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谁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电影早期的大明星,例如阮玲玉等等
问碧空星光几度 寻心中百年梦影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繁华与萧条交织的时代；每个人都是一部写也写不完的传奇；他们是胶片的情人、银幕的伴侣；他们的面孔，浓墨重彩地浮现在过去100年的电影菲林中，并且在未来能够想见的100年里，仍将颠倒众生——他们，就是百年银河星汉中最耀眼的百颗星，读者心中最完美见证百年光影的名字。 本报年度特别策划，囊括中国电影100年的大型专题报道“谁有资格代表中国电影百年”，今日尘埃落定。以下是我们严格按照票选结果，统计出的读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国电影百年的100名电影人。 1、郑正秋： 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者，最早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之一。 他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的编导者，最早倡导电影应成为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他编导的影片，开拓了一种以通俗家庭情节剧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片模式。 2、黎民伟：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中国电影之父。 黎民伟是香港电影集编、导、演于一身的第一人，被视为“香港电影之父”。他拍摄的《庄子试妻》不仅是最早的香港电影，还成为首部出口海外的中国影片，开创了电影输出的先河。 3、孙瑜： 系统接受西方电影教育的“中国第一人”。 孙瑜曾被誉为“电影诗人”，是中国早期电影中罕见的一位作者型导演。他拍摄的《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多部影片，为中国电影提供了新的审美方式，使中国电影开始引起知识界的注意。 4、阮玲玉： 中国默片时代的无冕“影后”。 《野草闲花》中，她唱出中国电影第一声；她的《神女》成为中国默片时代最高峰；“全能演员”、“中国的嘉宝”，这些美誉都属于她。阮玲玉已成为一个象征，凝固了一个有关艺人尤其是女星与坊间流言的永恒话题。 5、金焰： 中国最早的“电影皇帝”。 上世纪30年代，“电影皇帝”金焰是市民眼中的完美偶像。与当时影坛上“油头滑脑”的酸小生形象完全不同，金焰在银幕上塑造的青年才俊，堪称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理想。 6、费穆： 被长久遗忘的电影大师，“人文电影”的开拓者。 费穆是导演中的学者，最早提出“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从《城市之夜》到《小城之春》，费穆以其中国式的电影思维方式和观念手法，为人文电影的后继者勾画出一张明晰的蓝图。 7、胡蝶： 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明星。 从默片到有声片，由普通话片到粤语片，胡蝶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明星制的正式形成。 8、袁牧之： 中国电影史上最具天赋的“千面人”。 作为戏剧明星，他曾被誉为“舞台千面人”；作为电影艺术家，他集编、导、演于一身，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第一”；他还曾出任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9、王人美： 中国第一代现代歌舞演员。 她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歌舞演员。一部《渔光曲》让观众记住了饰演渔家女“小猫”的女演员王人美，健康活泼、青春焕发的形象一反当时充斥银幕的“病态美”。 10、赵丹： 最早集明星与演员于一身的表演大师，代表了中国男演员的高峰。 赵丹是中国电影的一张经典面孔，真正的演技派大家。在表演上，他强调个人体验，借用戏曲、国画等传统文化观念表现角色，反对教条地学习挪用西方表演理论，为中国表演理论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依据。 11、周璇： 旧上海的文化商标，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娱乐巨星，罕见的传奇偶像。 短暂的一生中，周璇出演过数十部影片，录制了200多首歌曲，堪称横跨歌影两界的天后。她算不上演技超凡的大师级人物，却以其自身特有的气质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也为银幕上的中国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个审美上的经典范本。 12、吴楚帆： 华南影帝，方法演技派大师。 由1935年从影，至50年代拍粤语片，吴楚帆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堪称方法演技派大师。 13、白光： 电影史上的“一代妖姬”，第一代华语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 白光擅演风骚妖媚的坏女人，号称“一代妖姬”、“传奇女子”。她还是第一代华语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与众不同的低音歌喉，在燕语莺声的三四十年代恰似万绿丛中一点红，夺目而迷人。 14、上官云珠： 中国第一位性格演员。 “情于中，形于外”，上官云珠戏路宽广，敢于尝试各种角色，还都演得准确传神。 15、舒绣文： 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配音演员。 从配音小角色摸爬滚打到“四大名旦”之一，似乎她甫一出现在银幕上，就反射了太强烈的性格光彩。性格之美、风韵之美、愉悦之美……人们评点那个年代的舒绣文用尽了华美之辞。 