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求參加《老夫子》電影製作的杜篤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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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篤之]
杜篤之
杜篤之（TU Duun Chih），生於1955年，祖籍安徽蕪湖，台灣台北人，電影錄音師、剪輯師、配樂師。為台灣新電影運動幾乎所有主將的電影錄過音，是具有世界級水準的電影錄音師；親歷並見證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台灣電影的起起落落，對台灣電影聲音技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起步與後期錄音
目錄
經歷
得獎紀錄
《悲情城市》與同期錄音
技術的精進與國際的聲譽
言論
作品
1. 錄音
2. 剪輯
3. 音響設計
4. 混音
5. 音樂剪接
6. 配樂
獎項
1. 金馬獎
2. 其他獎項
經歷
得獎紀錄
《悲情城市》與同期錄音
技術的精進與國際的聲譽
言論
作品
1. 錄音
2. 剪輯
3. 音響設計
4. 混音
5. 音樂剪接
6. 配樂
獎項
1. 金馬獎
2. 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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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篤之]
杜篤之
編輯本段經歷
1973年18歲的杜篤之參加中影電影技術訓練班，學習錄音工程技術，這是其職業生涯的開端。1981年，參加電影《1905年的冬天》的錄音工作，1982年正式升任錄音師，開始騎車收集各種聲音。同年擔任了《光陰的故事》的錄音工作。杜篤之關於錄音技術的觀念受到了楊德昌的影響，他在楊德昌的介紹下觀看了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為塔氏電影精湛的後期錄音技術所折服。在1983年楊德昌的第一部電影長片《海灘的一天》中，杜篤之的後期錄音技術達到很高的水準，表現出極高的擬真度，令楊德昌十分滿意，也得到了同期香港導演徐克的稱贊。在這個時期，杜篤之還為楊德昌的其他兩部作品《青梅竹馬》、《恐怖分子》錄音，並為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等電影錄音。
1955年出生於台北。1973年參加中影的電影技術訓練班，學習錄音工程技術。1978年進入中影擔任助理。1981年第一次為電影《1905年的冬天》錄音。1982年正式升任錄音師，擔任《光陰的故事》的錄音工作。其後多次與台灣新電影導演合作，許多重要的台灣新電影作品如《恐怖份子》（1986）、《悲情城市》(1989)、《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等片的錄音工作皆出自其手。杜篤之對台灣錄音工作之發展有顯著且重要的貢獻，
例如1988年他在《悲情城市》一片中首度採用同步錄音，立下良好的典範；2001更以《千禧曼波》及《你那邊幾點》兩片獲得第五十四屆坎城影展最佳技術獎。
杜篤之從早期接觸錄音工作開始即對當時電影配音的模式感到懷疑，時常有些新的想法卻苦無實現的機會，直到後來與重視寫實的新電影導演合
[杜篤之]
杜篤之
作，才逐漸讓他得以發揮對聲音的想法。「沒有被察覺的聲音就是最好的聲音」，這是杜篤之時常告訴自己的一句話，他認為做再多的東西，如果無法讓人相信，也是徒勞。
杜篤之以錄音工作上的傑出表現及豐富的經驗，至今已贏得了七座金馬獎最佳錄音獎，2001年並以《千禧曼波》及《你那邊幾點》獲得第五十四屆坎城影展高等技術大獎，2004年獲頒第八屆國家文藝獎。
錄音作品包含1983《風櫃來的人》、1983《油麻菜籽》、1992《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7《春光乍泄》、1997《藍月》、2000《花樣年華》、2000《一一》、2002《藍色大門》、2003《不散》、2004《月光下，我記得》、2004《天邊一朵雲》、2004《翻滾吧！男孩》、2004《2046》、2006《黑眼圈》、2006《詭絲》、2006《姨媽的後現代生活》、2006《練習曲》、2007《刺青》、2007《最遙遠的距離》等上百部作品。
