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電影《傳染病》：一部9年前的新冠神預言
再回顧2011年的美國電影《傳染病》，彷彿預知了今天新冠病毒的全球挑戰。這部評分並不突出的電影，上映時並未引起轟動，單純從電影本身來看，並不成功。然而，作為中國人觀看，卻能發現其與當下新冠病毒的種種相似之處。電影中，蝙蝠傳播的病毒、人類的離奇傳染、媒體的輿論導向、政府機構的公信力、民眾的恐慌與質疑、謠言的製造與利益的傳遞、醫療物資的擠兌、疫苗研發的困境，以及自媒體大V、研究人員、醫護人員、感染者、家屬、方艙醫院、P4實驗室等場景，幾乎都能在電影中找到對應。
與其說這部電影是神預言，不如說是人類歷史的暗喻：歷史似乎從不曾教會我們任何教訓。讓我們通過電影，來尋找與現實的相似之處。
電影從病毒開始傳播的第二天開始。
Day 2
感恩節前夕，美國職業女性Beth結束了在香港和澳門的出差，身體不適，卻與前男友電話約會。她將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已經成為這場全球災難的第一個感染者。電影的疫情在節假日之前發生，類似新冠期間人口流動導致的聚集性傳染。香港的打工仔、倫敦的模特、東京的社畜也陸續發病，地點從輪渡、飛機、酒店到公交車，人群密集且封閉的公共交通工具成為病毒傳播的關鍵途徑。
公共交通、密閉環境是疫情傳播的常見途徑。從這次電影的細節中，我們可以看到病毒傳播的隨機性與不可避免性。
Day 3
自媒體人Alan發現了東京男子在公交車發病死亡的視頻所存在的新聞價值，想作為新聞線索兜售給報社，但編輯並不買賬。Alan決定自己跟進。
Day 4
第一個感染者Beth在連續吃了幾天感冒葯後發病去世。Beth的丈夫，剛送走妻子回到家，六歲的兒子也被感染發病去世，一夜之間家破人亡。
Day 5
世衛組織WHO、美國疾控中心開始關注世界各地陸續發病的疫情。WHO派出了研究員前往香港調查病毒來源，美國疾控部門則派出了專家前往疫區控制疫情。明州衛生部召開緊急會議，他們並不相信病毒的嚴重性，甚至希望能夠壓制輿論。疾控中心研究員Mears向衛生部官員普及了RO率（疾病傳染指數）的概念，並警告這是一場新型病毒引發的傳染病。這與新冠疫情初期美國政府的僥幸心理和缺乏危機意識形成對比，而疾控專家的專業態度則更加凸顯。
與新冠相似的是，美國相關部門的初步認知充滿僥幸，而專業人士則對病毒和疾病充滿敬畏。電影為我們普及了RO傳染指數的概念和計算方法，這也是預測感染人數的重要依據。
Day 7
國土安全局請疾控中心負責人喝咖啡，他們懷疑這是一場生化戰。疾控中心否定了這一看法，並要求只有最高級別的病毒實驗室BLS-4生物安全實驗室開始對病毒進行研究。同時，第一位感染者Beth去世的兒子所在的小學開始停課隔離，疾控中心對她所在公司的密切接觸者開始調查。電影中美國政府的反應速度和及時性，與新冠疫情初期形成鮮明對比，而天然抗體攜帶者或不發病的密切接觸者的存在，也展示了病毒傳染的多樣性。
與此同時，研究終於有了一點進展，病毒同時具有蝙蝠和豬的DNA。這與新冠疫情期間對病毒來源的持續研究形成呼應。
Day 8
美國官方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傳染情況，疾控中心受到媒體的質疑誠信問題和反應過度。疾控中心卻說：「寧可被質疑反應過度，也比死很多人好得多。」這段話或許讓經歷了新冠病毒的每個中國人都感同身受。同時，WHO專家前往香港調查病毒發源情況，並發現全球最初的幾位感染者都與Beth有過接觸。世衛組織和美國疾控中心同步疫情進展，WHO警告在RO平均值為2的情況下，48小時內全球會有26萬人被感染。然而，疫苗的研發卻遙遙無期。