16、陶金： 第一个饰演周萍的演员。 陶金一生，在表演和导演领域中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他导演的戏曲片富有特色和新意，尤以《十五贯》最负盛名，该剧曾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而名扬全国。 17、白杨： 战后中国影坛最有声望的女星之一。 在中国电影史上，白杨一直是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贤妻良母式妇女形象的典型。除了演电影，她还是40年代中国话剧界的“四大名旦”之一。她表演生命的最高峰，当是在由鲁迅作品改编的电影《祝福》中饰演的祥林嫂。 18、秦怡： 银幕上东方女性美的典型代表。 素有“东方维纳斯”之誉的秦怡，上世纪30年代就被称为抗战大后方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走上银幕后又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成为单调年代里动人的亮色。 19、王丹凤： 50年代引领社会风潮的美丽“护士”。 初登银幕，便人称“小周璇”，她曾是40年代上海滩风光一时的女明星。1957年她又留下了经典的《护士日记》，只因这个名叫简素华的护士太美丽，一度令不少男士以护士为择妻的第一选择。 20、英若诚： 20世纪后半叶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一个品牌和瑰宝。 表演艺术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文化官员—英若诚堪称一位“奇才奇艺”的艺术家。在电影《白求恩》中饰演的翻译大获成功，他一生塑造了无数个人物，其中许多已成为我国戏剧表演史上的典范；此外，他在戏剧翻译领域更取得了无可替代的成就。 21、于是之： 北京人艺艺术风格和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 于是之被公认为一位自然本色、含蓄深沉而又富有诗意的平民艺术家。以他为首的北京人艺同仁参与拍摄的话剧电影《茶馆》等，在世界剧坛为中国的表演艺术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22、石挥： 最有君王气质的表演“鬼才”。 中国电影百年的历史上，并不缺少循规蹈矩的好好先生，而像石挥这样“离经叛道”的鬼才却屈指可数。曾是叱咤舞台的“话剧皇帝”，他自导、自演的根据老舍小说改编的影片《我这一辈子》，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被称做“平民史诗”。 23、崔嵬： 独具中国“血性”和豪迈之气的电影人，中国电影史上一员巨匠。 作为演员，老舍赞他是与金山、赵丹齐名的中国最优秀男演员。作为导演，他是大气磅礴的巨匠，在“北影四大帅”中也独占鳌头。 24、任剑辉： 有“戏迷情人”之称的粤剧名伶，香港怀旧文化中不断被重复塑造的人物。 作为香港20世纪最独特的文化符号之一，任剑辉20岁便女扮男装反串文武生，比真男子更来得风流倜傥，口口声声称她为“戏迷情人”的几乎全是痴迷的女人。 她不只称雄舞台，还称雄银幕，一生参演粤剧电影300部，前后40年无人能及，成为香港有史以来主演影片最多的女演员。 25、于洋： 铁打钢铸的中国硬汉的银幕代言人，影迷心目中永远的的“虎胆英雄”。 从演员到导演，从剧团团长到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从演电影到拍电影，从拍电影到审电影，于洋的一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缩影。 26、于蓝： 中国电影中革命妇女形象序列的缔造者。 于蓝所塑造的中国革命妇女形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人物序列。尤其是对“江姐”的演绎让她达到了表演事业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于蓝就是江姐的代名词。 27、田华： 新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缩影。 在50年代人的心目中，田华和白毛女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的符号，深刻地印在了脑海中。她艺术的高峰期，也是“十七年”“主旋律”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的一个缩影。 28、葛存壮： 北影“反一号”，中国电影史上“五大坏蛋”之一。 葛存壮演了一辈子反派戏，演技已臻炉火纯青，却从没获得过任何奖项。他与陈强、陈述、方化和刘江被戏称为中国影坛的“五大坏蛋”，堪称无冕之王，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29、张瑞芳： 为新中国电影奉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喜剧形象——“李双双”。 张瑞芳曾是话剧舞台上闻名遐迩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舞台到银幕，她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形象。1962年的快嘴“李双双”，让她达到电影演艺事业巅峰。 30、冯（吉吉）： 50年代人心中深埋的时代偶像。他天生就有一种儒雅和倜傥，一种别人无法模仿的潇洒气质，是一代人心中深埋的偶像。他出演的角色中，《南征北战》中的高营长、《羊城暗哨》中的侦察员王练、《桃花扇》中的侯朝宗，尤其深入人心。 31、谢晋： 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集大成者。 谢晋的电影，曾制造了一个“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的辉煌历程。自《女篮五号》开始，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视为一个时期的电影标志。虽然在整个中国电影史的代际序列上，谢晋被归为“第三代”，但实际上他已完成了对时代的超越。 32、孙道临： 影坛常青树，中国配音史上成就最高的演员之一。 