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小故事大道理，急求。
1.碎罐
过去，有一个人提着一个非常精美的罐子赶路，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啪”的一声，罐子摔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顿时成了碎片。路人见了，唏嘘不已，都为这么精美的罐子成了碎片而惋惜。可是那个摔破罐子的人，却像没这么回事一样，头也不扭一下，看都不看那罐子一眼，照旧赶他的路。
这时过路的人都很吃惊，为什么此人如此洒脱，多么精美的罐子啊，摔碎了多么可惜呀！甚至有人还怀疑此人的神经是否正常。
事后，有人问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
这人说：“已经摔碎了的罐子，何必再去留恋呢？”
大道理：洒脱是一种摆脱了失去和痛苦的超级享受。失去了就是失去了，何必还要空留恋呢？如果留恋有用，还要继续努力干什么？
2.路上的石头
国王费迪南决定从他的十位王子中选一位做继承人。他私下吩咐一位大臣在一条两旁临水的大道上放置了一块“巨石”，任何人想要通过这条路，都得面临这块“巨石”，要么把它推开，要么爬过去，要么绕过去。然后，国王吩咐王子先后通过那条大路，分别把一封密信尽快送到一位大臣手里。王子们很快完成了任务。费迪南开始询问王子们：“你们是怎么把信送到的？”
一个说：“我是爬过那块巨石的。”
一个说：“我是划船过去的。”
也有的说：“我是从水里游过去的。”
只有小王子说：“我是从大路上跑过去的。”
“难道巨石没有拦你的路？”费迪南问。
“我用手使劲一推，它就滚到河里去了。”
“这么大的石头，你怎么想用手去推呢？”
“我不过试了试，”小王子说，“谁知我一推，它就动了。”
原来，那块“巨石”是费迪南和大臣用很轻的材料仿造的。自然，这位善于尝试的王子继承了王位。
大道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某一个人，自己一点儿也不动脑筋，只是相信别人那太危险了。自己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
3.一面镜子
一个年轻人正值人生巅峰时却被查出患了白血病，无边无际的绝望一下子笼罩了他的心，他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拒绝接受任何治疗。
一个深秋的午后，他从医院里逃出来，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忽然，一阵略带嘶哑又异常豪迈的乐曲吸引了他。不远处，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正把弄着一件磨得发亮的乐器，向着寥落的人流动情地弹奏着。还有一点引人注目的是，盲人的怀中挂着一面镜子！
年轻人好奇地上前，趁盲人一曲弹奏完毕时问道：“对不起，打扰了，请问这镜子是你的吗？”
“是的，我的乐器和镜子是我的两件宝贝！音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常常靠这个自娱自乐，可以感到生活是多么的美好……”
“可这面镜子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他迫不及待地问。
盲人微微一笑，说：“我希望有一天出现奇迹，并且也相信有朝一日我能用这面镜子看见自己的脸，因此不管到哪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带着它。”
白血病患者的心一下子被震撼了：一个盲人尚且如此热爱生活，而我……他突然彻悟了，又坦然地回到医院接受治疗，尽管每次化疗他都会感受到死去活来的痛楚，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逃跑过。
他坚强地忍受痛苦的治疗，终于出现了奇迹，他恢复了健康。从此，他也拥有了人生弥足珍贵的两件宝贝：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屹立不倒的信念。
大道理：想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和命运的人，一定要有乐观和坚强的品质，因为乐观和坚强是掌管人生航向的舵手，是把握命运之船的动力桨。
4.跳槽
A对B说：“我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恨这个公司！”
B建议道：“我举双手赞成你报复这破公司，一定要给它点颜色看看。不过你现在离开，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A问：“为什么？”
B说：“如果你现在走，公司的损失并不大。你应该趁着在公司的机会，拼命去为自己拉一些客户，成为公司独当一面的人物，然后带着这些客户突然离开公司，公司才会受到重大损失，非常被动。”
A觉得B说的非常在理，于是努力工作。事遂所愿，半年多的努力工作后，他有了许多忠实的客户。
再见面时B问A：“现在是时机了，要赶快行动哦！”
A淡然笑道：“老总跟我长谈过，准备升我做总经理助理，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其实这也正是B的初衷。一个人的工作，永远只是为自己的简历。只有付出大于得到，让老板真正看到你的能力大于位置，才会给你更多的机会替他创造更多利润。
大道理：不要一味地埋怨环境带给人的诸多不便，其实环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谁处于那个位置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聪明的人会努力去改造罢了。
5.三个最优秀的老师
1960年，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
新学期开始时，罗森塔尔博士让校长把三位教师叫进办公室，对他们说：“根据你们过去的教学表现，你们是本校最优秀的老师。因此，我们特意挑选了100名全校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三个班让你们执教。这些学生的智商比其他孩子都高，希望你们能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三位老师都高兴地表示一定尽力。
校长又叮嘱他们，对待这些孩子，要像平常一样，不要让孩子或孩子的家长知道他们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老师们都答应了。
一年之后，这三个班的学生成绩果然排在整个学区的前列。
这时，校长告诉了老师真相：这些学生并不是刻意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随机抽调的最普通的学生。
老师们没想到会是这样，都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确实高。
这时校长又告诉他们另一个真相，那就是，他们也不是被特意挑选出的全校最优秀的教师，也不过是随机抽调的普通老师罢了。
