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西班牙电影的内容
无声电影时期 1896年，法国人A.普洛米奥在马德里放映了L.吕米埃尔的影片。同年5月15日,他在西班牙拍摄了一部影片法国圣?路易斯学校学生出大门。10月，E.希梅诺拍摄了西班牙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做完大弥撒后走出萨拉戈萨皮拉尔教堂》。1897年，F.赫拉贝尔托使用他自己制造的摄影机，在巴塞罗那自编、自导、自演，摄制了西班牙第一部故事片《咖啡馆里的争吵》。而后，他又拍摄了《桑斯圣玛丽亚教堂大门》等影片。1898～1906年,他共摄制11部影片,被公认为第一个对本国电影业作出贡献的西班牙人。另一位电影先驱是工程师S.de乔蒙,他在巴塞罗那成立第一个影片染色公司他摄制的影片富于想像力，如《电动饭店》(1905)曾采用了特技摄影。
早期无声电影主要是改编话剧。巴尼奥斯兄弟将话剧《唐璜》(1910)、《牺牲》(1910)等搬上银幕。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但西班牙电影脱离现实，无所反映。1920年，J.布赫导演的《巴罗马村的节日》受到好评。
1925～1929年，西班牙无声电影发展较快。在上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西班牙电影的重点描绘西班牙文化。他们大多是当地的文化、纪录片和后来他们转了西班牙文学脚本。1928年生产影片59部。突出的导演是F.雷依、J.布赫斯、B.佩罗霍、F.德尔加多等。影片多据文学作品改编，如《瞎子领路人》(1926)、《特罗亚之家》(1925)、《圣?苏比尔西奥修女》(1927)等。此外风俗片、歌舞片及轻歌剧题材的影片也很流行。在整个无声电影时期，F.雷依导演的《阿拉贡的阿古斯蒂娜》(1928)描写了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的事迹，《邪恶的村庄》(1929)反映农民为生活所迫出外谋生的情景,两部影片不同凡响,取得很大成功。
早期有声电影 有声电影的诞生对西班牙电影界震动很大。1929年底，导演F.埃利亚斯拍摄了西班牙第一部有声影片《神秘的太阳门》。但由于技术设备不完善，归于失败。因而使得不少导演到国外,特别是到美国,去拍摄西班牙语影片，以便向拉丁美洲国家发行。这使西班牙国内的影片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产量锐减。直到埃利亚斯由法国回到巴塞罗那成立了奥尔贝阿电影公司，并成功地摄制了第一部有声故事片《巴克斯》（1932），才使西班牙有声电影走上正轨。
1932～1933年,只生产了很少几部影片,L.布努艾尔拍摄了纪录片《无粮的土地》（1932），记叙了乌尔德尔地区的贫穷、落后和愚昧，触及了现实。1934～1936年，美洲西班牙电影公司和西班牙电影公司的建立，促进了电影事业的发展。1935年生产影片37部。影响较大的有B.佩罗霍根据小说改编的《黑人具有白人的心灵》(1934)，F.雷依执导的《高尚的乡下人》(1935)、《莫雷娜?克拉拉》（1935）等。这一时期的影片以风俗片、轻歌剧片和表现农村生活的情节剧为主。影片中穿插安达鲁西亚舞及斗牛的场面。
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尽管美国影片向西班牙倾销，但西班牙国产电影仍有竞争能力，受到不少观众欢迎，而且占领了南美洲西班牙语系国家很大一部分市场。这一时期，涌现了人们爱戴的女明星I.阿亨娜和喜剧演员M.利赫罗以及R.希梅诺等。
内战时期的电影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许多电影企业停产，电影工作者随之分化。有的人流亡国外拍片，有的人加入人民阵线和共和政府一边，有的人为国民政府服务。
在共和政府辖区，以拍摄反映人民斗争的纪录片为主，如《农民》、《1936年的马德里》等。但也摄制了极少数故事片。这一时期，有不少外国电影工作者前来拍摄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影片，如J.伊文思拍摄的《西班牙的土地》(1937)，法国作家A.马尔罗将自己小说中的几个章节改编摄制成的影片《特鲁埃尔山区》。
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电影工作者，摄制了一些歌颂长枪党的纪录片。1938年初，他们与德国合作成立了西班牙德国电影公司,联合拍摄影片。1938～1939年,该公司与乌发公司合作摄制了 5部故事片，其中由B.佩罗霍执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938)、《西班牙的叹息》(1938)是知名的两部。
佛朗哥执政时期电影 这一时期的西班牙电影历史，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①1940～1950年。是战后初期的10年，先是由情报部主管电影，后成立了电影总局，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强调重视民族电影，规定了放映外国影片与国产影片的比例等等。不久，成立了电影剧作家协会，创办了圣塞瓦斯蒂安电影节。1947年开办了西班牙电影研究和实验学院。
这一时期，生产的绝大部分是商业性质的影片，包括风俗片、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以及历史题材影片，大多远离现实。此外，还有宣传、歌颂长枪党的影片。一些老导演如雷依、B.佩罗霍、E.阿达宾等仍活跃在影坛上，同时也涌现了R.希尔、A.罗曼、J.L.萨恩斯?德埃雷迪亚、E.内维列等一批新人。
