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介绍些日本知名的好导演
黑泽明
1910年3月23日出生于东京品川区大井町，父亲曾经担任陆军军官，后转任中学理事，母亲的娘家在大阪经商，黑泽明是8个兄弟的老末。虽然父亲是一个严厉的军人，但黑泽明从小就拒绝参加军训。自幼即对绘画产生浓厚的兴趣，1928年初中毕业后曾热中于绘画，曾一度立志当一名画家，后为维持生计，于1936年他以助理导演和剧本撰稿人的身份进入东宝电影公司的前身PCL电影公司，投到名导演山本嘉次郎门下学习导演和编剧。做了7年助理导演后，终于有机会于1943年执导处女作《姿三四郎》，此片在日本大受欢迎，因而令他一举成名。与《海港花盛开》的导演木下惠介同被视为日本电影的新希望。
战后执导的第一部作品是左翼剧作家久板荣二郎编剧、反对军国主义的《无愧于我的青春》。后与东宝电影公司在创作方向发生很大分歧，在离开之前1948年拍了《酩酊天使》，被喻为是他首部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这部影片的另一收获是黑泽明首次与三船敏郎合作，从此两人合作无间，开启了各自的电影黄金时代，是日本最强的电影拍档。
1950年，黑泽明拍了一部令他蜚声国际的作品，这就是《罗生门》，本片为他赢得195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不仅是第一个日本导演奖项，也是第一部闯入欧洲影展的亚洲作品，打破影展被欧美影片垄断的局面，由此黑泽明成为第一位受到国际承认的日本导演。讽刺的是《罗生门》在全世界受到广泛赞扬和欢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被日本慢慢接受。在《罗生门》中，黑泽明以独特的手法探索了客观真理与主观真实的关系，内容是讲一个由三个参加者和一个旁观者以四种不同说法叙述出来的暴力事件。在艺术成就方面，本片已近乎完美，甚至影响了往后数十年的电影创作，1996年好莱坞Edward Zwick导演的《火线勇气》（Courage under Fire）故事内容明显是改编自40多年前的《罗生门》。
1952年黑泽明重回东宝电影公司，执导了《活着》，成为战后日本最佳影片之一，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影片之一。1954拍摄的《七武士》是一部充满激烈战斗又富有喜剧幽默且不乏深层哲理的娱乐片，日后也曾被好莱坞翻拍。从此时到六十年代中期是黑泽明创作的黄金时期，佳作不断面世，计有《蜘蛛巢城》、《白痴》、《大镖客》等多部影响了当时国际电影潮流的作品。
截至《红胡子》为止的17年间，由黑泽明导演、三船敏郎担纲的作品包括《罗生门》、《白痴》、《七武士》、《生之录》、《蜘蛛巢城》、《大镖客》和《天国与地狱》等片。 不但1950年拍摄的《罗生门》，翌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从此，黑泽明闻名于世界影坛，三船敏郎也先后以《大镖客》、《红胡子》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男主角奖，两人也因而在日本影坛建立了“国际的黑泽，世界的三船”的称号。
1960年后半年到1970年初期，是黑泽明创作的低潮期，首先是他和三船敏郎的关系突然决裂，从此，两人不再跟对方说话，也没有再合作，不过对于原因两人都是三缄其口。1970年，他根据山本周五郎的小说《没有季节的城市》改编的电影在票房上失利，黑泽明甚至因而企图自杀。不过黑泽明很快就再站了起来，1975年他导演的日俄合资电影《德苏乌扎啦》先后得到莫斯科影展金牌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1980年由法国电影公司出资，黑泽明与三船敏郎再度合作拍摄的《影子武士》则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1985年，黑泽明完成了巨型古装片《乱》。晚年的黑泽明热心于创作古装片，艺术上的追求也更加执着，作品也具有深沉的哲理内涵。身高1.81米的黑泽明，拥有当时日本人少有的高大体格，据说事事要求完美的他，扯着嗓子大吼的声音经常把工作人员吓得浑身打颤。在拍摄《战国英豪》时，他为了拍一个满意的天晴镜头，足足等了100天；拍《天国与地狱》时，他发现有一栋民宅的二楼阻挡了他拍摄演员从新干线丢出现金的镜头，硬是把该民宅的二楼给拆了。 就因为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执着而强横的态度，他被台前幕后的合作者称为片场上的“天皇”。
1998年9月6日，这位纵横影坛50年、拍过31部电影精品的大师终于撒手离去了，享年88岁。日本影坛至今无人在电影艺术成就方面能及他的项背。
他一生中所获奖项不计其数，他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毕生致力打破各国民族文化差异和思想制度的限制，希望能共享人类的基本感情。黑泽明被1999年12月的《亚洲周刊》誉为20世纪对亚洲进步贡献最大的一位文化艺术人士。在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中，黑泽明制作的电影曾创造过持续二十年的票房奇迹，但傲慢、失败和自杀的空虚也时常伴随着他，影响着他的事业。1998年他去世时留给后人31部电影无不揭示了黑泽明电影的一个共性——对形式和内容的融汇贯通。正因如此，使他成为自1895年电影产生以来最出类拔萃的导演之一。黑泽明最大的成就在于亚洲几代电影人都受到他的影响，正如著名导演张艺谋在美国《时代》杂志上评价的那样，“黑泽明使我明白，当走向外面世界时，要保持中国人自己的性格和风格”，“这是他给亚洲电影人上的很重要的一课。”
㈡ 电影界中的“新浪潮运动”是怎么回事
让专家告诉你什么是新浪潮
<<划时代的作者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始末>>
来源： 作者：让一皮埃尔．让科拉
“有一点我们强调得不够：‘新浪潮’既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又不是一个集团，它只是一定的量，是报界创造出来的统称，为的是把两年来崛起于本行业中的五十余名新手统归一类，以往，每年只能出现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吕弗 《法兰西观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过，这的确是一段好光景。既然这一套吃掉开，制片人当然都希望拉青年人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尔．德维尔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兰西历史也是法国电影史的转换点。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动荡，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行将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戴高乐当选总统前的法国。——译者……有一位慈父将亲自出马，把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从奇耻大辱中拯救出来。法国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体与此同时，电影出现了更新的迹象，这在文艺沙龙中引起了反响，随后，各大报刊便把这种新动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国要新电影。口号应运而生。当然，无论是法国，还是法国电影都没有象当时宣扬的那样明显改观……这也无妨，1958年毕竟算是转折的一年。