與新冠疫情相似的是，美國最高級別的BLS-4實驗室也受到了質疑，而中國此次對病毒的研究並沒有限制，多地實驗室同步進行，讓研究進展更為高效。不幸的是，疾控中心研究員Mears也感染了病毒，來到體育館設置的臨時收治所。
這場災難已經在所難免，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反應。官方打算在封城前封鎖消息，疾控中心的負責人Cheever在封城前通知家人盡快逃出城外。封城是艱難的決定，宣告了大規模疫情大戰的正式開始。政府、民眾、官員、親屬都在未來充滿了未知。有人透露消息、有人想盡辦法逃跑、有人恐慌、有人困守。每個人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Alan作為自媒體大V，卻與葯廠串通，假裝感染，服用連翹後痊癒以賺取巨額收入。民眾開始哄搶連翹，造成巨大混亂。與新冠疫情期間的雙黃連烏龍事件驚人巧合。
封城後的城市，超市和葯店被搶，秩序混亂不堪。WHO前往香港的官員被綁架，為的是換取全村人更早的獲取治療的機會。類似的綁架案在全球各地不斷上演。
Day 21
病毒RO平均數已經高達4，死亡率25%-30%。疫苗實驗並不順利，實驗的猩猩不停死亡。城市蕭條，公共場所空無一人，宛如死城。高速封鎖，焦躁的人們排起車河。物資發放混亂不堪。物資的發放和擠兌成為秩序混亂的重要表現，與新冠疫情期間紅會的混亂形成對比。
大發災難財的Alan穿著自製的防護服走街串巷，發放自己的小廣告。收治所里，人滿為患，卻沒有護士，只有志願者。護士罷工了，在無法預知的疾病面前，他們認為健康的人不應被要求照顧病人，同時希望健康的人不要得病。疾控中心的負責人理解護士的罷工，並表示擔憂。在疫情面前，美國的解決方案並不新穎，但唯一優點或許是眾生平等。疾控中心的負責人將自己僅有的疫苗送給了疾控中心保安的孩子。
人們有序接種疫苗，城市秩序恢復如前。這場浩劫終於過去。病毒被封存在病毒實驗室的密封艙中，似乎標志著災難的結束。歷史的烙印並未消失，我們期待新冠的病毒被永久冷凍密封的那一天，意味著我們可以從這場病痛中痊癒。但新冠的歷史不應被遺忘，那些人性的美好和陰暗、成功的經驗和慘痛的教訓，都不應被忽視。
Day 1
最後，影片回到了病毒的起源。這一切都要從一隻蝙蝠說起。這個故事應該只是導演的一個猜想，真正的原因無從知曉。就像今天的新冠病毒，我們或許永遠無法知道它傳染給人的最初始原因，但這並不重要，它就是一個大自然選擇的結果。我們應該接受並反思。
㈡ 速求一份傳染病電影觀後感
最愛》這部電影最早進入我的視野還是在它的拍攝初期。那時，在媒體的報道中，它被描述為一部「講述一群艾滋病人的故事」、「敢於直面真實」的現實主義電影。它的題材讓我印象深刻：上世紀90年代，一個貧困村子的農民因集體賣血而導致半條村感染了艾滋病。在死亡和貧困面前，村民的人性逐漸展現，愚昧落後的意識讓村裡人在面對死亡時顯得丑態百出。那時候，電影的名字也不叫《最愛》，而叫《魔術外傳》。
剛看到那些報道時，我的腦海里立刻聯想起了一些西方電影里的麻風病人形象。他們由於身染惡疾，被迫居住在中世紀城市外的一些洞穴里，禁止與人接觸，飽受凄楚與流離之苦，過著生不如死的日子。看完報道後一個下意識的疑問是：在今天喧嘩而浮躁的中國電影中，容得下艾滋病人的形象么？有多少人願意去看這些呢，畢竟把它真實地表現出來，就如同撕裂了社會良知的一道血淋淋的傷疤啊？
這樣的疑問一時找不到答案，久而久之，便漸漸淡忘了。
直至《最愛》上映前夕，媒體的宣傳已經換了套策略，我一廂情願當成的「苦難」彷彿也找到了新的賣點——「一部傳奇絕戀的故事，講述身染惡疾的男女主角在絕境中從相憐、相依到相愛，直到用生命證明了愛情的尊嚴和偉大的悲傷故事。」
