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你心目中的侯孝贤电影三佳分别是哪三部
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1982-1987）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杨德昌、曾壮祥、万仁等。他们的作品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
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原因有：
1、电影业的不景气，中影改组；
2、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影响；
3、新的电影观念（作者论、艺术电影）等美学标准的输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
4、新的人才的涌现（独立制品相对自由为侯孝贤、陈坤厚等本土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机会，留学欧美的青年归来如万仁、杨德昌、柯一正）
5、台湾社会的转型：70年代末国民党权威统治的松动，台湾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之所以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般宏大的影片，是因为侯孝贤不再只是把创作投视于自身的记忆，而投向了整个民族国家的记忆，这是大师级导演的水准。就像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有《活着》、陈凯歌有《霸王别姬》、田壮壮有《蓝风筝》，这些同样都是把视线投向了社会的。
不再拘谨于小我，而是通过小我投射到整个社会。
一个导演能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担当，能够直面国家民族的历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题主所说的主流电影界评价最高的原因吧。
❷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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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详细的
❸ 香港新浪潮电影知识介绍
香港新浪潮电影知识介绍
香港电影新浪潮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一般认为是1979年—1983年期间)香港电影的一个潮流，参与者多是在外国留学、有电视制作经验的年轻导演，如徐克、许鞍华、严浩、谭家明、方育平等等。香港新浪潮的导演主要在美国或英国攻读电影课程。他们在1970年代回到香港后都加入了电视台发展。他们在电视台接受一番磨炼后，离开电视台发展电影事业，在此期间拍摄的一批风格清新的影片。1978年8月18日出版的电影杂志《大特写》(《香港电影双周刊》的前身)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香港电影新浪潮：向传统挑战的革命者》，首次用新浪潮一词来期待香港的新电影。
出现背景
七十年代末期，国际形势动荡不安，香港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腾飞、独立电影制片机构的风起云涌，具有正义感的影视工作者鄙弃“四头”(噱头、拳头、枕头、鬼头)影片而开拓新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从国外电影学院毕业回港并从事电视编导工作的年轻导演，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青人的独特创意和社会触觉，拍摄出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传统香港电影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新潮电影。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这批影片的卖座虽然不是特别高，却为港片在编导手法和摄制技术上呈现出异於传统香港片的新风貌。
1976年，梁普智、萧芳芳导演的《跳灰》一般被认为是新浪潮的先声，1978年，严浩导演了《咖喱啡》，打响了新浪潮的第一枪。之后是1979年，三位青年导演分别推出了他们的电影处女作：徐克把科幻和武侠合二而一，推出了“未来主义武侠片”《蝶变》，许鞍华的《疯劫》根据一起真实案件改编，把悬念和推理结合起来处理凶杀案件，章国明的《点指兵兵》以逼真自然的光影展示警探和罪犯的搏杀。这三部影片标志着新浪潮的正式诞生。随后，严浩、刘成汉、方育平、蔡继光、谭家明、黄志强、单慧珠、唐基明、张坚庭、黎大炜、于仁泰等相继掘起，拍摄了《父子情》、《夜车》、《投奔怒海》、《似水流年》、《喝彩》、《欲火焚琴》、《师爸》、《山狗》、《冤家》、《表错七日情》及《墙内墙外》等新观念与新形式相结合的影片，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在短短的时间内，竟有几十位锐气十足的年轻导演拍出了他们的处女作。不仅票房价值颇高，还获得了电影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同时也受到制片人的青睐。
此后，不少电视界的人才加入香港电影界工作，两者的互动日益频繁，甚至有电视节目改编拍成电影(如萧芳芳主演的《林亚珍》)。电视界举办的选美比赛和歌唱比赛等，也陆续发掘了一批新掘起的一代，促成了往后10多年香港影坛“明星制度”的勃兴。
香港电影新浪潮的特征