“新浪潮”这个名词一直洪福不浅，至今人们还在谈论“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时期，或是抱有敌意，或是带着怀旧情绪。一位才能有限，但富于想象力的制片人，为了发行放映比埃尔．德朗雅克的《寻枪记》，甚至于1966年某一天举办了“下一次浪潮日”，虽然这部影片不久便无人问津。“新浪潮”——这就是电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现有着远为广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应当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着一位妙龄女郎的面部特写，标题是《新浪潮来了》，下面引用了夏尔．贝玑(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义，为德雷福斯辩护。所写作品有剧本《贞德》、长诗《夏娃》等。 1905年后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译者)的箴言：“我们才是中枢和心脏，中轴线从我们这里通过。要以我们的表来对时”。当时，正在开展广泛的全国性征询活动，总共提出了二十一个问题。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报》周刊连续登载了回答与分析文章，从中总结出来的《全国青年问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浪潮”的提法一直与《快报》联系在一起，甚至从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报》的封面都印着副标题；《新浪潮期刊》，前后达半年之久。……那时，还尚未涉及到电影。
“新浪潮”这一名词见诸报端，多半是弗朗索瓦兹．吉罗(吉罗（1916一）；法国女作家，《快报》创始人之一。后任激进社会党副主席，曾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妇女部中任要职。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说谎》、《权力喜剧》等。——译者)涉笔成趣的产物。而电影开始凑趣则是数月之后的事。这家《快报》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们都是杀人犯》(影片摄于1952年，导演是卡雅特。——译者)的导演署名的一则启事，标题是《您愿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吗？》启事内容是：“拜读过‘新浪潮’之后，我决定拍摄一部这类题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诸君在幕后。本人成竹在胸，诸君则希望有人代言……候回音，烦告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八十一号，《快报》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报社收到了一些回信，并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报》上。许多回信强调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并且殷切希望在银幕上对其有所表现。(在1957年春季进行的调查中，有个问题是：“对法国人来说，全国头号难题是什么？”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尔及利亚问题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个稳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这两个问题在随后四年期间也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谓“新浪潮”影片对此只有寥寥无几的反响。——原注）这件事未见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话，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这个样子了……
后来，历史为“新浪潮”一词保留了特定的含义，最初将“新浪潮”用于这个含义上的人大约是彼埃尔．比雅尔。他在《电影》1958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调查汇报，题为《法国电影的青年学院》，他列举了青年导演的一份名单，名单之驳杂，二十年后当令人捧腹（1918年后出生的导演一律算做“青年”：韦纳伊、博尔德利和雷卡梅竟与路易．马勒并列，而象阿仑．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导演”和“电影手册派”的里维特、特吕弗、夏布罗尔还榜上无名呢），比雅尔最后断言。“这股‘新浪潮’为什么还服服贴贴地跟着前辈转，真令人困惑。”
不过，直到1959年春季，围绕着基纳电影节和在拉纳普尔的青年导演的聚会上，电影“新浪潮”才确实名声大噪，并从此叫开了。
倒叙
可以沿着两条平行不悻的路去寻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当浪潮已过，前景已经分明之时，一些有名望的前 辈要求承认他们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电影史学家是承认阿涅斯．瓦尔达（1954年他拍摄了《短岬村》）或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1955年拍摄了《狭路相逢》）的先锋作用的，或许还承认让一比埃尔．梅尔维尔是前驱，他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居：“‘新浪潮’，这是新闻记者的发明，……新导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遗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静》之后，我才实现了宿愿”
另一条路子同样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同辈人一起，回顾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几个月中法国电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这些变化的感受。