有人说他是一位诗人，有人说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演员，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还有人称他为诗歌朗诵家和配音演员，而更多的人称他为艺坛上的一棵常青树。 33、王心刚： 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军人”。 王心刚在银幕上诠释了一个又一个完美的中国军人，“第一军人”的地位至今无人逾越。“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曾经是中国大地上流传甚广的口头禅。在人们对男人这个概念还很笼统的年代，他就已经提供了最佳的范本。 34、程之： 独一无二的“南方特务”。 从艺五十年，他以善演反派角色著称，被观众戏称作“南方特务”；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配音演员，许多经典名片都留下了他极富魅力的声音；他的相声水平和京剧功底，也是有口皆碑。 35、王晓棠： 中国电影界惟一一位女将军，60年代的中国女性美的标志。 她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也是我国电影界惟一的一位女将军。她曾给当年的影坛带去一种揉合着刚强、灵秀、野性而率直的美，在那个年代，王晓棠就是中国女性美的象征。 36、谢芳： 第一代知性女性的银幕代言人。 她是60年代气质特殊的一位女演员，虽然扮演的都是革命英雄人物，但浓浓的书卷气和小资情调却难以掩饰。《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谢芳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里最经典的三部影片。 37、李默然： 新中国第一代话剧大师，电影史上有限的几位能自成一体，且成就卓越的表演艺术家。 在银幕与舞台上，李默然扮演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英雄，尤以邓世昌著称。他的表演自成一格，兼收并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某些原则和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特长，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厚内在美。 38、庞学勤： 60年代的“长影”头牌小生。 明月皎夜光，中国影坛上曾经有个庞学勤。他曾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英俊小生之一，英姿勃发，锐气逼人，当之无愧的“22大明星”之一，风度翩翩的明星照遍及全国。 39、李翰祥： 奠定香港电影观念的大师级人物。 在香港电影史中，李翰祥是一个不知从何说起的人物。他和朱石麟、胡金铨等一批内地到港的电影人一道，为香港传统电影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一生开拓多个电影类型，黄梅调电影、清宫片、风月片、喜剧片。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发行股票，一生奔走于内地、香港、台湾之间，无意中促进了三地之间电影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 40、夏梦： 普通话片罕见的全能演员，东方的奥黛丽·赫本。 夏梦号称“长城大公主”，有“上帝的杰作”之美誉，是普通话片罕见的全能演员。其气质神韵独步影坛，后继乏人，在老一辈影迷心中，夏梦是香港惟一可与奥黛丽·赫本相比的女星，息影多年仍让人赞叹不已。 41、黄宗洛： 中国演艺界的龙套大师。 粉墨一生，龙套为本。黄宗洛是艺坛黄氏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影视戏三栖表演艺术家。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已有一百个，自诩为“百丑图”。他以演配角为乐事，有“小角色之王”、“龙套大师”的美称。 42、林黛： 迄今为止、惟一的四届亚洲影后。 她曾经创下蝉联四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的纪录，至今无人能及。她的电影在港台和海外具有深远影响，如今香港仍每年举办林黛电影周。她的气质高贵大方，被称为香港电影永远的女神。 43、胡金铨： 新武侠电影宗师，开创了文人式武侠电影类型。 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中，像胡金铨这样高度风格化类型的电影大家，屈指可数。他是第一个把武侠电影当作艺术来做的导演，其作品重现了中国山水画中的抒情意境，开创出具有强烈诗化韵味的作者式、文人式武侠电影类型。 44、张彻： 第一个将中国电影贴上“雄性”标签的导演，开创暴力美学及阳刚派武侠电影。 张氏作品是当之无愧的雄性电影始祖，1967年，正是他导演的《独臂刀》，带来了武侠电影史上的第二个黄金年代，以阳刚风格一举挽救了香港电影的阴柔局面。“张家班”的出现，更使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结帮组派”的电影人。 45、凌波： 戏曲片第一反串影后。 在华语片历史上，凌波绝对称得上传奇人物。她是香港黄梅调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名字，戏曲片第一反串影后。当年凌波以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访台，万人空巷，三十里人潮夹道相迎，造就了轰动一时的影界盛事。 46、卢燕： 第一代圆梦好莱坞的华裔女影星，中美电影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卢燕的身上，沉淀着中西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她的表演能够抓住人物性格的本质，有生活、有深度，被公认为是好莱坞最具艺术修养的华裔演员。 47、狄龙： 香港功夫片巨星，大名鼎鼎的“三条龙”之一。 他所树立的大侠“味道”与“风范”，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人称“标准大侠”的狄龙，六七十年代曾是邵氏首席小生、一代武侠红星，“邵氏”的盛世也是狄龙的黄金期；八十年代成功转型后，他的侠义豪情更成为香港江湖片的一张标签。 