“新浪潮”的“新”，带有与多传统及及传统分别的意味。同时亦意味着一种创新和实验取向，力求突破传统而别具一裁。如意大利五十年代的“新现实主义”是对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后的电影事业的一次重新评述及振兴，而法国的六十年代“新浪潮”是源自对法国五十年代的商业电影工业机制的不满，通过崭新的电影手法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状态，是对当时主流的“优质电影”的反叛。香港“新浪潮”，电影则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在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新浪潮”导演虽然都被冠以“新浪潮”之名，其实每位的电影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於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警察和匪徒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大体上“新浪潮”导演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由于“新浪潮”主要导演大都有留学海外专业培训的背景，因而具有开放的视野和自觉的电影影象意识。他们重视电影语言创新，真实、鲜明、大胆、饱满、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效果。在影片的叙事、结构、节奏等方面，尤其是在电影取景、色彩、自然光使用，剪接等方面，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和风格化特征。
不过，新浪潮导演在强调突出个性的同时，并未走向实验电影的极端，而是巧妙地将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起来，兼顾电影的商业因素和观众的娱乐要求。在“满足个人”和“满足观众”间求得平衡，以追求商业上的最大成功。他们是对香港主流电影的突破，但并非彻底抛弃。比如，香港“新浪潮”电影大都从类型电影入手，然后进行创新和改造。徐克将科幻电影与武侠电影合为一体，刷新了香港电影对于武侠电影的观念，熟练有力的`导演手法也令观众耳目一新;在《疯劫》中，许鞍华将一件真实的凶杀案编写成一个极富悬疑和推理性的故事，创造出逼人的惊竦气氛;在《点指兵兵》中，章国明则描绘警察与凶手的摩擦，刻意表现警察焦灼的心理状态，拍摄十分讲究光源，主张推回自然。这些影片强调并突出个性，在“满足个人”和“满足观众”间求得平衡，而又偏重于“满足观众”，以便追求商业上的最大成功;这些影片重视电影语言的创新，善于用较新的技巧创造“外在真实的表象”，以造成真实、鲜明、大胆、饱满、具有冲击力的画面视觉效果。这说明新浪潮导演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观众。
此外，这时期的电影是低成本，不用大明星，这同后来港片标榜明星阵容，动辄千万制作的营运模式截然不同。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年轻导演们对电影的热爱与艺术抱负，在香港高度竞争的商业生产制度下，没有个机构和资金支持，迅即被商业浪潮裹卷而去。香港“新浪潮”电影，从1979年掘起至1982年已成了强弩之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新浪潮即宣告结束。大部分新锐导演都融入主流电影，成为商业电影的生力军。“新浪潮”后劲不足，究其原因，首先是香港是一个极商业化的投机城市，电影剧作始终以纯大众娱乐为纲领。其次，香港亦因为其中西文化枢纽的位置，迅速收各类型文化资金，但亦因为急功近利，迫切于商业效益的应验，故每当欲把题材和形式推进至较深层面时，便往往显得情理不足，根基薄弱，而陷于一片混乱。许鞍华、徐克、章国明、谭家明、方育平、严浩、吴宇森等创意的电影创作者，都在剧作上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如此，“新的浪潮”对整体影业仍然带来新血和冲劲，有助于主流电影的革新和转型。
“新浪潮”在八十年代中期分成两种取向，一是继承社会和政治题材取向，如《男与女》(1983)、《家在香港》(1983)以及方育平的电影《父与子》(1981)、《美国心》(1986)等。另一个“新浪潮”是侧重艺术形式与主题追求的影片，具有代表性的是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最后胜利》(1987)等。谭家明影片着重庞大复杂的剧作结构，利用如“青春片”及“黑帮片”等类型电影模式，而衍生出类型电影叙事模式外的情感描述。
意义
香港新浪潮运动只持续了两三年，其中严浩、许鞍华和徐克等导演，更成熟的影片反而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所以，新浪潮对香港电影的最大贡献，并不在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而在于：一方面它为香港电影培养了大批人才，给了一些有新想法的年轻人进入电影工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开拓了香港电影的思路和视野。香港新浪潮的电影语言观念与方法上的前卫性让人眼界大开，从而改造了主流电影的现状，使之制作方式和包装手法得以更新;另外，其操作的中和性又使得一般的电影人与电影观众容易接受，从而使不同的电影类、样式都得到改造，由此形成新的多元化的电影创作格局。这些新浪潮导演其后叱咤香港影坛达20年。“虽然发展不一，但上世纪70年代末确实是他们独领风骚的年代，也在精神上启发了台湾和大陆的新浪潮”(焦雄屏)。
评价
三十年悠悠过去，如果以法国新浪潮的标准来比较，香港新浪潮的作品数量和成就明显远远不及。不少论者认为没有共同的信念和宣言，是香港新浪潮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影评人澄雨甚至毫不留情地批评新浪潮「姿势多於实际，包装多於内容」。在这当中不可忽略社会和时代的因素，好像欧洲新浪潮是伴随着反战、学运出现;日本方面，《美日安保条约》引起国内的不满，也激发了大岛渚、寺山修司等影人的创作。而台湾新电影出现时，更是正值解严的关键时期。香港呢，新浪潮却与本地的社会运动失诸交臂，七十年代末社会走向稳定，新浪潮的爆发难免显得格格不入。
港产片八十年代以后的兴盛，固然有新浪潮的一份贡献，但最后获胜的其实还是主流电影，新浪潮大部分导演拍了几部片后便退下火线。一路走来，到今天仍活跃电影圈的就只有徐克、许鞍华二人，然而际遇已大不如前。近年《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虽然仍可见到徐克的无限创意，观众却似乎不太领情，未能引起话题。至於许鞍华难得仍然坚持着人文关怀，但是《天水围的日与夜》要到获得金像奖后才受到注目，最近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也是票房惨淡。
回看新浪潮电影，虽然当中不无粗糙、单薄的瑕疵，但所流露出的真诚、冲劲、热情、勇气，隔了三十年后，仍然看得人热血沸腾，而这一份精神不正是今天港产片所缺乏的吗?
