自己只在幕后指挥一切。在好莱坞露面的乃是电影明星，而“明星制度”也成为好莱坞征服世界的基础。观众对电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几百万张签名的照片来维持的，广告和宣传在这些偶像周围创造一种传奇的气氛。明星的恋爱、离婚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化妆品、住宅、他们喜爱的动物，在某些国家成了一般人关心和津津乐道的题材。“明星制度”甚至使鲁道夫·范伦铁诺、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格洛丽亚·史璜逊、华莱士·雷德、约翰·基尔伯特、梅·茂莱、瑙尔玛·塔尔麦琦等人变成了真正被崇拜的偶像。
一些有名的宗教团体对这种竞争深感不安。清教徒对好莱坞展开了一起起攻击，这些攻击又因一些明星丑事的传播（如：华莱士·雷德因吸毒和酗酒而身死，某一舞女在有胖明星亚布克尔参加的一次宴会上遭到了谋杀，以及某些明星曾犯谋杀或因恋爱犯罪等等），而变得更加猛烈。
此时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名叫“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的机构，这个机构是由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共和党领袖威廉·海斯负责组织起来的。按照海斯的说法，电影变成了旅行商人，“商品跟在影片后面，凡是美国影片深入的地方，我们一定能够销售更多的美国货物”。
当好莱坞了解到这种国际使命时，美国某些明星扮演的人物也发生了变化。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角影片公司”时曾幽默地扮演一个强壮、天真、乐观、为女人所喜爱的美国英雄，但到后来却在墨西哥的《佐罗的标记》、法国的《三个火枪手》、英国的《罗宾汉》、东方的《巴格达窃贼》及《黑海盗》中变成一个不可战胜的大力士，一个无所畏惧和无可指责的骑士和保卫正义而且总是获得胜利的人。随着年岁的增长，范朋克日益喜好巨大的布景、极端的豪华和神秘的力量。
拒绝把自己附属于明星的导演为数可说极少。随着好莱坞的建立，电影先驱人物不是日趋没落就是销声匿迹。托马斯·英斯已经故世；麦克·塞纳特虽然还在继续摄制一些优良的作品，但他的声誉却并未因此增长；至于格里菲斯此时则正在逐渐走下坡路。标志格里菲斯登峰造极的作品，在美国乃是他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在欧洲乃是他的《被摧残的花朵》，在电影艺术方面则是《党同伐异》。但是，商业上的失败终于注定了格里菲斯的悲惨命运。这位被列入制片厂黑名单的伟大艺术家，在他以后残余的二十几年生命中，再也没有机会导演一部影片了。好莱坞的拜金主义把它的创始人都毁灭了。
格里菲斯的没落，正好和西席·地密尔的兴隆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庸俗的商人气息和浮夸的作风，成了好莱坞影片四十年以来的特征。他拍了各种样式的影片，从浮华喜剧《男性和女性》和其他由格洛丽亚·史璜逊主演的影片，一直到场面豪华的反苏宣传片《伏尔加的船夫》和反对无神论的闹剧片《不信上帝的少女》（片中有对儿童监狱的杰出描写），凡是能够赚钱的影片，他都加以摄制。地密尔最成功的作品是一些带有浓厚游艺场气氛的大型片，在这些大型片中，地密尔除了取材于圣经上的故事以外，还加进了一些色情的描写。好莱坞给他一笔格里菲斯所得不到的资金来摄制场面浩大的影片《十诫》和《万王之王》。地密尔由于承袭了意大利电影的老传统，结果成了最能卖座的商业性影片的导演之一。弗莱德·尼勃罗模仿他的例子，替高德温和梅育拍了一部叫做《宾虚传》的巨片，这部影片花去了600万美元的摄制费，虽然风行一时，可是收入却不过400万美元。
好莱坞这个骤然之间交了红运的城市，具有暴发户们的那种低级趣味，他们建造的豪华的别墅，硬把罗马的露天剧场和洛可可式的堡垒，天主教的大教堂和摩天大楼结合在一起。这种建筑上东拼西凑的夸张趣味连同那种说教式的象征趣味，在根据勃拉斯哥·伊巴涅兹的原作改编的影片《启示录四骑士》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部由雷克斯·英格兰姆导演、使范伦铁诺因此成为明星的超级影片在上映收入上打破了纪录。英格兰姆在其他影片中——例如在无声电影末期他将结束电影生涯时在尼斯摄制的那些影片中——也显示出这种讲究形式的作法。
好莱坞在成为国际上的强大势力以后，它摄制的题材也变成国际化了。在它最卖座的无声片中，以美国为背景的为数很少。在这些影片中，只有詹姆斯·克鲁兹导演的那部极著名的《篷车》直接取材于美国历史，是一部歌颂开拓西部地区者的史诗。 西部片由于托马斯·英斯和W．S．哈特的功劳，曾提高到艺术的水平，但此时的西部片，除了象约翰·福特的《铁骑》这样极例外的影片以外，又变成了一种廉价影片的同义语，由一些专门迎合平民观众的导演和无名的演员粗制滥造地摄制出来。美国电影这种“失去本国特性”的倾向成了极其普遍的趋势。亨利·金虽然还能按照托马斯·英斯和格里菲斯的传统，导演了一部完美的、描写美国地方生活的影片《孝子大卫》，可是人们不但不鼓励他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反而导使他去摄制一些流行的言情小说（如《史泰拉恨史》），或者象他以后在罗马摄制的那些影片那样，向着意大利那种场面巨大的影片方向去发展（如《罗莫拉》、《白修女》等）。
