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说说你觉得香港电影最辉煌是什么时候，那时的代表作是什么
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还属八九十年代那会儿的电影，那会儿电影属于百花齐放的状态，一年不知道要产出多少优质的电影作品，可以说什么类型的电影风格都存在，可以说每一部电影都非常的经典， 当然烂片也存在，但优质的会大于劣质的，港片盛行的年代，也造就了非常多的港星，巅峰鼎盛时期的港片更是非常经典，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电影，都会觉得百看不厌，有一种浓浓的港片味道，说到香港电影最辉煌时期的代表作，我觉得有几部电影是一定具有代表性的，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这极部电影就是《英雄本色》和《古惑仔》等一系列的电影。
㈡ 香港“邵氏电影”指的是什么
【邵氏电影·昨日】
1958年，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在香港成立，此后30年间，邵氏电影渐渐长成华语影坛的一支奇葩，无论什么时候，提起华语电影，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邵氏电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邵氏电影的黄金期，它在香港影坛处于霸主地位，无人能出其右。要紧的是，它的影响力绝不仅仅局限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邵氏电影的影迷群遍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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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的历史，其实是脉络清晰的：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是邵氏的创业期，代表人物是李翰祥，他的黄梅派影片成为邵氏的主打类型；60年代中期往后，在张彻的极力倡导下，邵氏把武侠片带入了辉煌期，其中，又分成两个支派，一个是张彻力主的新武侠电影；另一个则是楚原，他擅长和古龙合作拍摄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武侠作品。可惜的是，李翰祥、张彻已经分别于1996年和2002年离我们而去了。
不过，上面说的还只是狭义中的邵氏电影，要说邵氏最早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邵家兄弟1925年在上海成立天一制片厂拍片的时候。
邵氏在80年代中期停止影片的制作，邵氏的光环开始层层隐去，当然，谁也不会否认，邵氏电影是影迷心底一块永远割舍不掉的珍藏，我们期待着它再回来，或者仅仅是老片的修复重新上映，或者是邵氏风格在新时代的发展创新，总之是在等待它再次散射耀眼的光芒。———编者按
李翰祥
黄梅派电影
在邵氏电影中，中国古装片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李翰祥则是拍摄古装风月片的高手。李翰祥在邵氏的创业阶段进入公司，当时他力主拍摄黄梅调电影，选用林黛担任主演拍摄出影片《貂蝉》，影片于1958年上映，随即打破了国语片在香港的票房纪录。这一成功，让邵氏的老板坚定了对李翰祥的信心，在公司的鼓励下，李翰祥随后拍出了《江山美人》，此片在第六届亚洲影展上拿到最佳影片的大奖，李翰祥的黄梅派电影渐渐成为邵氏出品的影片中的一大支。
60年代中之前，黄梅派都是邵氏电影的主流，李翰祥更是当时邵氏的皇牌导演。黄梅派影片的故事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深受东南亚那些身在异乡的华人喜爱。
张彻 胡金铨
新派武侠电影
与李翰祥的风格不同，胡金铨和张彻则以拍摄武侠片闻名，他们的风格被人定义为新派武侠电影，确定这一派的开山之作是胡金铨1966年所拍的《大醉侠》，次年，张彻的《独臂刀》上映，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影片，张彻“百万导演”的名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张彻的电影中，男性演员才真正赢得了主角的地位。之前的黄梅派作品，男性演员在其中更多地只是起到一个陪衬的作用，张彻则不同，在他的影片中，男主角大多是性格刚烈的侠客，他们个性独立，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事的标准，他们最看重的是男人间的情义，儿女情长却往往退居二线，成为影片主线的一个陪衬。
胡金铨与张彻同属于一个时期的导演，同样是新派武侠片的开山鼻祖级别的人物，不过，他和张彻还是有些不同，胡金铨更强调动作在画面上的美感，不像张彻那样追求残酷美和动作的利索和真实，而且，胡金铨塑造的人物不像张彻的人物那么强硬，性格大多比较含蓄。
超现实诡异武侠片
同样是武侠影片，楚原的风格与胡金铨和张彻的都不同，相比之下，胡金铨和张彻更现实一些，楚原则属于超现实主义，这和他拍摄的影片多以古龙的小说为蓝本有关，他的《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都是这类超现实武侠片的代表作。这类影片中的人物性格大多风流倜傥、放荡不羁、他们浪迹天涯，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不大合乎情理的情节，这也正是古龙小说的特点了。
经常在楚原的影片中出现的演员是狄龙，当年，人们习惯地把楚原、古龙和狄龙三人称为铁三角。
【邵氏文武女头牌】
文：林黛
这个四届亚洲影后，在30岁的年纪上自行结束了生命，留住了辉煌也带给了影迷无限的唏嘘感慨。她出生于1934年，广西人，15岁的时候到香港定居，16岁开始进入演艺圈。她在邵氏期间拍摄的《貂禅》《千娇百媚》《不了情》都为她带来的影后的殊荣（她另外一次当影后是因为在电懋拍的《金莲花》）。1964年，她为情自杀身亡，留下《蓝与黑》和《宝莲灯》两部未完的作品。她的古装扮相特别妩媚，是邵氏风月片盛行时期的头牌女星。
武：郑佩佩
与林黛不同的是，郑佩佩是邵氏的武侠女星，她在邵氏一共拍了23部电影，不算太多，但因为几乎部部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让人感觉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奉献给了邵氏。她刚刚出道的时候，接拍了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由此而以“侠女”之称闻名。1970年，她息影和丈夫一起到美国生活。当李安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身手依旧了得的郑佩佩就成了其中的“碧眼狐狸”。现在，她正在筹拍《大醉侠》的续集。她现在有3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原丽淇目前正在娱乐圈发展，她希望在《大醉侠》的续集中，原丽淇和她的三女儿原子鏸能和她一起合作。
