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說說看好萊塢電影對世界有什麼影響
與以往美國編年體電影史不同，《美國電影美國文化》以好萊塢電影與美國文化現象之間的關聯為線索，一邊講解電影本身，一邊剖析電影背後所折射出的文化現象，普及了好萊塢電影的本質——藝術與工業的雙重性，雜糅進政治、經濟、文化事件，闡述了好萊塢商業電影與美國大眾文化之間的關系。這本書是羅格斯大學美國電影課程教材，還被指定為美國公共藝術教育節目《美國電影》配套讀物。它既是一本學術專著，也是一本普及讀物，無論你是專業電影人還是電影愛好者，都能從中獲得新視角和新知識，提高電影鑒賞水平。
㈡ 好萊塢電影對世界電影發展的影響
好萊塢對電影有著一套成熟的商業文化運作模式。電影在好萊塢，是一條慾望的生產和滿足的文化流水線。在多年摸打滾爬的歷練中，好萊塢掌握了一套「勾兌」大片、名片和「奧斯卡」影片的釀造秘方，就像可口可樂神秘的「7X」秘方一樣，它能使普通的碳酸水與眾不同、身價倍增，它能「化腐朽為神奇」，化平淡為「可口」和「可樂」。雖然好萊塢的這個配方是個高度機密，但裡面至少含有這樣一些基本元素：慾望、愛情、自由、正義、神話和美國夢等等，這些我們在幾乎每一部好萊塢大片里都能找到。事實上，這個神秘的配方才是好萊塢的核心競爭力，才是它作為全球「夢工廠」和「印鈔機」的最大源泉。
憑借著這樣的核心競爭力，好萊塢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現代的傳奇。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迅猛推進和電子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多元文化交融溝通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觀眾的接受心理和偏好也隨之多元化。好萊塢追求慾望和利潤的痴心腳步已經越來越追不上觀眾變心的翅膀了，他們渴望有更新穎、更奇異的視覺體驗來刷新自己的藝術期待，滿足自己高企的審美預期。他們急切地需要世界題材來踏勘和拓展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和經濟盈利能力的新邊疆。現在，這只文化大鱷開始向世界張開了大口，在世界各國開設「灌裝分廠」，開始夢想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這樣的運作策略和可口可樂、麥當勞、肯德基等跨國公司有著驚人的相似。
影視資源的枯竭和觀眾審美疲勞帶來的焦慮，是好萊塢「文化入侵」其他國家民族素材的重要原因。「慾望工廠」的生產要得以延續，最重要的就是新奇。這不僅僅指電影拍攝技巧和電影明星的不斷更新。經過一個世紀的生產，西方市場出現了原料緊缺的狀況，好萊塢曾嘗試向太空、史前和未來等幻想空間進軍，雖然也取得了類似於《星球大戰》、《魔戒》等片的巨大成功，但卡通和動漫帶來的沖擊令它如芒在背，不敢大意。於是，到異域的陌生文化中去尋找寶藏，尋找新的慾望原料，成了好萊塢的新戰略。他們把目光瞄向了東方，盯住了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
好萊塢來了，留給我們最大的懸念就是：這些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題材會被美國人演繹成什麼樣子？他們將會「戲說」還是「正說」我們的歷史和文化記憶？