还必须提及《快报》周刊。在那几年，这家周刊相当及时敏锐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变化。1958年1月30日，《快报》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罗内的剧照，并引用了路易．德吕克的一段题词：“今后，不仅仅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去摆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温桑著文分析爱德华．莫利纳罗的影片《背倚高墙》：“多年来，无论哪一家法国制片厂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陈年旧货，粗糙不堪，可是这部影片与众不同。年青一代导演正把埋头苦干令人感动的老家伙从摄影机旁赶走，他们要亲自动手，以克鲁佐或贝克为榜样，大量拍片。这些年轻人多么精明，记忆力多么强！甚至有些过分……”
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谈到不久前拍摄《恋人们》时的情景；“……只有当一个摄制组在导演身上感觉到对新电影的坚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时下影片老套子的坚强意志时，才能发挥出这么大的干劲。总之，人数这样多的一班人马（近三十人）好歹得适应拍一部短片的物质条件。……效果如何，这要由观众来判定，不过。这种方法表明，在法国电影中，正出现某些变化。夏布罗尔 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的摄制组的人数也大体相同。”
一周之后，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温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划分了阵营：“为企业获益，按生产处方炮制的盈利片最好也不过是《厄运临头》（《厄运临头》拍于1958年，导演是乌当．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锋。一一译者），最劣就会是《马克西姆》一类影片，而与此同时，平行电影正在诞生，因为有些人已经感到，电影的革新不在于用变形镜头拍摄宽银幕，不在于色彩，也不在于任何技术上的进步，而是来自‘内部’；这些人大多数是青年……不错，这种脱离传统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现，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设置的优质奖的激励。”（法国文化部设置该奖鼓励有创见的导演。——译者）
1958年岁末，法国人更换了政府（他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也换了总统，甚至连共和国也改了号，取赞成态度者过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点二五选票同意戴高乐新宪法，仅有百分之十五弃权）；而且，他们被告知；法国人的电影也要变！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电影年度期间问世的，其标志是：克洛德．夏布罗尔的头两部影片在商业网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尔杰》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吕弗的《四百下》和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对这四部影片的介绍均参阅。电影艺术译丛》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载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译者）于1959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放映。从1961年起，便有人宣称“新浪潮”已趋低落。路易．马尔科列尔在1961年10月17日《法兰西观察家》报上甚至写道：“现在我们可以说，‘新浪潮’已经终结…” 我们认为，“新浪潮”做为社会经济现象总共延续了四年，这大概是不错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间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们只限于综述事实，不加评论地概括“新浪潮”现象，它就应当包括两类情况。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围绕电影大作文章的报刊、新闻和评论。
首先是电影。上述四年期间，至少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新闻报刊便跟着大事宣传。严肃的刊物注重提高这一现象的意义，并且对它加以分析。而发行份数较多的报刊只图保留“新浪潮”这个合适的商标，然后慷慨大方地四处加封：从影片到导演，从大明星到影坛新秀。“新浪潮”有销路，大家都搞“新浪潮”，为了内销，也为了出口。影片与围绕着影片的沸沸扬扬的推销活动混杂在一起，很快便难分彼此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战事正紧，舞文弄墨“毒化空气”成了时髦。于是，围绕着“新浪潮”，人们又开始毒化空气”了。
“新浪潮”与法国政局的变化同期发生，实在纯属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国延续下去，仍然会出现“新浪潮”。下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个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体原因也会促使“新浪潮”出现。但是，法国动荡不安的局面（或许这只是动荡的幻象）毕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语汇。各家报纸对这种动荡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销售畅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头、戴高乐讲话、长筒裙、“新浪潮”一类消息。为了显得在行，“新浪潮”干脆被简称为N．V．”（法文“新浪潮”两词的第一个字母。——译者）
“新浪潮”是个来势汹汹、波及甚广的现象，现在应试将汇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区别。
