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求参加《老夫子》电影制作的杜笃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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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笃之]
杜笃之
杜笃之（TU Duun Chih），生于1955年，祖籍安徽芜湖，台湾台北人，电影录音师、剪辑师、配乐师。为台湾新电影运动几乎所有主将的电影录过音，是具有世界级水准的电影录音师；亲历并见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电影的起起落落，对台湾电影声音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起步与后期录音
目录
经历
得奖纪录
《悲情城市》与同期录音
技术的精进与国际的声誉
言论
作品
1. 录音
2. 剪辑
3. 音响设计
4. 混音
5. 音乐剪接
6. 配乐
奖项
1. 金马奖
2. 其他奖项
经历
得奖纪录
《悲情城市》与同期录音
技术的精进与国际的声誉
言论
作品
1. 录音
2. 剪辑
3. 音响设计
4. 混音
5. 音乐剪接
6. 配乐
奖项
1. 金马奖
2. 其他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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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笃之]
杜笃之
编辑本段经历
1973年18岁的杜笃之参加中影电影技术训练班，学习录音工程技术，这是其职业生涯的开端。1981年，参加电影《1905年的冬天》的录音工作，1982年正式升任录音师，开始骑车收集各种声音。同年担任了《光阴的故事》的录音工作。杜笃之关于录音技术的观念受到了杨德昌的影响，他在杨德昌的介绍下观看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为塔氏电影精湛的后期录音技术所折服。在1983年杨德昌的第一部电影长片《海滩的一天》中，杜笃之的后期录音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准，表现出极高的拟真度，令杨德昌十分满意，也得到了同期香港导演徐克的称赞。在这个时期，杜笃之还为杨德昌的其他两部作品《青梅竹马》、《恐怖分子》录音，并为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等电影录音。
1955年出生於台北。1973年参加中影的电影技术训练班，学习录音工程技术。1978年进入中影担任助理。1981年第一次为电影《1905年的冬天》录音。1982年正式升任录音师，担任《光阴的故事》的录音工作。其后多次与台湾新电影导演合作，许多重要的台湾新电影作品如《恐怖份子》（1986）、《悲情城市》(1989)、《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等片的录音工作皆出自其手。杜笃之对台湾录音工作之发展有显著且重要的贡献，
例如1988年他在《悲情城市》一片中首度采用同步录音，立下良好的典范；2001更以《千禧曼波》及《你那边几点》两片获得第五十四届坎城影展最佳技术奖。
杜笃之从早期接触录音工作开始即对当时电影配音的模式感到怀疑，时常有些新的想法却苦无实现的机会，直到后来与重视写实的新电影导演合
[杜笃之]
杜笃之
作，才逐渐让他得以发挥对声音的想法。「没有被察觉的声音就是最好的声音」，这是杜笃之时常告诉自己的一句话，他认为做再多的东西，如果无法让人相信，也是徒劳。
杜笃之以录音工作上的杰出表现及丰富的经验，至今已赢得了七座金马奖最佳录音奖，2001年并以《千禧曼波》及《你那边几点》获得第五十四届坎城影展高等技术大奖，2004年获颁第八届国家文艺奖。
录音作品包含1983《风柜来的人》、1983《油麻菜籽》、1992《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7《春光乍泄》、1997《蓝月》、2000《花样年华》、2000《一一》、2002《蓝色大门》、2003《不散》、2004《月光下，我记得》、2004《天边一朵云》、2004《翻滚吧！男孩》、2004《2046》、2006《黑眼圈》、2006《诡丝》、2006《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练习曲》、2007《刺青》、2007《最遥远的距离》等上百部作品。
编辑本段得奖纪录
◎1984 《小逃犯》第二十九届亚太影展最佳音效奖。
◎1985 《超级市民》第二十二届金马奖最佳录音。
◎1988 《怨女》第一届中时晚报电影奖商业映演类特别奖。
◎1992 《少年?，安啦！》第二十九届金马奖最佳录音。