48、李小龙： 叩开西方大门的第一位武者，中国武术和精神的象征。 李小龙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绝响。他像彗星一样开启了真功夫的电影时代，真正将中国武术的神话带到了世界影坛，不会再有第二个集哲人、武者、画师、明星于一身的卓然不群的李小龙了。他的电影打破了导演中心制，形成了以明星中心制订制剧本、配合宣传、动员票房的电影生产模式。 49、甄珍： 台湾第一代玉女明星，70年代文艺片首席女星。 甄珍自1973年起出演了一系列琼瑶剧，成功架构起第一代琼瑶女郎柔弱优美的角色气质，红遍东南亚，成为1970年代文艺片首席女星。 50、达式常： 银幕上的儒雅之星，70年代的大众情人。 在银幕上，达式常留给人们的总是亲和的笑容、从容的风度。看腻了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高、大、全”式人物，人们开始欣赏起达式常所代表的温文尔雅、书生潇洒。谁能详细介绍一下中国电影早期的大明星,例如阮玲玉等等
❷ “香港电影之父”是谁
黎民伟 1994年香港影界尊黎民伟为香港电影之父，是对以他为代表的黎氏兄弟，开香港 华人电影纪元历史贡献的敬意与肯定。 黎民伟（1892－1953）香港电影事业的创始人。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日本，定居香港。1913年创办香港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华美影片公司，并摄制第一部故事短片《庄子试妻》。1923年和黎北海等创办民新影片公司。1925年跟随孙中山拍摄了一批珍贵的纪录片。1930年和罗明佑等创办联华影业公司。1937年返回香港，1953年病逝。
❸ 读者有心：“中国电影之父”是谁
有说是黎民伟
很多人对早期的中国电影贡献良多，却只有一个人脱颖而出，他就是黎民伟。 《黎民伟：中国电影之父》呈现黎民伟早期为了追求制作电影的兴趣，不惜进行革命般的奋斗，以及探索他在香港和上海两个主要城市，建立早期中国电影的企图。
集制、编、导、摄、演於一身的黎民伟，生於日本横滨，在香港成长，毕生致力於以电影启导民智，发扬文化与艺术。
不过根据花城出版社新出版的《香港电影第一案》，读后让人震撼，八十多年假案，至今才大白于天下。《第一案》有两大功绩，一是抽丝剥茧，不屈不挠，史海钩沉，把黎民伟从“香港电影之父”、“中国电影之父”的神坛上“请”下来。
中国电影之父“黎民伟”这一说法乃是误读，其即便“香港电影之父”这个称号也是莫须有的，属革命时期有心人之操作。
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 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贡献巨大、揭开中国电影创作序幕的郑正秋；一个是第一个涉足电影有关工作的任庆泰。
❹ 电影之父郑正秋是郑少秋之父吗
不是。
郑少秋原名黄可中，后随继父姓改名郑创世，广东台山人，父亲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
郑正秋（1889年12月4日－1935年7月16日），原名郑芳泽，号伯常，广东潮阳县成田（现潮南区成田镇）人，生于上海，导演，编剧，中国电影事业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郑少秋出生日期：1947年2月24日
❺ 香港电影的历史发展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钖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征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女电影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全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是由于黎民伟具有同盟会的背景，港英政府禁止民新于香港开设摄影场，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纷纷罢工、罢课，以示抗议。同年6月，内地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次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 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然后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进入1935年，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
1937年到1938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内地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70代初更达至高峰。 香港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内地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电影，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马来西亚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20世纪50-60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粤语片
1：粤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就有200部粤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余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和林家声等等。