我们似应回顾一下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僵化了的电影。当时，电影创作者相对来说已为数不多，而且许多人已经上了年纪，因为自第二次大战以来，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体来说，1958年，马克斯． 路 尔已经去世，雅克．贝克、让．格莱米水也只有几个月的光景了。让．雷诺阿、雷内．克莱尔、阿贝尔．同斯、萨沙．居特里、马塞尔．帕涅尔（文中所提导演是二十年代以来法国影坛的大师。——译者）都是年迈老翁，到了创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较为次要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最多产的十二名导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后一部影片，他们是雷蒙．贝尔纳尔、安德烈．贝多米奥、马塞尔．布利斯丹诺、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贝尔热、乔治．拉贡布、列奥尼德．莫居、让．斯特利、罗贝尔．维内……为了保证法国电影能继续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担子交给在次要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缓的事了。总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来接班是势在必行。
在第一类新崛起的导演之中，爱德华．莫利纳罗是个样板。他生于1928年，先是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贝多米奥做过助手，后来拍过纪录片，搞了十年专业之后，才战战兢兢地尝试拍摄故事片（《背倚高墙》）。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纳普尔讨论会上做了发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颇有自知之明。他说：“以我之见，似乎应当把所谓‘新浪潮’一分为二，一方面是通过正规途径进入影坛，即融入正规制片系统的青年导演；另一方面，是终于博得年青的制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没有特吕弗或夏布罗尔，我们这些从正规途径走过来的人，仍旧是电影界正统‘官员’。现在，既然他们的电影已经问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于太蹩脚。固然，十年来，我不得已拍出那种风格的影片，这是出于无奈，那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而明年，我要改变拍法。”
爱德华．莫利纳罗并没有改变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热趋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国一名地地道道的电影“正统官员”，他的电影年表上列着二十四部影片（这个统计数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纳罗又拍了一部影片。《疯女牢笼》第二部。一译者），是近二十年来最长的电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与莫利纳罗同时开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导演有两、三打人，如，比埃尔．格拉尼埃一德费尔，他当过让一保罗．勒沙诺瓦、安德烈．贝多米奥或马塞尔．卡尔内的助理导演；乔治．罗特奈，他当过场记、剪辑、摄影师和诺贝尔．卡尔博诺的助理导演；雅克．德莱，他曾经是让．鲍育、吉勒．格朗热埃、路易斯．布努艾尔、儒勒、达森的助手。在这份人名表中，似乎还应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让．吉罗尔或路易．马勒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物。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涉足故事片是他们“修业期满”之后的归宿，虽说苦熬多年，却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发现自己也被赐予如此时髦的美名之后，大感惊讶．米歇尔．德维尔在数年后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我是循着传统老路一步步走过来的，这正是我与‘新浪潮’不同之处。最初，我当过见习导演，然后是第二助理导演，并且做过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导演，后来又成了技术顾问。拍完《今夜不再来》（该片摄于1960年。－－译者）之后，有人说，我属于‘新浪潮’，我大为吃惊。在编写剧本时，尼娜．孔巴涅兹和我都深信我们是和‘新浪潮’对着干的。”（见《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纪录片、科教片、实验影片等。——译者）
他们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无疑是众望所归：阿仓．雷乃、乔治．弗朗朱，还有比埃尔．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罗贝尔．门 戈兹、让．多埃维，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电影俱乐部活动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绍、被承认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残老军人院》和《禽兽的血》（乔治．弗朗朱）、《战祸》和《被诅咒的建筑师》（比埃尔．卡斯特）、《弥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伙伴》、《住宅危机》（让．多埃维）……当然，还有阿仑．雷乃的《梵高》《高更》、《格尔尼卡》、《夜与雾》和《世界的所有记忆》。本文无意撰写三十人小组（三十人小组指阿仑．雷乃为首的拍摄纪录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这个小组的成员已达一百二十三人。——译者）的历史，只是应该强调指出，十年来，短片为法国有所抱负的电影争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这些人拍的短片从来广泛放映过。或者，只是做为一部商业片的“加片”才有广泛放映的机会，观众反应则是冷淡和不耐烦。而影片《夜与雾》是唯一的例外。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间驰名遐迩，外省的观众所以赶去看卢奇阿诺．埃麦尔的意大利片《重婚》，就是因为他们得知要加映阿仑．雷乃的《夜与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特别是通过电影俱乐部、报刊杂志、电影节这些文化网的渠道，人们了解到，在法国，不仅仅有德拉诺瓦，也不仅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开往杜布鲁克的出租车》。---译者）来接替德拉诺瓦。人们对阿仑．雷乃寄以厚望。 人们期望他和其他电影导演拍出一种左倾电影。因为，不言而喻，从几部短片来看，阿仑．雷乃和其他几个导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国大多数导演“背叛了”现在，躲进趣闻轶事或古装片中偷生。通过那些短片才能在银幕上看到当代法国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机，看到矿工罢工……