◎1993 《戏梦人生》第三十届金马奖最佳录音。
◎1994 《戏梦人生》第一届珠海电影节最佳录音。
◎1995 《好男好女》第三十二届金马奖最佳录音。
◎2001 《千禧曼波》及《你那边几点》获第五十四届坎城影展「高等技术大奖」。
《千禧曼波》第三十八届金马奖「最佳音效」。
◎2004 获得第八届国家文艺奖。
◎2005 《微笑的鱼》获得第二十八届金穗奖最佳录音奖。
◎2006 《松鼠自杀事件》获得第四十三届金马奖最佳音效。（与郭礼杞、柯宜均共同获得）。
◎2007 《最遥远的距离》获得第四十四届金马奖最佳音效（与汤湘竹、郭礼杞共同获得）。
编辑本段《悲情城市》与同期录音
不过随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展，后期录音还是逐渐显示出其弊端，原因固然包括这种录音技术先天的缺陷，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新电影运动的导演喜欢用群众演员，这大大提高了对现场声音还原性的要求，如果使用配音员，那么配音员格式化的声音与语气同群众演员的口语化的言说方式会存在较大差异，这会导致片中人物情感的一定程度上的不真实，杜笃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1986年，在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中，杜笃之开始了现场录音的尝试，按照他本人的回忆，台湾电影史上的同期录音，就是从侯孝贤拍阿公李天禄的声音时开始的。
在侯孝贤的另一部拍摄于1989年的电影《悲情城市》中，杜笃之将录音室搬到现场，开创了台湾电影同期录音的时代。《悲情城市》是第一部完全采用同期录音方式进行的台湾电影，它的巨大成功与杜笃之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在《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金狮奖之后，侯孝贤一掷千金，购买价值100多万台币的全套录音设备赠与杜笃之，鼓励他继续进行录音工作。侯孝贤给杜笃之带来了一种人与人之间为了同一个事业而奋斗的精神，一种对功利心的鄙夷，一种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信任、扶持，使杜笃之深受感动，它们逐渐内化为其日后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准则。
编辑本段技术的精进与国际的声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电影逐渐衰落，电影市场萎靡不振，杜笃之的录音功力却是日益见长，他在1992年徐小明的《少年，安啦！》首度采用杜比立体声系统，这部电影连同侯孝贤导演于1993年的杰作《戏梦人生》和1995年的《好男好女》一起，为杜笃之在四年之内赢得三个金马奖最佳录音奖项。 2001年，杜笃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凭借《千禧曼波：蔷薇的名字》和《你那边几点》两部影片获得第54届戛纳电影节最佳技术奖，获得世界范围的肯定。 2004年， 南特三大洲国际影展以“向杜笃之致敬”为口号，举办“杜笃之回顾展”，以表彰他对世界电影录音技术的贡献。同年，他还获得台湾“国家”文艺奖的肯定，成为第一个获得文艺奖的台湾电影工作者。这一年，杜笃之还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声色盒子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他的电影录音生涯开始迈入新的阶段。
编辑本段言论
杜笃之说
电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说，我是什么角色？有时是主角，有时是配角，但大部份时间是配角。而且台湾电影又不是专门真正玩声音的一个设计，但是声音你没弄好，就会扣分；你弄得好，它会加分，不是加在声音上，而是加在电影上，这是重点，你帮这个电影加分，而不是帮你自己加分，要努力的是这方面，不要强出头，我是比较这样看。
看电影时，我经常不看字幕，我的反应是去听声音、看动作、看嘴型。
我们运气很好，遇到台湾新电影崛起，导演们都支持这些观念及做法，因为他们也想要这个。
包括台湾新电影多是非职业演员，拍摄的氛围与气氛都是很自然的，要配音很不容易，同步录音就此发展出来。
我们是走交情的，走朋友的相处，这种方式比较中国，我们是用这套中国人的方式和人工作，这是侯导告诉我的。
为什么电影一定要看得懂，或一定要发挥市场效果？
说杜笃之
侯孝贤：他是半夜听到好声音也会拿个录音机去录的音痴。
杨德昌：杜笃之是个典型的浪漫的例子：喜爱一件事物，于是变得理想主义，花费许多时间投入，专注克服困难，从失败经验当中汲取有用的经验。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在喜爱的专业上已达世界顶尖。