大道理：世上本没有什么天才，所谓的天才就是靠自己的努力，发掘出自身内在的潜力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些非天才们只不过是让自己的潜力继续隐藏罢了。
6.父子骑驴
父子俩牵着驴进城，半路上有人笑他们：真笨，有驴子不骑！
父亲便叫儿子骑上驴，走了不久，又有人说：真是不孝的儿子，竟然让自己的父亲走着！
父亲赶快叫儿子下来，自己骑到驴背上，又有人说：真是狠心的父亲，不怕把孩子累死！
父亲连忙叫儿子也骑上驴背。谁知又有人说：两个人骑在驴背上，不怕把那瘦驴压死？
父子俩赶快溜下驴背，把驴子四只脚绑起来，用棍子扛着。经过一座桥时，驴子因为不舒服，挣扎了下来，结果掉到河里淹死了！
大道理：一个人要有主见，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才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不要活在别人的舆论中，要靠自己的脚走路，自己的脑袋思考。
7.鲨鱼的大小
有一次和朋友去海洋馆。
有个旅客问管理员说：“这只鲨鱼会长多大？”
管理员指着水族箱说：“要看你的水族箱多大。”
旅客又问：“会跟水族箱一样大吗？”
管理员仔细地说：“如果在水族箱，鲨鱼只能局限在几公尺的大小，如果在海洋，就会大到一口吞下一只狮子。”
大道理：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环境能限制人的思想，人也可以限制自己的思想。不要给自己加框，无法改变环境时，就从改变自己开始。
8.移山大法
有一个大师，一直潜心苦练，几十年练就了一身“移山大法”。
有人虔诚地请教：“大师用何神力，才得以移山？我如何才能练出如此神功呢？”
大师笑道：“练此神功也很简单，只要掌握一点：山不过来，我就过去。”
现实世界中有太多的事情就像“大山”一样，是你无法改变的，或者至少是暂时无法改变的。
大道理：如果事情无法改变，你就改变自己。只有改变自己，才会最终改变别人；只有改变自己，才可以最终改变属于自己的世界。山，如果不过来，那你就自己过去吧！
9.两个书法家
在清代乾隆年间，有两个书法家。一个极认真地模仿古人，讲究每一画都要酷似某某，如某一横要像苏东坡的，某一捺要像米芾的。自然，一旦练到了这一步，他便颇为得意。
另一个则正好相反，不仅苦苦地练，还要求每一笔每一画都不同于古人，讲究自然，直到练到了这一步，才觉得心里踏实。
有一天，第一个书法家嘲讽第二个书法家，说：“请问仁兄，您的字哪一笔是古人的呢？”
后一个并不生气，而是笑眯眯地反问了一句：“也请问仁兄，您的字究竟哪一笔是您自己的呢？”
第一个听了，顿时张口结舌。
大道理：人要从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不要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一味地模仿别人，那样只会迷失自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把握不了了。
10.卑微的伟人
一位父亲带着儿子去参观梵高故居，在看过那张小木床及裂了口的皮鞋之后，儿子问父亲：“梵高不是一位百万富翁吗？”父亲回答：“梵高是位连妻子都没娶上的穷人。”
又过了一年，父亲又带儿子去了丹麦，到安徒生的故居去参观，儿子又困惑地问：“爸爸，安徒生不是生活在皇宫里吗？怎么他生前会在这栋阁楼里？”父亲回答：“安徒生是位鞋匠的儿子，他就生活在这里。”
这位父亲是一个水手，他每年往来于大西洋的各个港口，他儿子叫伊东布拉格，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普利策奖的黑人记者。
二十年后，伊东布拉格在回忆童年时说：“那时我们家除了很穷以外，还是黑人，父母都靠卖苦力为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样地位卑微的黑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是父亲让我认识了梵高和安徒生，也是父亲让我认识到了黑人并不卑微，这两个人的经历让我知道，上帝没有轻看黑人。”
大道理：富有者并不一定伟大，贫穷者也并不一定卑微。上帝是公平的，他把机会撒到每个人的面前，卑微者同样拥有机会。自卑是心灵的钉子，若不拔去，它就总是折磨人。
11.应聘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麦当劳总公司看好中国台湾市场。他们在正式进军台湾市场前，需要在当地培训一批高级干部，于是进行公开的招考选择。由于要求的标准很高，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没有通过。
经过一再筛选，一位名叫韩定国的年轻人脱颖而出。最后一轮面试前，麦当劳的总裁和韩定国谈了三次，并且问了他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假如我们要你先去洗厕所，你愿意吗？”
还未等他开口，一旁的韩太太便随意答道：“我们家的厕所一直都是他洗的。”
总裁十分高兴，免去了最后的面试，当场决定录用韩定国。
后来韩定国才知道，麦当劳训练员工的第一堂课就是从洗厕所开始的，因为服务业的基本理论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只有先从卑微的工作开始做起，才有可能了解“以家为尊”的道理。韩定国后来之所以能成为知名的企业家，就是因为一开始就能从卑微的小事做起，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
大道理：不要轻视每一件小事，因为每一件大事都是由一件件的小事构成的。只有用积极的态度干好每一件小事，才有可能做大事。
12.善待对手
动物园最近从国外引进了一只极其凶悍的美洲豹供人观赏。为了更好地招待这位远方来的贵客，动物园的管理员们每天为它准备了精美的饭食，并且特意开辟了一个不小的场地供它活动和游玩。然而它始终闷闷不乐，整天无精打采。
也许是刚到异乡，有点想家吧？谁知过了两个多月，美洲豹还是老样子，甚至连饭菜都不想吃了。
眼看着它就要不行了，园长惊慌了，连忙请来兽医多方诊治，检查结果又无甚大病。万般无奈之下，有人提议，不如在草地上放几只美洲虎，或许有些希望。
原来人们无意间发现，每当有虎经过时，美洲豹总会站起来怒目相向，严阵以待。
果不其然，栖息之所有了美洲虎的加入，美洲豹立刻变得活跃警惕起来，又恢复了昔日的威风。
大道理：人生中只有有了对手，才会时刻激励我们保持旺盛的斗志，不断去挖掘自身的潜力。善待你的对手吧，因为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针强心剂；感谢你的对手吧，他会使你成为一只威风凛凛的“美洲豹”。
13.心境
苏格拉底是单身汉的时候，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尽管生活非常不便，但是，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
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连转个身都困难，有什么可乐的？”
