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大數據於國內影視行業的意義
大數據於國內影視行業的意義
大數據為何近幾年大熱？
人類進入大數據時代，類似於生物學迎來了顯微鏡，天文學發現瞭望遠鏡，因為網路傳輸和計算機存儲運算能力的提高，交給了我們一把信息放大鏡，從此我們對現象的觀察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其實自古就有多維度數據的挖掘行為，歷法的制定過程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證，江湖上現在偶爾也會有關於林元帥諸葛軍師的傳說，自從計算機技術誕生之後，對數據的利用和處理一直在同步發展中，無論是分布處理還是並行處理，並不是一天就蹦躂到今日的技術高度，我們很多科學發現都是在近三十年之間才完成，正是得益於此。
但為何在這幾年「大數據」忽然大熱？原因其實很簡單，全球智能手機的普及。
隨著移動終端信息處理能力的提升，與用戶的交互界面不僅更加具備黏性，並且實現了全方位全時段互動，此時每個人的移動終端實際上就變成了一個數據記錄儀。它比PC所能獲取到的信息更加個人化，不僅暴露這個人的生活細節，位置動向，同時也記錄著他的消費習慣，人類第一次擁有了這么多數據的生產者。每一個元數據都可以直接掛鉤一份具體的支出額度，每一個數字都可以被貨幣量化，大數據的商業價值與各個企業的營收幾乎都可以直接掛鉤。所以，圍繞「大數據」來說故事迅速成為當下的主流。
但是揭開媒體的那些噱頭背後，你會發現，國內對復雜系統的研究，仍然是處於概念大於應用的階段，大部分行業對線性、封閉系統內的數據關系都沒辦法掌握，更不用說將大數據轉化成有價值的信息。而在影視行業，工業化體系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很多從業人士連財務報表這種基礎數據都看不明白，去理解大數據的價值更是有些不可想像了。
大數據於國內影視行業的意義
大數據技術作為一種工具，其應用方向，無非三個方面，一是對過於和曾經的理解，二是對以後和將來的認知，三是對當下進行判斷並進行實時處理，影視行業大數據技術的應用如果想要有長足的發展，那麼在這三個方面都會面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對過去和曾經的理解
既然是對已發生的進行判斷，就會涉及到數據採集，這個部分往往會引發爭論，中心議題是：到底多大才叫大，GB還是TB，PB還是EB？
如果我想要知道《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這部差一點就可以歸類到文藝片的電影，為什麼在2013年上半年票房僅次於《西遊·降魔篇》，我是應該僅以社交媒體的傳播效率來進行數據的挖掘，還是要追溯到原著小說里的青春以及被電影宣傳所喚起的記憶？
將數據挖掘的范圍放在社交媒體的范疇，那麼通過對一部電影推廣過程的梳理，我們很容易通過數據制定出一張細化到分鍾的參考，以及觀眾會被什麼樣的宣傳內容所吸引，但是它仍然只是在描述表象。
如果觀察只停留在眼前，將無法找到最終的因果。我們必須對推動現象發生的機制進行論證，那麼我們該用什麼樣的體量來儲存和分析觀眾們的記憶，從而找到個人經歷和集體共鳴之間的關系？
在這個方面，如果只用社交媒體的數據進行相關性的分析，其實和我們日常所做的感性推導沒有太大區別，甚至還不如感性推導靈活，很容易因為數據的不夠全面犯下「黑天鵝」式的錯誤（在發現澳大利亞之前，西方認為只有白天鵝）。必須要追溯到成因階段更龐大的外部數據，比如主要觀眾群十年間的消費偏好及社會經歷，以及對他們觀影之前的心理活動進行統計分析。會不會太復雜？但是從數據挖掘的角度來說，只有在這個方向上進行努力才可能會提供實質性的價值。
或者說，我們也可以簡單粗獷一些，如麥特的負責人陳礪志所言，《致青春》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趙薇的敬業與投入，以及她個人在行業的積累。
大家可以想一想，以上三個角度，哪個會更容易接近整個事件的核心。
對以後和將來的認知