編輯本段得獎紀錄
◎1984 《小逃犯》第二十九屆亞太影展最佳音效獎。
◎1985 《超級市民》第二十二屆金馬獎最佳錄音。
◎1988 《怨女》第一屆中時晚報電影獎商業映演類特別獎。
◎1992 《少年?，安啦！》第二十九屆金馬獎最佳錄音。
◎1993 《戲夢人生》第三十屆金馬獎最佳錄音。
◎1994 《戲夢人生》第一屆珠海電影節最佳錄音。
◎1995 《好男好女》第三十二屆金馬獎最佳錄音。
◎2001 《千禧曼波》及《你那邊幾點》獲第五十四屆坎城影展「高等技術大獎」。
《千禧曼波》第三十八屆金馬獎「最佳音效」。
◎2004 獲得第八屆國家文藝獎。
◎2005 《微笑的魚》獲得第二十八屆金穗獎最佳錄音獎。
◎2006 《松鼠自殺事件》獲得第四十三屆金馬獎最佳音效。（與郭禮杞、柯宜均共同獲得）。
◎2007 《最遙遠的距離》獲得第四十四屆金馬獎最佳音效（與湯湘竹、郭禮杞共同獲得）。
編輯本段《悲情城市》與同期錄音
不過隨著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發展，後期錄音還是逐漸顯示出其弊端，原因固然包括這種錄音技術先天的缺陷，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新電影運動的導演喜歡用群眾演員，這大大提高了對現場聲音還原性的要求，如果使用配音員，那麼配音員格式化的聲音與語氣同群眾演員的口語化的言說方式會存在較大差異，這會導致片中人物情感的一定程度上的不真實，杜篤之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1986年，在侯孝賢的《戀戀風塵》中，杜篤之開始了現場錄音的嘗試，按照他本人的回憶，台灣電影史上的同期錄音，就是從侯孝賢拍阿公李天祿的聲音時開始的。
在侯孝賢的另一部拍攝於1989年的電影《悲情城市》中，杜篤之將錄音室搬到現場，開創了台灣電影同期錄音的時代。《悲情城市》是第一部完全採用同期錄音方式進行的台灣電影，它的巨大成功與杜篤之的貢獻是密不可分的。在《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金獅獎之後，侯孝賢一擲千金，購買價值100多萬台幣的全套錄音設備贈與杜篤之，鼓勵他繼續進行錄音工作。侯孝賢給杜篤之帶來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為了同一個事業而奮斗的精神，一種對功利心的鄙夷，一種人與人之間互相的信任、扶持，使杜篤之深受感動，它們逐漸內化為其日後為人處世的一個基本准則。
編輯本段技術的精進與國際的聲譽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灣電影逐漸衰落，電影市場萎靡不振，杜篤之的錄音功力卻是日益見長，他在1992年徐小明的《少年，安啦！》首度採用杜比立體聲系統，這部電影連同侯孝賢導演於1993年的傑作《戲夢人生》和1995年的《好男好女》一起，為杜篤之在四年之內贏得三個金馬獎最佳錄音獎項。 2001年，杜篤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憑借《千禧曼波：薔薇的名字》和《你那邊幾點》兩部影片獲得第54屆戛納電影節最佳技術獎，獲得世界范圍的肯定。 2004年， 南特三大洲國際影展以「向杜篤之致敬」為口號，舉辦「杜篤之回顧展」，以表彰他對世界電影錄音技術的貢獻。同年，他還獲得台灣「國家」文藝獎的肯定，成為第一個獲得文藝獎的台灣電影工作者。這一年，杜篤之還創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聲色盒子有限公司」，這標志著他的電影錄音生涯開始邁入新的階段。
編輯本段言論
杜篤之說
電影是這樣的東西，所以你說，我是什麼角色？有時是主角，有時是配角，但大部份時間是配角。而且台灣電影又不是專門真正玩聲音的一個設計，但是聲音你沒弄好，就會扣分；你弄得好，它會加分，不是加在聲音上，而是加在電影上，這是重點，你幫這個電影加分，而不是幫你自己加分，要努力的是這方面，不要強出頭，我是比較這樣看。