苏格拉底说：“朋友们在一块儿，随时都可以交换思想，交流感情，这难道不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吗？”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一个个相继成家了，先后搬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苏格拉底一个人，但是他每天仍然很快活。
那人又问：“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什么好高兴的？”
“我有很多书啊！一本书就是一个老师。和这么多老师在一起，时时刻刻都可以向它们请教，这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几年后，苏格拉底也成了家，搬进了一座大楼里。这座大楼有七层，他的家在最底层。底层在这座楼里环境是最差的，上面老是往下面泼污水，丢死老鼠、破鞋子、臭袜子和杂七杂八的脏东西，那人见他还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好奇地问：“你住这样的房间，也感到高兴吗？”
“是呀！你不知道住一楼有多少妙处啊！比如，进门不用爬很高的楼梯；搬东西方便，不必花很大的劲；朋友来访容易，用不着一层楼一层楼地去叩门询问……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一丛一丛的花，种一畦一畦的菜，这些乐趣呀，数之不尽啊！”苏格拉底情不自禁地说。
过了一年，苏格拉底把一层的房间让给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家有一个偏瘫的老人，上下楼很不方便。他搬到了楼房的最高层——第七层，可是他每天仍是快快乐乐的。
那人揶揄地问：“先生，住七层楼是不是也有许多好处呀？”
苏格拉底说：“是啊，好处可真不少呢！仅举几例吧：每天上下楼，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有利于身体健康；光线好，看书写文章不伤眼睛；没有人在头顶干扰，白天黑夜都非常安静。”
后来，那人遇到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问道：“你的老师总是那么快快乐乐，可我却感到，他每次所处的环境并不那么好呀。”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是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
大道理：在工作中，平和、乐观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任何对客观环境的不满和怨天尤人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去面对工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14.长线如何变短
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
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攻击。当拼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着数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
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
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父，一着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给师父看，并请求师父帮他找出对方着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着，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
师父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条线，要他在不能擦掉这条线的情况下，设法让这条线变短。
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能让那条已经定格的线变短呢？他思来想去最后也没有什么办法，不得不再次向师父请教。
没想到师父却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比较，原来的那条线，看起来确实显得短了许多。
师父开口道：“夺得冠军的关键，不仅仅在于要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有你自己变得更强，对方就如原先的那条线一样，在相比之下变得较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大道理：如果想击败对手，就必须想办法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只有你变长了，对手才会显得短。
15.“木桶”法则
一位老国王给他的两个儿子一些长短不同的木板，让他们各做一个木桶，并向他们承诺，谁做出的木桶能够装下最多的水，谁就可以继承他的王位。
大儿子尽量把自己的木桶做大，做到桶壁最后一条挡板时没有木材了；而小儿子平均地使用了这些木板，做出了一个看上去桶壁并不很高的木桶。
老国王让两人用自己的桶去装水，结果反而是小儿子并不起眼的木桶装水最多，最终得到了王位。
大道理：好多时候，我们的发展恰恰取决于那块“短木板”，所以，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取长补短，把劣势转变为优势。
16.装满石头的篓子
一个人觉得生活很沉重，便去见哲人柏拉图，以寻求解脱之道。
柏拉图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他一个篓子让他背在肩上，并指着一条沙石路说：“你每走一步就拾一块石头放进去，看看有什么感觉。”那人开始遵照柏拉图所说的去做，柏拉图则快步走到路的另一头。
过了一会儿，那人走到了小路的尽头，柏拉图问他有什么感觉。
那人说：“感觉越来越沉重。”
“这就是你为什么感觉生活越来越沉重的原因。”柏拉图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背着一个空篓子，在人生的路上他们每走一步，都要从这个世界上拿一样东西放进去，所以就会有越走越累的感觉。”
那人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减轻这些沉重的负担吗？”
柏拉图反问他：“那么你愿意把工作、爱情、家庭还是友谊哪一样拿出来呢？”那人听后沉默不语。
柏拉图说：“既然都难以割舍，那就不要去想背负的沉重，而去想拥有的欢乐。我们每个人的篓子里装的不仅仅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还有责任和义务。当你感到沉重时，也许你应该庆幸自己不是另外一个，因为他的篓子可能比你的大多了，也沉重多了。这样一想，你的篓子里不就拥有更多的快乐了吗？”那人听后恍然大悟。