大數據技術雖然可以讓人類對現象的理解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但是當對國產的影視項目前景進行預測，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仍然處於一個觀眾群體持續波動的時期。
在北美市場，貢獻50%票房的觀眾約占人口的10%，也就是3000萬左右，這部分群體基本上結構相當穩定。上世紀70年代末，當北美電影的平均製作預算開始攀升到1000萬美元以上，宣發費用達到500萬以上時，對觀眾的監測從階段性的調研逐漸轉變成常態性的監控。在計算機還只是個神話的時期，「好萊塢」是用人工+信件的形式，建立了最早的大范圍觀眾研究模型，這些歷史數據通過幾十年的積累，已經讓一部電影與觀眾之間的聯系變得非常透明。但即使是如此嚴謹的市場監控，近幾年也因為受到移動互聯的影響，觀眾去影院觀影的行為隨機性逐漸提高，導致傳統的觀眾研究模型頻頻出現一些問題。
反觀國內電影市場，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銀幕是在近三年之內才出現的，2010年時，我們所擁有的現代化銀幕不過才6223塊，而如今，這個數字差不多是17000。可想而知，影院目前所迎來的觀眾，基本上是近三年才開始逐漸培養去影院觀影的興趣，這種行為暫時還不能稱之為習慣。
所以說，中國電影市場目前的波動很難通過現有的技術手段完成監測，會因為存在有其他我們不可知的變數，而導致結果南轅北轍，這在統計學的回歸分析上被稱之為「變數遺漏偏差」，大數據技術目前所能覆蓋到的范圍並不能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還需要時間來不斷修正對市場數據的理解，觀眾也需要時間來不斷培養在影院觀影的習慣。
2013年上半年，幾乎所有從業者都對有動作元素的電影過於樂觀，而下半年，所有從業者包括我個人又會對以愛情元素為主的電影過分看好。從一些公司的大數據監測上來看，這種觀眾消費行為的變化已經反饋在可以被抓取的數據中，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它所形成影響究竟該如何定量。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趨勢，但是很難確定結果。
那麼，在如今的中國電影市場中，我們不如將大數據技術的應用方向，從對未來的預知上轉移到可以讓我們規避哪些操作上的錯誤，或許更具有現實意義。
對當下進行判斷並進行實時處理
現在對大數據的理解，往往會糾纏於第一個字「大」，而忽視了它的另外一個重要特徵「細」，其實後者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會創造大數據真正的實用價值。
基於社交媒體的數據挖掘，其實已經可以做到讓我們將觀眾的分類從簡單的年齡、性別、職業等維度，落實到區域、活動空間以及性格特徵等等更為豐富的細節，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要做的就是怎樣給觀眾提供個性化的影響，而不再是以電影為本位的共性宣傳。
舉例來說，當一名男性觀眾在某個媒介上看到的電影海報，可能是大長腿和小翹臀，但一個女性觀眾同時接觸這個媒介時，所看到的可能是一個賣萌的大叔。當陣地宣傳中的預告片貼片到一部好萊塢大片之前時，它可能主要是用來渲染情感或者突出搞笑，但同樣的一分多鍾，在視頻網站所上線的預告片，則被分成數個版本，用來對應每一個點擊背後用戶的個人資料。這樣，觀眾便會加入到生產的過程中，通過對觀眾偏好的快速處理，最終創造更適合於傳播的信息。
目前，數據調研公司參與電影推廣的過程，所做的仍然只是一個統計的工作，決策是在片方或者是公關公司，其實可以將決策機制與數據同樣進行細化，成為實時的互動，減少時間的損耗，提高電影推廣的效率。我們以前在電影的推廣中，常常會為如何照顧到大部分觀眾的興趣而頭疼，那麼換一種思路，用現有的觀眾數據進行群體的細分，給不同的觀眾群提供不一樣的信息，海納百川比光芒四射或許更符合當下社會化營銷的要義。
