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关于日本电影《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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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是由东宝国际公司发行，由黑泽明执导，仲代达矢、寺尾聪、根津甚八、隆大介联合主演的战争片。影片于1985年6月1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为灵感，取自日本战国时代的一段寓言故事，讲述了日本战国时期，一个虚构的一文字家族因自相残杀而走向灭亡的故事。
⑵ 哲学电影《罗生门》含的哲学
朋友，你好请参考一下电影大师黑泽明的代表作《罗生门》无疑在电影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对这部电影的各种层面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此，笔者也想提出一些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首先应当明确，影片深深植根于大和民族的塌卖文化背景中，与黑泽明晚期那些大多带着浓郁国际色彩乃至好莱坞品位的作品相比较，这部影片应当算是黑泽明最具日本风格的作品之一，对这部影片的考查，应当紧密结合日本的文化与哲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特别是哲学，具有与生俱来的键蠢世界性，个中大有全人类所共有的深层内涵，对这一点也不应该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涵义并非可以简单的以一种概念加以框定，必须要通盘考虑，注意问题的每一个方面，才能涉及影片的实质。
托尔斯泰在晚年曾提出了“至善即上帝”的公式，囿于理性与道德的牢笼而不得自拔，针对这类包含于西方哲学内部所固有的悖论，西哲尼采曾提出过“善恶的彼岸”一说，是为对基督教中所包含的至善观念的反诘与考问，走向善恶的彼岸意味着否定理性形而上学和义无返顾地走向荒谬——存在的真实处境，敬重个人的卑微和渺小，存在的荒谬是没有庇护的。以中国文化与哲学为安身立命根本的日本文化，发展出了独一无二的耻感道德，这种中国文化中厚重道德感的变种与西方反理性哲学中的“神化”残忍的论点巧妙的融和了。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以一种温情而又坚硬的面纱包裹住了人生荒谬的真实命题。黑泽明自己也曾评论到，这部影片是反映人人都会说谎，都把事情说成对自己有利的情形，真实在人世间的存在实际上被人们自己消解了。强盗、武士、美女和樵夫代表了各个不同的阶层，象征着世间的人，从影片的大部分看来，似乎存在着终极真理。樵夫的讲述，但最后和尚的表白又使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彻底粉碎，荒谬感成为影片最愿意表述的情绪。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哲学观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论点，与多以相对主义为依据的诡辩论并不相同，影片的主旨无疑是严肃的。在中国儒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自身体系的日本文化在自身传承的过程中偏离了原先的源流，忠诚、责任、勇敢、坚毅等原本儒家道德范畴内的概念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崭新涵义，背弃道德的耻辱感成为了维系道德精神纽带的主要力量，这种耻感与西方文化中的罪感并非同一概念，但也与原本来源的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伦理善良观念团亮逗，它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
影片所讲述故事的年代是江户年间，正是日本受到西方巨大影响的时期,作为强势文化（哲学）的西方观点已逐渐取得主流的地位，基督教独有的“原罪”观念以及由其而来的各种文化现象深入日本艺术家的心灵深处，《罗生门》可以作为这一潮流的突出例证。西方现代哲学中对传统善良美德观念的批判并未将其完全虚置，这种对原有本体论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真”的探讨之上，“真”已将“善”所彻底的取代，十字架上的真不是人构造的真，而是上帝在爱的苦弱和受难中启示给我们的真，我们可以在这种启示中存在并见证这种真。但日本文化中对“善”的虚置导致了对本体存在的彻底粉碎，新的有意义的哲学基点并未建立起来，日本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空洞无物的。当然，目前阶段的日本文化与哲学仍然有此特点。日本人的文化观念开始无节制的依赖于对人本身意义的绝对信任上，但这并不能解决民族精神内核缺失的真正问题，毫无疑问，黑泽明看到了这一点，并在他的作品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影片中，人——更确切的说是日本人，被置于空前荒谬的语境中，自身的主体性已经无从考证，对“善”的消解伴随着“真”的缺憾，二者被混同，同时被同样的取消。这一观念的来源可以从儒家文化中看到影子，在中国文化中，真与善同样是混同的，但中国文化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二者混同但并未被消解，而是一同获得了留存。