也正是在这些短片中，新风格渐趋形成，电影避免了特吕弗曾经痛斥的过分精雕细琢的叙事方式。这些短片可以是实验作品，可以笔触大胆，揭露时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电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这些特征。
当然，三十八人小组中的佼佼者转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尔．卡斯特曾经战战兢兢地指过路（在这些人当中，比埃尔．卡斯特是第一个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摄了《袋中爱情》----译者）。不过，由于观众的进步、大城市中专门性电影院的建立，而出现了新需求。国家又通过预付收入的办法进行资助，给予了最初的推动。从1957年5月起，各大报刊一呼百应，纷纷报道了阿仑．雷乃即将在法国和日本拍摄有关原子弹的大型记录片的消息……（“大型纪录片”一语系原报道所用、——原注）
异军突起
什么是史实，什么是经过渲染的传奇，在这里最难分辨。《电影手册》的编辑们早有亲自大干一场的打算，他们也从不讳言。其中几位已经在所谓的电影“专业”中立足了，因为这里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罗尔曾经担任二十世纪福斯公司新闻专员(当时夏布罗尔负责为美国影片的法文版编过新片名．——译者)，后来，他还把让一吕克．戈达尔和保罗．日戈夫引荐进来（日戈夫有一段时间替夏布罗尔写剧本，后来拍过一部《落潮》，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时期许多影片一样胎死腹中）。有些人尝试拍过纪录片，不过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维特的《牧羊人的运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顽 童》）。继承遗产、有油水的婚姻——这些偶然机会也为他们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资金去“筹划”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问世，他们就开始大吹大擂，以至于“新浪潮”一词的意义从此在大家的默许下变窄了。结果，这些冒牌的业余爱好者们便把“新浪潮”旗号据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们赚了些钱，开设了制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罗尔开办了阿吉姆制片公司，后来这家公司为菲利普．德布罗卡、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的最初几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资）。不久，连较保守的制片人也嗅出了生财之道、千载难逢的良机和政洽气候(克洛德．夏布罗尔说过：“我们千万别上当；各大报刊哗哗不休地谈论我们，这是因为他们打算把一则方程式强加于人：戴高乐=革新。将军来了，共和国变了，法国再生了、电影和其他领域一样。看吧，天才崛起，知识分子在双十字微的庇荫下发挥才干。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于是，也开始为低成本的影片投资。
两年内，这家黄皮刊物的编辑们几乎都到摄影机后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罗尔和弗朗索瓦．特吕弗，然后是让一吕克．戈达尔、雅克．多尼奥尔一瓦尔克罗兹、埃立克．罗麦尔、雅克．里维特、克洛德．德热夫莱。在他们的提携下，一些亲朋好友也连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鲁十、让．欧列尔、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奥纳尔．凯热尔或让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尔．卡斯特则另当别论。他不完全属于“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较有名气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经导演了由让．马莱主演的《袋中爱情》，当时，这还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传统影片），但是，他与“新浪潮”的各个分支都有瓜葛：他作为格莱米永的助手修完了传统的“学业”；他又是三十人小组的成员，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左派；最后，他还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记者，他为《电影手 册》撰写过不少文章，结果，《电影手册》派便不知羞耻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这与他们把拍《广岛之恋》时的阿仑．雷乃归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辙。
1959至1960年间，全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这或许是存心，或许是无意。每个制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导演。在这股无法驾驭的游涡中，处女作竟有数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从来就没放映过。当时，在选择应召待聘的导演的标准中，内行与否是最末一条。
这种含糊混乱的局面很快便与“新浪潮”这个称呼联系起来了。对“新浪潮”运动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也是运动的干将、他们在《电影手册》或《艺术》周刊上大肆吹嘘不受章法约束的格调、吹嘘戏嘘之中不失潇洒的风格、吹嘘与制片人或工会的刻板传统的决裂……他们为用少量投资就能上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们有着无穷的幻想。在拉纳普尔讨论会期间，制片人亨利．多施麦斯特也来乘机赶浪头，他在《艺术》周刊上写道：“每个制片人都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因为是他们把电影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使电影摆脱了行业工会强加于人的最起码的摄制人员人数的限制。他们使电影从管理与财政上的困境中脱身，直接到街头、屋内实景、真实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摄。他们把电影从层层审查关卡中解放出来，这种审查机构对艺术、对生活、对道德，对如何影响青年人，对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所持的观点实在荒唐。他们打破了‘老前辈们’拍片时的清规戒律。他们破除明星崇拜，摒弃单纯追求技术完美的做法。”
