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香港电影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社会意义》
启蒙期(1896-1912)
香港电影史的发展应该从电影传入香港开始。
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路易．卢米埃尔在法国巴黎公映了《卢米埃尔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水浇园丁》等世界上最早的影片。这一天，被世界各国电影界公认为「电影时代的开始」。
1896年初，路易．卢米埃尔的助手来了香港放映这些影片，而电影就是这样传入香港。自他离开后，香港电影直至1898年才再有活动。当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派出一位电影摄影师到香港拍了一批纪录片：名为《香港街景》、《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香港商团》和《鍚克炮兵团》。
这几部有新闻纪录的电影虽然不是香港电影公司的出品，可是它们是在香港拍摄的，内容又是香港景物，可以把它们称为「香港电影」。
从1896年到1903年，香港放映过一些很短的纪录片，每次放映十套以上。直至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整部故事片公映。有关报导是这样的：「现在中环街市对面，即同记办馆面前，准十五晚开演「成套戏本」(即整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法国导演下．齐卡当年的一部名片《基督的受难》。
1907年，香港有不少电影院纷纷开办，而且公映的次数和数量都较以往为多，因此被视为香港电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年代。
1909年完成的《偷烧鸭》，是上海「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的一部默片谐剧。该片的导演梁少坡同为该片的主角，故事讲述一个小偷(由梁少坡饰演)想偷烧鸭，却被警察捉住了。剧情十分简单，但不乏诙谐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偷烧鸭》虽在香港摄制，却并非香港电影公司的作品。该片出品人布拉斯基后来结束了他在上海的电影事业，回美国路经香港时，和黎民伟合作制作了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因而催生了香港电影事业，而黎民伟更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这部电影的出现，象徵香港电影史启蒙期的终结，萌芽期正式开始。
萌芽期(1913-1925)
据《中国电影发展史》记载，香港的第一部故事片《庄子试妻》在1913年出产，编导是黎民伟、摄影师是罗永祥，主要演员是黎民伟和严珊珊。
黎民伟原为剧社的主持人，又怎样开始拍起电影来？原来他对电影一向很有兴趣，于是透过罗永祥的介绍，认识了路经香港的布拉斯基，他们商谈合作拍片成功，便由布拉斯基提供拍片所需的设备和基金，利用剧社的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的名义制片和发行，拍成了《庄子试妻》一片。
《庄子试妻》改编自当时的粤剧《庄周蝴蝶梦》，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段。剧情大意是：「庄子之妻，夫骨未寒，便有了新情人。为了讨好新欢，她不惜扰及死去不久的丈夫的坟墓。而这个新欢实则是庄子扮的，他只是诈死来考验他的妻子对他是否忠贞。」
《庄》片的主角是庄子之妻，由黎民伟反串演出。片中婢女一角由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饰演。严不仅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个电影女演员，还是中国第一个电影女演员。
《庄》片利用阳光露天拍摄，香港实地取景，而片中人物都穿了民初的服装。本片更使用摄影特技，把庄子的鬼魂拍得忽隐忽现，加强戏剧效果。
这部电影创下不少香港电影纪录：
(一) 它是香港出品的第一部故事片；
(二) 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香港片；
(三) 第一部有电影女演员参演的香港电影；
(四) 也同时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香港电影。
黎民伟及其兄长海山、北海于1923年创办了香港第一间全由香港人投资创办的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他们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志在推动香港，以至中国的电影工业。
「民新」的成立为香港电影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在1923年出品了香港第一部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又在1924年在广州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培训所-「民新演员养成所」，发掘有演戏潜质的人。
此外，「民新」还摄制了香港出产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于1924年，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军团警会操》以及1925年出产的《孙大总统东较场阅兵》等亦是「民新」的出品。
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香港电影事业已渐渐成长，可惜受到25年6月的大罢工影响，刚萌芽的香港电影发展被迫中止了。 中止期(1925-1929)
1925年5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无理残杀中国人民，中国各地 追装展 、罢课，以示抗议。
同年6月，大陆的罢工热潮扩展到香港，香港电车工人及不少学生加入罢工、罢课的行列，而香港政府亦开始加以镇压。
当时香港人口不过六十多万人，但参加罢工的人数已高达廿五万，其中超过廿万更离开了香港到达广州。香港大罢工期间，每天都有商店倒闭，百业凋零，所有娱乐活动，包括电影放映一律停止。
受到工潮影响，「大汉」、「两仪」等电影公司被迫结业，「民新」、「光亚」分别迁往上海和广州。原本在香港工作的电影工业者，不少都到广州求发展，其中梁少坡（香港第一部正式电影《偷烧鸭》的主角）便在广州创设了「钻石影片公司」。这个现象令刚萌芽的香港电影事业夭折，却令广州的电影事业蓬勃一时。