看電影時，我經常不看字幕，我的反應是去聽聲音、看動作、看嘴型。
我們運氣很好，遇到台灣新電影崛起，導演們都支持這些觀念及做法，因為他們也想要這個。
包括台灣新電影多是非職業演員，拍攝的氛圍與氣氛都是很自然的，要配音很不容易，同步錄音就此發展出來。
我們是走交情的，走朋友的相處，這種方式比較中國，我們是用這套中國人的方式和人工作，這是侯導告訴我的。
為什麼電影一定要看得懂，或一定要發揮市場效果？
說杜篤之
侯孝賢：他是半夜聽到好聲音也會拿個錄音機去錄的音痴。
楊德昌：杜篤之是個典型的浪漫的例子：喜愛一件事物，於是變得理想主義，花費許多時間投入，專注克服困難，從失敗經驗當中汲取有用的經驗。有一天，突然發現自己在喜愛的專業上已達世界頂尖。
朱天文：因為小杜，我才知道有所謂「空聲」，我以為那是無聲，但小杜叫它空聲，空間的聲音。譬如《悲情城市》，拍完之後補錄音的部分如牢房難友們唱《幌馬車之歌》，要有空聲故不在錄音室錄，開撥到金瓜石礦區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個人，侯孝賢、唐諾、朱天心，跟唯一會日文的我母親，日文歌詞用注音符號標識發音而錄成。
小杜的聲音資料庫里什麼都有。地鐵的環境聲在東京、巴黎、上海、台北，完全不同。到任何地方，他跟他訓練出來的子弟們已是本能反應的必先收錄當地的環境聲，他贊嘆這些聲音是買不到的珍稀物。
⑵ 巔峰期的台灣電影和香港電影哪個水平更高
首先感謝您的邀請~
我認為在巔峰時期的台灣電影和當時的香港電影是不可比擬的！在80年代的香港電影既有各大公司的相助，又有眾多奇才導演的策劃，經典佳作層出不窮，這段時間可謂是香港影壇的黃金歲月也不為過！
比如鬼才導演王晶！這個相比大多數的人都知道，王晶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的一個導演，雖然王晶身上有很多標簽，賭片，情色片，晶女郎等而它們的一個共同點便是， 娛樂 。在九十年代，當周潤發、劉德華、周星馳這些90年代的明星在王晶的喜劇片里嬉鬧耍寶時，這其實是香港電影 娛樂 化的一個巔峰縮影！
接下來再從地位上看，在巔峰時期的香港電影可是有著一個「東方好萊塢」的這樣一個稱號，而香港電影金像獎則是一直用來衡量華語電影的標准！而反觀台灣電影，好的電影也有，但和香港電影比起來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
其次，論經典台灣電影根本不是香港電影的對手，要知道多少人的童年都是些《英雄本色》、《阿飛正傳》等等.....
最後可以總結出，台灣電影和香港電影懸殊太大了，或者說根本沒有可比性！
這個其實很容易看出，也不難回答，在電影領域中，肯定是香港電影絕對優於台灣電影。在6070年代香港電影和台灣電影都有所發展，拍的影片各有所長。到8090年代香港電影基本達到頂峰，邵氏，嘉禾等眾多香港公司出品了眾多的優質的電影。那時候的武俠，槍戰，鬼片等等都是很多優質的影片的。一大批的巨星從那時候的香港誕生，雖然台灣也有很多電影，但是拿的出手的一直不多。
我做視頻剪輯，往往是發的邵氏電影，嘉禾電影等等港片特別受歡迎，很多的經典情節真的讓人記憶深刻，頂峰時期的武俠功夫，槍戰動作，賭片，鬼片，愛情片，都是香港片，台灣片很少能拿出手的。就的發的剪輯，大部分電影看起來不真實，有點浮躁，動作設計浮誇，情節有點不太合理，也不太受觀眾喜歡。
那時候也是發展的頂峰時候，電影也極度繁榮。沒有那麼多的商業化在裡面，電影還是拍出來的，還不是慢動作做出來的，那時候的明星很少有大牌，都是好演員，兢兢業業，認認真真的。又說跑題了。。。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其實比下香港影片的口碑和票房還有數量，就佔有碾壓的優勢了，根本也不用比。
我覺得倆者不存在可比性，如果硬要對比的話，那我肯定是會選擇香港電影。並非我全盤否定台灣電影，而是從許多方面來說，台灣電影確實比香港電影差多了。
首先，從香港電影的 歷史 地位和台灣電影的 歷史 地位來說。香港電影從上個世紀以來就作為東亞電影的主要出產地之一，被稱為東方好萊塢，香港電影金像獎一直以來都是衡量華語電影的一大重要指標。而反觀台灣電影，雖然也有著許多出色的電影。但相比香港電影就要失色太多了。