【他们来自邵氏】
吴思远
吴思远当年是从邵氏南国编导组培训出来的，在他的身上难免带上邵氏的影子。
吴思远素有“香港影坛教父”的称号，他1944年出生于上海，1966年加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南国实验剧团编导科学习，毕业后留在邵氏公司工作，在场记、副导演这些岗位上都工作过。在离开邵氏之后，他并没有忘记邵氏功夫片的精髓，他后来创办自己的思远影片公司，继续导演《罗马大绑票》、《香港小教父》等功夫片。现在，吴思远除了自己做导演，还发挥自己的社会威望，为整个香港电影的工作大环境而奔走。
吴宇森
像吴思远一样，吴宇森也是从南国实验剧团编导科毕业的，他是张彻的得意门生，张彻在临死前非常希望能见吴宇森一面，只可惜吴宇森最终都没能赶得上。
1946年，吴宇森出生于广东省，4岁时迁往香港居住。他25岁起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以助理导演的身份开始拍片。不过，他在邵氏的时间并不长，后来陆续加入了嘉禾和新艺城公司。《英雄本色》、《喋血双雄》、《纵横四海》、《喋血街头》、《英雄本色Ⅱ》、《辣手神探》等影片都是他的代表作。
吴宇森向好莱坞进军之后，执导了《终极标靶》、《断箭》、《变脸》、《风语者》，把东方的动作片风格带到好莱坞。
重放异彩
邵氏电影于80年代停止制作影片，其电影城也转到电视台下用作拍摄电视剧集之用，邵氏渐渐在华人的电影圈中隐去了昔日的锋芒，但无论如何，没有人怀疑邵氏电影是华人影坛的一块瑰宝。
1999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马来西亚的Usaha Tegas Sdn Bhd财团购买了邵氏760多套电影的版权，随后在借助邵氏资源丰富的片库在香港设立了天映娱乐公司。天映娱乐成立3年来，一直致力于恢复邵氏电影昔日的光彩，先是花巨资通过数码技术修复了电影的旧底片；接着是把这些修复过的作品推向市场，让人们再次看到邵氏的光辉岁月；明年，邵氏与中国星合资近10亿港元的将军澳影城将会竣工，到了那个时候，邵氏会重新签艺员投拍新片。
天映娱乐大打邵氏牌
根据记者的调查了解，天映娱乐分为四大部分：邵氏片库、天映频道、天映制作和天映娱乐音像。在这四大板块中，有三大板块和邵氏电影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自然是邵氏片库这个部分。这个片库的资源就来自1999年被马来西亚财团收购的760套邵氏电影的版权。这些影片被收购之后，天映娱乐投入了大量资金来恢复这些影片的影像。此片库为天映娱乐提供了强大的内容支持。天映娱乐的中国首席代表汪之雄先生向记者介绍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电影，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公映过的，有些虽然公映过，但却没有电视台取得它们在电视网络上的播放权，对邵氏这些经典的作品，我们一定会很好地加以利用，对于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以35毫米胶片让它们重现银幕，其他的我们也会通过家庭影视产品、收费电视等平台推出，以飨邵氏影迷。”
此外，天映频道和天映娱乐音像也和邵氏电影有着很深的渊源。天映频道是一个收费电影频道，现在，在这个频道中播放的影片绝大部分都直接来源于邵氏片库。天映娱乐音像现在主攻的方向同样也是邵氏电影，汪之雄先生说：“我们将通过VCD、DVD和录像带的形式在市场上发行邵氏电影，我们现在一共有760套邵氏的作品，计划中是每月推出10到20套，预计到2007年，我们手上所有的影片就全部发完了。”
经修复 影片焕然一新
经过岁月的洗礼，邵氏电影在底片上已经渐渐模糊，对天映娱乐来说，他们在成立之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修复这些褪色的底片。据说，天映娱乐用了最先进的数码器材和技术来修复这些邵氏老片，具体的工作包括色彩调校、清除污迹、修补破损和刮痕等等。
那么，经过修复的邵氏电影的效果怎么样呢，郑佩佩对修复之后的影片效果的评价非常高，她说过去想看自己的电影，只能买到那些枪碟版的录像带，画面极其模糊，有很多画面还不完整，但现在好了，她在看到经过修复的《大醉侠》之后兴奋地说：“修复过的版本，就跟新的一样，连衣服上的颜色都看得很真切，说真的，如果不是看到这个修复过的版本，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年穿得是什么颜色的衣服了。”原来，邵氏那时拍的已经是彩色电影了，而不像我们想象中都是黑白的作品。
东南亚观众先有眼福
这样一来，电影迷们就有两个渠道可以欣赏到邵氏的经典影片，一个是收看天映频道，一个是看音像制品。
天映频道从今年3月开始已经在东南亚地区启播，新加坡、汶莱、马来西亚、印尼国家的观众都能收看到这个频道。据说，邵氏老牌演员郑佩佩还会在这个频道主持一个《邵氏大牌档》的访谈节目，她的工作就是访问一些曾经在邵氏工作的人，包括导演、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她已经访问过的人有凌波、金汉、蔡澜等，因为郑佩佩本人曾经是邵氏的红人，所以她做起这样的采访会相对就比较容易，尽管如此，她也透露出一点做这档节目的难处，“因为过去了太长时间，有一些人已经不大愿意再出来了露面了。”不过，郑佩佩说她不会太勉强老同事，她也只是尽量去多访问一些人物，节目本身并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访问多少人，能做多少期“一切都看缘分了”，郑佩佩说。
据汪之雄先生透露，他们已经向中国广电总局申请天映频道在内地落地，但结果还没有出来，“截至9月份，今年内在内地落户的频道申请已经停止，我们已经递交了申请，但我们现在正在等广电总局的批复，还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内地观众看碟解馋
虽然内地观众暂时还没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邵氏电影，但是却能通过音像制品来弥补这个缺憾。记者从广州鸿翔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处获悉，天映娱乐已经与该公司达成了协议，鸿翔公司负责以DVD和VCD的形式在中国内地独家发行邵氏影片。
因为邵氏片库的储量极为丰富，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影片同时推出，到底先出什么，后出什么，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选择标准呢？对此，汪之雄先生表示：“内地地区的第一批音像制品已经在7月份投放市场，第二批的正在申请当中，基本上我们选片的标准就是每次选一些武打片再选一些言情片，邵氏的电影很多，有好有坏，我们会先发行好的影片。”