朱天文：因为小杜，我才知道有所谓“空声”，我以为那是无声，但小杜叫它空声，空间的声音。譬如《悲情城市》，拍完之后补录音的部分如牢房难友们唱《幌马车之歌》，要有空声故不在录音室录，开拨到金瓜石矿区废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个人，侯孝贤、唐诺、朱天心，跟唯一会日文的我母亲，日文歌词用注音符号标识发音而录成。
小杜的声音资料库里什么都有。地铁的环境声在东京、巴黎、上海、台北，完全不同。到任何地方，他跟他训练出来的子弟们已是本能反应的必先收录当地的环境声，他赞叹这些声音是买不到的珍稀物。
⑵ 巅峰期的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哪个水平更高
首先感谢您的邀请~
我认为在巅峰时期的台湾电影和当时的香港电影是不可比拟的！在80年代的香港电影既有各大公司的相助，又有众多奇才导演的策划，经典佳作层出不穷，这段时间可谓是香港影坛的黄金岁月也不为过！
比如鬼才导演王晶！这个相比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王晶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的一个导演，虽然王晶身上有很多标签，赌片，情色片，晶女郎等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便是， 娱乐 。在九十年代，当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这些90年代的明星在王晶的喜剧片里嬉闹耍宝时，这其实是香港电影 娱乐 化的一个巅峰缩影！
接下来再从地位上看，在巅峰时期的香港电影可是有着一个“东方好莱坞”的这样一个称号，而香港电影金像奖则是一直用来衡量华语电影的标准！而反观台湾电影，好的电影也有，但和香港电影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次，论经典台湾电影根本不是香港电影的对手，要知道多少人的童年都是些《英雄本色》、《阿飞正传》等等.....
最后可以总结出，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悬殊太大了，或者说根本没有可比性！
这个其实很容易看出，也不难回答，在电影领域中，肯定是香港电影绝对优于台湾电影。在6070年代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都有所发展，拍的影片各有所长。到8090年代香港电影基本达到顶峰，邵氏，嘉禾等众多香港公司出品了众多的优质的电影。那时候的武侠，枪战，鬼片等等都是很多优质的影片的。一大批的巨星从那时候的香港诞生，虽然台湾也有很多电影，但是拿的出手的一直不多。
我做视频剪辑，往往是发的邵氏电影，嘉禾电影等等港片特别受欢迎，很多的经典情节真的让人记忆深刻，顶峰时期的武侠功夫，枪战动作，赌片，鬼片，爱情片，都是香港片，台湾片很少能拿出手的。就的发的剪辑，大部分电影看起来不真实，有点浮躁，动作设计浮夸，情节有点不太合理，也不太受观众喜欢。
那时候也是发展的顶峰时候，电影也极度繁荣。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化在里面，电影还是拍出来的，还不是慢动作做出来的，那时候的明星很少有大牌，都是好演员，兢兢业业，认认真真的。又说跑题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其实比下香港影片的口碑和票房还有数量，就占有碾压的优势了，根本也不用比。
我觉得俩者不存在可比性，如果硬要对比的话，那我肯定是会选择香港电影。并非我全盘否定台湾电影，而是从许多方面来说，台湾电影确实比香港电影差多了。
首先，从香港电影的 历史 地位和台湾电影的 历史 地位来说。香港电影从上个世纪以来就作为东亚电影的主要出产地之一，被称为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金像奖一直以来都是衡量华语电影的一大重要指标。而反观台湾电影，虽然也有着许多出色的电影。但相比香港电影就要失色太多了。
其次，从电影的经典性来对比。香港电影的巅峰期存在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典电影层出不穷，从以郑伊春、张耀、陈小春、为代表的古惑仔电影系列，以周润发、刘德华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电影系列，再到以林正英为代表的僵尸恐怖电影系列，以及以周星驰、麦嘉、黄百鸣为代表的喜剧电影等等。经典的香港电影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台湾电影虽然也有不少出色的电影，但是由于地区的特殊文化影响，导致台湾电影大多都是描述本土文化的，具有太大的局限性。总体来说，台湾电影确实是比香港电影逊色太多了。