代表作品
徐克
《蝶变》(1979)
《第一类型危险》(1980)
《地狱无门》(1980)
许鞍华
《疯劫》(1979)
《投奔怒海》(1981)
严浩
《茄喱菲》(1978)
《夜车》 (1980)
《公子娇》(1981)
方育平
《半边人》(1981)
《父子情》(1983)
余允抗
《山狗》(1980)
《师爸》(1980)
;❹ 台湾的历史影片
日治时期
日治时代台湾自制日语电影《莎勇之钟》，李香兰主演第一部在台湾拍摄的电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丰治郎率领日本摄影师等一行人在全台湾北、中、南一百多处地点取镜的《台湾实况绍介》。电影内容涵盖城市建设、电力、农业、工业、矿业、铁路、教育、风景、民俗、征讨原住民等题材[16]。第一部台湾人制作的剧情片《谁之过》于1925年由刘喜阳、李松峰等人组成的台湾映画研究会制作。不过即使剧情片，仍有相当多的影片。具有政治宣传的作用[17]。
1908年，高松丰治郎于台湾定居，开始在台湾北、中、南七大都会建戏院放映电影，并与日本及欧美的电影公司签约，建立制度化的电影发行放映制度。1924年后，台北的放映业者由日本请来一流的辩士（电影说明者），电影放映业愈加蓬勃起来。1935年10月，日本领台40年举行台湾博览会，以及隔年台北与福冈间开辟航空通运，这两件事推化造就了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放映业的鼎盛时期[17]
民国时期
台语电影兴起
主条目：台语电影
台语电影《旧情绵绵》，洪一峰主演。1955年，麦寮拱乐社歌仔戏团团主陈澄三与何基明导演合作，拍摄该团的拿手戏《薛平贵与王宝钏》，成为二战后第一部台语片，一直到1981年最后一部台语片《陈三五娘》为止，历经了二十多年的台语电影时代。根据统计，台语片的总产量将近两千部，产量最多时一年高达120部作品问世。《薛平贵与王宝钏》在当时台湾社会引起大轰动，皆创下当时票房纪录，[18]，引来一窝风的台语歌仔戏跟拍风。
健康写实电影
1960年代，台海情势逐渐稳定，中央电影公司提出健康写实的制作路线，兼顾欧美写实主义电影下，聘请李行拍摄《蚵女》与《养鸭人家》两片。两片均颇叫好叫座。[16]。
60年代末期，知名导演李翰祥来台发展，并香港电影技术带进台湾。此阶段所拍电影类型除了初期的黄梅调，尚有历史宫闱片《如西施》及文艺片，其中以琼瑶原著为蓝图者占了8部。
胡金铨与新武侠片
1960年代，香港卲氏公司开始制作新派的武侠片，其中的两位主要导演胡金铨与张彻后来都来台湾发展。胡金铨于1967年为联邦公司编导武侠片《龙门客栈》缔造了绝佳的票房纪录[19]，从此武侠、功夫、武打类型的电影成为台湾电影的主流之一，直到80年代才没落。胡金铨的电影发挥中国京剧的特色，结合弹簧床与吊钢丝的特技，运用蒙太奇电影手法，使得武打动作快速俐落，动静收放形成视觉韵律。
功夫片兴起
1971年，香港嘉禾公司推出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唐山大兄》及次年的《精武门》均在台掀起一股功夫热潮，而台湾武侠主流自此就转化为功夫片、武打片继续在台湾流行。接著张彻在卲氏公司幕后支持下，于1974年率奇子弟兵姜大卫、狄龙等来台成立的长弓公司，也让功夫武打片，成为当时台湾电影的要角。
爱国政宣电影
197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了一段台湾电影的爱国政宣片时期，如《英烈千秋》、《大摩天岭》、《战地英豪》、《女兵日记》、《八百壮士》、《梅花》、《笕桥英烈传》、《望春风》、《香火》、《黄埔军魂》、《成功岭上》、《源》、《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辛亥双十》、《血战大二胆》等。
除此，叫特殊的片种则有如《汪洋中的一条船》的自我勉励写实片及如《一个女工的故事》的文艺片。
学生电影类型
之后，李行、宋存寿、屠忠训等导演拍了一些如《小城故事》、《早安台北》、《候鸟之爱》、《欢颜》等清新的小品。之后，导演林清介则在《一个问题学生》卖座后，连续拍摄相同类型，以学生生活为主题的学生电影，这些类型电影包括《学生之爱》、《同班同学》、《男女合班》、《台北甜心》、《毕业班》等。而这波电影尚有《拒绝联考的小子》、《年轻人的心声》、《不妥协的一代》。此阶段学生电影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出现以前的重要台湾电影类型。这些低成本独立制作方式，也让新导演有了拍片的机会。事实上，台湾知名导演侯孝贤也在此阶段接拍了《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等两部片子。
台湾新浪潮电影的兴起与没落