大道理：人生在世本来拥有很多的幸福和快乐，不要总是把过去的负担背在身上，放在心上。要用乐观的心态，多去想想快乐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心中自然轻松了许多。
17.压力
有一位讲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大家都认真地听着。寂静的教室里传出一个浑厚的声音：“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说着，讲师拿起一杯水。有人说二百克，也有人说三百克。“是的，它只有二百克。那么，你们可以将这杯水端在手中多久？”讲师又问。很多人都笑了：二百克而已，拿多久又会怎么样！
讲师没有笑，他接着说：“拿一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拿一个小时，可能觉得手酸；拿一天呢？一个星期呢？那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大家又笑了，不过这回是赞同的笑。
讲师继续说道：“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很轻，但是你拿得越久，就觉得越沉重。这如同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压力是否很重，时间长了就会觉得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我们必须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后再拿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拿得更久。所以，我们所承担的压力，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如此才可承担更久。”
说完，教室里一片掌声。
大道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也跟着越来越忙。接着，负担也越来越重。不妨在适当的时候放下负担，轻松一下，等调整好了状态再重新拿起。
18.华盛顿找马
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他年轻的时候有件找马的轶事。
一天，他父亲的一匹马被人偷走了。华盛顿同一位警察一起到偷马人的农场里去讨要，但那人拒不归还，一口咬定说：“这是我的马。”
华盛顿用双手遮住了马的双眼，对那个偷马人说：“要是这马真是你的，你一定知道马的哪只眼睛是瞎的？”
“右眼。”偷马人犹豫地说。
华盛顿放下蒙右眼的手，马的右眼并没有瞎。
“我记错了，马的左眼才是瞎的。”偷马人急忙辩解道。
华盛顿又放下蒙左眼的手，马的左眼也没有瞎。
“我又说错了……”偷马人还想狡辩。
“不错，你是错了。这些充分说明马不是你的。你必须把马还给华盛顿先生。”警官说。
大道理：开动脑筋，将对手引入误途，他的错误便是你的胜利。
19.竞选演说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时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他正在发表竞选演说，突然，一个破坏分子高声叫道：“垃圾！狗屎！”
很显然，这个人的意思是说：“胡说八道！”或是：“少说空话！”
但是，克林顿却报以容忍的笑，并不理会他的本意，只是安抚地说：“这位先生，我马上就要谈到你提出的脏乱问题了！”
大道理：聪明的人善于将不利化为有利。
20.马腹上的虻
林肯当政时，聘请了几位反对派的人当顾问。每当提出一个政策，反对派就提意见反对。政府官员提出要辞去这些顾问。林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人走在乡间小道上，看见一个农夫正赶着一匹马犁地。当他走上前去准备问候这个农夫的时候，突然看到在那匹马的侧腹上有一只很大的牛蝇。很明显，那只虻正在叮咬那匹马，而且把那匹马叮得很不自在，因此他就想把那只牛蝇赶走。
正当他举起手来的时候，农夫制止了他。农夫说：“请不要赶走它，朋友。您知道吗，正因为有了这只虻，这匹老马才一直不停地动着。”
大道理：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带给你烦恼和不幸的人或事情在促使着你不断地前进。
21.杰弗逊大厦
美国华盛顿广场有一座宏伟的建筑，这就是杰弗逊纪念馆大厦。这座大厦历经风雨沧桑，年久失修，表面斑驳陈旧。政府非常担心，派专家调查原因。
调查的最初结果以为侵蚀建筑物的是酸雨，但后来的研究表明，酸雨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冲洗墙壁所含的清洁剂对建筑物有强烈的腐蚀作用，而该大厦墙壁每日被冲洗的次数大大多于其他建筑，因此腐蚀就比较严重。
问题是为什么每天清洗呢？因为大厦被大量的鸟粪弄得很脏。为什么大厦有那么多鸟粪？因为大厦周围聚集了很多燕子。为什么燕子专爱聚集在这里？因为建筑物上有燕子爱吃的蜘蛛。为什么这里的蜘蛛特别多？因为墙上有蜘蛛最喜欢吃的飞虫。为什么这里的飞虫这么多？因为飞虫在这里繁殖特别快。为什么飞虫在这里繁殖特别快？因为这里的尘埃最适宜飞虫繁殖。为什么这里的尘埃最适宜飞虫繁殖？其原因并不在尘埃，而是尘埃在从窗子照射进来的强光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刺激致使飞虫繁殖加快，因而有大量的飞虫聚集在此，以超常的激情繁殖，于是给蜘蛛提供了丰盛的大餐。蜘蛛超常的聚集又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燕子流连忘返。燕子吃饱了，自然就地方便，给大厦留下了大量粪便……
因此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是：拉上窗帘。杰弗逊大厦至今完好。
大道理：有些问题并不像我们看起来的那样复杂，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
B. 《牛虻》的结局是
一、《牛虻》的结局是——刑场上，牛虻从容不迫，慷慨就义。
二、牛虻 - 1957年苏联电影
英语:The Gadfly, 根据同名小说《牛虻》改编。
19世纪30年代5奥地利军队占领下的意大利……
亚瑟是富商勃尔顿的后妻与蒙泰尼里神甫的私生子。从小遭受异母兄嫂歧视的亚瑟始终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还一厢情愿地崇敬蒙泰尼里神甫的渊博学识。
三、剧情简介：
19世纪30年代5奥地利军队占领下的意大利……
亚瑟是富商勃尔顿的后妻与蒙泰尼里神甫的私生子。从小遭受异母兄嫂歧视的亚瑟始终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还一厢情愿地崇敬蒙泰尼里神甫的渊博学识。
年轻的亚瑟和青梅竹马的女友琼玛悄悄地加入了意大利青年党，两个年轻人充满了激情，渴望并肩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战。神甫知道一切后非常不安。
亚瑟在一次忏悔中无意透露了他们的行动和战友们的名字，他和战友波拉被捕入狱。亚瑟对神甫意然出卖了自己感到震惊，在嫂嫂的挖苦下他得知蒙泰尼里甫原来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他最崇仰尊敬的人居然欺骗了他!此时赶来的琼玛也误会了亚瑟的背叛，她的话语狠狠刺伤了脆弱的亚瑟。亚瑟打碎了心爱的耶稣蒙难像，跳入大海……