最后，从电影的总产值以及影响性来说。香港电影从八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影响着我们这几代的华人。而台湾电影由于地区文化的影响，在八十年代之前一直都是以闽南语为基础来制作电影，存在着太多太多的局限了。虽然偶尔也有好看的台湾电影在华语世界传播，但与香港电影的影响相比就差太多了。从总产值上看，香港电影的总产值一直位居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台湾电影与之相比差的太多了。
总而言之，我觉得香港电影的巅峰期比台湾电影的巅峰期强太多了。或者说，是俩者压根不存在可比性。
谢邀回答：
香港电影这几年枯竭得厉害，翻来覆去就是拍警匪片间谍片，看过一部这种电影就好像看过全部一样了。
唯独爱情电影还算得上不错。你要是看大陆的爱情电影和台湾爱情电影，妈的那都是些什么完蛋玩意。
要我说，台湾和大陆的爱情电影都是偶像剧，只有香港的爱情电影才是真的爱情电影。
主要是台湾和大陆把生活拍得太浮夸，不真实。不是香港这类题材拍得好，全靠同行衬托
香港 娱乐 业的发达举世闻名。尤其1997年以前，经历过一个巅峰时期。现在已经是衰势了，不过底子还是很厚。
那时香港 娱乐 事业无论是电影、唱片、电视剧、经理人公司、 娱乐 刊物等都非常成熟。其中香港电影更是香港 娱乐 业的代表，甚至香港文化。在鼎盛时期，电影出口曾高居全球第二位，仅次於美国好莱坞，是亚洲的梦工厂，甚至被称作“东方好莱坞”。
这样强大的 娱乐 产业链条，成就了一大批影视歌明星，他们的名字脍炙人口，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几代人的精神偶像。很多作品也确实堪称经典。
内地和台湾的 娱乐 业则要稚嫩很多，艺人和作品各方面都难以望其项背。
80年代的香港电影既有各大公司的短兵相接，又有众多奇才的各出其谋，经典佳作层出不穷，实在是香港影坛的黄金岁月。我们会发现到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由于太过侧重剧情堆砌，明星包装，因此电影类型单向化，更遑论什么作者论了。有人认为这时期的电影造就明星、扼杀导演、编剧的创作，使香港电影走上穷途没落，加上1989年经济、影带市道不发达等种种因素下，令80年代末期的香港电影市道滑落。尽管如此，若不以电影质素或创意来衡量，单看票房成绩及投资者的态度，说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属飞黄腾达的时期实在不为过。80年代的电影，我们看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影碟开始流行了。你们有租碟的经历吗？那时大街小巷都是音像店，如果有新电影上映，我们就回去寻找我们喜欢的电影。我那个时候的经历是一本碟的租金是一元，押金要十元，如果这个影片看的很好，商家会多备几本的。通过影碟，我们认识了帅气的周润发，武打 搞笑 的成龙，还有僵尸片鼻祖的林正英等等。
英雄本色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港台影视文化最让人无法忽视的显著标签。正是它一举开创了香港江湖片的先河，剧中小马哥的形象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酷的代表。吴宇森更是凭借此片风光无限，奠定了他一代宗师的地位.这部影片反映出来的亲情，友情，生命的意义我想每一个人都会体会的到。人生是矛盾的，生活是矛盾的，没有矛盾的知识只能算做是一种权力，可惜，我们都不具有这种奢侈的权力。有的时候，生命只能算做是一种附加品，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舍弃。勇气？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要看你怎样的看待她。在影片中，小马哥向我们阐释了一个男人的定义：成熟，稳重，责任，执着，超脱和理解。不是理解别人，是理解我们自己。
60年代70年代的台湾电影，应该算是琼瑶的天下，多以女性婚恋为题材。接下来的80年代，台湾电影因为爱情文艺电影的衰落，开始走向疲软之势。此时，电影界的后起之秀也正在长成，他们多为70年代电影制作队伍中的编剧，场记，或是摄影。他们义无反顾地拿起台湾电影的接力棒，凭着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与敏感，开始走向电影发展的 探索 道路，掀起了一股为期30年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这其间的代表人物为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及为国际影坛所熟知的李安。按照台湾影评人焦雄屏的说法，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的；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的。而李安则游刃于他们之间。
