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出发，必到达
今天，我在刷凉子访谈录的时候，很无意地刷到了导演顾桃。
顾桃，1970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中国内地著名的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视频中的顾桃一头毛糙的披肩长发，戴着鸭舌帽，古铜色的脸庞，细眯着眼睛。
他作这样的访谈，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平台小而咖位大。他显得很放松，没有玩深奥的艺术梗，说得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其中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顾桃说，年轻人要记住成吉思汗的话：如出发，必到达。
他建议年轻人，应该在现有的条件下，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马上开始。不要说什么“有条件再去做”、“等我有钱了就去做”、或者“等孩子大了就怎么怎么样”……
他自己就曾经拍了一部记录中国绿皮火车的片子，他没有等待创投，而是带着手机，坐了4趟火车，只用了1000元钱。
“中国的火车多便宜啊，越往北走越便宜，1000公里50元票钱。”
顾桃说，只要你有勇气上路，无论你是开车、骑车还是步行，最后或早或晚，一定会到达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城。
顾桃先生从2003年开始，用一部借来的DV记录那些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拍摄出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作为首部纪录片获得第5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雨果的假期》获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最高奖—小川绅介奖、亚洲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犴达罕》获得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评审团奖、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
从起初的无意识拍摄猎民的点点滴滴，到最终形成主题，创作出“鄂温克三部曲”，顾桃用他无际的敏感、和不受限制的自我反思构成了一部不藏私心，充满血肉的狩猎文化消亡史。
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用饱含温柔的理解与不加修饰的北方情感，真诚而浓烈的记录下了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的信仰，以及在时代变革中这个族群的集体失落。
工业文明带来的是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北方民族丛林文化被时代的车轮撞了个措手不及，狼狈尽显。
城市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驯化，大到收缴猎枪，小到勒令戒酒，顾桃用影像记录着这一切细节，温柔地、真诚地、冷酷地。
就像候鸟南飞、就像万河归海，谁都无法阻挡它们离开，却可以记住它们曾经来过。
顾桃说：“我确信即使是以我这样最平静地记录这些最日常的生活，对于未来都将会是一个探究曾经的民族在历史当下的细节的依据。”
如出发，必到达，顾桃已经在路上了。
2. 顾桃《犴达罕》 电影带来的世界10 2022-06-29
《犴达罕》是由 顾桃 执导的纪录电影，于2013年在中国首映，片长100分钟。影片的英文名为《The Last Moose of Ao Lu Gu Ya》（敖鲁古雅最后的犴）。犴的学名是驼鹿，犴达罕是其蒙语读音（拼音hān dá hǎn）。犴达罕是大兴安岭森林里体态最大的动物，它威武，敏感，拥有尊严。由于近年来生态被破坏、偷猎者的增多，犴达罕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然而这不是一部关于犴的影片。
具有犴一样孤独气质的鄂温克猎人维加，在禁猎后显得失落悲伤，他经常酒后用诗和画怀念逝去的狩猎时代。春天来了，维加和伙伴进入原始森林，寻找犴达罕的足迹。城市里教书的夏老师爱慕维加的才华，维加的生活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了山林……