1941年，雷依将他的无声片《邪恶的村庄》重拍成有声片，于194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邪恶的村庄》无论是有声片和无声片，都在西班牙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此外，希尔导演的《钉子》(1944)、《堂吉诃德》(1947)、《没有太阳的街》(1948)等，也是上座率高的影片。
在这一时期，佛朗哥以J.德安拉德的化名写了电影剧本《家族》（1941），由L.萨恩斯?德埃雷迪亚执导。影片通过一个军人家庭的变化，表现了半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政治上的重大事件，鼓吹佛朗哥精神。
当时的主要演员有A.马约、R.杜兰、M.贝希诺、A.里维列斯等。
②1951～1962年。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从50年代初开始，西班牙摄制出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影片。1951年，J.A.N.孔德导演的《犁沟》，获很高评价。毕业于电影研究和实验学院的J.A.巴尔登和L.G.贝尔兰加共同编剧,由贝尔兰加导演的马歇尔,欢迎你，描写一个小镇为欢迎“马歇尔计划”的一个委员所做的准备，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对美国所谓的经济援助计划也进行了讽刺，在1956年的戛纳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以后巴尔登导演了揭露中产阶级自私虚伪的《骑车人之死》，再次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贝尔兰加拍摄了《普拉西托》(1961)和《刽子手》(1964)两部讽刺喜剧片。《刽子手》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国际评论奖,在国内被评为西班牙电影史上10部最佳影片之一此外，意大利人M.费雷利为西班牙导演了影片《小房子》（1958）和《小车》(1960)。《小车》以辛辣幽默的手法刻画了老年人的孤独，在1960年威尼斯电影节获国际评论奖。演员J.伊斯贝特，在《小车》、《刽子手》和《马歇尔欢迎你》中扮演主角，以表演真实感人获得好评。
这一时期，在西班牙电影史上占一定地位的影片还有:J.de奥尔杜尼亚导演的《最后一支民歌》(1957),在马德里创上映325天的纪录,并在墨西哥取得成功，该片女主角的扮演者S.蒙铁儿成为继I.阿亨蒂娜和A.包蒂斯塔之后的电影女明星；由L.布努艾尔导演，西班牙与墨西哥合拍的《比里迪亚娜》(1961)，在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奖，但因该片涉嫌批评佛朗哥政权，在1976年以后才获准在西班牙上映。
③1962～1967年。是西班牙新电影时期。1962年西班牙电影和戏剧总局对电影审查宣布了新的严格条例，但对过去禁演的影片放宽了尺度，并鼓励发展民族电影，力争打入国际市场。
当时，一批在马德里国立电影学校（原电影研究和实验学院）和巴塞罗那电影学校学习和工作的青年人，在法国新浪潮的影响下，想对西班牙电影进行革新。他们摄制了一批反映现实、抨击社会,格调清新的影片,形成了西班牙的新电影。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C.绍拉导演的《为一个强盗而哭泣》（1964）和《狩猎》（1965），后者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银熊奖；M.苏梅尔斯执导的《从玫瑰色到黄色》(1963)，获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银贝壳奖;M.皮卡索的处女作《图拉姨妈》(1964),是根据M.de乌那穆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获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此外，B.M.帕蒂诺拍摄的《给贝尔塔的九封信》(1965)，获圣塞瓦斯蒂安国际电影节银贝壳奖；J.迪亚罗特的《爱情的时代》(1964)和M.福尔的《燃烧的皮》(1968)，分别在1964年度、1968年度的巴利亚多利德电影节获西班牙文化学院奖和最佳作品奖；M.苏梅尔斯执导的《戴孝的小姑娘》(1964)获戛纳电影节特别奖；A.丰斯的《寻求》(1966)和H.格劳《夏天的夜晚》(1962)都受到评论界的好评。
这一时期，大多数“新电影”作品在创作风格上都采取了精雕细琢的叙述方法，题材刻意求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现实弊端，从而促进了电影事业的发展，受到国内外重视。1966年生产影片164部,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但是由于当局的严格控制，这一时期的作品多采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步履艰难,尽管如此，“新电影”在西班牙电影史上还是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④1970～1975年。由于经济萧条，政府对电影贷款日益缩减，审查越来越严，因此，这一时期电影生产处于低潮。