13年过去了。
琼玛已成为波拉夫人，她作为意大利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邀请意大利的著名政治评论家"牛虻"，要他用辛辣的笔一针见血地讽刺教会和奥地利政府。在与牛虻的接触中，她逐渐产生出一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熟悉与信任，她开始怀疑牛虻的身份。亚瑟和牛虻似乎发生了一些联系……
牛虻在一次偷运军火的行动中不幸被捕。敌人决定迅速将他处死。前来探望的蒙泰尼里企图以父子之情劝他归降;牛虻则动情地诉说了他的悲惨经历，企图打动蒙泰尼里，要他在上帝(宗教)与儿子(革命)之间作出抉择。但他们谁也不能放弃自己信赖一生的信仰。蒙泰尼里最终在牛虻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
四、作者简介：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05.11 － 1960.07.27），爱尔兰女作家。原名艾捷尔·丽莲·布尔，是著名的英国数学家乔治·布尔的第五个女儿，出生在爱尔兰的科克市，幼年丧父，家境贫困。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1897年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出版了小说《牛虻》，这部小说在中国影响巨大。
C. 帮忙概述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详略适中,谢谢
通常，当代文学是一个空泛的学科概念，概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文学。当代文学通常以“文革”结束为界两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我这里使用的“当代文学”概念并不是一个空洞纯粹的时间概念，而是具有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即“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是“工农兵文学”或者“人民文学”。这一时期文学实践的根本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当代文学”是在与“现代文学”对立、区分中建构起来的，以超越和克服“现代文学”的“局限性”为己任。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学”，属于“人的文学”。尽管“新时期文学”和“现代文学”属于不同的时期，但却具有同样的质的规定性，都属于“人的文学”的范畴。“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的实践看作是一场失败，高举“回归五四”的旗帜。“新时期文学”实质上是重返“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新时期文学”也可以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不仅指“文革”结束后开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短暂的文学现象。“伤痕文学”实际上溢出了那个狭窄的范围，可以用来概括区别于“当代文学”的整个“新时期文学”。我之所以将“新时期文学”统称为“伤痕文学”，是因为整个“新时期文学”将“当代文学”自觉地作为自己否定和消解的对象。不论直接以文化大革命为表现对象的狭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还是“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和“个人化写作”以至“日常生活”叙事，离开了文化大革命，也就失去了理解的线索。文化大革命构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写作的传统和背景。
许多人一直在关注“当代文学”的危机。“当代文学”的危机来源于当代文化政治面临的严重问题。张颐武、陈晓明等许多人不断谈到“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学科的霸权和压抑。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却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当代文学”是在“新时期”从“现代文学”研究中分离、派生出来的，“新时期”形成了“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巨大的学科优势，使“当代文学”被贬低为“次等学科”。然而，实际上“当代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成为霸权和“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丧失话语霸权和中心地位的。他们把“当代文学”的危机、失败和崩溃的过程反而误认为是“当代文学”的发生。由于“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在“新时期”的取胜，“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学科等级与霸权发生了颠倒，“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被移用来研究和评价“当代文学”，阶级冲突被转换成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洪子诚通过知识谱系的研究指出，“当代文学”是在五十年代开始积极建构起来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代文学”的视野，是与“新时期”以“现代文学”为视点的“文学现代化”图景完全不同的另一幅图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文艺的新的历史开端，解放区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被视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当代文学”被视为是“现代文学”的更高发展阶段和对于“现代文学”局限性的克服与超越。但是，这种“当代文学”的历史建构和话语霸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的冲击下发生了危机和崩溃。“革命”进展的故事和创造一个新型的以工农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故事在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的叙述里被讲述成为“救亡压倒启蒙”和“愚昧压倒文明”甚至“封建主义复辟”的故事。