至于粤剧戏曲片为何会在20世纪50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粤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粤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好莱坞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著名演员：吴楚帆、张锳、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分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20世纪50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余，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5：国语片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1969至19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折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姜大卫、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70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1970－19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萧芳芳和陈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七十年代
20世纪70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折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7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承接60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70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楚原、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9年的《英雄无泪》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19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60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70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军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振兴。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70年代、以至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中流砥柱。
由于从70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70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70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征着70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1979年是香港电影的重要里程碑，那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开始。大批电视幕后工作者转投电影圈，他们包括许鞍华、章国明、谭家明、严浩、徐克、余允抗等等，他们本着对电影的热诚，及年轻人特有的创意和社会触觉，拍出不少充满个人色彩的电影作品，为香港电影打开崭新的一页。
最先掀起新浪潮的是1979年的三部作品：《疯劫》（许鞍华执导）、《蝶变》（徐克执导）、《点指兵兵》（章国明执导）。其后这批或在外国学习电影，或在电视台少林寺出身的年轻导演继续拍摄了一部又一部风格化的电影，包括方育平的《父子情》（1981）、《半边人》（1982）、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1980）、谭家明的《烈火青春》（1982）等数十部作品，都很能表达这些导演对当时社会气象的感觉及情怀。
虽然这些新导演全被以“新浪潮导演”之名，但事实上，他们每一位的作品都极富个人色彩，并没有陷入香港电影类型化的传统模式。许鞍华的作品流露出深刻的人文性、高度的女性敏锐；徐克有一股神经质的张力；方育平作风朴实，真实感浓厚；严浩浪荡于青春暴烈及淡然含蓄之间；谭家明走中产美学；章国明擅拍警匪片等等，这些特质都体验到新浪潮电影的“作者论”美学。
“新浪潮”标志着香港电影与上一代中国本位粤语片的决裂。五、六十年代的粤语片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民族包袱，未能突破创新；而“新浪潮”电影则带有浓厚的都市色彩，流露强烈的本地感性；这跟导演们于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很有关系。
此外，这时期的电影都慎用大明星，制作成本亦得到控制，跟后来的港产片标榜卡士明星，动辄千万制作的营运模式可谓截然不同。
八十年代
香港的电影界从来都是以商业挂帅，新浪潮电影叫好不叫座，自然难免被淘汰的厄运。20世纪80年代初，新艺城影业公司异军突起，吸纳大批当时崭露头角的导演：吴宇森、徐克、林岭东、高志森等，炮制一部一部商业挂帅的电影，其中以喜剧为主。这些电影的共通点是以电视台集体创作的模式来度桥创作，充满密集的笑料及动作，一切以迎合观众口味为依归，代表作品有许氏兄弟的《最佳拍档》系列及《龙虎风云》等。除新艺城之外，80年代叱吒一时的电影公司还有德宝电影公司。德宝成立于1984年，一方面拍喜剧（《双龙》系列、《富贵逼人》、一方面也拍动作片《皇家师姐》系列、或者都市优皮小品路线 （《三人世界》、《单身贵族》），务求达到片种多元化的要求。