在此期间,绍拉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他执导的《安娜和狼》(1972)反映了军队、教会和性方面的问题。他的《安赫利卡表妹》(1973)获1974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V.埃里塞导演的《蜂房精神》(1973)和J.L.博劳执导的《逃亡者》(1975)先后在圣塞瓦斯蒂安电影节获和P.奥莱亚执导的《狼的森林》(1970)也受到好评。
当代电影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去世，此后，西班牙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电影方面，取消了审查制度，被禁演的影片得以公演。如L.布努艾尔的《比里亚迪娜》(旧译《维里吉安娜》，1961)、B.M.帕第诺的《为战后演唱的歌》(1971)以及一些外国色情影片。同时，各种题材的影片竞相摄制出来。1976年生产108部，1977年生产113部。观众对影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的要求也日益严格。一些导演继承、发展了“新电影”反映现实的特点，拍摄了一批反映政治事件、内战以及社会现实的影片。
政治题材影片的出现，标志着西班牙电影跨入一个新时期，其代表作有J.A.巴尔登导演的《一月的七天》(1978),描述了1977年1月24日极右分子在马德里杀害几名进步律师的真实事件,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J.L.G.桑切斯与A.利纳雷克共同导演的《多洛雷斯》(1980)，是一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多洛雷斯的传记影片；M.G.阿拉贡执导的《黑帮》(1977)，描述了极右分子反政府的活动,获第27届西柏林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银熊奖,他导演的《森林之心》(1978)、《花园中的魔鬼》(1982)等片也颇有影响；A.里瓦斯拍摄的《燃烧的城市》(1976)和《胜利》(1983)，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的历史事件，《燃烧的城市》在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获奖。此外，《暗杀佩德拉尔贝斯》(1978)、《从塞哥维亚逃跑》(1981)等，都是政治题材影片。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给人民带来精神上、心灵上的创伤，人们开始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反思。J.卡米诺拍摄的《1936年漫长的假期》(1975)和《陈旧的回忆》(1977)、J.查瓦里导演的《夏天的自行车》(1984)以及J.L.加西导演的《未解决的课题》(1977)、《重新开始》(1982)等影片都反映了战争给家庭、恋人、孩子带来的无法弥补的创伤。《重新开始》获1983年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
从1975年开始，反映人类自身问题的影片渐渐多起来。人与人之间难以沟通，人的无法解脱的孤独、苦闷都成为西方电影工作者探索的主题。新时代的西班牙影片，其中包括如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著名电影导演的作品，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和费尔南多·科洛莫将帮助使西班牙电影脱颖而出。J.de阿米尼昂导演的《巢》(1980)，描写了一个老鳏夫的孤独以及他与一个13岁女孩间的情谊，扮演小姑娘的演员A.托雷特曾在《蜂房精神》(1977)、《姑息养》(1975)中扮演主角。由于她在《巢》中的成功表演，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女导演P.米罗执导的《贾利?古柏在天堂》（1980），描写了一位事业心很强的电视女导演在身患绝症之后与朋友、亲人无法求得心灵的沟通。P.米罗于1983～1985年曾任西班牙电影局局长，她的另一部影片《昆卡的罪行》（1979）上座率很高，在日本上映时,轰动了广大观众。绍拉导演的《埃莉莎,我的宝贝》(1977)表现一位老学者孤独、怕死的心情，甚至与亲生女儿都无法相互了解。该片女主角由电影大师C.卓别林的女儿G.卓别林扮演。该片采用蓝色、灰色做基调，并运用了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受到好评。V.埃里塞拍摄的《南方》(1983)用一个女孩自述的手法，表现了他父亲的忧郁、苦闷。该片在芝加哥电影节获奖。这类题材影片大多细腻感人，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努力追求。
80年代,不少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较成功的有M.卡穆斯导演的《蜂房》（1982），在西柏林电影节获金熊奖。他的另一部作品《圣洁无辜的人们》（1984）获本国1984年最佳影片奖。此外还有《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1976）、《同特雷莎在一起的最后几个下午》(1985)等影片。但这一时期也拍摄了不少追求商业利润的惊险片、鬼怪片、色情片以及庸俗的喜剧片。