我们知道，邵氏电影出有很多杰出的导演，他们的影片都自成一个风格，而且在邵氏发展的不同时期里，邵氏也形成了自己主打的几个风格，比如说黄梅派、新武侠派等等。不知道天映娱乐会不会按照这些导演和派别进行归类而推出音像制品呢，汪之雄回答：“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想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推出了100部左右，等到超过150部之后，我们可能会考虑用这种方式。”
值得收藏的邵氏电影
《江山美人》
《何日君再来》
《红菱泪》
《爱情的代价》
《哪吒》
《少林寺》
《铁扇公主》
《倾城之恋》
《花团锦簇》
《妲己》
《西游记》
《花街时代》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七十二家房客》
《人皮灯笼》
《爱奴》
《大刀王五》
《流星蝴蝶剑》
《风流韵事》
《城市之光》
《金菩萨》
《万古流芳》
《保镖》
《方世玉与洪熙宫》
《十三太保》
《香江花月夜》
《盘丝洞》
《楚留香》
《大醉侠》
《书剑恩仇录》
《无名英雄》
《缘分》
《小杂种》
《刺马》
《蓝与黑续集》
《花田错》
《如来神掌》
㈢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为什么这么繁荣
其实香港电影六七十年代开始崛起，据一些新闻评论员说是因为六七暴动，殖民地政府发现对青年人的照顾不足，他们没有向上发展、赚钱的机会，所以殖民地政府就开始大肆发展娱乐电影、电视、歌唱等事业，将青少年的聪明才智引向娱乐事业，希望他们不要再在香港闹事，后来香港曾经一度有3个电视台，后来变成两个，经过十几年的沉淀，当然为香港电影输送了很多很好的演员，如周星驰啊，周润发等等，都是拍电视剧出来的。
总的来说娱乐事业养活了一班当时的青少年人吧，让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导演啊、武术指导、编剧等赚到大钱了。。。
当然也跟当年的科技有关，当年没有VCD\DVD，顶多只有录音带，不可能大规模盗版，大家看电影只能跑去电影院看，当然繁荣啦，但是后来盗版横行，甚至有网络免费下载，观看，很严重打击了香港的电影业
虽然香港电影业后来也有跟网络合作、甚至有唱片公司也跟网络合作，推出付费下载歌曲啊，付费看电影，但是他们说所赚得的利润不如以前电影院看电影的利润。
而且随着大陆与香港经济越来越密切，很多香港演员、编剧等都跑到大陆拍电影电视剧，甚至有访谈节目说在北京做一个三线的歌手，可能在酒吧唱唱歌，都比在香港做当红一线明星的收入多，所以很多香港电影、电视剧的人才都跑去大陆发展了。。。
㈣ 香港彩色老电影 基本在一条街道拍摄的。情节：穷夫妻喝粥 看看挂在空中的咸菜 就当是吃过咸菜了
花飞满城春
㈤ 香港电影发展史资料
分类: 地区 >> 香港
解析:
1940年代，香港「大观影片公司」美国分厂出品的《华侨之光》11是香港第一部局部彩色（三原彩色）立体电影。在同年春「南洋影片公司」主事人邵村人发起了一个名为「粤语片革新运动」，他认为若要改善香港电影必先需把影片的质素提高，并主张先从剧本着手，才能产生好电影，更罗致了各方各面的技术人员，，网络名符其实的一级演员及一群文字与电影艺术均有专业修养的青年担任编剧，例如古龙耕、冯凤歌等人。「南洋」在这次革新运动下创作出《千金一笑》，《怪侠一枝梅》，《望夫山》，《何日君再来》等名作。其后，香港陷入战乱时期，“从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并炸毁了大观电影厂和其他电影设施，1946年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则吵停顿的状态。”12其实自1945年末已有「联艺」，「华声」，「联声」等电影公司复员，复业，但由于一些主要电影工作者如关文清，吴楚帆，白燕等还在外地，而且一些香港原有的电影制片场地如「南洋片场」，「大观片场」等受到破坏，已经变成废墟一片；加上一些制片器材亦缺乏，因此香港电影业直至1946年才开始正式复苏。
“港土重光后，娱乐事业日趋蓬勃，尤以电影院，观众更形拥挤，每逢佳片放映，老早即造满座。”13也有言“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是粤语影片的盛产期。每年有200部粤语片问世，其中不少是粤剧片。”14但其实自1946年代后除了粤语片外，国语片也同时发展起来，这更是由于在内战期间上海时局动荡，国内的著名电影人如张善琨，李祖永，朱石麟等；演员则有周旋，严俊和白光等纷纷南下。在此时张善琨与李祖永在香港成立了「永华影业公司」（1947-1954）并于1948年拍摄《国魂》及《清宫秘史》两套轰动一时的著名电影。在1940年代末还有「大中森凯华」，「长城」，「国泰」等国语电影厂出现，这些电影厂更出产了不少著名电影，如「长城」推出《一代妖姬》一片，哄动一时，成为一代名片。
踏入50年代，被喻为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15由于战后香港社会还未完全复原，加上大量难民涌入，造成不少严重社会问题。而此时的粤语片为了迎合普罗大众，为市民提供廉价娱乐，故推出不少粗糙滥造的粤话片，这些作品被称为“七日鲜” ，因为这些影片一个星期使能拍完。但此时亦有不少严肃认真之作，例如「中联」的《家》（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中联」创业于1952年，其创办人共有二十一位，他们全都是粤语片中的精英份子，如：吴楚帆，张活游，马师曾，吴回，白燕，黄曼梨等。他们创立「中联」有一个共同目标：“抛开脱离现实，内容空泛的粤剧片，生产既娱乐大众又有教育意义的社会意识片。”16而在
“七日鲜” 影片充斥下致使香港粤语片变得低俗，为了改善香港电影这种粗制滥糙之风气，一批有志向的电影人如：吴楚帆，吴回，秦剑，高鲁泉，红线女，李月清等一百六十四人发起了一个名为「粤语片清洁运动」（图右）去提高影片之质素，改善香港电影之发展。
粤语片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产量惊人，而且类型众多，有戏曲、武侠、喜剧、文艺、伦理等，可谓百花齐放。可是随著战后出生的一代逐渐成长孙春侍，社会日趋繁荣和西化，年青一代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以往的传统粤语片己无法满足他们的口味，故出现了以经纪，白领及工厂女工为题材的都市喜剧、模仿西方间谍片的侦探动作片、全盘西化的歌舞片等，更出现了陈宝珠，萧芳芳等青春偶像片热潮。
而同时“其实自1961年「邵氏」在清水湾的影城落成大展拳脚，开拓新院线，引进新科技……国语片的制作已非小本滥拍的粤语片所能及。”17而在60年代中最受市民欢迎的莫过于国语武侠片，1967年「邵氏」推出《龙门客栈》和《独臂刀》轰动影坛，国语片在60年代中开始大行其道，相反由于市场之转变，国语片之冲击，加上1967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启播，电视的普及吸引了一