其實，慾望也好，想像也好，說到底好萊塢是一個文化工廠，他們挖掘新題材的沖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利潤的追求和攫取，是為了分食世界電影市場的大蛋糕，並不是在從事文化保護計劃，他們是好萊塢，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們將會用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文化標准來打量和改造傳統的民族題材，並按照他們嫻熟的商業邏輯來進行運作，推向世界。首先，他們不會「正說」，其次他們也不會「戲說」——這是中國人的文化想像，不符合他們的文化理解——但他們會「西說」，將一個東方的、中國的、民族的、傳統的文化題材處理成一個西方的、美國的、好萊塢的和後現代的電影文本。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傳統文化元素的流失和故事邏輯的更改。
以此前運作的《花木蘭》為例，動畫片《花木蘭》並不是一個充分尊重中國人印象中那個傳統「替父從軍」的民間傳說的模式和版本，而是進行了大膽的符合西方人接受心理和習慣的藝術誇張和改編，片中花木蘭成了一個典型言談舉止大膽率直、情感表露直白主動的西方女子，而全然沒有中國傳統封建社會里女子的矜持和謹慎。這樣的花木蘭是典型的西化的花木蘭，而非傳說中的花木蘭。是用自己的文化想像和演繹裝進了這個名叫「花木蘭」的瓶子里，然後大聲吆喝著，出口到中國來大賺其錢。這將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孩子們對這一中國歷史上經典的女性形象的認同和接受起到什麼樣的作用？而當好萊塢陸續對《楊家將》、《西遊記》、《孫子兵法》等一系列中國經典完成「西說」時，中國的孩子心目中的文化版圖將會是怎樣的圖景？
面對好萊塢的文化入侵，這其實才是最令人心驚和擔憂的。
與好萊塢咄咄逼人的文化擴張相比，國內影視人還沉迷在「戲說」版的宮廷戲、模式化的「警匪劇」等的製作中，被票房和效益的重負擠壓得喘不過氣來，藝術想像力蒼白無力，進取心和創造力也大大削弱。面對這些已經融入我們民族血脈深處的文化資源，我們守著金山過窮日子，與國外藝術家們對中國傳說題材的熱衷的態度相比，著實令我們的藝術家們汗顏。
此外，與國外同類的藝術作品相比，國內的歷史傳說影視作品，大多流於機械和呆板，在思想深度和創意力度方面明顯有缺失。如《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孫臏與龐涓之間的鬥智並沒有很濃的「兵法」味，倒是在其中穿插了不少香艷的愛情故事，波瀾壯闊、波譎雲詭的智勇謀略淹沒在濃厚現代味的情感糾葛中，令人失望。創作思維的落後和想像力的缺失，以及對待歷史題材的創作態度，這些應該是好萊塢搶拍中國題材影視劇帶給國內同行們的一個重要警示和啟迪。
好萊塢挖掘的雖然是中國的歷史題材，但著意的卻是未來的市場和文化傳播。明白了好萊塢的真相，我們才能把握現在，為自己贏得可能和希望。
全球化的浪潮風起雲涌，這是時代的現實圖景，但是如何讓延續了五千年燦爛輝煌的中華傳統文化推陳出新，煥發生機，如何接續傳統文化傳承的這根千年文脈，增進一個有著56個民族的大國國民的文化認同，讓中華民族向世界亮出自己獨特的民族旗幟，這將是我們面對的一個永恆的話題
㈢ 好萊塢類型電影的誕生對世界電影類型化發展有何意義
好萊塢類型電影的誕生對世界電影類型化發展意義是里程碑式的。好萊塢類型電影通過聚焦於一個主角的特定長度的故事，在特定的製作標准下應用特定的拍攝手法、剪輯與配樂，得以創造出一個預先設定的、完整無缺的想像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說，好萊塢把電影視為大眾化藝術的一種傳統。
㈣ 關於好萊塢電影業的一些歷史