这一时期主要的导演还有J.L.博劳、E.德拉伊格莱西亚、P.奥莱亚等。
1984年1月,西班牙政府颁布了电影保护法，对国产片资助成本费25～50%，如影片获得成功，还可得到更多的补贴。为了扩大西班牙电影在国际影坛的影响，每年西班牙举办1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在许多国家举办西班牙电影周和回顾展。西班牙电影的戈雅奖1987年介绍了西班牙电影学院。荣誉和承认西班牙电影业中的卓越创建了此一年一度的颁奖仪式。这支强心针作为来到境况不佳的西班牙电影博爱，有助促进进入行业的新鲜人才及提升到国际标准的西班牙电影。有些西班牙影片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获奖。西班牙每年平均生产 70～100部影片。尽管如此，每年上映的外国影片还高达350～400部，美国影片仍控制着它的市场。到1984年，西班牙共有影院3510座，观众有所下降。
西班牙的官方电影学校已关闭；国家电影资料馆设在马德里，受电影局领导；各省、地区都有自己的电影资料馆；所有的制片公司都是私人企业。
② 西班牙电影推荐
西班牙电影推荐：
1、《看不见的客人》
大师佩德罗·阿莫多瓦的作品，饰演女主角的佩内洛普克鲁兹也凭借这部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佩内洛普克鲁兹饰演的女主角不仅貌美演技也非常出众，影片的故事情节也相当精巧。
③ 如何评价西班牙电影《坐火车旅行》
剧情丰富多彩，非常好看。
该片主要讲述了一位出版社编辑在火车上遇见一名精神科医师，两人各自分享离奇经历，故事尚未说完，医生却消失无踪的故事 。
年轻的文学编辑Helga Pato（佩拉·卡斯特罗饰）到家后发现丈夫完全疯了之后，被迫将他送入该国北部的精神病诊所。
在回程火车上，一个陌生人为打发时间，突然问她：“你想让我告诉你我的生活吗？” 他是精神病医生Ángel Sanagustín（欧内斯特·艾戴里欧饰），他在Helga的丈夫所去的精神病诊所里工作。
他从病人生命里的某一故事分析并诊断他们的病情，给她讲述了个极端危险的偏执狂Martín Urales de Úbeda（路易斯·托萨尔饰）痴迷于垃圾的故事后，Ángel中途下车并消失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充满故事的档案。
④ 西班牙电影有何特色有哪些好看的西班牙电影值得推荐
西班牙的电影有着自己的明显的特点：
1、尺度大：个人感觉西班牙在两性关系上还是比较开放的，所以电影里面经常有第三者情节，至于更劲爆的乱伦，强奸等情节也不鲜见。至于血腥场面倒是比较克制，和好莱坞番茄酱恐怖片没有可比性。
2、 水准稳定：西班牙电影不比好莱坞生产线，每年影片的数量有限，基本上我们能看得到资源的水准都不俗。还有，就是西班牙的优秀导演和演员比较集中，风格比较统一，电影中经常会发现熟悉的面孔。
3、小场面： 因为成本有限，西班牙电影难有什么大制作。但是正所谓螺狮壳里做道场，依然可以在利用有限的资源在小格局中讲述一个好故事，稍后文章中会展开。
4、 好故事：西班牙的电影一般节奏较慢，所以可以有较大的空间推动情节发展，而且西班牙的导演真是脑洞大开，经常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彩创意。
几部经典的西班牙电影：
一、安娜·弗里茨的尸体 El cadáver de Anna Fritz (2015)
西班牙导演的恶趣味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常看鬼片的值友们对于“借尸还魂”的情节应该不陌生了，但是有谁见过“奸尸还魂”的电影？
⑤ 运用纪录片手法拍摄电影——浅谈西班牙电影《死亡录像》
死亡录像影评——转
尽管对恐怖片的喜爱几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我深知这一类型片真正的迷人处，绝非无休止渲染血腥杀人和死亡场景（尽管看上去它们总是必不可少）。身临其境的恐惧，常带来对绝望感短暂的亲密体会，这能令人振奋，并产生劫后余生的瞬间快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不安全感乃是人类记忆深处最根深蒂固的动物本能，恐怖片正基于此心理背景诞生繁衍。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生产恐怖片最活跃的地方总是日本、美国这些危机意识强烈的国家。此外，回归前的香港人也（曾经）喜欢通过恐怖片和色情片来消除社会生活压力，而在欧洲的西班牙，人们则习惯于通过恐怖片，来消除源自宗教的不安和焦虑。
在西班牙恐怖电影里，很少出现好莱坞电影里屡见不鲜的，离群索居的电锯杀人狂或突然入侵小镇的吃人怪兽，他们喜欢表现的是黑暗、死亡和人的变异——黑暗象征无边无际的压抑，死亡是这种压抑导致的结果，而人的变异，是生与死的辩证。不久前的《孤儿院》正是揭示这一主题，而这部“吓人何止一跳”的《死亡录像》，更是此三者的有机融合，不过，这部电影的价值并非仅此而已，它最令人欣喜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电影表现形式。这种新形式，很可能会因为这部电影意想不到的成功，引发一次探索新兴电影语言的小小潮流。这个潮流简单讲，就是用纪录片手法拍摄故事片，比如好莱坞最近用DV拍摄的科幻灾难片的《苜蓿地》，或者乔治·罗梅罗的《死亡日记》。而更有想象力的做法，我想也会很快有人大胆去尝试，能不能用纪录片拍一部武侠电影呢？别着急一口否定。