世界的无根基性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艺术家对本体缺失的惶恐与不安，也许艺术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无意间，实际上已经对日本文化与哲学提出了最深刻的拷问。但是影片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也无法回答，而在影片结尾，弃婴被挽救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深入骨髓的影响，“善”成为艺术家眼中可见的挽救这一隐性精神危机的唯一手段，无根基的日本人在善良与美德的召唤中也召唤回了自己，这一结尾是饶有趣味的，向文化母体——中国儒家哲学——的回归是其深层内涵。艺术家心灵深处对善的渴望从未真正丢失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回归并没有扬弃些什么，这是一种不自然的回归，艺术家的雕琢痕迹清晰可见，和尚这一意象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终极意义这一哲学命题，影片对角色的设置一开始就有了伏笔，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回归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但影片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并没有任何贬低，不同的人对其意义会有不同的解读。西方文化对其的接纳与推崇实际上是以西方自己的基督“真”感为基础的，他们所注意的是影片对人性的批判与本体荒谬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影片极具世界意义，当然，它对日本文化（哲学）的贡献与其说是作出了回答不如说是提出了问题。
⑶ 关于描写日本人的电影
可以看《七武士》，当然这个画面有点老。
还可以看《最后的武士》，好莱坞的，画面、剧情不错，思想上没有《七武士》深刻。
你还可以看一下宫崎骏导演的电影，反映了变革、发展中的日本社会。
比如《平成狸合战》、《岁月的童话》
其它，看大和剧（一种电视剧）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反映了传统的日本文化，是一般日本民众所喜欢的，可以完整的反映民族性。
⑷ 请大家对电影《艺妓回忆录》进行评价。
总体说来很一般，小日本的玩意非要中国人来演，丢死了
⑸ 《日本之镜》---日本文化中的英雄和恶人
最近开启的理想国系列，这是一套我曾试图看完的书，但是看过的册数寥寥无几。
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对日本了解的很多，真的吗？知道天照大神是男是女吗？知道日本天皇为什么能一直传承下来吗?知道神社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吗？还有很多个为什么，你确定你都知道？滚配
这本书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时候作者就像一个电影鉴赏人一样，从日本的一部部电影中讲解日本文化中的英雄和恶人。
1、从神话时代开始，日本就是一个母系社会，男人就像孩子一样，所作的恶就像孩子淘气。
2、介绍母亲是日本文化中不可获取的元素，在外面妻子尊重丈夫贤惠听话，私底下不好说了，但是肯定会像个母亲。
3、婚姻是每一个人必须的过程，假如没有在合适的年纪大消指结婚的话，会被人认为不正常。
4、日本骨子里面是矛盾的，及其好面子和及其自卑。文化里面根本没有罪与恶的判断，就是假如一个反派明知要死还是与正派作对，人们还是会佩服反派，纪念他，不管对与错。所以神社里面的人还是受到民众的敬仰，并不是因为他们做的对，而是他们为一件必死的事情而去死。
总结起桥档来日本文化中没有英雄和恶人，大家都是大孩子。只有那些不存粹的人才会被讽刺和抛弃，就像投降的人。
我正在慢慢的学，我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只是很多情感被深埋。
⑹ 《菊与刀》是什么，它讲的内容具体是什么
全文分为十三个部分展开论述。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两大典型性格表现，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虏的日本人与美军的高度合作。
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这样的性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处置有参考价值。