台湾电影“现代主义”化，可说是始于三支短片合而为一的黄春明原著改编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片中另有《苹果的滋味》、《小琪的那顶帽子》）。除了部分禁演引发的《台湾电影宣言风波》外，中影公司大胆启用新人拍摄乡土文学作品，也是确立台湾电影新浪潮的主因。事实上，于《儿子的大玩偶》之前，中影已先启用杨德昌、柯一正、张毅、陶德辰拍摄了《光阴的故事》，《在那河畔青草青》与《小毕的故事》。这些电影也促成了台湾电影的新风貌，更因票房卖座，让台湾新电影成为主流[16]。
《儿子的大玩偶》制作完成后，突破当时台湾政治与电影保守势力的抵制，于舆论、口碑与市场的支持下，为往后台湾电影的创作自由创造一片天空。其后，包括侯孝贤、杨德昌、张毅、万仁、柯一正、陈坤厚、曾壮祥、李佑宁、王童等也确定了以导演为主；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意识前进的台湾新电影。
一般来说，此波新浪潮电影中较重要的作品计有《风柜来的人》、《海滩的一天》、《看海的日子》、《老莫的第二个春天》、《玉卿嫂》、《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我这样过了一生》、《青梅竹马》、《杀夫》、《恐怖份子》、《恋恋风尘》、《桂花巷》。
该新电影绝大多数是由台湾政府所属的中影所投资拍摄，主要的推动者为中影主事者明骥与中高阶层的小野和吴念真。此三人，可说是促成台湾新电影的主要功臣，也对当时低迷的台湾电影产生重大影响[16]。
在此影响下，台湾业内原本拍摄商业电影的导演见状，也将此潮流引进商业电影境地，此种以乡土小说为类型的商业电影，计有《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室男》、《嫁妆一牛车》、《孤恋花》、《孽子》等。不过因为产量毕竟有限，1980年代台湾电影仍以如许不了主角的喜剧，与其他如著赌博片、犯罪片的商业电影。
另一方面，因为香港电影的成功，让台湾舆论上也开始出现对台湾新电影的批判声音。以艺术电影为主轴的台湾新电影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逐渐壁垒分明，此因素，让集体的台湾新潮流电影方朝终于1980年代末期结束[16]。不但如此，在票房也大为失利。不过，相对的，此艺术电影，却同时间大受国际影展与各国艺术电影市场上的欢迎。
❺ 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历史回顾
电影江湖五十载，金马浮沉浪淘沙(1)
琼瑶、胡金铨、归亚蕾、徐枫
张艾嘉、柯俊雄曾合作的《我的爷爷》。
金马奖过去半个世纪，从局限于台湾地区的奖项扩散至整个华语地区，已成为华语电影界最受瞩目的电影盛会之一，也是华人电影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和大陆电影金鸡奖和香港电影金像奖不同，金马奖更具开放性。40届之前，参赛影片只要是“以华语为主要发音的影片”即可(这之后删去“主要”两字，只要片中有华语都可参加)，且没规定是否曾公映。这种开放性，让大陆、台湾、香港甚至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出产华语片、电影人都有机会获得肯定。
上世纪90年代，金马奖变成完全由民间举办后，包容性和前瞻性也更具显露出来。大制作、大明星可以捧杯，小成本文艺片、不知名演员也能获奖。很多如今知名的电影人第一个奖项肯定就来自金马。
翻看过去50年的金马奖，就像是阅读一本浓缩的华语电影史。我们既能看到时代精神和评奖标准的变迁，更能领略到每个时代电影人的卓越风采。 取自金门马祖
1962年台湾官方为鼓励优良国语影片及优秀电影工作者，由“新闻局”举办金马奖。在金马奖的前二十年，由于评奖为官方主办，获奖人和电影多集中在台湾电影和香港国语电影。“金马”二字源自金门、马祖两外岛地名的字首，刚好也符合全球主要电影节名称以“金”字为头的潮流。前十届，由于官方色彩浓厚，获奖影片多由中央电影公司、台湾省电影制片厂等出产。不少影片也颇具意识形态色彩，也经常有官员参与颁奖。
电懋VS邵氏
上世纪60年代，刚好是邵氏兄弟和电影懋业(简称电懋)在香港乃至东南亚展开激烈竞争的年代。第一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星星太阳月亮》就来自于电懋，当时电懋的实力可以说略胜于邵氏，举例说，1964年金马奖曾停办一年，一方面因是与第11届亚洲电影节(今亚太电影节)撞车，更重要的原因是当年电懋公司总裁陆运涛一行三十余人在台中飞机失事罹难，当时这个事件震动华语电影圈。
1963年第二届金马奖，由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拿到6项大奖，是前十年囊括奖项最多的影片之一。可以说，在陆运涛罹难后，邵氏影业才开始了在华语影坛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地位。
李翰祥