這種轉變往往暗示著導演需要在藝術和商業，自我表達和迎合觀眾之間作一種取捨和權衡。從結果看，在一取一舍之間，電影的主題早已四分五裂。
在我看來，《最愛》是莫名其妙的。它把背景放在了一個最富鄉土氣息的中國農村，村民們講著方言，有獨特的風俗，但就在這樣一個地方，卻有一個章子怡和一個郭富城，我說的不是商琴琴和趙得意，而就是那兩位演員本人。他們以出場，觀眾立馬感到一個是國際女星，一個是港台明星，他們渾身都是他們自己。這樣兩個人扎眼的存在把這個地方的地氣完全打亂了，那個村莊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場所，一個商業演出的舞台。而原先這個舞台是打算留給悲劇和苦難的。
《最愛》究竟是想表現疾病（一群艾滋病人的故事）還是想表現愛情（一部傳奇絕戀）？對於這個問題，你或許可以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最愛》講述的是兩個身患絕症的人的愛情故事，講述必然來臨的死亡和分別給愛情帶來的悲劇感，講述身患疾病的人同樣具有追求愛的勇氣和權利。如果導演的想法確實和這個答案相一致，倒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至少可以找到不少先例：高端一點的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低端一點的如韓劇中無數段以相愛中的一方罹患白血病去世而告終的愛情。但是這兩種例子無不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它的社會背景色彩相對淡化；二是它把全部重心集中在愛情本身之上。《最愛》從一開始的題材選擇，到導演篇幅的表現比重都顯示出它有著另外的企圖。片中的艾滋病村（盡管在最終上映的片子里只是模糊地把村民的病稱為「熱病」）並非一個上演空中樓閣般愛情的虛無縹緲所在，它是一個真實的村莊。在《孔雀》和《立春》中顧長衛那種專注於表現生活細節的特點也延續到了《最愛》中。但是，這些原本是優勢所在的地方卻加重了電影的重心失衡。很難搞懂，在一個真實的罹患艾滋病的村莊，苦難、貧困和死亡壓抑得人們喘不過氣來，在這樣一個現實被黑暗照亮的地方，一對男女的纏綿（盡管是死前的纏綿）有什麼重要，值得電影用壓倒性的時間進行表現。
彷彿是為了調和現實的苦難和愛情的歡愉之間的不相稱，顧長衛有意通過某種風格化手法去彌補。他以往的風格，有影評人稱之為「造作」，我的理解是將某種情境、表演或台詞極端化，使之完全不自然，以取得戲劇性效果。《最愛》仍舊是「造作」的，但已不完全是出於風格的考慮，商業的因素已變得很重要。拿章子怡出場時穿的那件大紅襖襖來說，確實「造作」無比，但我總覺得不如《鬥牛》中閆妮穿的那件暗紅、褪了色的棉襖來得朴實，盡管它們都是「萬黑叢中」的一點紅，在突出人物方面的目的是一樣的。如果閆妮的棉襖穿在章子怡身上，那影片的格局就會大不一樣，觀眾對片中愛情的接受方式也會很不一樣。同樣造作的還有電影中人物喜劇色彩濃厚的表演和對話方式。按照常規的理解，顧長衛使人物這樣對話和表演，是為了取得一種「笑中帶淚」的效果，或者嘗試一種喜劇中的悲劇。但鑒於片中關於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虛無的場面是那麼短暫，跟喜劇部分完全不相稱，整部電影幾乎就是一部「准」喜劇，我們幾乎可以推論出導演為了商業考慮，已經放棄了最初的表現原則。