本尼迪克特还讨论日本的等级制度和明治维新对传统等级的冲出或贺和改变，并尖锐地指出日本对等级文化的迷信导致其在侵略外国时也试图输入这种等级观念，而这种日本独特的伦理体系当然难以为他国所接受和消化。漏陆然后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负恩”逻辑，并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和美国的罪感文化差异极大。
为了洗刷耻辱，日本人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日本极端的道德准则使他们的生活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作为补偿，日本文化对感官享乐宽容得令人惊讶。
本尼迪克特还探讨了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不管具体的方法与形式，其本质上与严格的道德准则是一脉相承的。最后，她分析和评价了投降后的日本人与对日政策。
(6)揭露日本耻辱文化的电影扩展阅读：
作品思想：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本尼迪克特用这两个词表示了日本人的两种矛盾的性格：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对于衫搜派日本人的这种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从等级制度、报恩意识、义理、日本儿童的养育方面展开分析。
“在日本民族有关人际关系以及个人国家关系的整个观点中，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们等级思想的关键词。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每人都应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应得的权利，履行该地位所要求的义务。
一个人必须向地位高于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权利，否则地位低的人的报复是正当的。
⑺ 日本女记者的采访体验这部电影吗
恩，我以前也看过一部这种题材的电影，似乎跟你讲的很相似，电影的名字叫《望乡》上映时间是1974年11月2日。 下面的简介转自新浪 Shinery 的博客“《望乡》让我看到日本人不为中国人所知的耻辱的一面。影片中，栗原小卷饰演的女调查员贵子体态幽雅、清新脱俗、气质非凡。田中娟代饰演的阿崎婆老景悲惨，吃的永远是白米和小麦掺合的饭外加盐煮的土豆配菜，住的是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四壁破旧的木屋，地上铺的是稻草，爬满令人作呕的虫子。贵子为了调查阿崎婆的生活和过往历史，小住在阿崎婆家，新来的那一天，贵子问阿崎婆：“厕所、茅房在哪？”阿崎婆回“哪有这样的东西，就在后面的空地上，没人看见，没人看见。”看到这，我们多少可以体味这个老人生活的艰辛。高桥洋子饰演的少女和青年时代的阿崎为了生计，被卖到南洋当妓女，受尽凌辱。”如果是这部电影的话，记得感谢我~
⑻ 《罗生门》是黑泽明哪一年的作品
《罗生门》 黑泽明
大雨瓢泼，残破不堪的城门摇摇欲坠，三个男人躲在下面避雨。这不就是基督教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吗？但是《罗生门》与基督教神话毫无“瓜葛”。它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平安时期(794—1184年)，那座残破的城门——罗生门，是当时日本的京城——京都的城门。《罗生门》是第一部引起国际关注的日本电影，它的第一个场景就带有明显的黑泽明特点——用一个画面就把基督教和佛教的禅宗轻而易举地联系起来，这恐怕只有黑泽明能够做到。通过电影语言将一种文化的神话介绍给另一种文化的受众，同时展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贯穿黑泽明导演生涯的理念，电影史上也由此多了几部优秀的影片。
《罗生门》所讲述的故事围绕一起凶杀案展开，从在罗生门下避雨的三个男人的谈论中我们知道：一个强盗为色所诱，攻击一对夫妇，将丈夫绑起来，并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妻子强奸了。不久人们发现了丈夫的尸体。谁是凶手？接下来三个当事者——强盗、妻子和死去的丈夫(通过女巫之口)以及目击者樵夫分别讲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同一件事，四个人却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最后我们才知道这四个人都在说谎，为什么？
●三船敏郎在《罗生门》里扮演强盗，他在黑泽明的多部影片里担任主要角色。
●三船敏郎(饰强盗)、京真知子(饰妻子)和森雅之(饰丈夫)共同演绎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一段故事。