批观众，粤语片之产量开始下降。同时当时的导演因粤语片产量下降为了维持发展他拍了许多低成本的粤语 *** ，踏入七十年代李翰祥导演开始以风月题材作为出发点，拍制了不少情欲电影， *** 之兴起亦成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电影业的一个特色。
1971年李小龙的《唐山大兄》再次把功夫片推上高峰，此时香港电影仍以国语片为主导，直至1973年才再次出现一部新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翌年也有许冠文的《鬼马双星》到了1977年粤语片的产量才超过国语片，故到了1970年代中粤语片才重新兴起。
10月25日，第十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杭州拉开帷幕。《神话》、《千里走单骑》、《十面埋伏》、《天下无贼》、《张思德》、《功夫》、《新警察故事》、《霍元甲》等10部风格各异的影片入围本届百花奖。
港片首度同内地影片同台争夺“金鸡”“百花”，这是否会成为下了多届“多黄蛋”的金鸡百花电影节评奖制度的有益促进，暂且难知。不过，这次金鸡百花电影节对香港电影敞开大门，或许意味着香港与内地电影已经实现了从形式上的合作，逐渐迈向真正的融合。
上世纪80年代，在《少林寺》成功敲开内地电影大门之后，港产片如潮水般涌进内地。虽然不乏武打片，但枪战片很快成为主流，港产片的火爆场面给内地观众留下了太多新奇的印象。这段鼎盛时期，香港年产影片300余部，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虽非每部影片都取得了绝佳票房收入，但是绝大部分影片最终闯进内地，并受到内地观众的广泛热捧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批香港影星也由此脱颖而出。
80年代香港电影在内地的走红，主要得益于内地的文化短缺。这种短缺并非一味指内地影视作品的数量，而是内地影视作品本身质量参差不齐，经不住港片的冲击。但是，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内地电影逐渐站稳了脚跟，一批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的电影也慢慢收复了市场。而另一方面，香港电影人因为对内地经济腾飞带来的广阔电影商机“垂涎欲滴”，在影片中开始有意无意地添加些“内地元素”，以博取内地观众的好感。当内地观众对港产片那种打打杀杀开始感到腻烦的时候，香港电影人就不得不认真琢磨内地观众的口味。而这种兼顾内地观众“口感”的制作风格，必然导致香港本土观众的流失。但是，相对于内地数亿观众的广阔市场，谁还在乎过去的那种小打小闹呢？
还有，面对内地影视产业的迅速崛起，香港电影被迫越来越多地起用内地明星。《无间道》里我们看到了陈道明，《宝贝计划》里出现了陈宝国。另一方面，无论是张艺谋还是冯小刚，也努力试图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中就有刘德华、金城武以及刘若英。
这么看来，香港票房收入的减少，应该是两地文化融合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同时说明，香港电影已进入“后港片时代”。在“后港片时代”，从表面看香港本土艺人数量断档现象相当突出，目前仍旧为成龙、刘德华等寥寥几棵常青树艰苦把持。但是我们似乎不必为此过分忧心，因为越来越多的香港艺人开始了他们的“北漂”生涯，投身于内地发展。梁家辉就曾出演过《太行山上》，英俊小生魏俊杰在最近的电视剧《红色记忆》中也出演了英雄何世昌，尽管起先观众质疑声不断，但魏俊杰的出色表演最终还是为观众所接受。
“后港片时代”是香港电影发展史的一个标志，但绝对不是香港电影产业的末日，起码以国内这个广阔的电影大市场来看，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融合是发展的必然。既然是融合，经过阵痛之后，总会回归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而这或许应是香港本土影片的最佳状态。再说，尽管表面看来香港本土电影似乎少了，但实则上更多的影人“北上”带动了整个内地电影产业的进步，内地电影的“香港元素”也得以增加。
㈥ 80-90年代，香港电影鼎盛时期，群星荟萃。几乎没有大陆的电影，那时候大陆在干嘛
当然有。孤陋寡闻而已。
㈦ 早期中国彩色电影
*
第1章 中国纪录电影的开端（1905—1921）
电影在发明不久就传到了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沙龙内放映了《工厂大门》、《火车到站》等影片，这一天是世人公认的电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开始，卢米埃尔陆续派遣了近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这些摄影师涉足过南极洲之外的各个大陆，拍摄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国拍摄的影片，电影正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根据记载，1896年8月11日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日子。这一天，上海徐园的“又一村”茶楼放映了多部外国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现了电影放映活动，一个美国电影放映商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电影。1904年，电影放映活动由民间进入宫廷。在慈禧太后70寿辰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向宫廷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放映过程中由于摩电机突然炸裂，慈禧认为此物不吉祥，清宫内从此不准放电影。然而，此事并未阻止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最早在中国放电影的是外国人，最早在中国拍电影的也是外国人。自电影传入中国到辛亥革命，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纪录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期间，不少外国摄影记者来到北京拍摄纪录片。1904年，在发生于中国满洲旅顺口的日俄战争期间，也有外国摄影记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国长期从事拍片活动的是意大利人阿历克·劳罗，他于1907年来到中国经营电影放映，后来从事拍片活动，拍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强行剪辫》、《上海风景》等短片。