好萊塢電影自誕生後不久就在國際上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時至今日已成為世界電影工業的霸主，活躍於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縱觀好萊塢發展史，好萊塢電影美學風格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有一次較大的變化，在此之前可以稱為經典好萊塢時期，而之後則可成為新好萊塢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十年中間，對於美國電影而言，乃是一個征服全世界的興盛時期。外國影片在美國兩萬家電影院的上映節目中已經完全消滅。在世界各國，美國影片占著上映節目60～90％的優勢，每年約有兩億美元被用來生產800多部影片。電影方面的投資超過15億美元，這樣大的資金使電影事業在美國成了一種大規模的工業，在資本上可以與製造汽車、罐頭、鋼鐵、石油、紙煙這些美國最大的工業相比擬。派拉蒙、勞烏、福斯、米高梅、環球這些大製片公司，支配著影片的生產以及全世界影片的上映和發行。它們和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如柯恩·洛埃伯銀行、通用汽車公司、杜邦·德·奈莫爾、摩根、洛克菲勒等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自從格里菲斯失勢之後，金融資本家所重視的已不是導演，而是電影明星。後者成了製片公司的一種工具或者商標。從這時起，影片的真正主人是製片人，也就是那些被華爾街的銀行家所賞識與選定的企業家。電影導演和照明技師、攝影師、布景設計師一樣，只不過是每周領取一定報酬的受雇者而已。製片人利用解除合同這種暗中威脅的辦法，把導演過去所掌握的大部分實權，如對主題、明星和技師的選擇、劇本和蒙太奇的仔細推敲、布景和服裝的監督等等，全部奪取過去。
這樣一來，製片人便成了決定藝術成敗的一切因素的主人。他最關切的乃是怎樣多賺錢，他的董事會也只根據影片的利潤率來估量他的價值。因此攝制影片完全以票房收入為指導原則。他們對獨立的影評家的評論，滿不放在眼中，而事實上，這種影評在美國當時可說幾乎全未存在。
但製片人自己只在幕後指揮一切。在好萊塢露面的乃是電影明星，而「明星制度」也成為好萊塢征服世界的基礎。觀眾對電影明星的崇拜是用幾百萬張簽名的照片來維持的，廣告和宣傳在這些偶像周圍創造一種傳奇的氣氛。明星的戀愛、離婚以及他們所使用的化妝品、住宅、他們喜愛的動物，在某些國家成了一般人關心和津津樂道的題材。「明星制度」甚至使魯道夫·范倫鐵諾、瑪麗·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格洛麗亞·史璜遜、華萊士·雷德、約翰·基爾伯特、梅·茂萊、瑙爾瑪·塔爾麥琦等人變成了真正被崇拜的偶像。
一些有名的宗教團體對這種競爭深感不安。清教徒對好萊塢展開了一起起攻擊，這些攻擊又因一些明星醜事的傳播（如：華萊士·雷德因吸毒和酗酒而身死，某一舞女在有胖明星亞布克爾參加的一次宴會上遭到了謀殺，以及某些明星曾犯謀殺或因戀愛犯罪等等），而變得更加猛烈。
此時資本家成立了一個名叫「美國製片人與發行人協會」的機構，這個機構是由一個虔誠的清教徒、共和黨領袖威廉·海斯負責組織起來的。按照海斯的說法，電影變成了旅行商人，「商品跟在影片後面，凡是美國影片深入的地方，我們一定能夠銷售更多的美國貨物」。
當好萊塢了解到這種國際使命時，美國某些明星扮演的人物也發生了變化。道格拉斯·范朋克在「三角影片公司」時曾幽默地扮演一個強壯、天真、樂觀、為女人所喜愛的美國英雄，但到後來卻在墨西哥的《佐羅的標記》、法國的《三個火槍手》、英國的《羅賓漢》、東方的《巴格達竊賊》及《黑海盜》中變成一個不可戰勝的大力士，一個無所畏懼和無可指責的騎士和保衛正義而且總是獲得勝利的人。隨著年歲的增長，范朋克日益喜好巨大的布景、極端的豪華和神秘的力量。