1926年10月罢工结束，但香港电影事业仍然未能复苏起来，因为有实力的电影工作者都去了广州或上海发展。虽然期间有些影片公司招考演员，但这都是有名无实，直至1929年末，仍没有一部香港电影生产过。
不过，大罢工期间，仍有人用「满天红银幕公司」的名义，在香港及广州拍摄了29部新闻纪录短片。这些短片被剪辑成一部大型新闻纪录片，命名为《香港时事画片》，并曾于香港的「九如坊新戏院」（位置约现时上环摩罗街附近）放映。
在这段香港电影业的中止期，唯一正式放映过的港产片是大罢工前出品的《从军梦》，而唯一和电影有关的活动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成立，导师为香港电影的先躯者黎北海（黎民伟兄长）。
幸而，电影放映业到了1926年6月开始复苏起来。当时的电影院，除了以放映西片为主，亦放映过不少上海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公映的《薛平贵全集》。该片是第一部在美国摄制、由中国人主演的故事片。
1930年初，黎北海等创办了「香港影片公司」，制作出创业作《左慈戏曹》，香港才陆陆续续再有电影制片公司的成立，香港电影事业才见起色，得以复苏。 复苏、成长至被摧毁的香港电影(1930-1949)
1930年，香港的电影业随着黎北海（黎民伟兄长）创建「香港影片公司」而开始复苏。不过，真正令香港电影业站稳住脚的是1930年10月25日，由黎民伟的上海「民新」与其他几间电影公司合并而成的「联华影业公司」。
「联华」可以说是为香港电影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力，是战前中国最大的电影厂之一。
当全国一窝蜂地拍神怪武侠片时，它推出了一连串主题健康、风格清新的电影，包括第一部打进美国电影市场的中国电影《人道》、第一部在外国得奖的中国电影《渔光曲》等等，不但改变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电影的观感，更创造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
为了培养人才，「联华」在1931年4月开办「演员养成所」，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堪称一间「电影全科学校」。它培训了一批杰出的粤语片导演，如李铁、黄岱等，对香港电影贡献良多。
「联华」香港分厂一向都是拍默片，虽然当时有声电影兴起，创办人却不敢冒险。于是，第一部粤语有声片就由上海「天一电影厂」的汤晓丹执导拍成，这就是《白金龙》。
有声电影问世后，香港的电影公司纷纷拍摄有声片。1934年「联华」香港分厂解体，黎北海另创了香港第一家有声电影制片厂「中华」，并导演了一部局部有声片《良心》(1933)及第一部有声片《傻仔洞房》(1934)。
与此同时，不少电影公司还依着传统，拍摄了不少默片，其中有「振业」出品的《呆佬拜寿》(1933)、「国联」出品的《落花飞絮》(1933，是在越南摄制的，字幕亦是越南文)。故此，1933年至1934年间，可说是默片与有声片共存的时期。
进入1935年，香港已没有默片生产，香港电影正式步进有声时代。
从1935年开始，香港的粤语片产量每年递增，从1935年的32部增至1937年的85部，增幅超过一倍。1935年，受到抗日热潮的影响，香港生产了多部爱国电影，其中包括「大观影片公司」出品的《生命线》。该片由关文清执导，吴楚帆、李绮年主演，电影的主题鼓吹抗日救国。当时香港政府为怕开罪日本帝国主义，一切直接抗日的言论一概被禁。因此，《生命线》亦难逃被禁的命运，是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电影。
1936年，社会教育片成了香港电影的主流。这是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正提倡「新生活运动」，及香港社会提倡的「反蓄婢运动」。邵醉翁执导的《广州－妇人》、《博爱》即属此类作品。
除了「社教片」之外，「爱国片」在同年增多了产量，包括关文清的《抵抗》、姜百合的《女间谍》等等。当然，故事片在香港电影史上从来也并未受过忽略。
1936年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由南海十三郎编导的《儿女债》一片，由林坤山、吴楚帆主演，影片以亲情为主题。
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的发生，香港抗日气氛高昂，因此电影工作者也纷纷开拍抗日爱国片，顿时间，「爱国片」成了主流，在1937年出产的85部故事片之中，就有25部为「爱国片」，产量可谓惊人。
芸芸「爱国片」之中，由香港电影工作者集体编导、演出的《最后关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影片描述中国一班大学生对「国难当头」的觉醒。当时参与影片制作的全是义拍，可见电影工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团体合作的精神。
1938年，「爱国片」继续盛行，得奖的《血溅宝山城》是其中一个例子。同年香港第一部彩色电影《广州一妇人续集》、第一部功夫片《方世玉打擂台》及第一部国语片《貂蝉》亦相继出现了。随着《貂蝉》的出现，香港进入了粤语片与国语片并存的时期，国语片的产量渐多。
同年亦有九部粤剧电影出品，《女儿香》是南海十三郎自编自导之作，而马师曾的首本戏《贼王子》亦是当时重要的粤剧电影之一。
1939年秋，受到欧洲国家的战争所影响，1940年的港产片产量下降到不足90部。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使香港电影业陷入低潮。「大观电影厂」及其他电影设施被炸，大量的香港电影拷贝和底片也被烧毁或遗失，以致1945年前出品的近600部影片，只有百分之一残留至今。到1946年初，香港电影业处于完全停顿状态，在这期间，只有一部反英的故事片和几部由日本电影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问世。由于战争期间造成的交通困难，当时大部份戏院放映的都是战前制作的粤语片。
战后初期，电影制片厂的数目较战前为少，「大中华」是其中一个较有规模的，因为它拥有李丽华、周璇等上海明星，以及名导演朱石麟和吴祖光。1946年至1949年，「大中华」生产了34部国语片和8部粤语片，可惜到了1949年，产量却愈来愈少，被迫关门。
总括来说，日本入侵对香港电影业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香港电影经历了四年的停产，才在1946年上映了战后首部港产片《情陷》。而到了1940年末，上海电影界很多左派人士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政治压力，或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纷纷定居香港。故此，香港的国语电影业便愈来愈蓬勃，到了七十代初更达至高峰。
国粤语并存的成熟期(1950-1969)