《罗生门》的故事发生在三个不同的时间：三个男人在罗生门下避雨是现在时，法庭审理是过去时Ⅰ，凶杀案的发生是过去时Ⅱ。黑泽明用自己特有的电影语言来表现不同的时间。现在的故事发生在罗生门下，在这里“罗生门”就像一个戏剧舞台，演员们都在上面表演，像一台室内剧。法庭审理那场戏是以一个固定的镜头完成的，摄像机总是正对着说话的证人，这个角度是法官的视角，但是法官始终没有出现，而且一声未发，只听见证人们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在拍摄凶杀案时通过迅速移动摄像机使画面充满了紧张和刺激，既有对当事人主观描述的再现，也有远距离的客观记录。同时黑泽明还用不同的光影效果来表现不同的时间：罗生门上乌云密布；法庭里一片雪亮；凶杀现场阳光普照。影片里时间不断转换，但是不用任何解释，观众们马上就能知道是现在还是过去。
●三船敏郎(饰强盗)和森雅之(饰丈夫)在剧中——一桩案件，四种说法。
四个人的回忆先后展开，他们的分歧就在于对各自所做所为的叙述上。强盗说，他是为爱而战，为了得到被他强暴的女子就与她的丈夫进行了决斗，经过公平而艰难的打斗，最终他赢了。被强奸的女子说，被强盗强奸后她请求丈夫杀了她，而丈夫却非常冷漠和鄙视地看着她，羞愤难当的她就用自己那把宝贵的短剑将丈夫刺死了。死去的丈夫则通过女巫之口表达了自己所受的伤害，他说妻子被强奸后竟然要跟强盗一起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他就用妻子的短剑自杀了。樵夫说，他亲眼看见了所发生的一切，事实是这样的：强盗强暴了那个女人，刚开始他的确想拥有她，但当他发现女人的丈夫已经嫌弃她时，他也决定丢弃这个女人。女人羞愤之余，说出了“谁是强者我跟谁！”，于是两个男人开始决斗，其实在打斗过程中两个人都很害怕被杀死，最后强盗用自己的剑杀死了女人的丈夫。而夫妻两人都提到的那把贵重的短剑樵夫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见。
●三船敏郎(饰强盗)和京真知子(饰妻子)在《罗生门》这部经典的默片里，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来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感情。
四个人都在某一点上说了谎话，目的是否认犯罪或仅仅是为了美化自己，总之“每个人都在言说为自己有利的话。当事人说谎时，音乐就很强烈，仿佛在愤怒的说：他们在说谎！所以本片的音乐不是纯粹的音乐，它完全独立地讲述了《罗生门》的故事。本片还用音画错位来制造紧张气氛或者戳穿假话和不符合逻辑的说法。本片的演员，特别是三船敏郎(饰强盗)和京真知子(饰被强暴的女子)用丰富但不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表情来表现人物的感情和思想，所以《罗生门》虽然是无声电影，但却感情洋溢，震撼人心。黑泽明不愧是一个高明的导演，他将发生在11世纪的日本的故事、斯堪的那维亚默片电影的自然隐喻手法、电影史上各个时期摄影和剪辑方面的精妙所在、还有用作解说词的音乐……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罗生门》这部享誉世界的经典之作。在日本，《罗生门》遭遇了公开的拒绝，而在国际上它却收获了赞誉和电影节的大奖。
《罗生门》反映了人性的一个弱点，那就是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甚至死去的人也要为自己辩解，仅仅是为了所谓的荣誉而不惜说谎。黑泽明1981年出版的自传写到1951年，也就是《罗生门》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的那一年。黑泽明在自传中说“作为一名导演，《罗生门》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电影的大门；作为一个自传者，我却不能庄重而缓慢地穿过这道门，去续写我的人生……如果你想知道《罗生门》之后的黑泽明是个什么样子，那你最好去看他在《罗生门》之后拍的那些影片，了解里面的人物角色。因为一个人虽然很难以百分之百的坦率直面自己，但是如果他以别人的面目出现，那么他就很难避开事实。”
●森雅之和京真知子在影片中扮演夫妻——《罗生门》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日本电影。
●三船敏郎(饰强盗)和森雅之(饰丈夫)试镜时留下的照片。
内心深处的灌木丛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改编自该小说)直指人的内心深处，分析得非常透彻，就像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对人心进行了解剖，它揭露了人内心深处不可告人的欲望和追求。我用精心设置的光与影的戏来解释这种令人惊讶的欲望和追求。影片里的人们迷失在内心深处的灌木丛里，而且越走越远，陷入了一片荒芜。
黑泽明
《罗生门》黑泽明
剧情简介