正是“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在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当代文学”遭到了否定和颠覆。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地位和学科等级才发生了颠倒，并且“当代文学”被消解在“现代文学”的故事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分裂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中国新文学”在“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基础上重新得到整合，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统天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讲述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启蒙”故事里。也正是在这个“启蒙”的故事里，五四和“新时期”才被重新置于历史的起点和制高点。在“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新文学”曾经由于“当代文学”的诞生而被分裂成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然而，也正是在“当代文学”崩溃之际，反过来产生了以“启蒙”为主题和宿命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因此，按照“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话语或者说按照“现代文学”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评价标准“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必要。然而，也正是由于对于话语冲突的强烈感觉，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领军人物钱理群和陈平原的导师，王瑶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本身的压抑性质：“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样板的“重写文学史”在重申“现代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法性的同时，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了“当代文学”和“人民文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当代文学”的危机来自于“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遭遇的困境，来自于《讲话》所面临的理论挑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茅盾主编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周扬主编的“人民文艺丛书”对于“新文学”有意识地、明确地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它隐蔽地构造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等级区分。“人民文艺丛书”代表了“新中国文艺前途”，体现了对于新中国文学的想象和规划，构成了“当代文学”的雏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作为新的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的起源，被视为“当代文学”发生的重要标志。正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起源性意义一样，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被赋予了同样的起源性意义。周扬说：“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意味着“人民文学”和“工农兵文学”的诞生，并且逐步取代“人的文学”占据主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的终结和“当代文学”的诞生。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在理论上的总结和发展，我们必须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的历史发展中，特别是从三十年代以来左翼文学运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尖锐地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历史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区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结合”。在新的历史时代，工人和农民上升为历史主体，也因此成为了新的文艺的主人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将文学运动推进到了新阶段。何其芳说:“从文学本身的发展看来，毛泽东同志提倡表现工农兵正是扩大了文学的世界，绝不是缩小它的描写的范围。”长期以来，王公贵族占领着文艺舞台的中心，直到启蒙时代的市民喜剧中，资产阶级才迟迟登上舞台，而直到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工人阶级才以被歪曲的面貌进入文学的视野。因此，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中国的文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产生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形式、新的语言。解放区文艺从封建贵族的沙龙重新回到了广场，回到了大众领域，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阅读回到了广场上人民大众的集体狂欢，从印刷文化转向了口头文化，从长篇小说和抒情诗转变为朗诵诗和秧歌剧。新秧歌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新颖的。周扬把秧歌称为“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它是一种“新型的广场歌舞剧”，一种“群众的戏剧”。