以不谙业务为骄傲。夏布罗尔说过：“为了处理《漂亮的塞尔杰》的第一个镜头，我还要问，我应该盯住摄影机的 哪一个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瞧！”夏布罗尔在拉纳普尔讲的这件趣闻或是确有其事，或是笑话一桩，这倒无关紧要，它毕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么心安理得，甚至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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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左翼电影流派
左翼电影 “30年代电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这五、六年当中的段时间。
左翼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入侵东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日本攻击上海，这几起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当地的民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激发当地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因此群众由原本爱好鸳鸯蝴蝶派之类的电影转而要求拍摄爱国意识的电影。“一二八事变”之后，对民众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这一类“鸳鸯蝴蝶派”的电影卖作大受影响，而上海当时是中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基地，因此观众对电影喜好的改变让电影制作者也必须改变拍摄电影的风格。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也加强了对电影的关注，因为电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手段之一，他们有计划地影响电影的创作，分成四个部分：
首先从编剧着手去影响和改造电影，文艺工作者以编剧的身份来加入电影的创作。
其次透过各种组织的努力，改造电影创作的工作团队，加强左翼创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绍以苏联为主的外国电影的经验。
第四，积极开展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工作，透过电影的评论来影响和指导电影的创作和欣赏。
左翼电影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也成为一种动力，迫使电影工作者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这部“大路”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抗日情绪，但是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敌人”来代替，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中无法正面的表达'抗日的情绪，因此电影工作者只好用这种隐喻方式来宣泄这样的情绪。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是从1932年开始，是由左翼文化运动延伸和发展，由进步文化工作者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为“左联”，并延伸触角到电影界，这些作家表达出对电影问题的关切。
夏衍等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直接参与电影的编剧工作，对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它们也在当时的报刊刊载影评，藉由编剧和影评对当时电影界产生具体的动作，左翼电影到1933年达到高峰。
30年代电影由单纯的影像媒介转变为综合的视听媒介，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声音，主题曲还是特别为了这部电影做的。
在倡导文艺大众化的时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戏剧领域进行演出宣传活动外，还将目光对准了刚刚起步的电影业，力图以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启发民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意识。当时在上海的党的文艺领导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资本家的物质力量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的主张。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指出：“除演剧外，本联盟目前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除产生电影剧本供给各制片公司并动员加盟参加各制片公司活动外，应同时设法筹款自制影片。”