《最愛》中最精彩的既不是它在道義方面對現實苦難的關注或者娛樂方面對死亡和愛情的調侃，不是它的故事也不是導演的風格，而是濮存昕和蔣雯麗這兩位配角演員的表演。他們再次證明了好演員從來不惜扮丑否定自己的形象，不惜犧牲自己以成全一個真實的角色。他們也再次證明了演員的價值與明星的身份之間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剛從網上看到消息說，《最愛》並不就是《魔術外傳》，而只是為了配合上映而推出的一個剪輯版，之後還有有一個兩百分鍾的導演剪輯版。但願以後看到導演剪輯版後能解答本文中的疑問，推翻其中的一些結論。aware天 貓
㈢ 如何評價電影《傳染病》
如何評價電影《傳染病》：冷靜視角下的全球挑戰與人性探索
電影《傳染病》(2011)，在當下的疫情背景下，其豆瓣評分攀升，再次引發熱議。該片以冷靜的鏡頭揭示了新型病毒在全球范圍內肆虐的驚險劇情，深入剖析了人性的光明與暗面。導演通過一系列現實主義場景，如病毒通過公共設施傳播、社區感染，以及全球衛生機構的應對策略，生動展示了病毒的威力和人類面對未知的脆弱性。短短十分鍾內，影片精準描繪了病毒的起源、傳播路徑以及其帶來的恐怖影響，特別是對大腦的潛在破壞，強調了其危險性。
影片中的情節揭示了病毒的多途徑傳播，如通過接觸病患接觸過的物品或氣溶膠，如新冠病毒的呼吸道、糞口和接觸傳播機制尚待明確。影片強調了日常防護措施的重要性，如佩戴口罩、勤洗手和保持衛生，以對抗病毒的侵襲。
在劇情中，政府官員因經濟考量對專家建議的忽視和自媒體記者的誤讀與恐慌，揭示了權力與信息的真實面貌。米爾斯博士的角色深入研究了基本傳染數值R0，值越大意味著控制疫情的難度越大。病毒的R0值在1.4-3.8之間，影片藉此探討了人類應對措施的不足。
電影中，實驗室研究揭示了病毒對免疫系統的強攻擊性，以及其作為新型病毒的特性。CIA和軍方的懷疑指向澳門賭場與生化武器，而CDC主管則否定了動物攜帶病毒的理論。米爾斯的調查揭示了潛在的病毒傳播鏈，但影片對防護措施的描繪可能不夠嚴謹，引發對真實性的質疑。
在病毒研究方面，艾麗和CDC主管研究蝙蝠和豬的基因序列，發現病毒可侵犯肺部和大腦，且變異性強，令人警醒。電影中，疫情的真實嚴重性被刻意隱瞞，私人教授試圖加速疫苗研發，暴露了人性的矛盾與希望。
從0號傳染者的追蹤到復制病毒用於疫苗研發，電影展現了追蹤源頭和科技突破的雙重挑戰。然而，私人教授分享病毒株引發了恐慌，記者對連翹的錯誤解讀加劇了公眾的混亂。電影藉此揭示了疫情下的荒誕行為和人性的貪婪。
盡管存在不合理之處，如主角老馬的血清研究，但電影對醫院場景的描繪與現實中的方艙醫院形成對比，揭示了醫療體系的局限。米爾斯的感染與她的行為轉變，諷刺了資源分配的不公和醫療體系的困境。
隨著疫情的惡化，電影預言了封城、物資短缺和社會混亂，直至WHO萊諾拉的調查與貝絲的病毒傳播，形成強烈的社會沖擊。18天後，美國大城市採取了極端措施，而疫苗分配的復雜性和風波也揭示了人性的善惡交織。
電影中，利巴韋林作為治療葯物的提及，反映出現實中的抗病毒葯物研究。然而，信息透明度的缺失和疫苗分配的爭議，都指向了疫情應對中的深層次問題。盡管疫苗研發面臨挑戰，艾麗的冒險嘗試最終帶來了希望，她成為了疫苗的象徵。
《傳染病》不僅是對疫情的反映，更寓言了社會的復雜性。它提醒我們，在這場全球危機中，醫護人員的無私奉獻與社會的矛盾和欺詐並存。電影預言與現實相呼應，贊美了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同時也對未來的防疫策略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總結：《傳染病》以驚心動魄的故事，深刻探討了病毒、人性、權力和科學在危機中的交織。它既是藝術的創作，又是對現實的一次深刻反思，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