至于嘉禾电影公司则继续以成龙作头牌，让他从《师弟出马》、《龙少爷》的功夫小子形像，渐渐成为《A计划》中稳打稳扎的真正打星，而到了《警察故事》及《奇迹》，更是成龙的颠峰之作。
同样是武师出身的德宝明星洪金宝却凭《鬼打鬼》（1980） 开创了灵幻片的潮流，之后的《僵尸先生》系列也是走相近的风格。而他的另一系列片《奇谋妙计五福星》以至《运财五福星》也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
据统计，80年代的十大卖座香港电影之中，新艺城占了四部，嘉禾占了五部，再加上多产量的德宝（1984至1989的五年间，拍制了47部电影）整个八十年代可称为三雄各据的时期。
跟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浪潮相比，我们会发现到80年代的香港电影由于太过侧重剧情堆砌，明星包装，因此电影类型单向化，更遑论什么作者论了。有人认为这时期的电影造就明星、扼杀导演、编剧的创作，使香港电影走上穷途没落，加上1989年经济、影带市道不发达等种种因素下，令80年代末期的香港电影市道滑落。尽管如此，若不以电影质素或创意来衡量，单看票房成绩及投资者的态度，说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电影属飞黄腾达的时期实在不为过。 1990年，周星驰以《赌圣》大破纪录，开始他的票房神话，90年代至今基本是周星驰的天下。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基本上仍可称之为百花齐放，我们不但有从80年代顺利跨向90年代的新一代导演：张婉婷（《秋天的童话》）、王家卫（《旺角卡门》）、关锦鹏（《胭脂扣》）、陈嘉上（《小男人周记》）等等，可是，依照香港电影的传统，卖座的片种总有跟风者，而当跟风者众、水准参差的时候，亦即该电影类型走向死亡之路。武侠动作片热潮如是，赌片热潮及后期的古惑仔系列也没有例外。
到了90年代中期，港产片票房连续下挫，西片逐步抬头。《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先在93年创下六千万元票房佳绩，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更以一亿一千万元攀上顶峰，这部映了195天的好莱坞A级大制作还占了“本世纪百部卖座片”中的榜首位置，完全压倒了在80年代威风一时的新艺城作品《最佳拍挡》系列。
另一个令90年代香港电影褪色的原因是盗版问题。80年代录影带市场兴起已经令电影收入大打折扣，到了90年代后期，盗版VCD更为香港电影市道带来了重击。不少电影在午夜场或首映过后便出现盗版，海关和警方又互相推卸责任，后来香港政府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海关逐渐加强扫荡，才使盗版VCD活动略为收敛。
香港电影界曾多次组团访京，与港澳办及电影局商讨创作自由、版权问题等，亦促请中央政府开放市场。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董建华先生首次在《施政报告》中提到香港电影，并拨出一亿港元开发电影科技及接受资助申请，令香港电影人略为安慰，更把2000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搞得有声有色。
可喜的是，香港电影人扬威国际，张曼玉、萧芳芳、王家卫先后在柏林、戛纳等国际影展中获奖，香港电影渐受国际影坛重视。可惜的是，这也导致影圈人才外流，吴宇森、唐季礼、袁和平、林岭东等著名导演纷纷前往好莱坞发展，周润发、成龙及杨紫琼等巨星级演员亦被好莱坞罗致。20世纪90年代的卖座保证是“双周一成”（周润发、周星驰及成龙），
有外流亦有外援加入，香港电影人在亚洲区寻找了不少新面孔，成绩最突出的是在台湾一脱成名的舒淇，在香港成功转型，由脱星变性格演技派，成绩斐然。还有9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掀起日本电视剧热潮，连带电影界亦多找了日本演员参与港产片，其中又以女星为主，包括《星月童话》、《东京攻略》和《阿虎》，当然亦少不得成龙电影里插科打诨的一众日本美女。
科幻特技也顺着世界性的大趋势融入香港电影之中，《风云之雄霸天下》与《中华英雄》是其中成功的例子，而动作片《特警新人类》及《紫雨风暴》、《蓝血人》更特别邀请外国特技效果专家设计爆炸场面，令观众叹为观止。
总括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电影虽然较诸于80年代有所失色，但似乎在创作意念及电影制作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独立电影如《过海隧道》、《天上人间》等亦有公映的机会，加上数码电影的冒起，而剧本创作亦得到应有的重视。相信踏入新纪元，香港电影将会追求更高的质素，并带领整个亚洲区的电影业迈向国际影坛。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电影公司大洒金钱，演员一天九组戏的好景日子来说，2000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确危机重重，阴霾满布。还有90年代的奇迹及几个国际知名的名字，周星驰、周润发、成龙等等。
2003年是香港电影业最黑暗的一年。除了经济继续低迷之外，非典型性肺炎（SARS）病毒爆发，使许多戏院空空如也，并令电影制作停顿四个月；该年只共拍摄54部电影。香港的两位著名歌手兼演员张国荣（46岁）和梅艳芳（40岁）的死，对电影业更是雪上加霜。
周星驰独有的“无厘头”喜剧深得民心，他的作品如《逃学威龙》、《唐伯虎点秋香》、《食神》等等都是90年代的喜剧经典。从《喜剧之王》开始，周星驰导演的作品全都是香港电影年度票房冠军。周星驰明显减产，一边休养生息，一边走上幕后之路。
周润发拍了一连串英雄片、动作片，虽偶有票房失利，但基本上还算有观众缘。其进军好莱坞，除拍摄一贯的动作片（如《血仍未冷》） ，还尝试拍如《安娜与国王》。到大陆转型做配角（如《让子弹飞》《大闹天宫》，也只能拍《大上海》这种老本行电影，可惜在香港竟只有500万港元的票房。
至于成龙则大致维持一年一部大制作，票房上依然不俗，但相对于90年代的成绩，2000年后成龙主演电影已不算大卖。可惜在电影风格上难求突破。《十二生肖》在香港更只有800多万港元的票房。