香港电影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复兴，而在1949年以后渐趋蓬勃，不无原因。1949年后大批中国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因政治及经济理由纷纷南下，在香港设电影厂，跟本地影人合作拍摄国、粤语片，使香港成为南中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电影中心。再加上五十年代中期，星、马电影势力过渡到香港，以及香港原有被美、日、欧电影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遂令香港电影迈向成熟的雏型。
五、六十年代是国、粤语片起飞的时期，其中由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更是粤语片的盛产期。这段黄金时期粤语片有以下几个主流：
1、戏剧戏曲片
据估计，在五十年代每年就有200部 剧戏曲片问世，差不多每三部粤语片之中就有一部是粤剧片，而在1958年更达到了高峰，这一年的160部电影中，粤剧占了一半。
「舞台式」的粤剧片基本上制作费不高，电影技巧也不特别考究，因为大部份都沿用粤剧舞台上的大老倌演出，只唱主要情节，其馀的排场做手都不严格。因此，这类戏曲大多被揶揄为「五日鲜」、「七日鲜」。当然其中也不乏制作认真，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不朽经典，如《帝女花》(1959)、《紫钗记》(1959)、《李后主》(1968)等。而戏曲片的演员亦有不少为人熟悉的名字，包括：任剑辉、白雪仙、新马师曾、薛觉先、林家声和 艳芬等等。
至于戏剧戏曲片为何会在五十年代大受欢迎呢？这是因为战后粤剧发展蓬勃，进棚看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享受。至于一般市民只好听电台话剧或听粤曲，有见及此，电影公司便把大量经典戏剧拍成电影，让戏迷可以以低廉的戏票欣赏传统的戏剧戏曲。
2、文艺片
这时期的文艺片背景多为民国或当代，讲求戏剧结构，又或改编自中外文学、流行小说，或袭取荷里活通俗剧的故事模式。而提到这类环绕家庭伦理、男女之爱的文艺片，就不得不提粤语片电影公司中的佼佼者 : 联合电影有限公司「中联」。
「中联」创建于1952年，共生产了44部电影，出品了不少粤语片中的经典，如李铁的《危楼春晓》(1953)、《天长地久》(1955)、楚原的《可怜天下父母心》(1960)等等，都是家传户晓的作品。
「中联」的21位精英，有见于影艺界充斥着粗制滥造之歪风，遂以认真的拍摄态度、主题健康的电影信念为大前提，创办「中联」以抗衡媚俗投机而质素低劣的「七日鲜」货色。这批电影界精英包括导演李铁、吴回和十三位着名演员:吴楚帆、张瑛、张活游、白燕、黄曼梨、紫罗莲等等。
「中联」电影每每针对香港社会种种问题，批判上流大亨的伪善丑恶，带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更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层次。大概是因为过份执着于传统道德使命，「中联」渐渐跟时代脱节。到1967年，它也随着粤语片的息微而关闭，但其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
3、古装武侠片
五十年代的古装武侠片大多以民间熟悉的侠义神怪故事为骨干，但武打场面并不讲求真实感，发展至后期(六十年代初、中期)日渐注重动作场面设计，大量加进了特技花款(如怪兽、怪人装扮和模型特技)、曹达华和于素秋就演了不少这类古装武侠片，如《如来神掌》系列。
4、喜闹剧
这类电影大多以诙谐搞笑的喜剧演员挂帅，桥段不外乎「大乡里出城」、「癞蛤蟆想食天鹅肉」之类的故事，如新马师曾、邓寄尘主演的「两傻」系列。
以上各类型的粤语片虽然在电影美学角度上来说，艺术感略嫌粗糙，但论到能否带给观众共鸣，则可谓绰绰有馀，难怪这段时期，粤语片的产量可观，令粤剧片达至高峰期。
事实上，从1967至1969年，粤语片的产量仍高于国语片，只是到了69至70年，情况才开始扭转。
国语片由低沉转盛的转捩点，是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发行公司」与邵氏父子改组，分别成为「电影懋业公司」和「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和「电懋」资本雄厚，野心勃勃，改组后锐意在香港电影业大展拳脚。它们不但全力推动国语片，还建立完善的发行网来开拓海市场。
1957年邵逸夫掌舵「邵氏」，制作大量高质电影，首部成功的作品是李翰祥执导的《江山美人》、《不了情》，达到前所未有的以「十万」为单位的票房成绩。「邵氏」电影制作豪华瑰丽，粤语片中的「烂衫戏」可谓相形见绌，加上制作重质不重量，鲜有「七日鲜」的电影出现。
国语片的热潮不独使国内兴起的黄梅调电影带到香港并使之流行起来，更创作了新派武侠片，包括改编自金庸及梁羽生的武侠作品：胡鹏导演的《射雕英雄传》(1959)。单在1963年，武侠片的产量已高达61部，而武侠片之中的代表作则是胡金铨的《龙门客栈》(1966)及张彻的《独臂刀》(1967)。狄龙和王羽这些武打明星的出现，亦可视为七十年代李小龙冒起的前奏。
事实上，从五十年代起，国、粤语片的确并存，虽然两者存在竞争，但本质上是相容的。可是，随着国语片从1970年迅速发展，加上粤语片青黄不接，于70－71年间，国语片的产量多达116部，而粤语片只有22部；于71-72年间，国语片数量依然上升，反观粤语片却只剩一部，那是由邓丽君主演的《歌迷小姐》。之后的数年，国语片一直领导着香港电影市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六十年代末期，粤语片面对着国语片雄霸市场的威胁，但仍力求在戏种上有所突破，青春歌舞片顺势兴起，并造就了两位当时得令的年青人偶像- 舴挤己统 宝珠，电影界追捧偶像的热潮可说是由她们而起。
香港电影的求变期(1970-1979)
七十年代是香港普及文化的重要转捩点，而香港电影也随着电视的普及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至香港人心态的转变而受到种种冲击，以致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是趋向多元化及地道化。
承接六十年代中期的凌厉气势，「邵氏」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香港电影业占着领导的地位，拥有「东南亚电影王国」的美誉，出品了大量国语武打片，大导演包括李翰祥、张彻及刘家良等等。他们都以熟悉的刀剑拳脚功夫片作依归，电影世界里都是强烈的阳刚味，其中张彻的电影更造就了偶像级武打明星，如王羽、狄龙、傅声等。1970年的《龙虎门》就是当年「邵氏」最卖座的功夫片之一。
踏入71年，此类古装刀剑片的锋芒其实以较在六十年代逊色，原因大抵是一代武打明星李小龙的出现。