不過，這一切其實都只是理想化的願景，現實的情況是，中國的電影產業目前仍然是處於一個極其原始的狀態。
僅從電影投資成本的角度來說，目前所公映的電影，平均投資約在3000萬人民幣以內，不足500萬美元，這樣的投資規模在不考慮通脹以及觀眾收入的情況下，只相當於北美70年代初期的水平。面對這樣的市場環境，很多議題其實都顯得比較空洞，因為拍腦袋做決策雖然有著莫大的風險，但畢竟成本很低。
Ⅱ 如何度量大數據對於電影產業的影響
文化產業引入大數據技術有著先天優勢。首先，文化產業所擁有的數據具備較高的消費價值。由於文化產業所涉及的行業和產品大多和消費者直接相關，能夠直接為用戶所消費，有著明確的直接消費價值。其次，文化產業本身就是數據和內容創造的行業，能夠不斷地產生或獲得新的數據資源。根據美國的統計資料，文化傳媒行業數據是僅次於政府信息數據的第二大數據來源。第三，文化產業本身就擁有極其雄厚的用戶資源，由於文化產業直接面向消費者，由此擁有廣闊的用戶基數和規模，而基於龐大的用戶資源進行數據分析，則將成為文化產業未來基於大數據業務轉型的關鍵性條件。
Ⅲ 大數據時代,票房不再是唯一
大數據時代,票房不再是唯一
經歷了數代學院派導演在藝術上的探索和產業化白手起家的拓荒，電影不再只是「聲光電」的藝術形式，更開啟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市場化運作的時代。眾多資本的湧入，一方面創造出巨大的利益空間，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行業內部的「魚龍混雜」——創作者的良莠不齊，伴之以評論界的莫衷一是，網路世界的眾說紛紜，可謂「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亂象頻生。
群龍無首：電影評估權威性缺失
一般而言，常態文藝評價體系中文藝作品的傳播效應，也許和老百姓的喜好息息相關，而其藝術質量的高下，往往取決於專家學者等專業人士的評價意見。然而，信息時代的來臨，發聲渠道的多樣化，卻讓「專家」地位岌岌可危。
「一些所謂的『專家』常常只說『溢美之詞』」「太缺乏同行之間相互辯論的氛圍」「被權力和資本綁架」是當下的專家群體常常受到的指責。具體到電影行業，則更多體現為學術界在電影藝術價值判斷方面的混亂。不同學者、不同場合、不同媒介在話語上的參差，加之背靠專家的各類評獎不斷被權力關系裹挾，一些「專家」在公眾心目中淪為「磚家」，公信力一落千丈。
專家群體權威性的下降，並不代表公眾話語能取而代之，因其內部本就呈現出魚龍混雜的「非理性」。相比於公正的評估，網民更傾向於狂歡式「站隊」，比如近年來圍繞《小時代》《後會無期》等電影出現的粉絲戰爭，正是其典型症狀——如此任性的口舌之爭，權威性從何談起？此外，一些民間電影評分網站如豆瓣、時光網等，在電影評估和影迷互動等方面的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由於演算法規則的粗糙、參與人員的隨意性以及資本滲透的加速，其公正性與客觀性也面臨嚴峻挑戰。
環顧四周，中國電影似乎身陷評價體系混亂的困局。然而，隨著大數據時代的來臨，市場的規范化和標准化畢竟是大勢所趨。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電影市場興衰高下究竟應由誰來裁斷，作為完善產業的權威評價體系又該如何構建？
革故鼎新：中國電影產業指數誕生
2015年9月18日，在第24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期間，吉林省吉林市舉辦了「『互聯網+』時代的中國電影產業高峰論壇暨電影教育和產業發展委員會2015年年會」。這次會議上，一份名為《中國電影產業指數研究》的研究報告，吸引了眾多與會人員的關注，而項目的主持者則是北京電影學院黨委書記侯光明。