影片用记录的方式塑造了当代鄂温克族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维加，试图借此展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生存状态。
开场是维加自白，为后面的内容做了铺垫，告诉你，这个开场自称刚刚从巴黎回来的，说话大舌头的酒鬼，能把驯鹿画的那么好，能把诗歌写的那么好。
全片分为三段，森林生活，城市生活，回归生活。
第一段，森林生活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渐式微的民族。鄂温克的民族符号是狩猎生活和语言，他们没有文字。其实维加的母亲也说着流利的汉语，维加亲吻的老人却在告诫他，不能忘记自己出生地的语言。老人和维加典型的北方民族面庞和眼睛，在历史书中曾经出现过，那就是彪悍的成吉思汗。
狩猎生活的消失，就是从游猎变成了定居。片中有一段镜头，定居点新的现代生活，竟然是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干过的踢足球。维加喝多了，摇晃着说，我也要加入你们。镜头一转，他茫然消失在人群之外。
对于维加这群从事了二十几年狩猎生活的人来说，中年改行实属不易。就连从山上被赶到定居点的驯鹿也不适应，死了大片后又不得已转移回林子。虽然定居点的居住条件不比内地任何普通的镇子差，有政府建的两层别墅，但仍令大多数维加一样的中年男人痛苦。精神已死，于是酗酒。
第二段，维加的人生有了转机。为了给维加找个媳妇，管住他喝酒，维加的妈妈登了征婚广告。南方姑娘夏老师爱慕维加的才华，于是维加离开了森林，在城市文明里，他收获了爱情。但他们感情的初衷“戒酒”，最后还是伤害了他们。导演用电影般的镜头敏锐的捕捉到了维加的外在变化，从森林生活中的朋克长发，变成了现代商业艺术家的光头，衣服也从刚来海南时的邋里邋遢，变成了干净利索。
可维加学习英语，以及脸上的眼镜都很别扭。城市里的女人提醒他，不要被毛毛虫咬到。显然她们不知道，在森林里长大的维加们如何猎杀一只黑熊。维加的女友对其关怀备至，在等公交的时候，还给他扇扇子。
在海南岛最后的镜头是，维加一个人看海上日落，有说不出的寂寞。他说他从来不关心海南的城市，他更关注这里的少数民族生活。
第三段，女友将维加送进精神病院戒酒无效后，他和女友分手，回到了故乡，继续原来的生活。在森林的小屋中慢慢的起床，头发比在海南的时候长了，但长短正好。说话也不是含糊的酒鬼式的了，在林间吟诵完一首自己新写的诗后，嘎然而止。在结尾处，还不忘再次呼吁保护民族文化，深深表达了大兴安岭鄂温克族前途命运的彷徨和未知。
鄂温克女画家柳芭的妈妈叫芭拉杰依，姥姥叫妞拉，是鄂温克最后的萨满。柳芭姐弟三人，依次为柳芭，妹妹柳霞，弟弟维加。柳芭的女儿叫瑶娜，柳霞的儿子叫雨果。
在纪录片《神鹿啊神鹿》和《神鹿的女儿》中，柳芭是主角，妈妈芭拉杰依，柳芭丈夫和女儿瑶娜也有出镜。
维加和姐姐柳芭一样，喜爱绘画，是个画家。同时他还是个诗人，收录一首：
“我从弓与箭的文化环球
来到了原子弹的时代
他们把我抛出去
我们的文化 正在消失
语言和制度 也在消失
还有四个猎民青年 被带上了法庭
这是对狩猎文化
末日的审判
审判吧”——维加
学美术出身的顾桃因为偶然翻起父亲顾德清曾经拍摄的关于大兴安岭与鄂温克族人的照片，而萌生了纪录鄂温克族人的念头，便一个人带着摄影机去了大兴安岭。他和大兴安岭上的这个狩猎民族朝夕相处，将这个族群的失落与梦想一一摄进自己的镜头。从2007年开始，他用超过500小时的素材剪出了三部自成一体的人类学纪录片集《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 雨果的假期 》和《犴达罕》，即所谓“鄂温克三部曲”。其中，《犴达罕》光拍摄就花去了四年的时间。
《 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2006年）的主角是柳霞，时长85分钟，但暂时看不到原片，只看了一个20分钟的简介。
《 雨果的假期 》（2010年）的主角是雨果和他的妈妈柳霞，时长48分钟，是个短片。
《犴达罕》（2013年）的主角是维加，时长100分钟。
也就是说，在柳芭去世之后，顾桃用了7年的时间，以她的家人为视角，继续追踪鄂温克民族的现状。当然免不了要触碰那些，过去与未来，失落与梦想。
（21世纪经济报道、时光网评）“鄂温克三部曲”是顾桃写给敖鲁古雅的挽歌，《犴达罕》是三部曲中最让人心酸的一部。该片相较于新闻报道般的深入与思辨，则显得粗犷自由、充满山林般的随性与浪漫。如果将顾桃的片子看作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纪录片，似乎也并不恰当。顾桃的片子记录的则是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个体人物，捡拾的是少数族裔的琐碎生活和只言片语，但透过这些吉光片羽，拼凑出的却是一个古老的狩猎民族的神性与诗意。顾桃知道自己并没有逆转潮流的本事，他只是端起摄像机，为一种文化拍出自己的注脚。
2014 《犴达罕》51届台湾金马影展纪录片提名
2014 《犴达罕》法国第33届让鲁什国际民族志电影节纳努克大奖
2014 《犴达罕》第3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审团奖