拒絕把自己附屬於明星的導演為數可說極少。隨著好萊塢的建立，電影先驅人物不是日趨沒落就是銷聲匿跡。托馬斯·英斯已經故世；麥克·塞納特雖然還在繼續攝制一些優良的作品，但他的聲譽卻並未因此增長；至於格里菲斯此時則正在逐漸走下坡路。標志格里菲斯登峰造極的作品，在美國乃是他的《一個國家的誕生》，在歐洲乃是他的《被摧殘的花朵》，在電影藝術方面則是《黨同伐異》。但是，商業上的失敗終於註定了格里菲斯的悲慘命運。這位被列入製片廠黑名單的偉大藝術家，在他以後殘余的二十幾年生命中，再也沒有機會導演一部影片了。好萊塢的拜金主義把它的創始人都毀滅了。
格里菲斯的沒落，正好和西席·地密爾的興隆形成鮮明的對照。後者的庸俗的商人氣息和浮誇的作風，成了好萊塢影片四十年以來的特徵。他拍了各種樣式的影片，從浮華喜劇《男性和女性》和其他由格洛麗亞·史璜遜主演的影片，一直到場面豪華的反蘇宣傳片《伏爾加的船夫》和反對無神論的鬧劇片《不信上帝的少女》（片中有對兒童監獄的傑出描寫），凡是能夠賺錢的影片，他都加以攝制。地密爾最成功的作品是一些帶有濃厚游藝場氣氛的大型片，在這些大型片中，地密爾除了取材於聖經上的故事以外，還加進了一些色情的描寫。好萊塢給他一筆格里菲斯所得不到的資金來攝制場面浩大的影片《十誡》和《萬王之王》。地密爾由於承襲了義大利電影的老傳統，結果成了最能賣座的商業性影片的導演之一。弗萊德·尼勃羅模仿他的例子，替高德溫和梅育拍了一部叫做《賓虛傳》的巨片，這部影片花去了600萬美元的攝制費，雖然風行一時，可是收入卻不過400萬美元。
好萊塢這個驟然之間交了紅運的城市，具有暴發戶們的那種低級趣味，他們建造的豪華的別墅，硬把羅馬的露天劇場和洛可可式的堡壘，天主教的大教堂和摩天大樓結合在一起。這種建築上東拼西湊的誇張趣味連同那種說教式的象徵趣味，在根據勃拉斯哥·伊巴涅茲的原作改編的影片《啟示錄四騎士》里表現得最為突出。這部由雷克斯·英格蘭姆導演、使范倫鐵諾因此成為明星的超級影片在上映收入上打破了紀錄。英格蘭姆在其他影片中——例如在無聲電影末期他將結束電影生涯時在尼斯攝制的那些影片中——也顯示出這種講究形式的作法。
好萊塢在成為國際上的強大勢力以後，它攝制的題材也變成國際化了。在它最賣座的無聲片中，以美國為背景的為數很少。在這些影片中，只有詹姆斯·克魯茲導演的那部極著名的《篷車》直接取材於美國歷史，是一部歌頌開拓西部地區者的史詩。 西部片由於托馬斯·英斯和W．S．哈特的功勞，曾提高到藝術的水平，但此時的西部片，除了象約翰·福特的《鐵騎》這樣極例外的影片以外，又變成了一種廉價影片的同義語，由一些專門迎合平民觀眾的導演和無名的演員粗製濫造地攝制出來。美國電影這種「失去本國特性」的傾向成了極其普遍的趨勢。亨利·金雖然還能按照托馬斯·英斯和格里菲斯的傳統，導演了一部完美的、描寫美國地方生活的影片《孝子大衛》，可是人們不但不鼓勵他沿著這一方向前進，反而導使他去攝制一些流行的言情小說（如《史泰拉恨史》），或者象他以後在羅馬攝制的那些影片那樣，向著義大利那種場面巨大的影片方向去發展（如《羅莫拉》、《白修女》等）。
由於金融資本的國際聯合、審查制度的嚴格、流行小說被有系統地搬上銀幕、明星制度、專為賣座的打算和製片人的拜金主義這些原因，使得美國電影藝術日趨貧乏，這種貧乏和物質的豐富相形之下，顯得更為突出。但美國電影中至少還存在著一個作品豐富的喜劇學派和幾部例外的作品，這些影片幾乎都是由外國籍的導演攝制出來的。萊昂斯·彼雷給美國人培植了對浮華喜劇的愛好，加斯尼埃則是系列影片的創造者之一。除這兩人以外，還可以舉出肖塔爾、阿爾倍·卡普拉尼，以及協助卓別林導演《巴黎一婦人》的阿巴迪·達拉斯特。
1920年以後，好萊塢為了打倒它的競爭者，大量吸收外國籍的優秀導演和演員前往美國。 莫里茨·斯蒂勒帶著葛麗泰·嘉寶來到美國。但他專門為從德國來的演員波拉·尼格麗和強寧斯導演影片。他導演的《帝國旅館》和《罪惡之街》這兩部影片，無論在藝術上或商業上來說，都不是很成功的作品。與斯蒂勒相反，嘉寶在美國卻大走紅運。這位著名的女悲劇演員，確實是好萊塢一棵搖錢樹，同時也給好萊塢的攝影棚帶來了藝術。廣告宣傳使嘉寶成了傳奇式的人物。她所主演的影片片名本身就具有一種宣傳性質，如：《誘惑的女人》、《肉與魔》、《仙女下凡》、《神秘夫人》、《野蘭花》、《接吻》等等。她在傳奇式的故事中表現了歷史上最著名的多情女子。