导演方面，“双王”王晶和王家卫可谓双映成趣，一个擅拍商业味道极重的电影，更被揶揄为“屎尿屁”导演；一个专挑大明星合并，产量少、艺术味浓，往往得到国际影展的垂青，两人电影风格回异，但在21世纪的香港电影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外，新浪潮创将之一杜琪峰颇受瞩目，作品叫好又叫座，愈来愈有个人风格。还有凭《香港制造》打出名堂的陈果亦成功地从独立电影导演变为香港主流电影导演之一。
❻ 有"香港电影之父"之称的是谁
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
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 从黎民伟一生看到香港及中国的早期电影发展和政治社会变迁。中国电影的发轫，离不开张石川、郑正秋和黎民伟三位前驱。但随后近百年的历史纪录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前二者的创作功绩清晰可见，而黎民伟则像一双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找寻不到他对于中国电影的合适位置，因此纪录片《香港电影之父》的诞生有着非常重要的「补白」意义，它以充实的史料、采访和影像片断，为黎民伟执着于中国电影的生平作出了正名与补充，为原本残缺记忆的中国早期电影史填充一段鲜活饱满、血肉清晰的史实，为百年中国电影史的完善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❼ 香港电影鼻祖是谁
黎民伟：不仅是香港电影之父
黎民伟家族是香港乃至中国电影不可绕过的重要存在：黎民伟大哥黎海山、四哥黎北海都参与了香港电影事业初创；两位妻子，一个是 “中国首位女演员”严珊珊，一个是“香港第一个女主角”林楚楚；四子黎铿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童星，聂耳的《卖报歌》就是为其所作；五女黎宣是香港著名演员，六子黎锡是资深摄影师，侄女黎灼灼一生拍摄影片145部。
但论及对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贡献，黎民伟才是翘楚。他一生传奇，但始终低调谦逊，即便在香港，他的知名度也远逊于孙女黎姿。1994年，香港第13届电影金像奖将“最高致意奖”颁给黎民伟，赞之曰：“香港电影拓荒者，缔造历史第一人”，2005年，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揭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选定五位中国电影开拓者并立铜像纪念，分别是任景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同年，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尊黎民伟为“华语电影的创始人”，2009年，香港电影档案馆举办了《黎民伟的足迹》专题展览，内地亦有《黎民伟评传》出版。在去世并沉寂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和他的家族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尊重。
在《黎民伟的足迹》策展人吴月华介绍下，时代周报记者赴黎民伟六子黎锡家中采访，黎锡曾于2003年编订出版了《黎民伟日记》，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父亲的生平研究。
《淞沪抗战纪实》 记录珍贵历史
黎锡家中挂着一幅“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手书赠予黎民伟的。黎锡说，中山先生为电影界人士手书“天下为公”相赠，历史上仅黎民伟一人。
黎民伟的父亲祖籍广东新会，是从事贸易的富商。黎民伟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日本，4岁丧母，6岁随父返回香港，寄养在大哥家中，少时就读香港著名的皇仁书院和圣保罗书院，孙中山、廖仲恺、陈少白、伍廷芳等是该校学生，黎民伟因此接受了东西方不同思想和革命思潮。
黎民伟16岁加入同盟会，17岁剪辫，18岁与同盟会成员共创“清平乐”剧社（辛亥革命后改组为人我镜剧社），任演员，在香港学校、社区演出剧目，推动革命，亦用戏箱偷运枪械，支持广州黄花岗起义。
戏剧的力量始终较小，黎民伟将目光转向影响更为广泛的电影，他潜心钻研电影技术，在无任何资助的情况下，扛着笨重的摄影机械跟随孙中山，记录北伐，前后8年留下大量珍贵影片史料。1927年，黎民伟将这些素材剪辑成一部长纪录片《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大战记》，1941年底又经过整理编成《勋业千秋》。这部黎民伟呕心沥血的影片首先在香港放映，曾历经炮火而幸免于难，辗转运至大后方，在桂林、重庆等地多次放映，反应热烈，后还发行到东南亚地区。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黎民伟立即放下当时职务，带领摄影师和创作人员赶赴现场，又沿铁路至苏州，拍摄中日战事实况。1937年的“8·13”，上海遭到日军狂轰滥炸，黎民伟携家人和创作人员，不顾危险，参加支持抗日赈济难民的活动，用摄影机把这些活动和敌人暴行摄入镜头，后编成抗战初期上海军民团结抗日的珍贵影像实录《淞沪抗战纪实》。为记录日军暴行，从空中俯瞰地面情景，他不顾危险把自己绑在飞机上进行拍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空中摄影。
1953年，黎民伟病危，虽然当时家境困难，他依旧托付妻子林楚楚将《勋业千秋》与《淞沪抗战纪实》无偿送往北京，他说：“这是我替国家拍的，不要收取报酬。”
和那个时期国外影人拍摄中国纪录片大多集中在风景异趣相比，黎民伟的镜头更多对准了中国现实，除了人物传记与时政要闻外，还涉及戏曲演出、公众活动等。1923年初黎民伟东渡日本拍摄了《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1923年底又率罗永祥等人赴北平为梅兰芳拍摄影片。
1928年，黎民伟以1925年拍摄的上海“五卅惨案”纪录片为基础，导演摄制了《祖国山河泪》。同年，担任《蔡公时》的导演，描写1926年5月3日“济南惨案”。影片摄制中威逼恫吓便不断袭来，完成后租界禁映，黎民伟便拿到上海南市中国人聚居区小影院放映，大为轰动。无论从开始时间、题材广度、影片质量等角度考虑，黎民伟都无愧于“中国纪录片之父”的称誉。