李小龙配合着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的崛起，在七十年代初叱吒一时。从首部作品《唐山大兄》(1971)到之后两年间拍摄的《精武门》及《猛龙过江》令李小龙进运国际影坛，创造出香港电影事业的神话。
1973年李小龙骤然暴瘁，令功夫片热潮未能延续。而随着本地文化的普及，香港观众对远离现实的功夫片渐渐失去兴趣，反而对反映当时社会状况，讽刺现实的电影加以青睐，这就解释了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在1973年成为最卖座电影的原因。
《七十二家房客》里的演员，如郑少秋、沈殿霞都是当时的电视艺员，而由于电视已成为当时的重要媒体，因此他们对观众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但为以后的新电影类型作了开端，更令粤语片得到重新。
自此，很多电影都走地道市井的风格，演员的演绎亦带有嘻笑怒骂的味道。从电视跳到电影的许氏兄弟也因此而冒起，成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中硫底柱。
由于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家的主导阅读方式是电视模式，很多粤语片的题材或灵感都是来自电视内容，如《阿福正传》(1974)、《大乡里》(1974)、《新啼笑姻缘》(1975)。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也跳出了电视趣剧的框框，走上大银幕，以其独有的「笑话公式」拍摄了一系列非常卖座的喜剧 :《鬼马双星》(1974)、《半斤八两》(1976)、《卖身契》(1978)等等。这些电影不但令喜剧在香港电影史上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更促使了后来功夫喜剧的诞生。
1978年袁和平执导《蛇形刁手》和《醉拳》奠定了功夫喜剧的地位，使其成为七十年代末最具代表性的电影类型。功夫喜剧离开电视感性，以密集的功夫设计及谐趣的杂耍风格吸引观众；可以说是揉合了传统功夫片及许氏兄弟式的喜剧精粹。演员方面，成龙，洪金宝等也摆脱了以往武打明星的英雄模式，改而以反叛贪玩的形象来亲近观众。
除了以上提及的片种，提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不可不提的是大导演李翰祥从台湾返回香港东山再起，大拍风月绰头及骗术奇观电影。好像他在1971年拍下的《骗术奇谭》，不但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新的一页，也象徵着七十年代香港电影意识的转变-金钱至上、绰头化的风格抬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不过，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出现却为香港电影带来了富神采而短暂的变奏。
『贰』 求一部香港电影名字，警察有精神病
触目惊心 又名 子夜惊艳
任达华 周海媚 黄百鸣
『叁』 香港电影的评论
虽然香港电影是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模式，但是，在娱乐的内核，却散发着社会阅读的模式，而使得香港电影在影像中或多或少的对社会现实获得一点的认识与了解（更何况，寓教于乐是中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而香港电影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跟内地电影几乎是相互融贯的）。如香港的多年以来的住房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的李晓导演的《危楼春晓》，到60年代的秦剑的《难兄难弟》，再到70年代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方育平的《狮子山下》系列，甚至是80年代成龙的《警察故事》、90年代张之亮的《笼民》等，都多多少少的反射出香港社会的住房紧张的问题；又如香港的治安与黑社会问题的严重，也在不少的电影中出现，甚至警匪动作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之一，如《英雄本色》、《黑社会》等 。
香港电影是香港社会现实的某种反射，因而也贯穿了香港人的重要精神面貌：乐观自信。即使是在回归以后有了祖国这个“母亲”这个“大家庭”，即使是面临困境与挫折，这种在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凝结的香港精神也被融入于影片之中，无论回归之前，或者回归后的作品中。
殖民地的历史是香港19世纪以来的不可挥抹的痕迹，也虽然给香港带来了不少的伤痛，但是，不能否认这种殖民统治所带给香港的积极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而也使得乐观自信成为港人的一个重要精神面貌。
1961年，郭伯伟爵士担任港英政府的财政司，直到1971年。在这十年当中，他推行所谓的“积极的不干预”政策（主要是认为政治家与文职官员不必像工商界人士那样通晓经济，也不比为商业衰退承担责任；而政府只需为了赤贫者的利益进行最低限度的集中干预），使得扣除掉通货膨胀因素，香港的实际工资增长了50%，月收入低于400港元的家庭从50%下降到16%，更是使得香港逐渐形成了典型的现代社会态度，甚至港人以近乎藐视的眼光看待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英国（认为英国经济的症结在于政府扶持难以存活的企业，导致进取精神的丧失），再加上在政治上香港处于英国与中国的夹缝中，香港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而经济的迅速腾飞，更是使得他们相信多劳多得、相信明天会更好。（1971年11月麦理浩爵士的担任香港总督则促使香港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就如刘德华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香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发展，里面有好多的挫折和让人沮丧的时候和事件，但是有港人的不停地支撑着，使香港不屈不挠。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在《麦兜故事》中，麦太一边练着体操一边唱着，尽管麦太是单身母亲，带着麦兜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她希望孩子出生后即使没有周润发、梁朝伟般的帅气也要有好的运气，她相信明天会更好而可以带着儿子到马尔代夫看蓝天白云，即使在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与挫折。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Miss Chen所教给麦兜他们的那首英文歌曲，《All thing bright and beautiful》，同样是充满着阳光般的温暖与明丽。至于麦兜，更是一次次的在挫折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的往前走着，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希望……希望永远都比失望要多，而明天会更好，这是麦兜所坚信的，也是港人所坚信的。