除了嘉寶以外，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移民，對好萊塢幾乎沒有帶來什麼貢獻。但從德國來的移民，特別是斯特勞亨、劉別謙、馮·斯登堡，卻對美國電影有很大的貢獻。歐洲電影的示範作用，使幾個美國導演傾向於攝制一些藝術性超過商業性的影片。他們之中有幾個確實達到了藝術的水平。有聲電影興起的前夕，美國出現了一批有才能的新電影導演，這些導演在某種程度上開始接替了先驅者的地位。
好萊塢在它歷史上最繁榮時期，它的電影先驅者和歐洲最偉大的電影藝術家，與其說是加以利用，毋寧說是加以排斥。隨著好萊塢的世界霸權的建立，它大部分生產就陷於毫無意義和追求豪華場面的停滯局面。
1927年10月23日，阿蘭·克勞斯蘭德攝制的有聲響、對白和歌唱的《爵士歌王》的第一次上映，標志著電影已進入了它的歷史的一個新時代。有聲技術的運用使電影中復雜的敘事與流暢的對話成為可能，這一切促成了經典好萊塢電影濃重的戲劇化風格。同時這種風格也符合當時的製片廠制度。由好萊塢巨鱷麥克•塞納特創造的製片廠制度客觀上要求電影必須以迎合最廣大觀眾的審美需求為目標，而傳統的被大眾所熟悉的戲劇化美學觀顯然是最好的選擇。類型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這些被克拉考爾稱為迎合觀眾「深層集體心理」的影片，通過程式化的情節、類型化的人物，迅速占據了觀眾的視野，科幻、歌舞、犯罪等形式的類型片得以在世界影院中大行其道。
西部片作為最「美國化」的類型片在經典好萊塢時期佔有重要的地位。西部片頌揚、推崇那種粗獷的個人主義和適者生存的精神，體現著善必勝惡的道德理想，因而在美國影壇上長盛不衰。弗雷德•金尼曼拍攝於1952年的《正午》就在很多方面體現了西部片的特徵，或者說是體現了經典好萊塢時期影片的特徵。 然而，《正午》雖然在很多方面有著經典好萊塢的影子，但它決不算是一部地道的經典好萊塢電影。事實上這部拍攝於1952年的影片在好萊塢發展史中扮演著新舊兩時期轉折點的角色。《正午》中最明顯異於傳統好萊塢影片的莫過於對凱恩這個形象的塑造。傳統西部片中的英雄形象往往代表著絕對的正義與公理，而凱恩在影片中卻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由於小鎮居民不肯幫助這個曾經保衛他們的警長，使得凱恩的對立方不僅是惡棍，甚至還包括了小鎮居民。影片對凱恩作了大量的心理描寫，他開始思考自己的立場與行為，思考自己的何去何從。《正午》中塑造人物避免了過於類型化，對以往的警長形象也有了一定地顛覆，影片還放棄了西部片一貫的大團圓結局，選擇了凱恩扔掉警徽離開小鎮作為結束，增強了故事的客觀性。
《正午》拍攝於1952年，而這恰是好萊塢黃金時期剛剛結束的時間，好萊塢隨之進入了一段困頓的低潮期。直至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隨著西方社會後工業化、後社會化的愈演愈烈，新的社會藝術思潮泛濫。這些新思潮激盪著人們的思想，改變了人們對於藝術的欣賞取向和接受程度。電影的觀眾群體也發生了變化，經典好萊塢時期電影的風格已不能滿足他們的觀影需要了。四十年代的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運動和五十年代的法國電影新浪潮沖擊和影響了當時的美國影壇，加速了好萊塢電影的變化。於是以亞瑟•佩恩的《邦尼與克萊德》為代表的一批「新式」的影片應運而生，也拉開了新好萊塢時期的序幕。