由于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审查制度的严格、流行小说被有系统地搬上银幕、明星制度、专为卖座的打算和制片人的拜金主义这些原因，使得美国电影艺术日趋贫乏，这种贫乏和物质的丰富相形之下，显得更为突出。但美国电影中至少还存在着一个作品丰富的喜剧学派和几部例外的作品，这些影片几乎都是由外国籍的导演摄制出来的。莱昂斯·彼雷给美国人培植了对浮华喜剧的爱好，加斯尼埃则是系列影片的创造者之一。除这两人以外，还可以举出肖塔尔、阿尔倍·卡普拉尼，以及协助卓别林导演《巴黎一妇人》的阿巴迪·达拉斯特。
1920年以后，好莱坞为了打倒它的竞争者，大量吸收外国籍的优秀导演和演员前往美国。 莫里茨·斯蒂勒带着葛丽泰·嘉宝来到美国。但他专门为从德国来的演员波拉·尼格丽和强宁斯导演影片。他导演的《帝国旅馆》和《罪恶之街》这两部影片，无论在艺术上或商业上来说，都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与斯蒂勒相反，嘉宝在美国却大走红运。这位著名的女悲剧演员，确实是好莱坞一棵摇钱树，同时也给好莱坞的摄影棚带来了艺术。广告宣传使嘉宝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她所主演的影片片名本身就具有一种宣传性质，如：《诱惑的女人》、《肉与魔》、《仙女下凡》、《神秘夫人》、《野兰花》、《接吻》等等。她在传奇式的故事中表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多情女子。
除了嘉宝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对好莱坞几乎没有带来什么贡献。但从德国来的移民，特别是斯特劳亨、刘别谦、冯·斯登堡，却对美国电影有很大的贡献。欧洲电影的示范作用，使几个美国导演倾向于摄制一些艺术性超过商业性的影片。他们之中有几个确实达到了艺术的水平。有声电影兴起的前夕，美国出现了一批有才能的新电影导演，这些导演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接替了先驱者的地位。
好莱坞在它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它的电影先驱者和欧洲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与其说是加以利用，毋宁说是加以排斥。随着好莱坞的世界霸权的建立，它大部分生产就陷于毫无意义和追求豪华场面的停滞局面。
1927年10月23日，阿兰·克劳斯兰德摄制的有声响、对白和歌唱的《爵士歌王》的第一次上映，标志着电影已进入了它的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有声技术的运用使电影中复杂的叙事与流畅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一切促成了经典好莱坞电影浓重的戏剧化风格。同时这种风格也符合当时的制片厂制度。由好莱坞巨鳄麦克•塞纳特创造的制片厂制度客观上要求电影必须以迎合最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为目标，而传统的被大众所熟悉的戏剧化美学观显然是最好的选择。类型电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些被克拉考尔称为迎合观众“深层集体心理”的影片，通过程式化的情节、类型化的人物，迅速占据了观众的视野，科幻、歌舞、犯罪等形式的类型片得以在世界影院中大行其道。
西部片作为最“美国化”的类型片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西部片颂扬、推崇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和适者生存的精神，体现着善必胜恶的道德理想，因而在美国影坛上长盛不衰。弗雷德•金尼曼拍摄于1952年的《正午》就在很多方面体现了西部片的特征，或者说是体现了经典好莱坞时期影片的特征。 然而，《正午》虽然在很多方面有着经典好莱坞的影子，但它决不算是一部地道的经典好莱坞电影。事实上这部拍摄于1952年的影片在好莱坞发展史中扮演着新旧两时期转折点的角色。《正午》中最明显异于传统好莱坞影片的莫过于对凯恩这个形象的塑造。传统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往往代表着绝对的正义与公理，而凯恩在影片中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由于小镇居民不肯帮助这个曾经保卫他们的警长，使得凯恩的对立方不仅是恶棍，甚至还包括了小镇居民。影片对凯恩作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他开始思考自己的立场与行为，思考自己的何去何从。《正午》中塑造人物避免了过于类型化，对以往的警长形象也有了一定地颠覆，影片还放弃了西部片一贯的大团圆结局，选择了凯恩扔掉警徽离开小镇作为结束，增强了故事的客观性。