侯孝贤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没有留学经历，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浓浓的台湾本土的人文气息与乡土清香，正是后来台湾小清新电影诞生的一个前奏。
杨德昌先生的电影风格更具有后现代派感觉，这与他所处的年代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杨德昌出生于1947年，大学时期正是各种新思潮涌动的时期，受西方思想影响深远，后来求学于美国）也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分不开（幼年时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所以他的作品始终比较小众化。
而李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从小又生活在书香门第四代同堂的旧式父权家庭中，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更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后来求学于美国，艰难地谋生，对文化差异的适应，使他更能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更能把握这两种文化的精髓，创作出了一篇篇温情款款同时又紧紧契合时代脉搏的电影。他的作品，更为大气包容，同时也更有现代气息，所以能够感觉上杨德昌先生的作品太过于尖锐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大家更多的知道李安，知道侯孝贤，而不太熟悉杨德昌的主要原因吧，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并理解。
纵观其发展史，香港电影无疑成就最高。
台湾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整体来说影响力有限的“文化输出”上。其实在本世纪以前，台湾电影，主导的都是政府，台湾电影长期以来作为香港电影的主要出口市场被压制得体无完肤，成功的商业化作品寥寥可数，直到08年的《海角七号》才开始迎来一点转机。
而香港电影方面，从上世纪电影工业引入，至二十年代默片、三十年代有声片、战争时期涌入的上海电影人主导的黄梅调电影，以及后来的全粤语电影，整个电影工作发展有条不紊，大公司、技术、人才、设备亦逐渐完善。70年代末的香港电影业的“新浪潮”虽未形成商业上的成功，但储备了一大批成熟的导演，终于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迎来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80年代，香港电影无论产量、票房、还是质量，艺术性均创造出惊人奇迹，是少数能在好莱坞庞大势力下任然能够茁壮成长的电影基地，电影总产值一跃为世界第二，更作为亚洲第一电影生产出口基地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当时在香港以及附近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地，不论戏院还是影带租赁市场香港电影皆地位非凡。
香港电影最大的成功在于以商业市场为导向，注重迎合观众口味，因此能用成熟的类型片打开市场。最经典的如70年代的李小龙与80年代的成龙，洪金宝共同带的吹袭西方电影市场的功夫热，以及针对华语市场的警匪片（成龙，周润发）、喜剧片（许冠杰、周星驰、黄百鸣）、古装武侠片（王祖贤、林青霞）等等。
当然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香港电影由盛转衰，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香港电影曾经创造的伟大成就，台湾电影从未有过，现在看来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拥有。
电视剧的话是台湾，电影的话是香港
文艺片台湾的不错，武打枪战片还是香港很好的呢。
编剧的话台湾出了不少人才，导演的话香港大师不少。
很多台湾资本的片子都是挂名香港公司出品的呢，因为台湾政治原因不好挂名在海外推广的呢。
但是片子在海外拍摄有黑 社会 骚扰，明显台湾黑帮更给劲一些的呢，在海外发行受阻跟发生很多外交问题，都是台湾沟通的多吧？
没办法比，香港拍黑帮，武侠，台湾拍剧情文艺片，香港出了徐克，杜琪峰，王家卫，台湾出了杨德昌，侯孝贤，李安。都是话语电影的骄傲。
⑶ 张艺谋经典作品《红高粱》“欢乐颂”式的电影 是终结也是开始
《红高粱》此后的张艺谋再也没有拍出《红高粱》这般“欢乐颂”式的影片，他后来的影片应该说更落地，也更沉郁。不变的是，张艺谋对视觉的迷恋。