「中國電影現在面臨的問題，要宏觀而長遠地看。」從2013年起，身為北京電影學院電影產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的侯光明，就和副所長劉正山一起，開始了整個項目的數據搜集和調研。作為國內發布的首個綜合性的電影產業指數，其成果也為電影評估權威性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其實，大數據概念的提出早已不是新鮮事，近年來用大數據思維將產業形勢指數化的嘗試屢見不鮮，但對於文化領域而言，步伐卻似乎顯得緩慢，且更多局限在微觀研究領域。「許多電影人總覺得電影的本質在於藝術性，在於主觀評價而非量化評估，因此很少用標准化、數據化的方式去綜合考量電影行業。」在中國傳媒大學講師龍思薇看來，中國電影產業指數作為產業背景下的宏觀指標被提出，具有「革故鼎新」的意義。
「我們的電影發展環境是比較好的，像硬體環境方面，投資環境、政策環境都不錯，總的銀幕數和影院數也是很可觀的。然而從『效益』來講，每塊銀幕的平均觀影人次和票房數卻不盡如人意，這會拉低產業的整體數值。」綜合報告數據，侯光明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票房數據漂亮，不等於電影產業綜合發展好。「我們可以算是電影大國，但離電影強國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這對於空前膨脹的中國電影市場而言，不啻為一味苦口良葯。
路在何方：行業呼籲綜合性評估
1895年，電影誕生於法國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的地下室里，距今已整整120年。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對電影藝術作出最大貢獻的是歐洲，而電影產業的引領者則是美國。相比於好萊塢電影成熟的產業體系和完善的評估制度，中國電影無論是在數據基礎、評獎機制還是第三方評估等領域，都剛剛起步。而無論是出品方還是影評人，似乎都囿於文藝作品「生產—接受」的主觀視角——這顯然無法滿足當下電影市場客觀評估的需求。
侯光明指出，中國電影產業指數的誕生，旨在「給政府提供決策支持，制定中長期發展規劃，同時也給企業提供決策依據」。然而「海外競爭力」這一指標，由於數據搜集等原因在綜合指數中卻無法體現出來。由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黃會林所領銜的「中國電影國際傳播」數據調研，自2011年啟動以來，已連續開展五年，也在相當程度上填補了產業評估的空白。
「以今年的調研為例，我們採取多階段抽樣和隨機抽樣結合的方式，向全球五大洲66個國家共投遞並收回有效問卷1592份，在SPSS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一些相當有益的結論。」黃會林介紹說，其年度報告《銀皮書》顯示，中國電影在國外仍屬「非主流」電影，其中現代題材的電影發展明顯滯後。「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國產電影對於展現國家的飛速發展，並沒有促進作用，這應該是未來需要著力的方向。」
無論是國內產業指數報告，還是海外電影傳播的調研，都是從個別案例的水窪中走出來，面向整片「海洋」的壯闊之舉。龍思薇認為，綜合性評估的逐漸涌現，標志著國內電影產業正逐步走向成熟。「正如資本運作需要根據客觀的證券指數來進行規劃籌謀一樣，電影產業的走向也有賴於行業的『晴雨表』。產業評估為資本流動和政策導向提供了標尺，也可由此預測行業的發展前景。」
隨著「蛋糕」的不斷做大，越來越多的民間或官方機構可能會參與到產業評估的盛宴中來。對於大數據時代的中國電影而言，我們也的確需要「說一不二」的量化標准，以更加客觀的方式、經常性地為產業把脈問診，指點迷津。正如黃會林所言，中國電影作為國家文化傳播的有機組成部分，既要靠微觀上電影人的不懈努力，也要在宏觀上提升到戰略高度，把握好准確的航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電影產業評估的天地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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