2014 《犴达罕》第43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Spectrum单元
2013 《犴达罕》第二届凤凰视频纪录片最佳长片奖
2013 《犴达罕》第十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年度十佳纪录片
顾桃，满族，独立纪录片导演，1970年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1991年-1995年在 内蒙古艺术学院 绘画系(油画专业)学习，2000年-2002年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修习摄影，2004年开始纪录片创作。现工作生活在北京宋庄。
2004年开始《敖鲁古雅的养鹿人》，《敖鲁古雅，敖鲁古雅》
2005年开始《我的身体你做主》
2007年开始《神翳》
2008年开始《托扎敏，托扎敏。。。》
2008年开始《雨果的假期》
2009年开始《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2010年开始《乌鲁布铁、乌鲁布铁》
2011年《乌珠穆沁的萨满》
2011年《樱花の颜色》
2012年《糠野目の阳光》
2012年《犴达罕》
参加展览获奖:
2013哥本哈根国际电影节
2012入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2012亚洲电视最佳纪录奖（新加坡）
2011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
2011年中国纪录片学会年度十佳第一名
2010第四届新卡里多尼亚（法国）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10十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自然类金奖
2009东京中国独立电影周
2008第五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
2008纽约莱克基金会第四届REEL CHINA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
2007新加坡国际电视节一等奖
2007第四届中国独立电影周
中国北部的大兴安岭，有一支极为少数的民族——使鹿鄂温克。三百年前，他们来自更北方的西伯利亚。他们世代以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拥有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居住的部落，位于呼伦贝尔市根河市最北部的 额尔古纳河河 畔，根河市西郊，是 鄂温克族 最远也是最神秘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地方。
2003年，他们被迁出了大山，搬进了政府所建的定居点。禁猎也随之来临，失去森林和猎枪的鄂温克人深感寂寞。部分族人回到山上，重新开始了传统的生活。
失去丈夫的柳霞用酒精麻醉自己，因为除了天上的太阳，驯鹿和它遥远的儿子，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再属于她，弟弟维佳是个迷失了方向的艺术酒鬼。何协用口琴表达他的伤悲，酋长玛丽娅·索漠然地看着变化着的时代。何协是酋长的儿子。作家迟子建创作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时，所拜访的那位鄂温克人最后的酋长，就是玛丽娅·索。
时光悄悄流逝，鹿铃声也渐渐远去……那片曾经熟悉的森林还会属于他们吗？
雨果的母亲柳霞，在雨果很小的时候失去了丈夫，因为酗酒，无力抚养孩子，在社会的资助下将雨果送到了无锡免费接受教育。柳霞终日苦闷，驯鹿和酒成了她思念孩子的寄托。
在一个冬天的假期，雨果回到了家乡——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定居点。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初离家的那个孩子，而是一个13岁的少年了，面对酗酒的妈妈，诗意的舅舅，纯净的族人，熟悉又陌生的森林，在城市里长大的雨果有些不知所措……
《犴达罕》是2015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之专题展“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的参展作品，并荣获第一届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藏奖的金奖。下面是这次活动中记者与导演顾桃的对话。