《正午》拍摄于1952年，而这恰是好莱坞黄金时期刚刚结束的时间，好莱坞随之进入了一段困顿的低潮期。直至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后工业化、后社会化的愈演愈烈，新的社会艺术思潮泛滥。这些新思潮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改变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欣赏取向和接受程度。电影的观众群体也发生了变化，经典好莱坞时期电影的风格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观影需要了。四十年代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和五十年代的法国电影新浪潮冲击和影响了当时的美国影坛，加速了好莱坞电影的变化。于是以亚瑟•佩恩的《邦尼与克莱德》为代表的一批“新式”的影片应运而生，也拉开了新好莱坞时期的序幕。
新好莱坞时期描写人物的典型手法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而是具有更加复杂的内心世界。新好莱坞注重人物的立体化与心理化，增加了影片的层次与深度。新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特点，即在继承好莱坞善于讲故事传统的基础上，将影片的故事纳入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为影片融入真实性与社会性，使好莱坞电影较之以前更加具有社会意义与深度。
新好莱坞电影还受到欧洲电影的深刻影响。商业电影艺术化、艺术电影商业化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发展的一个趋势，许多欧洲艺术电影的处理方法被用于好莱坞电影中。
从经典时期到新时期，电影在好莱坞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演变，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形象或是观念意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典好莱坞时期的一套手法在当代已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而更善于适应社会时代需要的新好莱坞电影却悄然占据了观众的视线。
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过渡时期，新好莱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时间，美国每年生产200部左右的影片，电影与电视争夺观众的竞争已达到平衡。电影保持着10到12亿的观众，并且有了自己的越来越广阔的海外市场。据1993年的统计证实，美国电影国内票房收入达52亿，发行收入26亿。视听产品的贸易顺差仅次于飞机制造出口业，为美国第二大行业。在全年世界银幕上上座率最高的10O部影片中美国影片占88部。
好莱坞电影通过自身的调整完成了向后工业时代的过渡，至今仍雄踞世界电影工业金字塔的顶端，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对好莱坞的全面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电影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的民族电影的判断。对一般观众来说，可以作为娱乐方式看待好莱坞电影；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可以学习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独特的艺术形式的规则；对于制片人来说，可以从好莱坞式的商业规则中，学习好莱坞的电影理念和运作方式；而对理论家来说，可以通过对好莱坞特性的认识反思的历史和问题。考察好莱坞的电影史对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不可不说是有所裨益。
⑤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诞生背景
“新浪潮”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制度僵化的社会造成了青年一代的幻想破灭。首先，法西斯的垮台，历史性的审判，使得国际上的左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其后，斯大林的去世，对他的重新评价，又使得左派势力陷入茫然，而不光彩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再次使中间派开始感到失望。这时，整整一代青年人视政治为“滑稽的把戏”。当时的文艺作品开始注意这些年轻人，描写这些人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特殊现象，在美国被称作“垮掉的一代”，在英国被称作“愤怒的青年”，在法国则被称作“世纪的痛苦”或“新浪潮”；因此，在“新浪潮”的影片中，从主题到情节，从风格到表现手法都带着这种时代的印痕。