40岁的西班牙导演琼米·巴拿格鲁，在将近十年时间里一直钟情于拍摄恐怖片，但那些电影（《黑暗》、《无名死婴》、《公寓出租》）无论是否借助好莱坞资金和明星效应，都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与他合作《死亡录像》的帕卡·布拉扎也一样。创作苦闷之余，他们终于决定剑走偏锋，以出其不意的形式征服经验丰富的观众。DV终于挽救了他们的事业。这部电影让很多经验观众在第一时间里想起了1999年的《女巫布莱尔》，影片开始时，电视台“当你在熟睡”节目女主持人安吉拉带着摄像师去一个消防中队深夜采访，整部电影即由摄像师肩扛的机器“无意间”纪录完成。但《女巫布莱尔》没能解决“必须拍地好看”这一核心问题，而好莱坞的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又导致《女巫布莱尔2》在第一集惊世骇俗的成功之后，未能继续探索，相反却大踏步退回到胶片格局，使DV这种电影新果实的成熟，推迟了整整十年。
采用纪录片手法的最大诱惑在于，它能够提供一个使观众身临现场的紧张气氛，这非常适合用来拍摄“突发事件”，《苜蓿地》和《死亡录像》的成功，都基于此。在《死亡录像》里，女主持人和摄像师构成一个电视采访的独特现场，令观众身临其境，实时观察事态走向。镜头首先是常规的消防中队采访，很快，由于跟拍消防队员出警，观众得以和拍摄者一起进入一幢老公寓楼，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又和那里的住户一起夜遇恐怖僵尸。由于影片由电视台摄像师随机拍摄，视点单一，剧情在展开过程中，就不可能像传统电影一样覆盖场景和人物，这反而增强了不可知带来的重重恐惧和猜测，同时摄像机的晃动，则增加了观众心理的起伏不定。很多类似摄影风格的电影作品，确实曾因此失去部分不堪忍受画面动荡的观众（《苜蓿地》就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但随着保罗·格林格拉斯两部《谍影重重》的有效熏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影迷学会了享受这种新闻纪录式的晃动。琼米·巴拿格鲁和帕卡·布拉扎做的更妙，他们非常体贴地考虑到这一点，不时穿插拍摄一些稳定镜头，利用简短的采访、黑屏和固定镜头，让观众紧张的神经得以稍事休整。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最为影迷津津乐道，这个7分钟左右的夜视镜头场景（《苜蓿地》里也利用了DV的夜视功能，但效果却远不及此），不仅成功地向恐怖片经典《沉默的羔羊》表达了敬意，更将全片营造的恐怖气氛推向高潮，惊魂程度几乎令人窒息。这段情节还将西班牙恐怖片经常涉及的宗教恐惧引入进来，我个人感觉稍嫌煞有介事，但却为这个惊心动魄的“僵尸之夜”，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解释说明。有经验的影迷还会发现，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和比利时电影《人咬狗》（1992）如出一辙，摄像机倒在地上机械地拍摄，而叙事者（纪录者）伴随一声惨叫，被猛然拽入黑暗。因为显然不具有《人咬狗》深邃、尖锐的人文内涵，这个并不新奇的镜头，就显得不如《苜蓿地》结尾那么恰到好处、意犹未尽。尽管如此，影片对低成本电影寻求出路仍然小有启发——与其让高清无限接近胶片，不如利用它天然的纪录片质感，拍出物美价廉的创意故事。希望更多DV爱好者和年轻导演，能够有兴趣看看这部电影
——————————————————————————————————
纪录片-浅谈
在我国，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强烈攻击的目标，尽管至今双方意见依然激烈对峙，然而“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在现今的影视作品创作中已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电影纪录片、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乃至电视纪实类节目或栏目中。如中央电视台的《讲述》、《今日说法》、《人与自然》、《记忆》等，包括我们新影创作的《纪录片之窗》、《亲历·见证》、《走遍中国》、《华夏文明》、《地图上的故事》等节目中都采用了“真实再现”的手法。
基于这种将虚构的方式应用于非虚构的节目中的作法，最早起源于电影纪录片，并最早是以电视纪录片为基点，在电视领域中弥漫开来的，故本文拟以电影、电视纪录片中的“真实再现”的手法为对象，探讨其存在的原因、利弊及应注意的问题。
纪录片，单从词面上看，便已能明确地反映出这一艺术表现形式的基本性质和创作方法，即纪录。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一书中对纪录片是这样定义的：“纪录片是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图像和音响素材，通过非虚构的艺术表现手法，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作者对这一事物认识的纪实性电视节目。”“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允许虚构事件，它的基本手法是采访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拍摄手法，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和真人真事。”