新好萊塢時期描寫人物的典型手法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善惡分明的類型化人物，而是具有更加復雜的內心世界。新好萊塢注重人物的立體化與心理化，增加了影片的層次與深度。新好萊塢電影的敘事特點，即在繼承好萊塢善於講故事傳統的基礎上，將影片的故事納入到廣闊的社會背景中，為影片融入真實性與社會性，使好萊塢電影較之以前更加具有社會意義與深度。
新好萊塢電影還受到歐洲電影的深刻影響。商業電影藝術化、藝術電影商業化成為這一時期電影發展的一個趨勢，許多歐洲藝術電影的處理方法被用於好萊塢電影中。
從經典時期到新時期，電影在好萊塢這塊土地上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演變，無論是故事結構還是人物形象或是觀念意識，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典好萊塢時期的一套手法在當代已不能滿足觀眾的需要，而更善於適應社會時代需要的新好萊塢電影卻悄然占據了觀眾的視線。
從70年代到80年代的過渡時期，新好萊塢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近10年的時間，美國每年生產200部左右的影片，電影與電視爭奪觀眾的競爭已達到平衡。電影保持著10到12億的觀眾，並且有了自己的越來越廣闊的海外市場。據1993年的統計證實，美國電影國內票房收入達52億，發行收入26億。視聽產品的貿易順差僅次於飛機製造出口業，為美國第二大行業。在全年世界銀幕上上座率最高的10O部影片中美國影片佔88部。
好萊塢電影通過自身的調整完成了向後工業時代的過渡，至今仍雄踞世界電影工業金字塔的頂端，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通過對好萊塢的全面考察，有助於我們對日常生活中電影的思考，有助於我們對自己的民族電影的判斷。對一般觀眾來說，可以作為娛樂方式看待好萊塢電影；對電影創作者來說，可以學習好萊塢式商業電影獨特的藝術形式的規則；對於製片人來說，可以從好萊塢式的商業規則中，學習好萊塢的電影理念和運作方式；而對理論家來說，可以通過對好萊塢特性的認識反思的歷史和問題。考察好萊塢的電影史對於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不可不說是有所裨益。
㈤ 好萊塢電影對世界是否有壞的影響為什麼
顯然有。首先它沖擊了其他國家的電影業。其次它宣揚的是美國主義民主，說明點就是文化侵略。印象比較深的是《黑鷹墜落》，至少在我們看來，美國在索馬里的那次戰爭就和伊拉克戰爭差不多，可它仍硬生生把它演成了為了民主而戰，而且看得人心服口服，沒辦法。
㈥ 以《畢業生》為例談談對新好萊塢時期電影的看法
這部電影以一鳴驚人的姿勢出現，成為青春片中一部引人注目的作品，而「新好萊塢電影」的出現，改變了行之多年的大片廠壟斷制度，更多貼近現實生活和年輕人思想感情的電影出現，使好萊塢電影從純粹的「逃避現實」消遣品逐漸變成「反映現實」的藝術品。
㈦ 好萊塢被譽為世界電影天堂，為何它在世界上能有這么大的影響力
好萊塢之所以聲名大噪，成為世界電影中心，這得歸功於大衛格里菲斯、弗朗西斯伯格斯等諸多人士。在1907年的時候，弗朗西斯伯格斯帶領著他的拍攝團隊來到了洛杉磯，當時的他正在拍攝《基督山伯爵》也是由此發現了好萊塢風光明媚，光線充足是取景的天然場所，於是乎便將好萊塢這塊寶地介紹給了同行。
再加上好萊塢這塊寶地成名之後，直接使得美國許多的著名公司都設立於此，就讓這塊地方聚集的明星、大牌製作人、導演更多了，註定會讓這塊地方發展得更加快，甚至是其他地方無可替代的。
㈧ 如何看待好萊塢電影對世界的影響