记者问：孙曾田导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拍摄了《神鹿啊，神鹿》，讲述了维加的姐姐——柳芭的故事，那部片子对您有没有影响？
顾桃答：其实我现在很少看片子，每个人有不同的本能和直觉，会让你做出一个反应。看了很多经典的片子，读了很多名著，可能反倒会限制你获取信息的角度和能力。可能是因为我学了美术，我一直有一个比较自由、本能的视角。的确，柳芭那时在东北和北京是很有名的。维加说过一句话：“我大姐的命运像一个痛苦的钟摆，我的命运会像我姐姐。”当时我就很有触动，有一种很强的宿命感。
问：维加在片中的表达很自然，比如在撮罗子里的灯光下说话，在草坪上转过身来和拍摄者说话，您与被拍摄对象交心的感觉非常好，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我没有学过人类学，也不了解民族学，但是我想人都是相通的，对人类的表达离不开生命、人性和爱。任何的艺术形式，无论美术、音乐、雕塑、文学等等，讲的都是这些共通的东西。所以我在片子里的表达也是如此，对生活保持一些敏感。生活大于艺术，越是生活里的东西，越能打动人。
问：片子里对维加和他家人的记录都很深入，他们怎么看这部片子？
答：维加的妈妈对我一直有怀疑，她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人，比如她会说：“你拍的都是些酒鬼，多难看啊！”我就说，看我片子的人可不认为他们是酒鬼啊，会认为人没有了生活目标之后总需要找另外一些东西来替代它，来平衡生活。
维加选择了酒来平衡他的生活，大家看到的多半是一种文明的失落。
维加说我拍得很真实，他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来评价的。上次我让人把我的一本书带给他，忐忑地等待他的反馈，后来他就跑到一个有信号的山头给我打电话，说：“我看了你的书，你能不能再给我两本，我想送人。你写得挺真实的，挺好。”我听了他的评价后就放心了。
问：维加去海南三亚，后又回到大兴安岭，他有没有变化？
答：维加在海南三亚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很难受。夏老师是很善良的人，对他有一种拯救的态度，认为维加是个很好的艺术家，是酗酒损害了他。但酒也给了维加灵感，他和森林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把维加放到三亚那么炎热的地方其实并不合适。我曾在回来的火车上写了一句话：“森林里最后的一头犴达罕困在热带雨林，无力咆哮，只有哀嚎。”但这对他而言，也是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维加在异乡也的确画了一些画。但是从绘画的角度看，他在森林里的画，关于松树、雪等等，是自由的、酣畅淋漓的。到三亚之后的画，虽然主题相同，但是树有点像椰子树了，装饰的味道变浓了。离开自己生存的土壤，还是多少会被改变的。
问：您塑造了一组鄂温克族群像。后来卢晟导演的《这里那里》，里面也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鄂温克的故事，您是否认为鄂温克的形象在扩散？
答：应该是吧，但我觉得这还是很小众的。就观众人数来说，一场放映可能也就十几个人，最多三十个人。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策展人论坛，有个电影博物馆的负责人说了句话：“看独立电影的即使只有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复数。”这句话给了我鼓舞。纪录片的功能就是在提出问题，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也没有合适的方法。现在有太多人去鄂温克地区拍摄了，我倒觉得并不是受了我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对生态移民的关注。但有些拍摄者很快地访问，很快地拍摄，大多是走马观花。
2014年2月23日下午，顾桃导演作品《犴达罕》完成了山东省内的首次放映。在其后的观众见面会上，顾桃导演回答了几个观众的问题。事后被记录者整理成文，题为《顾桃导演谈纪录片——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也是一个局部的真实》。这里收录几段。
观众A问：您能为我们讲述一下拍摄敖鲁古雅纪录片三部曲的创作起源吗？
顾桃答：我2005年开始拍摄纪录片，选择了离我的老家鄂伦春五百公里外的鄂温克做为拍摄对象，是因为受到父亲顾德清的影响，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用相机和文字记录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他的勇气和坚持始终激励着我。我在六年之内完成了鄂温克族的敖鲁古雅的两个片子；《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在这期间拍摄的维加的素材也很多，我感觉他像森林里最后的一头孤独的犴达罕，拥有力量，更拥有悲伤。两年前，维加有了爱，在三亚的夏老师把维加从北纬52°带到了北纬18°的海南岛，维加离开了森林，我赶到三亚给他送绘画的资料和看他时在博客上写了一句感受：森林里最后一头犴困惑在热带雨林，无力咆哮，只有哀嚎……。我也看到维加穿着有椰子树、花了呼哨的海岛服，在沙滩上嗮太阳，总感觉这不属于他，但我无权干扰他的幸福或不幸，只有等待他自己的选择未来的生活。这是我敖鲁古雅第三部片子。