作为华语影史的传奇人物，李翰祥一生拍片无数，类型横跨历史、戏曲、奇情、风月、歌唱、恐怖等类型。第二届金马奖便凭《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拿到最佳导演在内6项奖，第四届《西施》再包揽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第九届凭《缇萦》获最佳编剧。李翰祥虽不是金马奖获奖最多的电影人，但其作品的票房纪录、引发的争议、对两岸三地电影工业的影响则无可置疑。
李行
从第三届开始，李行导演共有《养鸭人家》(上图)《哑女情深》《婉君表妹》《还我河山》4部影片获得金马奖，其中《养鸭人家》获1965年第三届金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开启台湾电影健康写实主义风潮。从此李行成为台湾导演扛鼎人物，晚年更是为两岸电影文化交流做了很多工作。他是金马50年历史上获最佳导演奖最多的电影人(和杜琪峰并列为三次)，而他导演的7部影片曾获最佳影片，更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崭露头角
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多部琼瑶小说改编电影获金马奖，除《哑女情深》《婉君表妹》外，还有《烟雨蒙蒙》《几度夕阳红》《庭院深深》等多部影片获得表演奖项。进入70年代后更多琼瑶小说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成就华语影视圈长达近五十年的琼瑶传奇。
与张彻一起开创华语新派武侠片的胡金铨，也在这个阶段崭露头角，从演员起步的他凭借自编自导的《大地儿女》《龙门客栈》分获第四届、第六届金马奖最佳编剧。而更大的肯定在之后，1979年凭《山中传奇》获16届金马奖最佳导演。
直到今天归亚蕾还活跃在华语电视屏幕。年近七十的她出道甚早， 1965年22岁的她主演首部电影《烟雨濛濛》，1966年获第四届金马奖影后。后主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1970年的《家在台北》，于第八届金马奖再获影后。 二秦二林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以琼瑶小说为代表的爱情文艺片成为主流，这些电影里的俊男美女迅速成为超级红星，曾出现过一道人称“二秦二林时代”的亮丽风景：秦汉、秦祥林、林凤娇、林青霞，这四位俊男靓女在银幕上演绎出一桩桩动人的爱情故事；银幕外也有精彩的感情戏。
秦祥林最早走红，主演了《一帘幽梦》《我是一片云》《月朦胧鸟朦胧》等。1975年他在第十二届金马凭《长情万缕》获得影帝，1977年第十四届金马凭《人在天涯》再获影帝。不过与秦祥林相比，秦汉的金马履历就没那么辉煌了，秦汉唯一一次拿金马奖却不是琼瑶电影，而是1978年李行导演的《汪洋中的一条船》，饰演残障人士郑丰喜。不过与这些演艺生涯比起来，观众似乎更热衷当年两人“争夺”林青霞的八卦，而相较于林青霞，林凤娇在最走红的年代(1982年)嫁给了成龙大哥，从此相夫教子。
徐枫
从一代侠女到国际知名制片人，徐枫在华语电影史上算是不多见的传奇女子。17岁出演胡金铨的《龙门客栈》成名，1976年凭借在《刺客》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第十三届金马奖影后，1980年在第十七届金马奖上凭《源》再获影后。嫁给香港富商汤君年后，徐枫转而成为制片人，成就更大。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滚滚红尘》，唯一在戛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奖的华语片《霸王别姬》。
柯俊雄
柯俊雄是台湾电影界“劳模”，出演200多部电影，类型横跨爱情、动作、历史等。1979年柯俊雄凭《黄埔军魂》获第十六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1999年自导自演《一代枭雄：曹操》在三十六届金马奖再获影帝。闯荡香港影坛期间，他参演的《江湖最后一个大佬》等在很多录像厅青年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过坊间更爱聊他的“江湖”传闻，其中最出名的便是“欲女舒淇出道”和“斗殴古龙之死”。
张艾嘉
作为华语电影圈不可多得的全能女性电影人，张艾嘉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影，入围过导演、女主角、女配角、原著剧本、改编剧本等多种奖项，甚至还担任过金马奖主持人，七次入围最佳女主角也抱回两座金马影后。1981年第十八届金马奖凭《我的爷爷》获金马影后，1986年第二十三届因《最爱》再获影后。
-崭露头角