其次，從電影的經典性來對比。香港電影的巔峰期存在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典電影層出不窮，從以鄭伊春、張耀、陳小春、為代表的古惑仔電影系列，以周潤發、劉德華為代表的英雄人物電影系列，再到以林正英為代表的僵屍恐怖電影系列，以及以周星馳、麥嘉、黃百鳴為代表的喜劇電影等等。經典的香港電影可謂是數不勝數。而台灣電影雖然也有不少出色的電影，但是由於地區的特殊文化影響，導致台灣電影大多都是描述本土文化的，具有太大的局限性。總體來說，台灣電影確實是比香港電影遜色太多了。
最後，從電影的總產值以及影響性來說。香港電影從八九十年代開始就一直影響著我們這幾代的華人。而台灣電影由於地區文化的影響，在八十年代之前一直都是以閩南語為基礎來製作電影，存在著太多太多的局限了。雖然偶爾也有好看的台灣電影在華語世界傳播，但與香港電影的影響相比就差太多了。從總產值上看，香港電影的總產值一直位居華人世界的第一位，台灣電影與之相比差的太多了。
總而言之，我覺得香港電影的巔峰期比台灣電影的巔峰期強太多了。或者說，是倆者壓根不存在可比性。
謝邀回答：
香港電影這幾年枯竭得厲害，翻來覆去就是拍警匪片間諜片，看過一部這種電影就好像看過全部一樣了。
唯獨愛情電影還算得上不錯。你要是看大陸的愛情電影和台灣愛情電影，媽的那都是些什麼完蛋玩意。
要我說，台灣和大陸的愛情電影都是偶像劇，只有香港的愛情電影才是真的愛情電影。
主要是台灣和大陸把生活拍得太浮誇，不真實。不是香港這類題材拍得好，全靠同行襯托
香港 娛樂 業的發達舉世聞名。尤其1997年以前，經歷過一個巔峰時期。現在已經是衰勢了，不過底子還是很厚。
那時香港 娛樂 事業無論是電影、唱片、電視劇、經理人公司、 娛樂 刊物等都非常成熟。其中香港電影更是香港 娛樂 業的代表，甚至香港文化。在鼎盛時期，電影出口曾高居全球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好萊塢，是亞洲的夢工廠，甚至被稱作「東方好萊塢」。
這樣強大的 娛樂 產業鏈條，成就了一大批影視歌明星，他們的名字膾炙人口，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幾代人的精神偶像。很多作品也確實堪稱經典。
內地和台灣的 娛樂 業則要稚嫩很多，藝人和作品各方面都難以望其項背。
80年代的香港電影既有各大公司的短兵相接，又有眾多奇才的各出其謀，經典佳作層出不窮，實在是香港影壇的黃金歲月。我們會發現到80年代的香港電影由於太過側重劇情堆砌，明星包裝，因此電影類型單向化，更遑論什麼作者論了。有人認為這時期的電影造就明星、扼殺導演、編劇的創作，使香港電影走上窮途沒落，加上1989年經濟、影帶市道不發達等種種因素下，令80年代末期的香港電影市道滑落。盡管如此，若不以電影質素或創意來衡量，單看票房成績及投資者的態度，說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電影屬飛黃騰達的時期實在不為過。80年代的電影，我們看的還是比較多的，那個時候影碟開始流行了。你們有租碟的經歷嗎？那時大街小巷都是音像店，如果有新電影上映，我們就回去尋找我們喜歡的電影。我那個時候的經歷是一本碟的租金是一元，押金要十元，如果這個影片看的很好，商家會多備幾本的。通過影碟，我們認識了帥氣的周潤發，武打 搞笑 的成龍，還有僵屍片鼻祖的林正英等等。
英雄本色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港台影視文化最讓人無法忽視的顯著標簽。正是它一舉開創了香港江湖片的先河，劇中小馬哥的形象可以說是那個時代最酷的代表。吳宇森更是憑藉此片風光無限，奠定了他一代宗師的地位.這部影片反映出來的親情，友情，生命的意義我想每一個人都會體會的到。人生是矛盾的，生活是矛盾的，沒有矛盾的知識只能算做是一種權力，可惜，我們都不具有這種奢侈的權力。有的時候，生命只能算做是一種附加品，在必要的時候就應當舍棄。勇氣？不是每個人都有的，要看你怎樣的看待她。在影片中，小馬哥向我們闡釋了一個男人的定義：成熟，穩重，責任，執著，超脫和理解。不是理解別人，是理解我們自己。
60年代70年代的台灣電影，應該算是瓊瑤的天下，多以女性婚戀為題材。接下來的80年代，台灣電影因為愛情文藝電影的衰落，開始走向疲軟之勢。此時，電影界的後起之秀也正在長成，他們多為70年代電影製作隊伍中的編劇，場記，或是攝影。他們義無反顧地拿起台灣電影的接力棒，憑著對電影事業的熱愛與敏感，開始走向電影發展的 探索 道路，掀起了一股為期30年的台灣新電影運動。這其間的代表人物為侯孝賢和楊德昌，以及為國際影壇所熟知的李安。按照台灣影評人焦雄屏的說法，侯孝賢是中國的，傳統的，感情飽滿而豐富的；楊德昌是西方的，現代的，感情冷靜而內省的。而李安則游刃於他們之間。