时光网特稿 当下的中国电影被有些人称之为“黄金机遇期”，窃以为是相当精准的，但明白无误的现实是，我们正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在浪掷这段美丽的时光。
至于说到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在我看来，有两段。第一个是1930年以孙瑜执导的联华公司的创业作《故都春梦》为肇始，直至1937年的中国早期有声电影的高峰《马路天使》。第二个黄金期较为复杂，但却更为深刻。
香港是以严浩、徐克、许鞍华等导演掀起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台湾则是由侯孝贤、杨德昌、王童所创立的台湾新电影运动。
大陆这边则是由第四代、第五代导演所共同完成的一整套从内到外的电影语言 探索 ，时间是1979年到1989年。这是冷战即将结束之时，华语电影的一次不约而同的集体大爆发。它最突出的表征是让全世界对东方电影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仅是这些年轻，或不太年轻的电影人，他们的视听系统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世界认知领域高度接壤。还在于，在这些勤于思辨，且能有的放矢的华语电影当中，能让他们一窥这个古老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且姿态往往是置民间与官方皆不顾，一个猛子扎向他们尚能自洽自如的家国梦。
而在这其中，张艺谋初试牛刀的《红高粱》率先登顶于国际舞台，获得当时还叫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金熊奖。那一年张艺谋迎来了他生命第三个本命年。姜文恰好是第二个本命年。巩俐正值她22岁的芳龄。摄影顾长卫则三十而立、著名音乐家赵季平四十刚出头。
依现在的眼光来看，《红高粱》是一部极其年轻又相当成熟的电影。当时的人们，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为华人“长脸”的一部电影，基于此，这部艺术气息浓厚的影片，在市场上同样受到热烈欢迎。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勇夺威尼斯金狮的《悲情城市》，同样在台湾电影市场获得高票房。不难看出，人们去看电影，不仅仅是去享受光影晃动时人心的起伏，也是一种潜在的对民族身份的证明。后来，随着华语电影频频在世界影坛折桂，人们也就见怪不怪，又回复到本初的观影惯性中去了。
应该说，《红高粱》的巨大成功，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张艺谋，这个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超龄生。他可以说是中国导演里第一个具有广泛明星效应的导演（不涵指石挥、金山、崔嵬、成龙、周星驰、姜文这样的演而优则导的超级大腕）。一时之间，他的经历、他的绯闻，都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而他之后执导或出演的每一部影片都倍受关注。
连张艺谋本人也没想到，他因《老井》中孙旺角一角成为东京国际电影节首位影帝。但在此之间，张艺谋以800元人民币从莫言手中拿下了《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权。由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和后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共同执笔，出于山东民俗方面的考虑，莫言也参予其中。也正是在莫言的帮持下，当地县委批了五吨化肥，才使那些行将枯萎的高粱地重又茁壮生长起来。顾长卫对高粱地的所进行的视觉呈现，直接从新藤兼人的《鬼婆》那里取经。那一片充溢着对女性身体的想像性复原，那么《红高粱》里的那里随风摇荡的茎杆，同样也闪耀着女性的光芒。
莫言在拍摄期还请剧组人员上他的山东高密老家吃饭，当时莫言担心巩俐并不能胜任九儿这个角色，在莫言看来，巩俐身上的学生气太重，毫无乡野之风。看过成片后，莫言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
我早年看过巩俐在《红高粱》之前出演的一部电视单本剧《暑假的故事》，她饰演一家庭教师。一眼看出，她的欧版身材非常抢眼，且她不笑的时候比她巧目倩兮之时更加动人，有着国内女演员所少有的冷硬之姿。张艺谋在中央戏剧学院挑选演员时，曾在巩俐和史可之间徘徊。两人都有着东方女性所少有的挺拔丰满，不客气的说法，眉宇间都有一些杀气。坊间流传，在二人僵持不下时，是以猜硬币的方式决定谁来实现她们的银幕首秀，最终定下了巩俐。私以为，是巩俐山东人的籍贯，才能她险胜过关。