徐克金马奖从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前瞻性屡屡被时间证明。1981年刚满30岁的徐克在第十八届金马奖凭《鬼马智多星》获最佳导演，至今他仍是金马奖史上最年轻的导演奖获得者。这之前他的《谍变》《地狱无门》《第一类型危险》开创了香港新浪潮，但始终未获奖项肯定。金马的鼓励让徐克更加锐意创新。 新浪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金马奖的开放性也为这时期香港电影给足肯定，包括周润发、梅艳芳、周星驰、张曼玉、成龙、王家卫等明星、名导不断涌现。与此同时，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兴起，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等导演脱颖而出。尤其在1989年的第二十六届金马奖上，最具标志性的便是侯孝贤和他的《悲情城市》，影片在获得最佳导演奖等多项大奖的同时，获得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也开启了华语导演的欧洲电影节拿奖的风潮。《悲情城市》题材上直面台湾敏感的“二二八”事件，间接推动了台湾电检制度的松动。该片不但奠定了侯孝贤个人风格，也开启了台湾新电影辉煌之路。
杨德昌
1986年第二十三届金马奖上，战胜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本色》获得最佳影片的是一部叫《恐怖分子》的电影。该片由杨德昌执导，时年39岁的他才执导过三部电影。《恐怖分子》是他第一部多主人公电影，他用现代变革的眼光来看待台湾都市的文化变迁与人情世故，偏重理性剖析，极具批判意识。1991年，杨德昌带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上图)更成为他职业生涯代表作，当年在第二十八届金马奖再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这部长达4个小时的史诗作品，也让杨德昌为西方评论家所知。可惜的是，他于2000年凭借《一一》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迎来事业高峰却罹患直肠癌，艺术生命戛然而止，2007年离世。
侯孝贤
如果要评选近三十年最能代表台湾本土导演，侯孝贤排第二，没人敢说排第一。李安更多的作品在美国创作，杨德昌则以拍片慢著称。侯孝贤1973年以场记身份踏入电影圈，1989年《悲情城市》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1995年第三十二届《好男好女》再获最佳导演肯定。金马奖肯定的只是侯孝贤作品的一部分。
无论是《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还是自传性的电影《童年往事》《恋恋风尘》都引领过风潮。而台湾三部曲(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好男好女》，确立了他的大师地位。如今的侯孝贤已成为台湾电影领导者，担任金马执委会主席几年来，已将该奖项做成华语电影界影响力最大的盛会。
李安
1991年第二十八届金马奖，是电影导演人才辈出的一年。当时和王家卫、杨德昌同时提名最佳导演的还有李安和关锦鹏。1991年李安是以处女作《推手》(上图)参赛，该片让郎雄获得金马影帝，王莱获得最佳女配角的肯定。躲在背后的李安似乎被人忽视，但就是这部片开启了李安的电影梦。1993年第三十届金马奖上，他以《喜宴》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原著剧本，2000年《卧虎藏龙》获得最佳影片肯定、2007年《色，戒》再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成名于金马的李安，如今享誉全球影坛，擅长于中西文化融合的他，两度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肯定，也是唯一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人。金马50周年之际，这位台湾电影影坛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导演担任评审团主席，金马奖重新向更开阔的视野出发的意味异常浓烈。
-港星“翻身”
周润发
1985年二十二届周润发凭借《等待黎明》首次拿到金马影帝，这是他结束和电视台的合约，专心电影领域后获得的第一个肯定。对于片中主演周润发而言，《等待黎明》虽然不是他演艺生涯的分水岭，但也重要。在这部写尽悲情之能事的影片中，他的演技成功突破了以往的瓶颈。自此，星路逐渐走出低谷步入高峰。1987年二十四届金马奖上，周润发凭《秋天的童话》再获影帝肯定。
成龙
谁是金马史上首个蝉联影帝的人？梁朝伟、周润发，不，是成龙。1992年作为台湾女婿的他在第二十九届金马奖凭《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称帝，第二年再凭《重案组》称帝。尽管成龙当时红遍亚洲，但动作片一直是商业片的代表，经常和电影奖无缘，金马将成龙纳入视野，也是这个老牌电影奖从固守艺术和思想性，向拥有越来越多受众的商业电影妥协的一种转变。