《木兰从军》 辉煌与衰落
走出黎锡位于香港天后庙道的家，吴月华带着时代周报记者去寻找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制片部原址。那时的天后庙前还是郊区，而如今放眼望去，只有一栋栋半山高档住宅楼，哪里还有半点影棚印迹？幸好转个弯，当年因民新公司而得名的“银幕街”街名依旧，算是有所慰藉。
民新公司是黎民伟“电影救国”理想的起步。他在日记中写道：“电影‘能对家对国’‘有莫大之补助力’、‘善用之，可以媾通文化，普及教育’。”1923年，黎民伟、黎海山兄弟及好友集资，在香港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额定资本50万元，公开向社会招股。黎民伟先后任董事、监理、总理，并将天后庙前新建住宅廉价租于公司。公司斥巨资从美国购买电影器械设备，高薪聘用德国摄影师，但因港府阻挠，摄影场的申请久未获准，不得已在广州西关租房拍片。
民新是香港最早的制片公司，黎民伟将此前做生意赚的大笔收入投入其中。民新成立后的两年间，摄制了一部故事片和多部纪录片，其中故事片《胭脂》由黎民伟妻子林楚楚担任女主角，迈出港影重要一步。《胭脂》连映10天，收入近万元，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票房。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爆发，黎民伟决定北迁，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时上海民新公司占地10余亩，器材先进设备齐全，建有玻璃摄影棚，拥有一批有实力的导演演员，并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几年间摄制了《玉洁冰清》等颇受欢迎的电影，并迅速跻身于上海几大影片公司行列。
影片《木兰从军》的命运是民新公司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该片制作精良、投资巨大，影片质量很高；另一方面因制作成本高，不利于商战，所以导致入不敷出。民新当时每部影片成本超出10万元，而当时公司一般职工月工资仅一二十元。《木兰从军》剧组长途跋涉，至西北荒漠、湖北、河南、河北，再回到南京、苏州取景，动用几千人马，搭建一百多顶帐篷，场面浩大，历时数月，实属中国电影“大片”之鼻祖。但却因天一公司同类型粗制影片《花木兰》捷足先登而票房大失，损失惨重，原定的众多计划也无法实现。
1929年，黎民伟赴北平与华北电影公司罗明佑合作摄制《故都春梦》，影片上映大获成功，被誉为复兴国片运动之“嚆矢先声 ”，随之又有《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问世，此三片“各地卖座特盛，破前纪录”。黎民伟的电影事业也因三部片而进入鼎盛，他协助罗明佑经营联华影业公司，则是其事业的辉煌顶点。联华背景雄厚，资本充足，产销一体，下辖6个制片厂，并开办歌舞班和电影学校，形成一个庞大的电影集团和实体。影片除在辖下的二十几家影院放映，还联络上海、香港、哈尔滨、广州等地的影院公映，盛极一时。
联华在战争背景下逐渐衰落，1940年，黎民伟接管设在九龙的启明制片厂，一年多时间里摄制了《情人四万万》《春色满园》等近十部影片，整理编辑纪录片《勋业千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机袭港，启明厂毁于一旦，也摧毁了黎民伟“电影救国”梦。
仅在民新的短短几年里，黎民伟便损失了私产40多万元（按今天估值约一亿元），之后在联华和启明，他也不时拿出私产来苦苦支撑，以致妻子过生日只得清茶一杯。抗战期间，黎民伟在桂林时，田汉以诗相赠，其中有云：“卅年银坛苦斗人”，算是道出了黎民伟的伟大与辛酸。
1953年，黎民伟因颈部肿瘤去世，仅留下现金22元和价值港币6200元的财产。亲友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开追悼会送别他，十一位电影前辈翘楚共同拟定，为黎民伟赠上了“国片之父”四字。
❽ 香港第一部电影
一八九六年已有香港电影面世,当时面世的五部在香港的拍摄,有关香港的纪录短片,是美国「爱迪生公司」的出品。
自一八九六年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香港放映和拍摄电影后，有接近二年的时光，香港再没有任何电影活动。直至一八九八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个电影摄影师到世界各地去拍摄影片时，香港才再有电影活动。当年，那个摄影师到香港拍摄了一批纪录片。同时，「爱迪生公司」把摄自香港的纪录电影辑成五部短片。它们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锡克炮兵团》。
《香港街景》等五部香港纪录短片，和同一摄影师同年在上海拍摄的《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等，在当年曾在美国公映过。
如上所述，香港在一八九八年已有新闻纪录电影的拍摄。虽然它们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因此，可以这样说，一八九八年已有香港电影面世。
《香港街景》等五部「爱迪生公司」出品的香港纪录短片，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有它们的拷贝。一九八八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弄来一套拷贝，在第十二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公映过（它们是公映节目《战前风貌》的一部分）。一九九五年第十九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又把它们并入电影节目《香港半世纪》内，再度公映过。
❾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鍚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徵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徵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