这个背景与二战以后人们的彷徨苦闷相关联，所以在新浪潮的作品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二战的反思。同时也与后现代思潮紧密相关。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解构，是对现代主义的怀疑，是基于迷茫困惑后的发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解放。
当时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主编的《电影手册》聚集了一批青年编辑人员，如克洛德·夏布罗尔、特吕弗、戈达尔等50余人。他们深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提出“主观的现实主义”口号，反对过去影片中的“僵化状态”，强调拍摄具有导演“个人风格”的影片，又被称为“电影手册派”或“作者电影”。
⑥ 电影思潮和电影现象是什么
你是上海大学的吧
⑦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表现手法
“新浪潮”的特吕弗等人都没上过专门的电影学校或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对电影的认识和学习，是通过在法国电影资料馆里看片得来的。他们在还不懂得应该怎样拍片的时候，已经从那些坏电影中懂得了不应该怎么拍片。特别是他们所反抗的那种“优质电影”，那种靠巨额投资，靠有把握的明星，靠以导演资历为主的制片，靠大量采用布景等人工手段，靠故事情节吸引人以及影片制作周期长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与好莱坞在制作上毫无两样。“新浪潮”提出：“拍电影，重要的不是制作，而是要成为影片的制作者”。戈达尔大声疾呼：“拍电影，就是写作”。特吕弗宣称：“应当以另一种精神来拍另一种事物，应当抛开昂贵的摄影棚……应当到街头甚至真正的住宅中去拍摄……”。当他们自己拿到了摄影机之后，他们采取了与“优质电影”完全不同的制作方法：靠很少的经费、选择非职业演员、以导演个人风格为主的制片方式，大量采用实景拍摄，靠非情节化、非故事化，打破了以冲突律为基础的戏剧观念，影片制作周期短等。所以人们说：“新浪潮首先是一次制片技术和制片方法的革命”。它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好莱坞式的“优质电影”。
“新浪潮”电影以表现个性为主。特吕弗的《四百下》（1959）是较早出现的代表作。他用现代主义手法叙述了他童年时代的悲惨遭遇。他信奉所谓“非连续性哲学”，认为生活是散漫而没有连续性的事件的组合，在电影创作上否定传统的完整情节结构，以琐碎的生活情节代替戏剧性情节。戈达尔是以蔑视传统电影技法闻名的“破坏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在破坏传统结构方面比特吕弗走得更远，著名的《精疲力尽》（1959）就是其创作风格的最好体现。
“新浪潮”不仅促进了法国电影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也引发了现代主义电影思潮在欧美各国的第二次兴起。像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费里尼等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大部分影史家都以1964年作为法国新浪潮的终结，主要观点是，新浪潮电影的形式和风格，已广泛地渗入到各种电影制作之中。
他们所拍的影片刻意描绘现代都市人的处境、心理、爱情与性关系，与传统影片不同之处在于充满了主观性与抒情性。这类影片较强调生活气息，采用实景拍摄，主张即兴创作；影片大多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表现手法上也比较多变。
⑧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呈现“知识”命运的变化。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知识分子物质贫困化和自我塑造精英化的时候，这些社会趋向，在电影创作中，却很少涉及，电影创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同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拉开了距离，甚至开始借师王朔小说解构知识分子形象。
当知识分子在为中国人的精神建构和社会建构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时刻，中国电影在想着如何娱乐化、进而大众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电影界正在因为整个中国文化消费氛围的转变而进行痛苦的自救，当时的情形是，电影市场在滑坡，观众人数在锐减。
(8)娱乐之电影新思潮扩展阅读