观众B问：这部纪录片中维加的一些表现是否有跟您想法相同的地方？
顾桃答：做纪录片的时候每个人所做的群体或者是一个个体，多多少少都会与这个作者有关系，才有触动，才有态度，才能坚持的去记录。如果是像去做一个工作，为什么说有时工作不愿意去做，或者做不好，是因为这份工作与你没有关系，你只是在工作或者在等待假期和发薪水的日子。所以你所有的热情都会耗尽。这个也是我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想说的，一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去为生存而去生存，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会你会发现自己会拥有的更多，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变得更踏实。
观众C问：在您作为纪录片导演的立场上，您是怎样看待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当下泛达尔文主义的矛盾的？
顾桃答：我从小是在森林中长大，我不是在鄂温克而是在鄂伦春，我家的周围全是森林，全是山，全是河。有鄂伦春族，有鄂温克族，也有蒙古族，还有满族。从小我的感受就是在森林里都是有神灵庇护的，从小到大，后来到了城市，就感觉这个神灵离我们越来越远，尤其像狩猎的民族，鄂温克族还有鄂伦春族在失去猎枪之后，他们就算是失去了那种生活的方式，这部片子仅仅是观察记录，关于这个民族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学者说过：民族现象不是与生俱来，也就不会永世长存。
观众D问：您在完成这样一部跨越7年的这样一部作品，支撑您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顾桃答：动力来于生活本身，如果你选择的这一职业他真的融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就可能变得容易了，变得轻松了。其实不管你选择做纪录片也好，做电影也好或者其他的工作像卖保险，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把你的职业变得与你的生活有关联，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观众E问：您这个团队去完成《犴达罕》这样一部作品的受益是什么样的渠道？
顾桃答：我在做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去的，没有团队。我当时只是一个摄影师，关于受益的问题，其实当时也没想到要有什么受益。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受益和期望得到回报的态度，我们才能坚持这么多年去做。但现在的条件是越来越好了，尤其年轻人有很多一些基金会支持，也可以跟电视台合作，在拍片时能有一些基本的费用。
观众F问：在影片开头，我们看到画面有些晃动，对于纪录片的初学者在拍摄的时候对于如何取景，如何避免画面的晃动给一些好的建议？
顾桃答：关于晃动的问题有些时候是因为没办法，因为你都把三脚架支好了之后再去拍，我觉得这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用到的，但是在生活里，很多运动、突发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一点都不介意这部片子虚也好，实也好或者是镜头晃动也好这些都不重要，就看你要拍什么东西。就像美国911事件，它就是用手机拍的，在全世界播放。
观众G问：您能聊一下您这部片子在剪辑方面的问题吗？
顾桃答：片子是剪出来的，不是拍出来的。你得为你的片子做一个结构上的梳理，这个我觉得叫导演意识。就是在后期去剪辑这部片子的时候要想这个片子要拥有怎样一个架构，要表达哪一方面，去忽略哪一方面，就是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也是一个局部的真实。你拍了200分钟最后只留下90分钟，有很多素材会不在这部片子里，就看你想突出表达主人公的哪些方面。