即使是那个因为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阿金，在自助银行中她仍然不忘给予同样处于困境中的歹徒以教导乐观自信的港人精神，别的舞女因为长得漂亮而有不少的顾客关注，而阿金则以自己的独特的“醉拳”赚钱甚至敬业……20世纪70年代的一楼一凤，80年代的股市大跌（在陈可辛导演的《甜蜜蜜》中也有所表现），再到90年代的北姑的纷纷涌入香港“淘金”“讨吃”以及亚洲金融风暴，虽然也表现出阿金的从“得意”到“失望”再到“叹气”的过程，但始终洋溢着阿金的乐观自信的香港精神，也从没有放弃希望－－影片最后的阿金得到了朋友偿还的钱，则是这个希望的具体体现。
香港电影很多时候的大团圆的结局，其实也是香港人的那种乐观自信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都心存希望，明天会更好－－如果比较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主流动作电影，这种乐观自信的现代港人精神更加的明显。张彻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60年代的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与香港天星轮提价所引发的港人暴乱对他的武侠片的影响，而在他的作品中往往都是以主角的死亡为终结，如《报仇》、《刺马》等；但到了吴宇森（他深受张彻的影响），孩子这个未来的希望的象征则被一而再的再现于影像中，无论是《英雄本色2》还是充满暴力的隐喻的《喋血街头》，甚至《辣手神探》的高潮戏中穿插了救助婴儿的场景；而到了刘伟强导演的“古惑仔”系列，黑帮英雄得以更加的年轻化的处理，且散发着自信的因素……
而即使是在一些悲剧性的作品当中，也不乏这种乐观自信的因素，如张婉婷的《玻璃之城》，父辈的爱情在车祸中走向终结，但儿女一代却在不断的误会与消解中逐渐的走到了一起；《狗咬狗》是香港电影中少见的一部暴力、灰色的CULT作品，但最后出生的婴儿则给这个灰色的故事带来了最后的一丝希望与亮色；杜琪峰在《枪火》中让五兄弟之一死里逃生，尽管整部影片散发着浓浓的死亡的气息，而到了《放·逐》虽然是让五兄弟逐一的断命天涯，但离开的妻子孩子则成为影片中明天的希望；即使是非常黑色非常悲剧的《非常突然》，影片最后六个警察与两名匪徒在枪战中同归于尽，但黄浩然所扮演的警察却因为之前的一次枪伤而逃过此劫－－老子的祸福转化思想，成为影片的非常突然的死亡中的最后的希望……
这就是香港人的精神，也是香港电影中所贯穿的，希望，即使遭遇再多的失望，希望还是隐隐若若的浮现着……
『肆』 纪念精神分裂症的香港电影有哪些
有一部《妄想》。
是一部由彭顺执导的香港电影，由蔡卓妍、余文乐及梁洛施主演。电影由寰宇电影投资2000万港元制作，而大多数室内戏在泰国进行拍摄。
故事讲述蔡卓妍饰演的梁咏娜与男友亚坤分手後常胡思乱想。
『伍』 有一部香港电影男的患有精神病把自己老婆给杀了然后追女主，后面女主角差点被他杀死，后面这个男的被一根
触目惊心
JOHN和NANCY是对恩爱的夫妻，为了逃避城市的拥挤和紧张，搬往乡村渡假屋，一日，一个神经汉闯入家中，在屋里展开了一场紧张刺激惊心动魄的困兽斗，娇弱无助的NANCY发现丈夫JOHN死于恶汉之手，被逼坚强起来，化悲愤为力量。与恶汉决一死战。
『陆』 如何评价杜琪峰的电影风格
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对于同一件事物每个人会呈现出不同的态度，而且个人觉得在评价一个导演的作品时，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的。例如，去年年初《一代宗师》在内地上映时，国内的部分影评人就分成了”挺王“跟”倒王“两派，在不同媒体上进行辩论。
杜琪峰是香港为数不多认真拍电影的导演之一。他的创作是一以贯之的，大的来说就是黑色、暴力、动静、宿命。人们喜欢、欣赏杜琪峰电影，除了他的黑色哲学、简约手法和对暴力诠释的审美态度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电影总能够给予观众视觉以外的男性感喟。杜琪峰的电影里最让人侧目的是《枪火》。这部电影不但大胆突破了黑帮江湖电影的局限，同时也奠定了“杜氏美学”的基础。
『柒』 讲述精神分裂症的恐怖电影，香港的
《妄想》（英文：Diary）是一部由彭顺执导的香港电影，由蔡卓妍、余文乐及梁洛施主演。电影由寰宇电影投资2000万港元制作，而大多数室内戏在泰国进行拍摄。-------故事讲述蔡卓妍饰演的梁咏娜与男友亚坤分手後常胡思乱想，有一天，她出外寻找男友之际，遇上与亚坤极为相似，余文乐饰演的伟豪。因咏娜好友梁洛施饰演的亚仪希望她能从胡思乱想以及忧郁中走出来，所以亚仪鼓励她与伟豪发展。虽然 ，两人关系进展得很快，然而，两人开始对对方冷淡起来，伟豪变心了？还是咏娜开始妄想，认为他的心变了？ 不论那一种想法，这段恋情都只有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果…
『捌』 关于香港电影中具有香港精神的论文
想找人写啊？
『玖』 香港电影一直以为什么为主打产品
香港武侠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摘要】：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和影响巨大的类型片种，在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武侠片把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化、品牌化和明星化的时代，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结构中一道独具魅力的景观。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其中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密切相关，电影中“侠”的英雄好汉形象和英雄表现出来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观众，所以武侠电影主要是从心理上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