赵树理的出现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赵树理的作品中，人民不再是被动麻木、喑哑无声、简单的被启蒙、被同情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真正的主人公，成为了历史实践的主体。与此同时，赵树理引人注目地创造了“板话”这样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在对赵树理的评价中，我们通常忽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思潮对赵树理的影响，实际上，当时赵树理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赵树理并不是四十年代突然出现的一位“农民作家”。在赵树理这里，“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等级隔离被打破了。赵树理的“板话”及其文学体现了一种新的“民间”传统，一种与现代民族国家新的想象关系。赵树理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变化。这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传统的重建，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且从根本上来说是新的人的重建。作为表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两个最杰出的作家，赵树理和鲁迅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风格和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与传统。鲁迅是启蒙主义视野中的农村，在他的笔下，中国的农村是像闰土一样“沉默的”，是像阿Q一样“不自觉的”。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里，中国农民才获得了主体性和主动性，才真正成为主人公。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形成了农民新的性格，尽管这种新的性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只是一种萌芽。这种变化正如当时毛泽东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所指出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只有到了赵树理和“人民文学”，作家才真正从正面深入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而柳青的《创业史》则进一步创造了社会主义新农民和中华民族的新英雄形象。梁三老汉仍然没有超越启蒙主义的文学视野，没有突破鲁迅的文学世界或者钱杏所说的“阿Q时代”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只有梁生宝这个新农民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才能真正体现《创业史》的艺术构思，建构、展开和支撑起崭新宏伟的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想象。在“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创造一直处于叙事的中心，也正是从“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即不是从孤立的人物描写，而是从小说的整个主题和构思上来说，如何评价《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个不同典型形象的创造，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实际上就是要树立一套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想象与政治认同。一九四八年冬召开的东北文代会上提出了创造“新的英雄人物”的口号，后来，“新英雄人物”这一概念变为更为明确的“无产阶级工农兵典型形象”。周扬曾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指出：“创造积极人物的典型是我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周扬在谈到描写新时代的新人物的问题时指出，作家不喜欢写劳动人民，总是喜欢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工农兵，又总是喜欢写他们的消极方面，而不写积极方面，把新社会中劳动人民写成过去时代的那种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小人物的形象。好像只有把劳动人民写成趴在地上，才有艺术性，写劳动人民站起来了，就没有艺术性，就概念化了。
五十年代《青春之歌》、《红旗谱》和《创业史》等小说经典被称为“成长小说”。这些小说主人公的成长和新的民族国家的创造的历史构成了一种完整的、高度统一的叙事。实际上，不仅林道静、朱老忠、梁生宝是“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而且拉斯蒂涅和于连也同样是在具体的典型环境中成长为“资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典型的创造无不包含了丰富的艺术幻想和充分的历史预见。周扬说:“艺术的概括有时简直是一种‘预见’。作者由现实摄取隐秘的未发展的或在胎芽中的一片断，在人们还没有觉察出来的时候，就用夸张的形式指给他们看，于是那一片断的本质就更典型，更明显了。”周扬指出，当虚无主义还没有成为俄国社会的一大潮流的时候，屠格涅夫就在《父与子》里面描写了虚无主义的典型人物。马克思也说：“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路易·菲力普王朝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在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但是，由于当代历史实践的失败和乌托邦的被妖魔化和污名化，这种艺术幻想被宣布为“反现实主义”、“公式化”、“概念化”、“虚假”和缺乏“真实性”，甚至于被宣判为“造神文学”。