王家卫
1991年第二十八届金马奖上，赢了杨德昌获得最佳导演奖的人叫王家卫，当时他的参赛作品叫《阿飞正传》。许多年回头来看，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是公平的。王家卫是现在香港乃至华语影坛最负国际盛名的导演，独树一帜的叙事和影像美学，建立强烈的个人风格，甚至影响到不少国外导演。王家卫曾五度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虽只有《阿飞正传》获奖，但《重庆森林》《东邪西毒》《花样年华》《春光乍泄》部部都能获得国际影展的肯定。2013年第五十届金马，王家卫再携《一代宗师》而来，被誉为获奖大热门。
张曼玉
1989年，《三个女人的故事》战胜《悲情城市》获最佳影片，这部影片导演在之后也大放异彩，他的名字叫关锦鹏，但更重要的是25岁的张曼玉那年凭此片获得金马女主角，从此开启了这位香港女星获奖之路。在这之后，张曼玉分别在第二十八届《阮玲玉》第三十四届《甜蜜蜜》、第三十七届《花样年华》获得女主角肯定，同时也在香港拿到金像奖女主桂冠。至今，张曼玉还是金马历史上唯一四夺女主角的女演员，男主角都没有出现四冠王。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她还凭借《滚滚红尘》获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周星驰
1988年第二十五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颁给了周星驰，这个香港电影圈的新人在参演这部影片之前，只是个多年跑龙套的电视剧临时演员、儿童节目主持人，这个奖项似乎象征着“多年媳妇熬成婆”。从此他的电影片约开始变多，1990年的《赌圣》小兵立大功在港台创下票房佳绩，这之后三年他连演三十多部喜剧片，奠定了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在第一次获金马17年后，2005年周星驰凭《功夫》在第四十二届金马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本土低潮
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频繁，这十年大陆电影开始进军金马奖，姜文、陈冲等导演扬威金马奖，而刘烨、李小璐和秦海璐等演艺生涯的开端也来自于金马奖的肯定。而这十年台湾本土电影开始陷入低谷，除《美丽时光》《爱情万岁》《卧虎藏龙》外，最佳影片都由香港和大陆电影获得。这十年中，杜琪峰和梁朝伟后程发力，开始三夺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的历程。而《卧虎藏龙》更是在全球掀起华语武侠片风潮。 梁朝伟
1994年出道12年的梁朝伟，终于凭借《重庆森林》摘得金马男主角，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主角类的奖项。这个奖似乎打通了梁朝伟的任督二脉，他开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五拿男主角、金马奖三度夺魁的历程，均创造两个奖项的最高纪录。而2000年凭《花样年华》拿到戛纳电影节男主角，更是让他得到国际声誉。金马50他再度凭《一代宗师》入围男主角，对手是梁家辉、李康生和王羽等，这次他会将金马纪录再度提高吗？
蔡明亮
1994年似乎是蔡明亮年，那一年他的第二部电影作品《爱情万岁》连拿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第31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蔡明亮是继侯孝贤、杨德昌和李安之后，又一位在欧洲电影节享有盛誉的台湾导演。他之后的作品《河流》《不散》《你那边几点》《天边一朵云》等都有不错的声誉，但因对评委会看法有异议，曾携《洞》和《黑眼圈》两度退出金马奖评选。2013年他的威尼斯参赛作品《郊游》再度参与金马，不知结果如何。
杜琪峰
2000年杜琪峰《枪火》首次入围金马奖最佳导演，对手有《卧虎藏龙》的李安、《花样年华》的王家卫，最终他突围而出，此时他已出道二十年。进入21世纪，香港电影颓势尽显，但杜琪峰却越拍越顺手，2004年凭借《大事件》、2012年凭借《夺命金》又两次获得最佳导演，和李行导演并列金马奖最佳导演纪录保持人。更重要的是，通过杜琪峰的电影，刘德华、刘青云也是在事业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金马男主角的肯定。
桂纶镁
在第49届金马奖中，以《女朋友。男朋友》获最佳女主角，也是继舒淇得奖7年后，该奖项再次回到台湾演员手中。
戴立忍