【关键词】：香港 武侠电影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在看武侠”，这一点也不夸张，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和影响巨大的类型片种，在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早在1928年推出的《火烧红莲寺》造成轰动效应以后，武侠电影渐臻成为中国电影图式中一个独具文化内涵的传统电影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武侠电影成为香港影坛的中心，至70年代达到鼎盛，80年代和90年代的香港武侠片又与多种类型片结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武侠片把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化、品牌化和明星化的时代，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结构中一道独具魅力的景观。香港武侠影片的产品至今早已超过千部，作为香港社会精神圈最好的展示，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武侠影片在视听的层面上支撑起了特定时期的香港文化。
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欢迎，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紧张暴力的画面，帅气潇洒的演员，更重要的原因是武侠电影它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一种“侠”的形象，深深感动了观众。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说出了他对“侠”的理解：“侠之小者，锄强扶弱，匡扶正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鞠躬尽瘁。”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其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即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
侠的形象在各部武侠电影中都被饱满的塑造了起来，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形成了一种“侠文化”。
于承惠（《少林寺》中王仁则的扮演者，现为山东体育学院教授）认为，武侠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学思想、佛教文化，其实很大的篇幅是谈人生观的问题。他认为武侠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人生观，是最接近现代人的一种追求，因为它的宗旨是不图报，不留名，等于是只做好事不为前程，其实这里面反映的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
武侠电影正是将中国的文学、武术、伦理、哲学、美学融合在一起，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段，对中国传统的道德哲学、伦理观念、宗教信仰以及审美心理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演绎和阐释，从它刻意营造的影像奇观里传达出它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叙事模式及主题表现形式，与中国文学有着历史的渊源。它们更多地是吸收侠义小说的表现技巧，重点突出“侠”，即“侠义”，可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内容：
1、劝善惩恶，武侠电影中很多都表达了对“恶”、对“贪”的惩戒，对“善”、对“爱”的扶助这个主题。因为武侠电影中，行侠好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劝善惩恶，经过“侠义”(即武术)的力量，表达创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无论是早期的武侠电影，如《儿女英雄》、《大侠复仇记》，或是五十年代的“黄飞鸿电影”，还是九十年代徐克导演的《新龙门客栈》、《东方不败》等，都或多或少地宣扬了这一主题，以这样的形式可产生社会教育作用。
2、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香港武侠电影在注重“武术”或“中国功夫”的同时，对主人公的塑造也渗入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如《天地英雄》中在绝境中屡赴屡起的校尉李，还有从五十年代的“黄飞鸿电影”到六十年代的《独臂刀》、《龙门客栈》，直到九十年代徐克导演的影片，都有这一主题倾向。特别是由袁和平导演的《蛇形刁手》和《醉拳》（成龙主演），以喜剧的形式弘扬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3、于乱世之中塑造武侠英雄，弘扬不甘受辱的民族气节。这类主题形式是香港武侠电影中占比例最多的，采集的历史主要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个历史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影片是七十年代的《精武门》(罗维导演、李小龙主演、嘉禾公司1972年出品)和九十年代徐克导演的五部“黄飞鸿电影”〔包括《黄飞鸿》(1991年)、《黄飞鸿ⅱ之男儿当自强》(1992年)、《黄飞鸿ⅲ之狮王争霸》(1993年)、《黄飞鸿ⅳ之王者之风》1994年)、《黄飞鸿V之龙城歼霸》(1995年)〕。前者力求展示“中国功夫”的伟大，塑造了具有崇高民族节气、要求平等、尊严不受歧视欺凌、嫉恶如仇的“中国人”的英雄形象。如片中的陈真。后者把黄飞鸿置身于列强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国内反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革命运动兴起之际，塑造了他作为功德完美的武侠英雄形象，面对列强的入侵及国内的现状，他充分利用武术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弘扬不甘受辱的民族气节。