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和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特性，为左翼影剧工作者在电影界打开局面提供了机遇。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法西斯势力开始扩张，而国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爱国意识高涨，观众需要反映现实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对那些“处处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侠、鸳鸯蝴蝶电影产生了厌倦，迫切需要能够反映人民现实生活和愿望的影片。一些民营电影公司老板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想改变从前的电影风格，以便适应现实民众的欣赏要求。民营电影公司老板要经济效益，左翼作家看重电影的政治影响，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致，但都需要电影反映时代情绪，吸引观众的视线。特殊的时代氛围，为他们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进入私营电影公司，创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时代情绪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应邀担任了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人组成了编剧委员会，对影片拍摄内容全面负责。1933年3月，在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组成的党的电影小组，有意识地将进步势力渗透到一些电影公司，利用电影的影响力传播进步思想。在这些进步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摄了二十多部具有进步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编剧的《狂流》、《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前程》；阳翰笙编剧的《铁板红泪录》；沈西苓编剧的《女性的呐喊》；洪深创作和改编的《压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郑伯奇合编的反映时代知识青年的《时代的儿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转向也使得其他一些电影公司开始寻求与左翼文艺家合作，田汉为“联华”公司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为“艺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题的剧本，这些影片的拍摄放映，对人们了解现实中国，激发人们的抗日情绪起到了推动作用。
左翼电影的涌现，加深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程度，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进步倾向的电影公司受到威胁、滋扰。1933年11月出现了“艺华”被捣毁的事件；而**的“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加紧对剧本创作、电影拍摄、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没有放弃电影这块阵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间，他们利用可能的机会，用曲折的隐晦的手法将进步意识反映到电影中，这期间，夏衍创作了《同仇》、《女儿经》（与人合作），郑伯奇的《到西北去》、《华山艳史》，沈西苓编导的《乡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后桃花》，蔡楚生的《渔光曲》、《新女性》，田汉的《黄金时代》、《凯歌》，阳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进步的思想主题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1934年，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建立了自己的阵地——电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汉领导电影创作。公司摄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编剧）、《风云儿女》（田汉、夏衍编写）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战时期起到极大的鼓动作用，后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左翼电影的思想内涵
左翼电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展现民族危机，反映处于底层的工人、农民、妇女的命运，用电影艺术形式真实地再现了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反映工人、农民所受的压迫 30年代初，卷袭世界的经济危机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工人失业，民族资产阶级也面临危机；而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加紧对殖民地的侵略，国内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加紧剥削，使阶级矛盾激化。苦难激发了工人、农民朴素的阶级觉悟，他们由顺从、忍耐逐步意识到抗争的意义。夏衍编剧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变后发生在长江流域的洪水灾害为背景，表现在水灾与地主的欺压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抗争。《狂流》是我们电影界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识影片，开始了中国电影界新的路线。由于大量的外国谷物的输入，江南农业丰收没有给农民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沉重的经济危机中，丰收成灾的主题在小说《春蚕》、《多收了三五斗》、《丰收》、戏剧《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春蚕》改编的同名电影，用电影画面的形式再现这一时代命题，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在荧幕上的第一次表现。此外，《香草美人》、《压迫》表现工人失业酿成的家庭悲剧，《上海二十四小时》、《压岁钱》展现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生活图景，揭示了民众不幸的社会根源。