尽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确凿的证据，但大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拍摄电影的活动开始于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记录京剧名角谭鑫培表演京剧《定军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军山》。稍后，谭鑫培表演《长板坡》等剧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据说，直到1909年遭到火灾之前，丰泰照相馆的拍片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选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中国人较早摄制的新闻片是《武汉战争》（1911）和《上海战争》（1913）。前者记录了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的几次重大战役，而且不久即再现于银幕，深受欢迎；后者记录了上海各界为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而进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场面，于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与故事片《难夫难妻》（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时映出，被称为“空前绝后的活动影戏”，连映数天。这两部影片是中国人借助外国影片公司的设备拍摄的，中国电纪录电影的发展有还待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开始关注电影，于1918年设立活动影戏部，摄制的影片分为5类：风景片、时事片、教育片、古剧片、新剧片，其中前4类均可归入新闻纪录片的范畴。风景片如《上海龙华》、《浙江潮》、《普陀风景》、《北京名胜》介绍了祖国的风景名胜，新闻片如《欧战祝胜游行》、《东方六大学运动会》、《第五次远东运动会》报道了新闻事件，教育片如《女子体育观》、《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严肃的内容，古剧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琵琶记》记录了梅兰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剧片段。1926年，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动持续到1927年。
1919年，几位民族资本家集资兴办了专营电影的公司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饭桶》，该公司拍摄的均为纪录片，包括戏曲片、新闻片、风景片。戏曲片《四杰村》是该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后不仅在国内放映而且运往美国放映。此后，它还拍摄了新闻片《周扶九大出丧》、《张季直先生的风采》、《圣约翰与南洋球赛》、《南京的警政》，风景片《矮子坟》（南通古迹）、《南京风景》。这些影片均摄于1921年，总体来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但它拍摄于1923年的新闻片《国民外交游行大会》受到广泛欢迎，该公司在拍完此片后宣告停业。
电影与资本密切相关，没有资本就没有电影，资本的状况决定着电影的状况。20世纪初，中国电影的制作主体是民族资本家，由于当时的中国民族资本薄弱，摄制影片的数量有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国在1905年到1921年摄制的新闻纪录片仅30多部。“纪录片”这个用语是后世对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笼统称谓，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被称为“影戏”，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现“新闻影片”的说法，“纪录影片”的说法大约出现于30年代初期（较早见于1931年出版的梁实秋主编的《实用英汉词典》）。电影在诞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被当作“新奇的玩意”对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统人士和统治者的关注
*
第2章 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1921—1931）
20年代，随着民族资本纷纷投资电影业，中国电影获得了较大发展。尽管这种发展是混乱、艰难甚至畸形的，但对30年代民族电影的繁荣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个时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进了新闻纪录电影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闻纪录片的数量比过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大型文献纪录片，苏联纪录电影工作者的来华拍片改变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格局，对国外新闻纪录电影发展状况的介绍和讨论促使中国电影工作者开始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人类学纪录片初现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资本投资的影片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而且这些公司往往是从拍摄新闻纪录片开始的。20年代，约有20多家公司拍过100多部新闻纪录片。与以前相比，不仅影片数量有所增加，而且许多影片已不只是对旅途风光或新奇景观的扫描，还将镜头对准重大社会事件，使新闻纪录电影摆脱了卑微地位，获得了上层人士的关注。