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看电影事件是鲁迅在哪里
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学医的时候遇到的，他的散文《藤野先生》记录了这一事件。
Ⅱ 藤野先生中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
《藤野先生》中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是在日本仙台学医观看电影时，看到中国人麻木，心灵受到震撼，学医能诊治人的身体，但不能拯救认得灵魂，想用文字来唤醒中国人的灵魂。
鲁迅在医校学习一年以后，便从学校退学。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自鲁迅己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附《藤野先生》原文：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Ⅲ 鲁迅在仙台学医时发生了几件大事
鲁迅在仙台学医时发生的大事有与日本学生一起看电影、藤野先生改讲义。
1、与日本学生一起看电影
1906年3月，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某一天在上课时，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个被说成是俄国侦探的中国人，即将被手持钢到的日本士兵砍头示众，而许多站在周围观看的中国人，虽然和日本人一样身强体壮，但个个无动于衷，脸上是麻木的神情。
这时身边一名日本学生说：“看这些中国人麻木的样子，就知道中国一定会灭亡！”鲁迅听到这话忽地站起来向那说话的日本人投去两道威严不屈的目光，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
这件事让鲁迅深思，学医并不能拯救全中国的人，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即使治好了他们的病，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他终于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
2、藤野先生改讲义
鲁迅作为学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该校是受到大家的礼遇和多方照顾的。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房东，待他都很客气。尤其是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他对其他学生可说是十分严厉，而对鲁迅，却用日本人所特有的认真和细致，呵护有加。
藤野先生自己说，他看鲁迅学习似乎很是吃力，“因此，下了课，我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修改补充他听错、记错的地方，甚至“在同学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学习方法、日本语之说法、笔记之记法诸方面，都曾尽量给予帮助”。
鲁迅求学历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鲁迅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参加县考，中榜后以四弟患病为由不再参加府考，继续前往江宁求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开矿。这期间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以后的思想具有一定影响。除读新书外，爱骑马运动，敢于和旗人子弟骑马竞赛。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矿路学堂毕业。3月，与厉绥之、钱均夫一同赴日本公费留学。4月，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为日语学习速成班），三人同班同寝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剪辫。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于弘文学院结业。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肄业，相识藤野严九郎。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课间观“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定弃医从文。6月，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夏秋间，被骗回国与朱安结婚。旋即复赴日本，7月，从仙台回到东京，不再入学读书，专门从事文艺译著工作，此后几年通过不同方式学习了德语，俄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章太炎先生学习，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集》，期间生活艰难，以校对书稿补贴生活。
Ⅳ 藤野先生——鲁迅 看电影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
这个事件常被人们称为“幻灯片事件”，当时正是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本国内气焰嚣张，军国主义意识已四处弥漫。在仙台医学院课余之时，常放映一些关于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有一次鲁迅却在其中一张幻灯片上看到了自己的同胞，据说是给俄国人做间谍，被日本人捉住了，要砍头，周围却有许多中国人在围观，脸上尽是麻木的表情。这一张幻灯片给鲁迅很大的刺激，使他明确地意识到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身体的不健康，更大的问题在于精神上的“疾病”，即麻木、愚昧、不觉醒，所以鲁迅认为首要的任务在于改变国人的精神，而改变国人精神的一个途径就是文学，因此，鲁迅结束了在仙台的学医之路，而返回东京开始进行文学事业。可以说，这是鲁迅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转折。
Ⅳ 为什么鲁迅看电影《侦探队》时要发笑
因为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有一次跟日本学生在上课时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中有一段是一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而在旁边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时所有的日本学生都欢呼起来，在鲁迅听来，这一声格外的刺耳。
鲁迅原是抱着寻求救国的道路的心愿到日本学医的。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他看了影片以后，学医的想法有了改变。
他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强健，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最终弃医从文，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愚弱、麻木，使他深感到：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痛苦，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鲁迅的这种将个人的志愿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的精神，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5)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看电影扩展阅读
《朝花夕拾》是一部回忆性散文集，也是鲁迅惟一一部散文集，写于1926年，最初在《莽草》上发表时名为《旧事重提》。作者是鲁迅，他是我国现代伟大的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朝花夕拾》里作者鲁迅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真实生动地叙写了自己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一组生活经历，抒发了对往昔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对旧势力、旧文化进行了嘲讽和抨击。
阿长出自《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她睡相不好、喜欢切切察察，而且还踩踏死鲁迅喜爱的隐鼠，这些都使鲁迅对她感到厌烦，但是当她真诚善良的一面表现出来时，如送给鲁迅心心念念的《山海经》，鲁迅不禁心生敬意和感激。阿长是封建社会下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她粗壮耐劳，真诚善良。
父亲出自《五猖会》在《五猖会》中，鲁迅塑造的“父亲”形象似乎不近人情，与现实有些出入，主要是为表达主题而设置。父亲利用孩子爱玩的天性强迫孩子背书，使孩子深受打击，留下心理阴影，从而揭示了封建家长制对于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藤野先生出自《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是鲁迅留学日本期间极为尊敬的一位良师。他不修边幅，但治学严谨。他正直热忱，热心地关注鲁迅的学习，与当时日本学生对中国留学生的鄙视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高尚的品质一直激励着鲁迅勇往直前。
范爱农出自《范爱农》范爱农是当时社会充满爱国情怀的一群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他们的命运起伏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经历了对黑暗的不满、对革命的期待以及对革命的失望的心路历程，社会的迫害、生活的窘迫又将他们逼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