真实环境、真实时间、真人、真事，这四“真”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上，一直被视为是生命之所在。自上世纪50年代起，“挑、等、抢”的拍摄手法（又被称为“自然主义手法”），在我国纪录片创作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文革”中曾被提升到政治素质、政治态度的高度。然而，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纪录片的传统定义遭到了质疑和颠覆。有人提出：这一把真实看成是纪录片仅有属性，把虚构看成是和真实相对立的表现手法的定义是有局限性的，并这种局限性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来。有人质疑：有了虚构的表现手法就不真实了吗？采用了虚构的手法的东西就不是纪录片了吗？有更多的人把被长期摒弃的“再现”手法，大大方方地应用在了纪录片中。
这里所说的“真实再现”是指事件发生时，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以及音响资料，事后根据创作的需要，采用虚构的方式把当时发生的东西模拟重现出来。
事实上，在电影纪录片诞生后的百年间，“真实再现”的手法就一直被采用着。弗拉哈迪（Rober Flaherty）的被公认为是世界纪录片开山之作的《北方的纳努克》（1922年）一片中，许多情景也都是利用重拍、摆拍等虚构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也很善于进行组织拍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重拾现场”、“复原补拍”。
“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形式上大体可分为三种：
一是重演，也叫摆拍或补拍；是由纪录片中的特定人物，按编导的要求对自己的过去的特定的真实生活片断进行重演。如弗拉哈迪拍《北方的纳努克》时，爱斯基摩人已不居住冰屋了，为了表现爱斯基摩人的风俗特点，弗拉哈迪请纳努克一家重演了搭建冰屋的情景。另外，影片中弗拉哈迪还请纳努克和他的邻居们穿上了他们早已脱去的兽皮，仿照他们爷爷的样子到海边用钢叉去捕捉海象。据我国老一辈纪录片摄影师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时，先遣部队中并没有随军摄影记者，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组解放军战士跑入总统府、房顶上国民党党旗被抛落而下、战士们振臂高呼的经典镜头也是后来补拍的。
二是扮演；是由演员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进行扮演。如英国纪录片《失落的文明》（8集1995）中就采用了大量的扮演的手法。其中最后一集《美索不达米亚：回到伊甸园》讲到“死海文卷”时，由两位演员扮演了1947年“死海文卷”被发现时的场景：烈日下，两个牧羊人走在耶路撒冷的荒野中；他们来到了被陡峭的斜坡所隐蔽的小山洞前；一个牧羊人爬了上去；洞中有大量的古代陶瓷碎片和羊皮纸卷轴等文物……《纪录片之窗》栏目《破解西夏王陵之谜》节目中，讲到西夏文字的发现时也运用了扮演的手法：一个手举火把的人下到一个深深的洞穴中；探险者的脚步，在火把的映照下一步步向前走去；火把停在一块残破的石碑前；石碑上刻满了西夏文字。这种扮演在纪录片《金字塔》中再现塔顶巨石安装、《望长城》中再现烽火传警、《姊妹溪》中再现搭建盐卤栈道等中都有表现。
三是运用相关镜头，达到再现的目的。这里说的相关镜头包括：借用的电影故事片、电视连续剧以至电视戏曲片、电视艺术片的镜头和带有一定喻意的空镜头。《见证·亲历》栏目《无声的较量》系列节目中，就采用了大量的相关镜头再现人类曾经历经的疾病灾难。《终结麻风病》、《阻击黑死病》中讲到一个世纪前发生的灾难的情景时，作者运用了许多表现古希腊人生活情境的相关镜头。《送瘟神》中除了采用了大量的纪实镜头外，还采用了电影故事片的镜头。纪录片《中华文明》中，有一组司马迁写《史记》的镜头，采用的是一段戏曲片中司马迁在放有正在撰写的《史记》的几案前深思的镜头。纪录片《马王堆》运用舞台艺术片中女主人公 的独舞镜头。空镜头的虚构方法也常运用于历史类纪录片和人物传记纪录片中。
“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从内容上讲大体也可归纳为两类：
一类是细节再现，或称作过程再现。主要用来再现某一事情的细节过程。如纳努克一家如何生活的带有细节性的场景。又如，“死海文卷”被发现的细节过程等。这种“再现”的写实性更强。
第二类是象征再现，或者称为虚化再现。主要以虚化处理的情景象征某一种事物。如以火把和脚步象征寻找；以匆忙的脚步、拥挤的人流象征奔波；以万马奔腾的足迹和卷起的消烟象征战场的嘶杀等。
从以上的“真实再现”的分类和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虚构的表现手法，确实广泛地、大量地运用于非虚构的纪录片创作之中。纠其存在之根源，寻其存在的合理性，或许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 扩展纪录片的选题范围，丰富节目画面。
“真实再现”之所以能在纪录片中找到生存土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原始影像资料的匮乏。