2009年第46届金马奖上，由演员转导演的戴立忍凭借《不能没有你》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原著剧本。影片涉及台湾最底层贫民生活，对社会关怀的态度得到评委会肯定。而业界也认识到了戴立忍身上具备表演、编剧、导演多重才华。
钮承泽
和魏德圣一样，钮承泽也是台湾导演“触底反弹”的代表人物，2010年他导演的《艋舺》让台湾本土片重新进入春节档，并取得票房佳绩。他本人虽未获金马奖肯定，但却推出阮经天、赵又廷等新一代台湾男演员。与大陆合拍的《爱》也在两岸都赢得市场认可。 触底反弹
进入2004年之后，华语电影圈生态再次发生较大的改变。由于大陆电影市场的兴起和香港电影市场的衰落，内地、香港合拍片数量增多，也让这些影片慢慢占据金马奖舞台，两岸三地电影人的融合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潮。从2008年开始，台湾本土电影以《海角七号》《艋舺》为代表的影片开启“触底反弹”的态势。
阮经天
在第47届金马奖中，以《艋舺》获最佳男主角，也是继柯俊雄得奖11年后，该奖项再次回到台湾演员手中。
陈可辛
进入21世纪，香港电影产量下降比较快，陈可辛是少量能保证出品数量和质量的导演。1996年的《甜蜜蜜》让他在香港金像奖拿到最佳导演肯定，但金马奖的肯定则要迟到10年。2006年43届金马奖上，凭《如果·爱》获得最佳导演认可。颁奖当晚当时他正在北京筹备《投名状》，剧本刚被投资方否定，正处于极度绝望中的他接到颁奖人吴君如打来的电话，可谓“雪中送炭”。巧合的是，两年后的45届金马奖上，《投名状》为陈可辛赢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郭富城
如今总结娱乐圈“咸鱼翻身”的例子时，郭富城总是会第一个入选。2005年他在《三岔口》中的颓废演出，为其赢得第42届金马奖影帝，让他迎来演艺生涯第二个春天。从那之后，郭富城在表演方面似乎开窍，连续出演多部颇有挑战性的角色，更于2006年借《父子》蝉联金马影帝，成为成龙之后第二人。
钟孟宏
台湾新生代导演中，钟孟宏是最受欧洲电影节肯定的。49岁的他只有三部作品，《停车》获2008年金马奖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第四张画》获2010年最佳导演奖、《失魂》入围金马50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并代表台湾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竞争。钟孟宏的作品比较擅长对准城市人的黑暗面，和钮承泽、魏德圣主攻类型片不同，钟孟宏似乎更像是杨德昌、蔡明亮这类的导演。
刘德华
被誉为华语电影圈劳模的刘德华，2004年在第41届金马奖终于获得最佳男主角，这是他2000年《暗战》和2004年《大只佬》两获香港金像奖男主角后，演技得到两岸三地电影人的全面肯定。2004年的金马男主角对刘德华意义很特殊，因为前一年他和梁朝伟因《无间道》同时入围，不仅输给后者而且还被主持人蔡康永调侃；2012年刘德华因《桃姐》再获得影帝时，已学会自我调侃：“我就自己付钱拿影帝。”(《桃姐》有刘德华的投资)
❻ 日殖时期，台湾电影的发展是怎样的
日据早期的台湾电影，从摄制、发行、放映到观看，都是日本人的特权。1901年，日本人高松丰次郎在台北西门町投映十多部粉饰殖民统治的新闻记录片。台湾华文电影开端于1925年，刘喜阳、李松峰、郑超人、张云鹤、李延旭等人成立台湾最早的电影团体“台湾映画研究会”，拍摄台湾人的首部故事片《谁之过》，仍有殖民力量的参与与渗透。1929年，“百达影片公司”拍摄侠义爱情片《血痕》，十分成功。从1931年开始，日本殖民政府逐渐加强电影控制。一方面摄制、引进日本殖民影片，一方面禁止引入大陆影片，并限制台湾本土电影的活动。伴随“皇民化运动”的兴起，台湾电影也纳入到这个体系中。但台湾电影人并未放弃努力。1937年，台北成立了台湾人自己投资设立的第一电影制作所，拍摄的首部作品是爱情悲剧《望春风》，情节的本土气息浓郁，可以说是当时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悲惨生活的写照，较为成功。同时，台湾电影人突破日本人的限制，极力引入大陆影片，以民族文化与精神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他们从上海、厦门、南洋等处购买电影版权或旧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抗战结束，台湾各地近二十个映画社放映大陆影片近三百部，包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如《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渔光曲》、《爱情与黄金》等。
1941年12月，日本实施“电影界新体制”，进一步加强控制，台湾人无法制作自己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