在相当长的时间，不管张艺谋电影中的主创换了一拔又一拔，雷打不动的依旧是他曾经的爱人同志——巩俐。巩俐也凭《秋菊打官司》中洗尽铅华的表演夺得威尼斯电影节影后。巩俐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不管其身份和样貌如何，永远是美丽的、倔强的、深情的、随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但在大多时候，都不得善终的女性形象。正是从巩俐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身上，人们仿佛看到了这一代人的“怕”与“爱”。
《红高粱》也渗透出这样的“怕”与“爱”，本片最初名为《九九青杀口》，最终还是沿用了原作的名字。这是一部杀气腾腾的电影，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九儿的前夫，以及爱慕过她的掌柜，还有疑似与九儿有染的土匪。在这样一部经由抗日题材包装下的影片里，荷尔蒙的气息被黄沙一浪一浪地鼓荡着。
在张艺谋看来，这是一部弥漫着酒神精神的，生命力极度恣肆飞扬的影片。但在另一些看来，那些不用腰带的棉裆裤，经由想像臆造出来的造酒工艺，实际有着后殖民主义倾向。此说法，在学界流传甚广也甚久，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了。但对于第五代导演所激扬出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不少人认为《红高粱》是一场虚火极旺的终结。
假如说第五代热衷于文化反思、寻根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弑父情结，在《红高粱》那里，其实都能一一地找到。也许是《红高粱》太过喜气洋洋、而缺乏带有沉重自伐意味的忧患感。又或者那红色的高粱、白色的太阳等景观太过鲜艳夺目，而将第五代最为自豪的意象美学拖进了死胡同。
还有人不满于居于象牙塔之上的电影 探索 ，被广泛的受众所拥抱，认为这是一种从众、一种流速，当姜文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啊”，又很快传遍大街小巷之时，还有人痛心疾首，言及这是艺术品格的沦丧。更有人指出，影片已从对土地的敬服横渡到对生命的礼赞，影片所着力描绘的无遮无拦的人格力量，是一种脱离现实与人生的，很难看到对岸的，被架空的理想状态。但也许正因于此，生命的勃发和升腾只能在影像里成为一场仿似永无止境的狂欢。
此后的张艺谋再也没有拍出《红高粱》这般“欢乐颂”式的影片，他后来的影片应该说更落地，也更沉郁。不变的是，张艺谋对视觉的迷恋。而在《红高粱》里那个不安于室，随时准备红杏出墙的女人。与她匹配的则是一个乖戾而无能的丈夫，另一个时而懦弱、时而顽强的男性余占鳌（姜文饰）始终没能上演出一幕英雄救美的大戏。
这样的泛着血腥的三角恋在《红高梁》这里是九儿的饮弹收场，而其后的张艺谋的创作则是偷情与刺杀所共同演绎的二重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甚至包括《有话好好说》和《归来》都有这般的压抑和终不得志。这样看来，《红高粱》则像是张艺谋的一个梦，他后来的创作则由着他对无孔不入的现实所生发的一声声沉浑有力的叩问。
⑷ 光阴的故事的影片评价
1982年，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集锦式电影《光阴的故事》拉开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台湾电影史的一片灿烂就此孕育而出。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张毅从事小说创作，这四个人都是从未拍过商业剧情片的新手，低成本拍摄从而减少商业回收压力、在题材上开掘了“成长与历史”的主题以及清新的纪实影像都是该片带来的开拓性意义。
该片的划时代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在体制上，起用年轻导演，突破中影用人成规；低成本拍摄减少商业回收的压力来换取创作的自由，为台湾新电影铺下一条返朴的路向；在题材上开掘了新电影的成长-历史记忆主题，也牵引出本土经验的回顾；在影像风格上，以清新朴实的纪实影像与当时的电影风气相区别；故事以低调处理，一反做作的戏剧模式。
该片由《小龙头》、《指望》、《跳蛙》和《报上名来》四段构成，影片时代背景是渐进的，分别表现了“童年”、“少年”、“青年”、“成年”这成长的四个阶段，四位年轻导演描写出各自对周围世界的感觉。杨德昌执导的《指望》是全片中技巧最成熟、艺术造诣最高的一段。13岁的少女小芬暗恋房客大学生，满怀美好幻想的时候无意撞见姐姐和大学生之间的恋情，单恋只留在她心间伴她成长。《指望》将少女对于异性的梦想描述得格外真诚而细致。陶德辰导演的《小龙头》描写一个乏人关心的孩子小毛终日沉迷于幻想世界。导演拍出了童真情趣，同时也写出了父母与儿女的隔膜。《跳蛙》由柯一正执导，影片以大学生为主题，以自由、奔放的笔调描写一个大学生想干件轰轰烈烈的大事，结果像青蛙一样不安闲、不停地跳动，却找不到自己确定的目标。影片还借此批判了现代生活中许多荒谬的现象。《报上名来》由张毅导演，讲迁到新居后的一个早晨，年轻夫妻大卫和芬兰上班时遇到的夸张故事，在描述成年的无奈的同时也指出了台北日趋繁华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