这种原始资料的匮乏，在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纪录片中，在追溯回眸类的纪录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我们新影的《中华文明之光》栏目中《孔子》、《老子》等节目，又如我们的《千秋史话》栏目的大同系列的《大同沧桑》、《走遍中国》栏目的苏州系列的《吴越春秋》、大连系列的《百年旅顺》等节目中，编导遇到的问题是除仅有的图片资料、拍摄的一些实景资料之外，声音资料、影像资料为零。在编导们的面前，或者只有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个口口相传的传说；或者只有祖先留下的一篇篇无影无声的文字；或者只有那些亲历者、知情者一段段生动难忘的回忆。如果想把这些美妙的传说、震撼的故事、难忘的回忆呈现在观众面前，“真实再现”便成了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法。
纪录片《阿炳1950》，是一部34分钟的片子，而导演初次接触这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时，手中的资料只有日本人统治无锡时，阿炳的一张良民证上的照片和1950年留下的六首曲子。在这种情况下，如仅用访谈和这点资料凑成一部片子显然是很单薄的，于是编导采用了“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还原的无锡历史街景、孤独的阿炳的背影在凄凄的二胡曲的衬托下，大大增加了视觉图像的感染力，增加了节目的传播效果。
我们拍摄的《走遍中国》“潮州”专题片中，在表现潮州人当年为了生计背景离乡，出海下南洋的时候也运用了这种“真实再现”的手法。仿旧的褐色画面，扮演的出海人赤脚在沙滩上一步步走向海边的一叶孤舟，手中拿着一支潮州乐器——椰琴，身上背着一个蓝白相间的碎花小包裹，背景音乐是一曲潮乐中悲怨的乐曲。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使用“真实再现”手法，使影视画面得以大大地丰富，对于我们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对于更生动地表现追忆回眸类纪录片，对于我们拓展纪录片的选题范围，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满足观众的收视欲望，增强节目的叙述张力。
与历史文化类的纪录片相比，一些纪实性新闻类纪录片虽然在时效性上距我们靠近了许多，但在节目制作中却常常存在着种种“不在场”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却往往正是观众收视欲望的所在。
渴望从画面中获得真实的震撼、真实的美感，是观众收视心态的主体。一位电影专家说：“真实的定义是多重的，你可以从故事片看到事实，但纪录片却有一个与现实关系更为紧密的联系。”另一位英国纪录片制作人说：“人们发现现代科技的发展让人们失去了与真实的交流，于是人们希望从纪录片中找回真实的交流，并从中去发现自己不能看到的、不能感受到的真实。”而在创作中，编导们会发现观众们所渴望看到的真实，往往在创作者面前只是一种“不在场”的遗憾，这种遗憾对于一些新闻类纪录片的影响是尤为明显的。为了弥补这种遗憾，便有了“真实再现”手法在新闻类纪录片中被广为使用的现象，并在其中不乏成功者。
如《纪录片之窗》中的节目《与生命签约》一片就是其中的成功的作品。节目讲了一位身患血液重症、如不及时治疗来日不多的男主人公，与生命抗争，签约贷款承包桃园，为自己挣治疗费的故事。节目多处巧妙地运用了一些真实再现的镜头，如主人公因过度劳累，病情加重，昏倒在桃树前一段，就采用了补拍和组织拍摄。随着人们的呼喊声，桃园里干活的伙计们伴着摄像机的晃动的镜头跑向倒下的主人公。镜头拍得真实感人，弥补了“不在场”之憾，更好地表现了主人公的顽强精神，给观众的心灵带来震撼。还有主人公找邻居借钱的一段也再现得很感人。由于天旱缺水，急需资金挖蓄水池。节目出现了这样一组镜头：夜幕降临，主人公徘徊在邻居家的门前……敲门……主人公与邻居的一段对话。虽然我们看不清人物的面部表情，但通过这段再现，增强了节目的叙述张力，满足了观众的收视需求。
三、 营造艺术氛围、意境，增加了节目的感染力。
米歇尔·雷诺在《非虚构的艺术》中说：“如果认为只有故事片才需要借助观众的想像……是极不明智的，如果夸大纪录片平实非虚构的特点，就往往不能够理解故事片根深蒂固的感召力。”事实证明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以虚构的表现手法去渲染、去再现的镜头，也不乏是一种如同故事片一样的感召力的创造。所不同的是纪录片的真实是从日常生活中摘取出来的，是真实大海中的一滴水，而不是为银幕所编造出来的虚构的东西。如匆忙的脚步、拥挤的人流、金秋后落叶、冬日的枯枝、飞翔的白鸽……这些在故事片中常用的借景造势的渲染手法，在纪录片中也成为了一种再现的重要手法，能够增加纪录片的艺术性。
纪录片《国球沧桑》讲到“文革”期间中国乒乓球队员被下放农村，乒乓球训练被迫中断时，编导采用了这样一组镜头：长满蒿草的荒芜的农家院落，一间放置农机具的棚子，土屋旁的草丛中一个破乒乓球案子斜靠着，棚子中拉着一条红色的大标语。
纪录片《追梦舞台——》讲到老舍先生离开人艺、离开人世的时候，也用了一组很有感染力的再现镜头：空空的首都剧场，几盏舞台追光灯照着入口的大门，慢慢地拉到老舍先生生前常坐的座位，又推到那空空的舞台……