一、黄飞鸿系列电影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最具独创性的类型电影，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纵观武侠电影的发展历史，其中“黄飞鸿”系列电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飞鸿”系列电影以一种异常绚丽的形式将中国的国技——武术呈现在电影银幕上，在美轮美奂、令人目不暇接的武打动作背后，永远有自强不息、愈挫愈勇、兼容并举的中国精神在巍然擎立。“黄飞鸿系列”电影的发展与演变也成了中国武侠电影艺术流变的缩影，从中我们也可以探究中国武侠电影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义侠黄飞鸿》中，黄飞鸿曾说“武林之道，以德为基，以恕为本，武功无德不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放在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黄飞鸿系列展现的是一种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是建立在“武德”基础之上的，即以精神的力量战胜自身和对手的哲学概念。整个系列中存在大量黄飞鸿与人比试武艺的段落，在这些眩目的打斗中，黄飞鸿总是点到为止，出手之间看似刚猛无比实则留有仁慈之心。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香港的电影工作者实际上在运用这些灿烂的动作场面传达一个纯中国化的处世原则：只有心存仁爱才能无敌于天下。
五十年代以胡鹏为代表的“黄飞鸿电影”，又明显地渗透了“劝善惩恶”的传统文化精神，“黄飞鸿电影”在五十年代共拍摄了62部，六十年代又有13部。这些电影创造了一个武侠神话，把黄飞鸿刻画成一个真正的侠义形象，他严格遵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格信条，这其实与儒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九十年代黄飞鸿的形象，披一藏青长褂，典型的中国式正人君子文质彬彬形象，一反当时流行的嬉闹功夫片的形象，而是回归到五六十年代的黄飞鸿全盛时期的“高大全”标准。在外表他是克己复礼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但是在他的“行动的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黄飞鸿贞固至刚的“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始终在电影中起了主线作用。
香港黄飞鸿系列影片当初在香港电影市场上之所以大受观众的欢迎，除了它摆脱了过去港派武侠片的舞台化的、意念化的武打设计，力求展现真实的武功外，重要的原因是黄飞鸿所扮演的基本上是一个正剧角色。他打抱不平、抑恶扬善，一贯奉行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精神。讲究礼（谦恭有礼）、义（行侠仗义）、忍（克己忍让）、恕（劝坏人改过从善）、和（力主和平解决问题）。尤其是特别强调武德，强调练武是为了健身，切忌恃技凌人，反对滥用暴力。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非不得已不出手伤人。对恶人也尽可能不予杀伤，而是力劝他改过从善。对于个人得失甚至受辱都可以不计较，可是为了除暴安良、抑恶扬善就必须挺身而出。应当说，黄飞鸿系列电影这种因循传统精神、维护现行文化秩序、讲究伦理道德的文化策略，特别符合当初香港社会祈求稳定、保持平安的民风，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二、成龙电影
成龙电影成功的奥妙，是他不断自觉地追求世界电影的娱乐大潮，不断学习先进的电影经验，也不断接受新的文化熏陶和新的价值观念的结果。成龙虽不断扬弃不适应当今世界潮流的旧有观念和习俗、旧有的制片方针和路线、旧有的制片方法和技术，但却从未放弃过中国人的仁爱观、慈悲心、苦斗精神。
在成龙电影中，成龙永远扮演着“一个好人”的形象，与犯罪作斗争、保护世界的安宁、反省人类的失误和过错，当然能使全人类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他的友善、和蔼、仁爱精神，他的顽皮、幽默、滑稽和永不言败的性格，他的反叛、挑战、痛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无不使人深受感动。在骨子里，成龙依旧是、并且永远是一位“龙的子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成龙电影正面人物(他谓之好人)的温厚情感色彩，是鲜明的东方特点。温厚英雄而非冷酷英雄，是东西方对英雄需要的细微差别。温情的投注，使成龙的英雄受难屈辱而更富于感染力量，英雄豪情也更带动人色彩。成龙电影的英雄是人情的英雄，亲近感大于威慑、威严感。他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黄飞鸿形象也跟以往的不同，显得特别的亲切可爱，更容易得到观众心中的认可。英雄必经历艰苦地磨练，而且常常是孤独的，这对于一般大众而言，难以企及。成龙电影里英雄形象的出现，可敬可亲，没有阻隔地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缺，缩短了实现渴望成为英雄的梦想。不可否认，成龙在片中打斗的场面，也可以说满足了大众的暴力倾向，但情感的因素使之具有可接受的宽容度。而且他不畏强权、以弱斗强、以下犯上的行为，更是宣泄了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大众背负快节奏生活的压力，从而博得观众身心偷悦的好感。
三、武侠电影与亲情伦理、道德
武侠电影中的英雄不仅是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勇士，同样也是民族文化传统和家族亲情伦理的捍卫者。影片《方世玉》（1993）中，方世玉与恶势力的最终决斗，是在营救方世玉父亲的刑场上展开的。一个为民族、为国家英勇无畏的方世玉，同时又是一个为父亲、为家庭舍生忘死的方世玉。方世玉为营救落入虎口的父亲，凭借着一身高强的武功，勇劫法场。在经过殊死搏斗之后，血泪沾衣的方世玉怎么样也拉不起那刃即将要落在父亲头上的巨型铡刀！一个孝子舍生忘死的救父壮举，眼看要化作一场让人心肺俱碎的生命悲剧。然而就在这时候，一位老母亲为方世玉这种旷世的孝子之心所感动，毅然冲上法场，与方世玉一起奋力拉起悬在方父头上的屠刀，紧随其后的是两个年幼的小孩、是长者、是数不清的百姓……影片《方世玉》的这种伦理编码，其中心词就是一个“孝”字。它是推动影片叙事情节的发展，强化观众对影片主人公心理认同的主要动力。
在道德层面，侠淡泊名利，却勇于承担苦难责任。侠客可以不管政治权力的要求，可以不顾儒士文人的主张，但无论如何，却不能不顾及侠的基本道德要求——救苦救难的责任。而侠客所肩负的、其实也正是这种责任。就以《英雄》为例，无名要行刺秦王，其根本原因是他自己的国家被秦王给灭了，他要刺杀秦王以挽救国家命运。无名是侠客，不想升官发财，但是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却是侠士的道德要求。挽救国家命运，挽救民族危亡就成了他的责任。于是，不惜牺牲三大刺客，以其武器为信物取信于秦王以寻找机会下手。原因就在于侠的基本责任在于挽救危亡。对侠的道德衡量最先要从能否挺身而出为国为民开始。而这一点，又是人们呼唤侠的根本原因。