侯孝賢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沒有留學經歷，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濃濃的台灣本土的人文氣息與鄉土清香，正是後來台灣小清新電影誕生的一個前奏。
楊德昌先生的電影風格更具有後現代派感覺，這與他所處的年代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楊德昌出生於1947年，大學時期正是各種新思潮湧動的時期，受西方思想影響深遠，後來求學於美國）也與他個人的成長經歷分不開（幼年時期深受日本文化影響），所以他的作品始終比較小眾化。
而李安，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濡染，從小又生活在書香門第四代同堂的舊式父權家庭中，使他比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更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文化的核心。後來求學於美國，艱難地謀生，對文化差異的適應，使他更能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更能把握這兩種文化的精髓，創作出了一篇篇溫情款款同時又緊緊契合時代脈搏的電影。他的作品，更為大氣包容，同時也更有現代氣息，所以能夠感覺上楊德昌先生的作品太過於尖銳了。我想，這也許就是大家更多的知道李安，知道侯孝賢，而不太熟悉楊德昌的主要原因吧，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並理解。
縱觀其發展史，香港電影無疑成就最高。
台灣電影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整體來說影響力有限的「文化輸出」上。其實在本世紀以前，台灣電影，主導的都是政府，台灣電影長期以來作為香港電影的主要出口市場被壓製得體無完膚，成功的商業化作品寥寥可數，直到08年的《海角七號》才開始迎來一點轉機。
而香港電影方面，從上世紀電影工業引入，至二十年代默片、三十年代有聲片、戰爭時期湧入的上海電影人主導的黃梅調電影，以及後來的全粵語電影，整個電影工作發展有條不紊，大公司、技術、人才、設備亦逐漸完善。70年代末的香港電影業的「新浪潮」雖未形成商業上的成功，但儲備了一大批成熟的導演，終於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迎來了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
80年代，香港電影無論產量、票房、還是質量，藝術性均創造出驚人奇跡，是少數能在好萊塢龐大勢力下任然能夠茁壯成長的電影基地，電影總產值一躍為世界第二，更作為亞洲第一電影生產出口基地被譽為「東方好萊塢」。當時在香港以及附近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地，不論戲院還是影帶租賃市場香港電影皆地位非凡。
香港電影最大的成功在於以商業市場為導向，注重迎合觀眾口味，因此能用成熟的類型片打開市場。最經典的如70年代的李小龍與80年代的成龍，洪金寶共同帶的吹襲西方電影市場的功夫熱，以及針對華語市場的警匪片（成龍，周潤發）、喜劇片（許冠傑、周星馳、黃百鳴）、古裝武俠片（王祖賢、林青霞）等等。
當然90年代以來由於種種原因香港電影由盛轉衰，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香港電影曾經創造的偉大成就，台灣電影從未有過，現在看來短時間內也不可能擁有。
電視劇的話是台灣，電影的話是香港
文藝片台灣的不錯，武打槍戰片還是香港很好的呢。
編劇的話台灣出了不少人才，導演的話香港大師不少。
很多台灣資本的片子都是掛名香港公司出品的呢，因為台灣政治原因不好掛名在海外推廣的呢。
但是片子在海外拍攝有黑 社會 騷擾，明顯台灣黑幫更給勁一些的呢，在海外發行受阻跟發生很多外交問題，都是台灣溝通的多吧？