观众H问：《犴达罕》这部影片对我触动很深，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我们的生命面对与影片中展现的过程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再一个压制的环境里面，但是又很想展现自己的时候，应该怎样坚持下去？影片里的主人公现在又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顾桃答：其实，所有的生活都在继续。不管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人最大的能力不是奋斗，不是努力，不是强势的去获得。其实我认为每个人最大的能力是承受。承受就是一种接受。我的态度就像影片最后维加把那块木头扔下的时候，这部片子就是结束了。就等于什么都结束了。他们目前还是在这样的生活，生活似乎也好起来了，好起来是指的因为有很多媒体去关注，比我们宣传的力度大，他们那个地方现在慢慢变成旅游的地方了。维加现在也继续回到山上了，继续喝酒，继续写诗，继续画画，画完了他会烧掉，说不定有一天他画的画还会送给你。
这是台湾作家席慕容写给维加的留言，从中可见对他的关心和期待。席慕容是蒙古族人，她曾写下情深意长的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巧合的是，这首歌的部分旋律出现在电影《犴达罕》中，是维加的一个同族伙伴唱的。可能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曲作者在谱曲时，运用了他们同为北方民族的民间音乐元素。也可能是，维加同伴唱的就是这首歌，但节奏有点快，音也不太准。前者可能性大。
网上有消息说，2017年4月，维加终于结婚成家了。还发了结婚照，不太清楚，但应该是真的。祝福他！
3.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熊崇拜
混沌初开时，人类还未走出森林。一天有一个猎人在山中打猎，突然被一只母熊抓住了。母熊把他带进山洞，强逼猎人与它成婚。猎人被逼无奈，便在山洞里和母熊共同生活了几年，直到他们生了一只小熊。后来猎人乘机从山洞中逃了出来。母熊发现猎人逃走了，便抱着小熊去追赶猎人。追到江边的时候，发现猎人乘木排跑了。母熊为此十分气恼，就把小熊当场撕成两半，一半抛向猎人，一半留在身边。留在身边的成了后来的熊；抛向猎人的就是后来的鄂温克人。鄂温克猎民把熊作为了自己的图腾，甚至认为熊是自己的祖先，他们是熊的远亲。
历史上，把动物作为图腾的人很多。如伏羲氏、女娲都是兽身人首、黄帝本身也是熊。那么鄂温克猎民崇拜熊有什么表现呢？简单地说鄂温克猎民虽说以狩猎为生，在古时却不猎熊，随着社会的发展，图腾观念的淡薄，生产工具的先进，才打破了不猎熊的禁忌。但在猎熊、吃肉、葬熊的过程中直到现在仍不同程度地保存着禁忌和崇拜的残余。鄂温克猎民打死熊后，直到吃肉之前任何人都绝对不能说熊是我们打死的，要说熊睡觉了。在剥熊皮时，必须首先割掉睾丸，把它挂在树上，然后动手剥皮。认为这样熊见人才老实。剥皮时绝不能割断动脉，而必须把血挤进心脏里去。熊的脖子也不可随便切断，而先把小肠取出绕熊头三周后才可切断。剥皮用的刀子不能叫刀子，而叫刻尔根基（什么也切不断的钝刀之意）打熊的枪不叫枪而叫呼翁基（打不死任何动物的工具--吹火器）。吃熊肉也有一套仪式和禁忌：开餐前，年岁最大的长者坐在撮罗子的东北角的神位上，其余的人都依次围着篝火坐成一圈。长者先把熬好的熊油用小羹匙舀满倒进火里祭火神。油滋啦一冒火苗，大家喊：火笑了，火笑了。再齐声学乌鸦的叫声--嘎嘎。长者说：是乌鸦吃你的肉，不是鄂温克猎民吃你的肉，说完把熊油分给每人一份，大家喝了以后才开始吃肉。熊的心、大脑（头）、食道、眼睛、肺、肝等都不能吃，因为这些都是风葬的东西。按照习惯，凡是猎到熊，必须由乌力楞的全体成员共同吃熊肉，一次吃不完，再吃第二次，直到吃完为止。风葬仪式：吃完熊肉或剥完皮后，把熊的心、大脑（头）、食道、眼睛、肺、肝和掌以及右上肋骨二根、右下肋骨三根、左上肋骨三根、左下肋骨二根，用桦树皮捆好，再用柳条捆六道。头向东，安葬在事先架好的两棵落叶松树中间的横梁上，实行风葬。参加的人都要假哭致衰，给熊敬烟，与老人的葬礼仪式相似。另外，还要在两棵松树阳面，刮开树皮做成一个平面，横刮12道小沟，在沟里涂上各种颜色，并且在第6道沟的两端，把熊的双眼嵌在树上。然后在上风处点燃火堆，用烟薰熊的尸首除污。对于害死人的熊，并不举行风葬，只剥下皮子留用外，其余的东西都扔掉。
4. 敖鲁古雅“中国最后的女酋长”去世，这位女酋长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
这位女酋长有着非常令人敬佩的传奇人生，她不仅通过狩猎，管理部族成为酋长，而且她还成为驯鹿文化传承者。
这位老人叫作玛利亚·索，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酋长，他们生长在部落依靠狩猎和饲养驯鹿为生。她年小时父亲也是以为酋长，可能是在父亲影响下，所以她有着超强狩猎能力。后来嫁人了，她更加是帮助丈夫一把好手，在丈夫去世后也都凭借一身本领获得族人尊重，树立起了自己威信，成为了部落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