反映人们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 左翼电影充分发挥了电影快速复制生活的特质，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银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从关外逃难到上海的一群逃难大军和从破产农村流落城市谋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声中，决定“为民族生存”而战斗。《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编剧）中渔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绅的欺压，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学生从个人的利益得失中挣脱出来，参加义勇军，投入实际战斗。《肉搏》将热河沦陷这样刚刚发生的事件反映到电影中，紧密结合时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难以及觉醒历程 女性，特别是都市中职业女性的命运，是左翼电影关注的重点。女性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尊严的要求，与时代精神一致。她们所受到的压迫最深，激发她们的思想觉悟也显得尤其重要。《良宵》通过两代寡妇所受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展现了女性肉体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残。《三个摩登女性》、《脂粉市场》、《女性的呐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运，以及女性在压迫中为自身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女儿经》则通过一对夫妇举行宴会，宾主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个被迫靠卖笑为生的伟大的母亲。她无法摆脱流氓恶霸的纠缠，难以找到正当的职业，但她却以柔弱之躯，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美好的将来，她的沉沦与反抗、软弱和坚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为20世纪30年代银幕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从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艺术特点
左翼电影在票房上的成功，显示出他们能够正确把握民众审美情趣和电影艺术的特质。具体表现为：
一、注重社会意识的呈现，具有鲜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强调强调个人主义、唯美主义等非理性的思想观念的20世纪20年代电影，被更具有社会使命感和社会意识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汉、欧阳予倩、史东山等编剧、导演纷纷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向工农群众群体意识靠拢，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以大量生动的社会事件、生活细节，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同时又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电影增添昂扬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为改变阶级命运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意识’不仅成为创作者评论者，而且也成为一般电影观众普遍的审美要求。”电影界要求“兼有进步的意识和动人的情节的剧本”。剧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视，电影不仅要真实地揭示现实问题，而且以艺术的手段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进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表现人物的经济政治地位与人物行为的关系，将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社会联系起来。《船家女》中，纯洁的爱情受到恶势力的践踏，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强烈的政治主题。《姊妹花》中不同环境中成长的亲姐妹之间再现了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左翼作家无意表现单纯个人性的恩怨纠葛，而是在时代风云中再现人物的命运浮沉。
二、注重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论，是现实主义叙事文艺常用的艺术手法，左翼电影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思想变化，通过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运的几个典型人物，他们的沉沦与奋进、忍耐与抗争、善良与邪恶，勾勒出不同阶级、或者同一阶级在大时代中的表现和内部演变。《三个摩登女性》中虞玉、陈若英、周淑贞三个女性分别代表了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耽于幻想的小资产阶级和经历家国变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优秀工人阶级，三个人物的塑造直接与资产阶级在特定时代的分化密切相连。《华山艳史》中三个大学生，在北伐战争到九一八这样的历史时期，一个积极投身革命，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英勇牺牲；一个善于钻营，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一个不断动摇、彷徨，最终溶入抗战的洪流，显示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几种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时代和人的关系上大做文章，特定时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选择，人们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们的阶级特点和个性要求。
左翼电影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大量对比蒙太奇的运用，有利于创作者意图的传达，也强烈的冲击观众的视觉和心灵。聂耳、任光等一批优秀的作曲家谱曲，为电影增添了艺术感染力，《渔光曲》中的“渔光曲”，《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毕业歌”等一些旋律优美，内涵丰富的电影插曲，更是为人们广泛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