沒辦法比，香港拍黑幫，武俠，台灣拍劇情文藝片，香港出了徐克，杜琪峰，王家衛，台灣出了楊德昌，侯孝賢，李安。都是話語電影的驕傲。
⑶ 張藝謀經典作品《紅高粱》「歡樂頌」式的電影 是終結也是開始
《紅高粱》此後的張藝謀再也沒有拍出《紅高粱》這般「歡樂頌」式的影片，他後來的影片應該說更落地，也更沉鬱。不變的是，張藝謀對視覺的迷戀。
時光網特稿 當下的中國電影被有些人稱之為「黃金機遇期」，竊以為是相當精準的，但明白無誤的現實是，我們正以極其充沛的精力在浪擲這段美麗的時光。
至於說到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在我看來，有兩段。第一個是1930年以孫瑜執導的聯華公司的創業作《故都春夢》為肇始，直至1937年的中國早期有聲電影的高峰《馬路天使》。第二個黃金期較為復雜，但卻更為深刻。
香港是以嚴浩、徐克、許鞍華等導演掀起的香港電影新浪潮、台灣則是由侯孝賢、楊德昌、王童所創立的台灣新電影運動。
大陸這邊則是由第四代、第五代導演所共同完成的一整套從內到外的電影語言 探索 ，時間是1979年到1989年。這是冷戰即將結束之時，華語電影的一次不約而同的集體大爆發。它最突出的表徵是讓全世界對東方電影有了全新的認識。不僅僅是這些年輕，或不太年輕的電影人，他們的視聽系統已自覺或不自覺地與世界認知領域高度接壤。還在於，在這些勤於思辨，且能有的放矢的華語電影當中，能讓他們一窺這個古老民族的過去和現在，且姿態往往是置民間與官方皆不顧，一個猛子扎向他們尚能自洽自如的家國夢。
而在這其中，張藝謀初試牛刀的《紅高粱》率先登頂於國際舞台，獲得當時還叫西柏林國際電影節的最高榮譽——金熊獎。那一年張藝謀迎來了他生命第三個本命年。姜文恰好是第二個本命年。鞏俐正值她22歲的芳齡。攝影顧長衛則三十而立、著名音樂家趙季平四十剛出頭。
依現在的眼光來看，《紅高粱》是一部極其年輕又相當成熟的電影。當時的人們，更願意將其看作是為華人「長臉」的一部電影，基於此，這部藝術氣息濃厚的影片，在市場上同樣受到熱烈歡迎。這種情況也適用於勇奪威尼斯金獅的《悲情城市》，同樣在台灣電影市場獲得高票房。不難看出，人們去看電影，不僅僅是去享受光影晃動時人心的起伏，也是一種潛在的對民族身份的證明。後來，隨著華語電影頻頻在世界影壇折桂，人們也就見怪不怪，又回復到本初的觀影慣性中去了。
應該說，《紅高粱》的巨大成功，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張藝謀，這個北京電影學院78級攝影系的超齡生。他可以說是中國導演里第一個具有廣泛明星效應的導演（不涵指石揮、金山、崔嵬、成龍、周星馳、姜文這樣的演而優則導的超級大腕）。一時之間，他的經歷、他的緋聞，都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而他之後執導或出演的每一部影片都倍受關注。
連張藝謀本人也沒想到，他因《老井》中孫旺角一角成為東京國際電影節首位影帝。但在此之間，張藝謀以800元人民幣從莫言手中拿下了《紅高粱》的電影改編權。由時任福建電影製片廠廠長的陳劍雨和後來任《三聯生活周刊》主編的朱偉共同執筆，出於山東民俗方面的考慮，莫言也參予其中。也正是在莫言的幫持下，當地縣委批了五噸化肥，才使那些行將枯萎的高粱地重又茁壯生長起來。顧長衛對高粱地的所進行的視覺呈現，直接從新藤兼人的《鬼婆》那裡取經。那一片充溢著對女性身體的想像性復原，那麼《紅高粱》里的那裡隨風搖盪的莖桿，同樣也閃耀著女性的光芒。
莫言在拍攝期還請劇組人員上他的山東高密老家吃飯，當時莫言擔心鞏俐並不能勝任九兒這個角色，在莫言看來，鞏俐身上的學生氣太重，毫無鄉野之風。看過成片後，莫言承認自己的判斷有誤。
我早年看過鞏俐在《紅高粱》之前出演的一部電視單本劇《暑假的故事》，她飾演一家庭教師。一眼看出，她的歐版身材非常搶眼，且她不笑的時候比她巧目倩兮之時更加動人，有著國內女演員所少有的冷硬之姿。張藝謀在中央戲劇學院挑選演員時，曾在鞏俐和史可之間徘徊。兩人都有著東方女性所少有的挺拔豐滿，不客氣的說法，眉宇間都有一些殺氣。坊間流傳，在二人僵持不下時，是以猜硬幣的方式決定誰來實現她們的銀幕首秀，最終定下了鞏俐。私以為，是鞏俐山東人的籍貫，才能她險勝過關。
在相當長的時間，不管張藝謀電影中的主創換了一拔又一拔，雷打不動的依舊是他曾經的愛人同志——鞏俐。鞏俐也憑《秋菊打官司》中洗盡鉛華的表演奪得威尼斯電影節影後。鞏俐在張藝謀的電影中不管其身份和樣貌如何，永遠是美麗的、倔強的、深情的、隨時准備不惜一切代價，但在大多時候，都不得善終的女性形象。正是從鞏俐那些光芒四射的人物身上，人們彷彿看到了這一代人的「怕」與「愛」。