所謂美國人個人英雄主義只是好萊塢電影的一個類型，好萊塢之所以能成為好萊塢絕不僅僅是憑借的這個，還包括它的風格，類型，題材，深度，技術水平等等。所謂文化侵略政策，我也不太認同這一說法，我從小接觸好萊塢電影，除了一些視覺感管享受以為，也或多或少了解到它許多電影所傳達出的一些思想，而這些思想中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宣揚美國英雄主義，相反，我看到的是一些普世價值觀，關於愛，關於拯救，關於生活，關於成長，關於是非選擇等等，而我們作為人，雖然會受外界影響，但不代表就一定要被外界因素所決定，好萊塢電影也是如此，我受它好的影響，正面積極的更多，而對於美國個人英雄主義之類的我其實並不買賬，我也沒有刻意往這方面想，人人都可以成為英雄，不是嗎？還有，對於好萊塢電影所聯想到的文化侵略論，我想說，文化本無侵略，事在人為，你非要把它與政治聯系起來，那它自然就會成為政治的附庸，手段，但我們也要反省自身，就好比落後是要挨打的，同樣道理，首先我們不能選擇排斥外來文化，排斥意味著自封，自封必然不會進步，而是應該自己去有選擇的吸收，其次，我們要強大自己，如果我們自身文化發展不起來，那任何外來文化對我們來說都可以是一種「侵略」，就好比說我們與對方比賽輸了，不追問自己是不是太弱，而是怪對手太強一個道理。
㈨ 外國電影史｜新好萊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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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好萊塢：從狹義上講，指的是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好萊塢在舊有電影體制瓦解以後的變革轉型，確立了新的電影機制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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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影受到了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等思想潮流的沖擊，電視業的發展給美國電影業帶來了重創，加上時局的動盪和政治上的危機，迫使他們對近親繁殖的類型電影進行從主題到形式上的反思。
國電影的製作者觀念開始發生變化，70年代一批深受歐洲電影影響，在電影學院學習的導演順應時代出現了，他們被稱為好萊塢小鬼或是聰明的小夥子們，有點逆反心理，崇拜歐洲電影，貫徹法國新浪潮「作者論」是他們的主要標簽，他們的崛起標志著新好萊塢的誕生
「新好萊塢」在敘事觀念上帶來了深刻的變化：(1).受美國式的「作者論」的思想影響，強調突出個人風格；(2).對傳統不再採取經典的態度，即在敘事上突破了以線性的因果關系為基礎的結構方式，在人物處理上的非英雄化；(3).不是放棄類型片，而是出現了多種類型融合的傾向；(4).不是否定情節中外在行動的重要性，而是更注重對人物心理反映的刻畫；(5).不再追求對影片的內容和人物做單義的理解，而是以更開放的態度來對待影片多義性的解讀。
1967年阿瑟·佩恩導演的《邦尼和克萊德》標志著新好萊塢電影的誕生。其它代表作品還有《逍遙騎士》（丹尼斯·霍佩爾 1969年）、《畢業生》（1969年）、《計程車司機》（馬丁·斯科塞斯 1975年）、《教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2年）、《現代啟示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97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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