1984年由张军钊执导，张艺谋摄影，陶泽如、陈道明、赵小锐等主演的战争故事类电影《一个和八个》，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们的开山之作。1985年，由陈凯歌指导，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革新了中国电影叙事语言，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真正崛起。
1988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前身）最佳影片金熊奖，成为中国影史上第一部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中获得最高奖的作品。中国第五代导演正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电影迅速发展。
随后，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金狮奖，1989）、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金狮奖，1992）、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金棕榈奖，1993）、谢飞导演的《香魂女》（金熊奖，1993）、李安导演的《喜宴》（金熊奖，1993）等先后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斩获最高奖，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的最高成就。同一时期，《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喜宴》《饮食男女》在先后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⑨ 娱乐电影成为持续不退的思潮,其标志应该是()的出现
娱乐电影因此而成为持续不退的思潮， 其标志是(类型片)的出现。
⑩ 娱乐节目会取代电视剧和电影吗
娱乐节目不会取代电视剧和电影。娱乐节目、电视剧、电影这三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根本不存在的问题，首先娱乐节目、电视剧、电影，三者不存在关联性。
问者所说的“物质和表象世界追求”，这是生存的必须。现在，竞争越来越大，人们只是在为了生存而努力。
挣得钱越多，才会有更多保障，才会有信心扛起责任。努力赚钱，也是精神追求的表现，不能一味否认其价值。
有许多懒人，有许多嫉妒心强的，经常谈论社会浮躁，以至于抱怨现在的“金钱向上”。
其实，精神追求，每个人都有，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或者“所谓精神”还处在成长阶段。
因为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人的眼界放宽，看到一些负面，或者一些正面的事情，就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逆向肯定或者否定。
“思潮”本身就是一种起伏不平的思想和情绪，绝不存在“取代”这一说。
顶多是有一小部分人热衷于娱乐节目，而这一小部分人，又通过自己的主观思想，误以为电视剧和电影被“取代了”。
然而，娱乐节目还是娱乐节目，只不过是一种通俗的，迎合大众的产物。要记住，电视剧和电影是现代艺术。
好的艺术作品，即使过了几十年，依旧会有记忆。而娱乐节目，你见过有几个记住的，或者被供奉为经典被人津津乐道的。
娱乐就是娱乐，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潮，只不过是大众消遣的一种方式。
另外，精神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的人可能一时不懂，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也会有所追求和定义。
娱乐节目是突出体现趣味性的电视节目，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娱乐，通过各种游戏互动的设置。
从而在过程中获得快乐，而这其中没有过多其他的情感，主要的快乐趣味，也没有电视剧中主要讲述的人物故事。
电视剧有一个大的背景，或现代或古代，或轻松或严肃。
也有故事串联起来的主要的固定的人物，他们围绕着一个或多个故事，展现出多种情感和多种价值观，有很多的值得思考值得推敲的东西。
向大众所传达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念，社会主流思想都是娱乐节目中极少甚至没有的。
再说到电影，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结合视觉听觉，容纳艺术领域的各个方面。
虽说也是大众娱乐的产物，但是跟单纯的电视娱乐节目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
从观看目的来看，观看电视娱乐节目的目的较为单一，不过就是追某个明星或者是在学习工作之余放松一下笑一笑。
同时也希望可以参与到游戏中去，总之免不了就是这么几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