《紅高粱》也滲透出這樣的「怕」與「愛」，本片最初名為《九九青殺口》，最終還是沿用了原作的名字。這是一部殺氣騰騰的電影，死了很多人，其中包括九兒的前夫，以及愛慕過她的掌櫃，還有疑似與九兒有染的土匪。在這樣一部經由抗日題材包裝下的影片里，荷爾蒙的氣息被黃沙一浪一浪地鼓盪著。
在張藝謀看來，這是一部彌漫著酒神精神的，生命力極度恣肆飛揚的影片。但在另一些看來，那些不用腰帶的棉襠褲，經由想像臆造出來的造酒工藝，實際有著後殖民主義傾向。此說法，在學界流傳甚廣也甚久，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了。但對於第五代導演所激揚出的那場轟轟烈烈的電影運動，不少人認為《紅高粱》是一場虛火極旺的終結。
假如說第五代熱衷於文化反思、尋根意識、以及由此帶來的弒父情結，在《紅高粱》那裡，其實都能一一地找到。也許是《紅高粱》太過喜氣洋洋、而缺乏帶有沉重自伐意味的憂患感。又或者那紅色的高粱、白色的太陽等景觀太過鮮艷奪目，而將第五代最為自豪的意象美學拖進了死胡同。
還有人不滿於居於象牙塔之上的電影 探索 ，被廣泛的受眾所擁抱，認為這是一種從眾、一種流速，當姜文高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啊」，又很快傳遍大街小巷之時，還有人痛心疾首，言及這是藝術品格的淪喪。更有人指出，影片已從對土地的敬服橫渡到對生命的禮贊，影片所著力描繪的無遮無攔的人格力量，是一種脫離現實與人生的，很難看到對岸的，被架空的理想狀態。但也許正因於此，生命的勃發和升騰只能在影像里成為一場仿似永無止境的狂歡。
此後的張藝謀再也沒有拍出《紅高粱》這般「歡樂頌」式的影片，他後來的影片應該說更落地，也更沉鬱。不變的是，張藝謀對視覺的迷戀。而在《紅高粱》里那個不安於室，隨時准備紅杏出牆的女人。與她匹配的則是一個乖戾而無能的丈夫，另一個時而懦弱、時而頑強的男性余占鰲（姜文飾）始終沒能上演出一幕英雄救美的大戲。
這樣的泛著血腥的三角戀在《紅高梁》這里是九兒的飲彈收場，而其後的張藝謀的創作則是偷情與刺殺所共同演繹的二重奏。《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滿城盡帶黃金甲》、《三槍拍案驚奇》，甚至包括《有話好好說》和《歸來》都有這般的壓抑和終不得志。這樣看來，《紅高粱》則像是張藝謀的一個夢，他後來的創作則由著他對無孔不入的現實所生發的一聲聲沉渾有力的叩問。
⑷ 光陰的故事的影片評價
1982年，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聯合執導的集錦式電影《光陰的故事》拉開了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序幕，台灣電影史的一片燦爛就此孕育而出。楊德昌、柯一正、陶德辰都是從美國留學歸來，張毅從事小說創作，這四個人都是從未拍過商業劇情片的新手，低成本拍攝從而減少商業回收壓力、在題材上開掘了「成長與歷史」的主題以及清新的紀實影像都是該片帶來的開拓性意義。
該片的劃時代意義體現在多個方面，在體制上，起用年輕導演，突破中影用人成規；低成本拍攝減少商業回收的壓力來換取創作的自由，為台灣新電影鋪下一條返樸的路向；在題材上開掘了新電影的成長-歷史記憶主題，也牽引出本土經驗的回顧；在影像風格上，以清新朴實的紀實影像與當時的電影風氣相區別；故事以低調處理，一反做作的戲劇模式。
該片由《小龍頭》、《指望》、《跳蛙》和《報上名來》四段構成，影片時代背景是漸進的，分別表現了「童年」、「少年」、「青年」、「成年」這成長的四個階段，四位年輕導演描寫出各自對周圍世界的感覺。楊德昌執導的《指望》是全片中技巧最成熟、藝術造詣最高的一段。13歲的少女小芬暗戀房客大學生，滿懷美好幻想的時候無意撞見姐姐和大學生之間的戀情，單戀只留在她心間伴她成長。《指望》將少女對於異性的夢想描述得格外真誠而細致。陶德辰導演的《小龍頭》描寫一個乏人關心的孩子小毛終日沉迷於幻想世界。導演拍出了童真情趣，同時也寫出了父母與兒女的隔膜。《跳蛙》由柯一正執導，影片以大學生為主題，以自由、奔放的筆調描寫一個大學生想干件轟轟烈烈的大事，結果像青蛙一樣不安閑、不停地跳動，卻找不到自己確定的目標。影片還藉此批判了現代生活中許多荒謬的現象。《報上名來》由張毅導演，講遷到新居後的一個早晨，年輕夫妻大衛和芬蘭上班時遇到的誇張故事，在描述成年的無奈的同時也指出了台北日趨繁華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