这个时期，拍摄新闻纪录片最多的几家影片公司分别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对20年代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贡献最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创始人黎民伟可谓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第一个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创建和主持人我镜剧社期间拍摄了故事片《庄子试妻》，由于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与当时大多数把电影当作娱乐或赚钱工具的电影商人不同，黎民伟认为电影不仅能供人娱乐，而且能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明确提出了“电影救国”的口号，并在当时中国电影业远离中国革命的情况下，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黎民伟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就任大总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担任摄影师拍摄了有关的新闻片。此后，他又相继拍摄了《孙中山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等。孙中山去世之后，他拍摄了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1925）和《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1926）。后来，他将以往拍摄的影片汇编成大型文献纪录片《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并于1941年重新编辑了此片的有声版，名为《勋业千秋》。黎民伟在20年代拍摄的其他新闻纪录片还有：《世界妇女节》（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国葬礼》（1924）、《广东全省运动会》（1925）。
由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北伐战争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摄了相关的新闻纪录片，如长城画片公司的《孙中山陵墓奠基记》（1926），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记》（1927）、《总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战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军北伐记》（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军战史》（1927），上海影戏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总理奉安纪念》（1929）。
与从前相比，20年代新闻纪录片的内容丰富了许多。除了北伐战争，还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新闻片《五卅沪潮》、《上海五卅市民大会》、《满天红时事展》，以及反映当时其他重大社会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如复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复记》（1927）、《济南惨案》（1928）、《张作霖惨案》（1928）。有些影片记录了知名人士的活动，如《孙传芳》、《卢香亭》、《吴佩孚》、《冯玉祥》、《张学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当年拍摄了多部新闻纪录片，如《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徐国梁出殡》、《江苏童子军联合会》、《万国商团会操》。
早期来华拍电影的外国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20年代中期两位苏联电影工作者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先后来到中国拍摄了两部新闻纪录片：《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编导）反映了苏联自制飞机考察队首次从莫斯科途经蒙古到中国的飞行，《上海纪事》（1927，雅科夫·布里奥赫编导）表现了第一次国内战争后期上海的生活和斗争。
20年代，人类学纪录片在中国初现端倪。据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是首次来到中国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外国人，他从1927年开始率领一个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联合考察队对中国西北部进行了8年的考察活动，拍摄了大量活动影像资料。瑞典考古学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来到中国，利用电影记录了自己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见所闻，对塞外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饰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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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1931—1945）
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获得了初步发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问世使新闻纪录电影的表现手段趋于完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重视新闻纪录电影的作用，不仅加强对民营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营影片公司。进入30年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新闻纪录片的重大影响，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机构，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中国，由派人到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发展到在中国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图控制中国的电影业。这个时期，其他一些国家的电影机构也派人来到中国拍片，这些影片向世界报道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活动。