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有过这样的说明：“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他认为“人在历史中成长”这种成分存在于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他在论述现实主义型的成长小说时指出，人的成长不再是他个人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这里所谈的正是新人的成长问题。所以，未来在这里所起的组织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这个未来当然不是私人传记的未来，而是历史的未来。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于是人就不能不跟着一起变化。显然，在这样的成长小说中，会尖锐地提出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自由和必然问题，首创精神问题。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因此，按照巴赫金的理论，《青春之歌》、《红旗谱》和《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经典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我们怎样理解“当代文学”强烈的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当代文学”和“人民文学”反映了一种崭新的异质的政治和文化，明显地区别于既成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或“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这种政治是“陌生的”、“不自然的”，因为它还没有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而“当代文学”或者说社会主义叙事文学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将这种政治通过“叙事”使其“自然化”、“现实化”，使其“日常生活化”。因为当时的读者确实把这些小说甚至当成了“生活的教科书”，把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和梁生宝当成了自己生活的榜样。我们忘记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正如我们通常忘记了历史的历史性一样。与将“日常生活”神话化相反，我们应该将“日常生活”本身作为一种省察的对象。其实，今天腐败的合理化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自私自利并不是一种“日常生活”和“人性”的必然，而是新自由主义创造的结果。
“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新的人性、新的伦理、新的文化和新的认同。正如《红灯记》中创造的“革命家庭”和“革命伦理”：“都说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当代文学”或者说社会主义文学体现了毛泽东对于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和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构想。因此，与其说“当代文学”是“反人性的”或“非人性的”，还不如说它不过是背离了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伦理。然而，它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无产阶级人性和阶级情谊。资产阶级的人性，既是“自然的”，同时又是“不自然的”，因为资产阶级疯狂的逐利心理并不是自古以来、自始至终就存在的什么“自然人性”或“永恒人性”，而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即所谓“第三等级”的兴起而创造出来的欲望机器。
按照余华的说法，在从“当代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崩溃了，欲望描写代替了性格描写，描写内分泌代替了描写内心。同时，欲望叙事代替了对于理想人性的追求。并不像“新时期文学”初期所宣称的那样，“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冲突，是“人性”与“非人性”、“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的冲突，而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与无产阶级远景的冲突，是不同人性之间的冲突。这种不同人性的冲突，归根到底又是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政治的冲突。那种将人性等同于“自然人性”或“动物性”的观点是庸俗的和懒惰的。并且说到底，“日常生活”，甚至即使“新写实小说”宣称的生活的“原生态”本身也是一种艺术选择和构造，所谓“原生态”的生活从来就不是原生态的。
不论在今天看来当年对于电影《武训传》和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是多么粗暴和失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试图取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艰巨努力。而且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成功，而且也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建立，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即文化合法性的重要性，政治的合法性最终依赖于文化的合法性。苏联正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最强大的时候突然崩溃的。苏联文化合法性建设的失败，导致了资本主义“不战而胜”。我们今天都意识到了在“硬道理”之外，还有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我把这本小册子题为“写在当代文学边上”，因为我在北大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北大，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汉河楚界，界限森严，无人越雷池一步。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圈内人，对当代文学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只好将这些生疏的评注和外行的意见悄悄地写在当代文学的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