由此可见，资料的匮乏、“不在场”的遗憾，只是造成纪录片对“真实再现”手法的内在需求的一个方面，而对纪录片艺术性、感染力的追求也不能不说是当前“真实再现”手法被广为采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说，“真实再现”在中国纪录片创作中、在纪实类电视节目中的使用，对中国纪录片、中国电视的发展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它在弥补资料匮乏和“不在场”遗憾的同时，其在丰富画面、扩展范围；增强叙述张力；营造艺术感染力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真实再现”的表现手法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美化我们的节目，同时更能损伤我们的作品，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败笔。这也是许多纪录片人对此持有异议、主张谨慎从事的重要原因。
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为造假提供了便利条件，负面影响难以想象。
1998年一则英国卡尔顿中央独立电视中心发布的道歉声明，在世界影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称1996年制作并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关联》是一个捕风捉影，缺少事实根据的节目。故事所表现的一条从哥伦比亚到伦敦的地下毒品运输线并不存在，而纪录片的主要部分都是表演出来的。
这种情况，在世界影视业并不少见，一个个造假节目被揭露出来，而一个个造假节目又被制作出来。有人便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真实再现”手法的泛滥，或许有些偏颇，但“真实再现”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广泛应用确为造假提供了便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的确，“真实再现”建立在这样一个造假的基点上，其负面影响是可怕的。它给了人们这样一个信息，一切都可以仿造，一切都可以扮演，既然真实的东西也不真实了，难道还真实可言吗？还有了解事实真相的途径吗？由此可见，“真实再现”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点上，必须永远格守真实的生命原则。
2． 有可能助长“舍本求末”的风气，动摇纪录片真实性的根基。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的根本。真实的影像永远是纪录片创作的主源，它们是纪录片中最有含金量、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元素。而“真实再现”只是纪录片创作中起弥补作用、起辅助作用的一个表现手法。然而在纪录片创作中，却有一种过分地强调再现，寄希望于再现的做法。这种“舍本求末”的风气，是对纪录片真实性的挑战，是万不能助长的。笔者曾看到一部片子，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主人公在表演，但这位主人公毕竟不是演员，其拙劣的演技使得一部原本立意很好的节目，变得滑稽、可笑。还有的片子一味地追求艺术效果，忽视了引用资料的细节真实，从而犯下张冠李戴的不负责任的错误。
3． 真假相交，误导、欺骗了观众的视听。
“真实再现”手法还有一个可怕的误区，就是真假相交，真真假假，导致观众雾里看花，误导、欺骗了观众的视听。有一个反映中国登山队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片子，当说到凌晨三位登山队员终于登上了珠峰时，画面上出现了三位队员站在峰顶，兴奋地欢呼的镜头。但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珠峰上一片漆黑；稍有一点登山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国登山队首登珠峰没有留下影像资料。还有的节目借用了电视剧的大段镜头，又不加说明，严重地误导了观众。因此在电视节目中凡出现“真实再现”的地方，加以字幕说明已为影视节目中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4． 再现不真，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力，降低了观众的欣赏品味。
“真实再现”，除了要在根基上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之外，还要注意在表现手法上的真实。再现不真，是“真实再现”表现手法运用中的一大禁忌。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把真实变成了虚假。如不合情理的结构、刻板的对话、虚假的客套、无奈的场面，常常使观众不忍再看下去。过于细致的再现，还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力。因此在运用“真实再现”表现手法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应注意宜粗不宜细，宜写意不宜写实，一定要真实、自然、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