三个男人在罗生门下避雨，他们谈论着一起刚刚发生的凶杀案。一个强盗袭击了一对年轻夫妇,他将丈夫绑在树上,并当着他的面强奸了他的妻子，不久人们发现了丈夫的尸体。强盗被抓了起来。四个当事人——强盗、丈夫、妻子和目击者樵夫，从各自的角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但说法各异。事实的真相已不再重要，事实的主观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导演
黑泽明，1910年3月23日出生于东京。初中毕业后学过绘画，后从事与电影和文学有关的工作。26岁时他在东宝电影的前身“PCL电影公司”任助理导演，不久该公司被东宝公司接管。作为名导演山本嘉次郎的助手，他开始学习导演和编剧。1943年，黑泽明完成了处女作《姿三四郎》，获得极大成功，被视为日本电影的新希望。1950年，黑泽明导演了《罗生门》，获得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这是日本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在拍完《活下去》(1952)和《七武士》(1953)后，黑则明成为日本电影界最重要的导演，他成功地将日本文化的神话展现给那些已经西化的观众。此外他还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搬上银幕，这些电影受到西方的特别关注。1957年，黑泽明导演了改编自《麦克白》的影片《蛛网宫堡》，这部杰作最终使日本演员三船敏郎成为一名国际巨星。后来两人多次合作，成为日本最强的电影拍档，黑泽明关于武士的喜剧片《大镖客》(1960)和《椿三十郎》(1962)也都由三船敏郎担纲主演。1963年，黑泽明又与三船敏郎合作拍摄了《天国与地狱》，这是黑泽明惟一的一部警匪片。1975年，黑泽明导演了日俄合资电影《德苏乌扎拉》，先后获得莫斯科影展金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80年，由法国公司出资，黑泽明与三船敏郎再度合作拍摄了《影子武士》，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晚年的黑泽明对艺术上的追求更加执着，作品的哲理性也更加深沉。1993年，黑泽明执导了自己的收山之作《袅袅夕阳情》，影片里的一位老教师每年都要与自己的学生聚会，每当有人问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死了，他都说“madadayo(未休矣)”，这个词既有“还没有”也有“或许”的意思。1998年9月6日，黑泽明在东京逝世。
●导演黑泽明，他将东西方文化——禅宗与基督教、莎士比亚与日本古典文学，在电影里有机和谐地联系起来。
影片资料
国家：日本
年代：1950
导演：黑泽明
编剧:黑泽明，桥本忍，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改编
摄影：黑泽和雄
剪辑：黑泽明
作曲：早坂文雄
主要演员：三船敏郎(饰强盗)，京真知子(饰妻子)，森雅之(饰丈夫)，志村乔(饰樵夫)，千秋实(饰和尚)
获奖情况：1951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195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点评
《罗生门》是少数几部真正不受时代限制的经典影片之一。
创意： ☆☆☆☆☆
创新： ☆☆☆☆
演员阵容： ☆☆☆☆☆
音乐： ☆☆☆☆☆
经典指数： ☆
⑼ 求助！《东京审判》影片 观后感. 谢谢
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出门有专车，餐厅有专席。优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厅，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和欢欣。他不无担忧。他以一个记者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国际利益的透彻了解，预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毕竟，梅汝璈是一个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教学和法院工作的学者型专家。
回到饭店后，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
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将是英、苏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2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舌战美国法官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到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先生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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