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许多影片公司都认识到了拍摄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意义，纷纷派出摄制组奔赴战场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中小公司也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如《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这些影片均拍摄于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战》和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是两部内容丰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沪战争结束后，一些影片公司和个人赶赴北方战场，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反映东北战场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和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反映热河战场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以及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反映绥远战场的有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绥远前线新闻》（1937）。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拍摄了《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两部抗战纪录片）。
“中电”从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变之前，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这些影片主要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如《“青年”与红军作战经过》、《中央剿匪宣传大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暂时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杂志片《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前线作战的情况。八一三事变后，“中电”从南京迁往芜湖，1938年初又迁往重庆，主要拍摄新闻片，如表现我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寇的《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活跃的西线》。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抗战前已出品30多号。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武汉时期的“中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成了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编辑成《抗战特辑》。在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从武汉迁至重庆，自1939年起增设新闻影片部，由郑君里负责。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风俗人情、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献粮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修路的场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中制”和“中电”的进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之战》（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电影界也开始摄制抗战新闻纪录片。在香港拍摄的近百部抗战电影中，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长超过8000尺。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大型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的《广州抗战记》（1937），记述了广州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共同抗战的情形。后来，又出现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爱群影业公司的《西北江血战》，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业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编辑上映的《抗日战绩》、《八路军攻打平型关》，以及香港“青年摄影团”在延安拍摄的《延安内貌》（又名《西北线上》）。