四、武侠电影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
张华勋拍的《武林志》是一部具有鲜明爱国主义精神的影片，将传统中国武侠电影的江湖义气，引领到弘扬民族正气的大道之上，在心理上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当时李先念主席看了之后也大受振奋，说：“弱的能打败强的，小的能打败大的，就看人有没有这个志气。”从而肯定了武侠电影对人民群众的教化影响作用。武侠电影反映的精神文化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
《少林寺》中，小虎（觉远和尚）为的是报杀父之仇而进的寺庙学武，但是影片将他的仇人描绘成了一个邪魔，一个涂炭武林圣地，阴谋篡夺国家权力的贼子。因此，觉远匡扶正义的行为既是为父报仇，又是为民除害、为国灭贼。从家庭伦理的意义上讲，他是尽孝；从宗教伦理上讲，他是行善；从天下社稷的意义上讲，他是报国。
在整个70年代，香港“功夫片”异军突起，成为最受观众青睐的武侠电影样式。以《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为代表的中国“功夫片”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而成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象征，由这两部影片而一举成名的功夫巨星李小龙，也成为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化身。之后李小龙在自编自导自演的《猛龙过江》、《龙争虎斗》等影片中，以反西方民族主义为主题，用自创的“截拳道”把中国的武术文化和武术精神推向了全世界。他塑造的英雄人物以超人的武功和坚毅的精神，或扬威海外，或复仇国内，促使华人心中百年积淀下来的压抑和隐痛得以痛快淋漓的宣泄，也使华人的屈辱得到心理情绪上象征性的消解，从而使影片具有了悲壮的美学风格。
这一时期由于创作者大都具有了自觉的文化追求和清醒的民族意识，武侠电影在继承传统的侠道精神的同时，更加注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写和张扬，因此中国武侠电影便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深厚的文化意蕴，赢得了世界的认同和关注。
武侠电影向人们所展示的侠客精神，也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文明，是人类永远的光荣和梦想，在英雄侠客身上，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自己旺盛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志，侠客那来去无踪，自由任情，武功高超，除暴安良的行动，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一个心灵参照。人们在观看武侠电影的过程中，随着侠客一起进行一次人格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升华，并以此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巨大心理满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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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墨·百年电影闪回【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5程季华主编· 中国电影发展史【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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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黄喜林·奇观性与民族性的契合——谈香港武侠电影中的民族传统文化【J】·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10第14卷第3期
9 焦素娥，雷利鸣·影像奇观中的民族精神——试论中国武侠电影的创作视角及文化特色【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2.9第22卷第5期
10 孙瑾·从黄飞鸿系列电影看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内涵【J】·现代语文-影视与舞台艺术，2007.6
11 倪万·无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心理——对于中国武侠电影的文化心理认识【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第18卷第6期
『拾』 “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我要写的论文题目
香港电影的文化品格也就是香港电影折射出的内在的价值观和精神意志意思吧！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香港的电影都很贴近大众的，反映了本土各阶层的不同时期的价值取向，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当然也是与经济的发展对其影响密不可分的。应该是大致分为几个阶段的，就看你是综述文化品格的发展历史还是就某种特定文化品格展开论述。
阶段发展来看，有李小龙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武打，到黑帮暴力、暴力美学（香港的警匪片拍的特好eg无间道）～～。就品格来说，香港也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种电影文化品格:暴力美学。
很多网页上都有介绍啊，你可以多搜集些资料再确定啊，
http://msn.mtime.com/my/103824/blog/331159/
club.yule.sohu.com/read_art_sub.new.php?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