⑸ 你心目中的侯孝贤电影三佳分别是哪三部
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运动（1982-1987）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杨德昌、曾壮祥、万仁等。他们的作品有《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小毕的故事》《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
台湾新电影运动兴起的原因有：
1、电影业的不景气，中影改组；
2、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影响；
3、新的电影观念（作者论、艺术电影）等美学标准的输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
4、新的人才的涌现（独立制品相对自由为侯孝贤、陈坤厚等本土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机会，留学欧美的青年归来如万仁、杨德昌、柯一正）
5、台湾社会的转型：70年代末国民党权威统治的松动，台湾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
之所以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般宏大的影片，是因为侯孝贤不再只是把创作投视于自身的记忆，而投向了整个民族国家的记忆，这是大师级导演的水准。就像中国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有《活着》、陈凯歌有《霸王别姬》、田壮壮有《蓝风筝》，这些同样都是把视线投向了社会的。
不再拘谨于小我，而是通过小我投射到整个社会。
一个导演能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担当，能够直面国家民族的历史，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在题主所说的主流电影界评价最高的原因吧。
⑹ 电影《集结号》是有谁导演的此影片获得了什么奖项
冯小刚重回贺岁档，这次带来了《集结号》。此时中国电影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一年进口好莱坞《变形金刚》国内票房的官方统计数字达到2.7亿人民币。现在不是电影没人看，而是在看谁的影片——国产影片的吸引力显然没有好莱坞影片的大，国产电影依然面临着为好莱坞培育了市场后，黯然退出舞台的尴尬。因此，中国电影应该是什么面貌依然和十年前一样，紧迫而模糊。
从《集结号》来说，这个未必是国内最好的战争电影，正如《甲方乙方》不是国内最好的喜剧电影，但是如果《集结号》能够像《甲方乙方》一样，为中国电影指明未来的道路，一样功莫大焉。
⑺ 日殖时期，台湾电影的发展是怎样的
日据早期的台湾电影，从摄制、发行、放映到观看，都是日本人的特权。1901年，日本人高松丰次郎在台北西门町投映十多部粉饰殖民统治的新闻记录片。台湾华文电影开端于1925年，刘喜阳、李松峰、郑超人、张云鹤、李延旭等人成立台湾最早的电影团体“台湾映画研究会”，拍摄台湾人的首部故事片《谁之过》，仍有殖民力量的参与与渗透。1929年，“百达影片公司”拍摄侠义爱情片《血痕》，十分成功。从1931年开始，日本殖民政府逐渐加强电影控制。一方面摄制、引进日本殖民影片，一方面禁止引入大陆影片，并限制台湾本土电影的活动。伴随“皇民化运动”的兴起，台湾电影也纳入到这个体系中。但台湾电影人并未放弃努力。1937年，台北成立了台湾人自己投资设立的第一电影制作所，拍摄的首部作品是爱情悲剧《望春风》，情节的本土气息浓郁，可以说是当时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悲惨生活的写照，较为成功。同时，台湾电影人突破日本人的限制，极力引入大陆影片，以民族文化与精神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他们从上海、厦门、南洋等处购买电影版权或旧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抗战结束，台湾各地近二十个映画社放映大陆影片近三百部，包括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如《故都春梦》、《野草闲花》、《渔光曲》、《爱情与黄金》等。
1941年12月，日本实施“电影界新体制”，进一步加强控制，台湾人无法制作自己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