从1931年至1945年，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是多数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共识，成为新闻纪录片的主流，许多机构或个人都拍过以此为主题的影片。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这个时期表现其他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如风光片（《万里长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体育片（《中外足球比赛》，1931；《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1935），戏曲纪录片（《四郎探母》，1933；《斩经堂》，1937），社会新闻片（《杨虎城阅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闻》，1935；《鲁迅先生逝世》，1936），企业纪录片（《中华之丝绸》，1932；《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1935；《胶济路客货运输设备及沿线风景》，1935），家庭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1934，刘呐鸥编导）。以上所列仅为30年代拍摄的部分影片，进入40年代之后这几类影片的数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五大片种之一，在三四十年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0年代，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等机构热心于教育电影的制作，内容多为地理风光、国防常识、自然科学、工业生产、农事活动，其中的大多数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孙明经教授拍摄。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经江苏、山东、河北到达北平，又随西北考察团赴山西、察哈尔、绥远，沿途拍摄了数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摄的《农人之春》，此片参加了1937年的布鲁塞尔万国博览会，并且获得国际农村影片竞赛三等奖，这是中国纪录片首次参加国际影赛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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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纪录电影的兴起（1938—1949）
在中国当代史上，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解放战争时期，一切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属于人民范畴。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和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人民电影开始于新闻纪录电影，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制作的影片绝大多数是新闻纪录片。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直到1938年才创办延安电影团。起初，袁牧之主持了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2）、《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但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
在延安电影团进行拍摄活动的前后，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时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在这里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1938）也拍摄了延安的场面。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1938）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新四军的电影活动，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人民纪录电影成长于解放战争的洗礼中。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标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结束之后成立的西北电影工学队，继续为人民电影事业输送新鲜血。
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发展到983人。建国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电影厂时都从东影抽调干部，故东影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东影在成立之初确定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以及建国初期收复国土的战役中，东影和北影向全国派出的摄影队有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中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春，钱筱璋带领东影新闻片组的40余人于4月初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影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影。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影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影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战报》），1部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至4号。其中，长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即将进入新时代。
㈧ 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出现在哪一年哪部电影
1、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出现在1939年。
2、片面叫《破镜重圆》，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不过大小只有16米厘。
PS：摘自“http://wenku..com/link?url=ObwEuWz0-XWRzbdNaXx-A5vHTeKm3DPUOKo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