⑸ 你心目中的侯孝賢電影三佳分別是哪三部
侯孝賢是台灣新電影運動（1982-1987）的代表人物之一，還有楊德昌、曾壯祥、萬仁等。他們的作品有《光陰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小畢的故事》《油麻菜籽》《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等。
台灣新電影運動興起的原因有：
1、電影業的不景氣，中影改組；
2、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影響；
3、新的電影觀念（作者論、藝術電影）等美學標準的輸入（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法國新浪潮）等；
4、新的人才的涌現（獨立製品相對自由為侯孝賢、陳坤厚等本土人才的出現提供了機會，留學歐美的青年歸來如萬仁、楊德昌、柯一正）
5、台灣社會的轉型：70年代末國民黨權威統治的松動，台灣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
之所以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史詩般宏大的影片，是因為侯孝賢不再只是把創作投視於自身的記憶，而投向了整個民族國家的記憶，這是大師級導演的水準。就像中國第五代導演張藝謀有《活著》、陳凱歌有《霸王別姬》、田壯壯有《藍風箏》，這些同樣都是把視線投向了社會的。
不再拘謹於小我，而是通過小我投射到整個社會。
一個導演能有這樣的勇氣，有這樣的擔當，能夠直面國家民族的歷史，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這部電影在題主所說的主流電影界評價最高的原因吧。
⑹ 電影《集結號》是有誰導演的此影片獲得了什麼獎項
馮小剛重回賀歲檔，這次帶來了《集結號》。此時中國電影已經進入高速發展的時代，這一年進口好萊塢《變形金剛》國內票房的官方統計數字達到2.7億人民幣。現在不是電影沒人看，而是在看誰的影片——國產影片的吸引力顯然沒有好萊塢影片的大，國產電影依然面臨著為好萊塢培育了市場後，黯然退出舞台的尷尬。因此，中國電影應該是什麼面貌依然和十年前一樣，緊迫而模糊。
從《集結號》來說，這個未必是國內最好的戰爭電影，正如《甲方乙方》不是國內最好的喜劇電影，但是如果《集結號》能夠像《甲方乙方》一樣，為中國電影指明未來的道路，一樣功莫大焉。
⑺ 日殖時期，台灣電影的發展是怎樣的
日據早期的台灣電影，從攝制、發行、放映到觀看，都是日本人的特權。1901年，日本人高松豐次郎在台北西門町投映十多部粉飾殖民統治的新聞記錄片。台灣華文電影開端於1925年，劉喜陽、李松峰、鄭超人、張雲鶴、李延旭等人成立台灣最早的電影團體「台灣映畫研究會」，拍攝台灣人的首部故事片《誰之過》，仍有殖民力量的參與與滲透。1929年，「百達影片公司」拍攝俠義愛情片《血痕》，十分成功。從1931年開始，日本殖民政府逐漸加強電影控制。一方面攝制、引進日本殖民影片，一方面禁止引入大陸影片，並限制台灣本土電影的活動。伴隨「皇民化運動」的興起，台灣電影也納入到這個體系中。但台灣電影人並未放棄努力。1937年，台北成立了台灣人自己投資設立的第一電影製作所，拍攝的首部作品是愛情悲劇《望春風》，情節的本土氣息濃郁，可以說是當時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悲慘生活的寫照，較為成功。同時，台灣電影人突破日本人的限制，極力引入大陸影片，以民族文化與精神抵制日本的文化殖民。他們從上海、廈門、南洋等處購買電影版權或舊片。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抗戰結束，台灣各地近二十個映畫社放映大陸影片近三百部，包括三十年代左翼電影工作者攝制的影片，如《故都春夢》、《野草閑花》、《漁光曲》、《愛情與黃金》等。
1941年12月，日本實施「電影界新體制」，進一步加強控制，台灣人無法製作自己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