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介紹些日本知名的好導演
黑澤明
1910年3月23日出生於東京品川區大井町，父親曾經擔任陸軍軍官，後轉任中學理事，母親的娘家在大阪經商，黑澤明是8個兄弟的老末。雖然父親是一個嚴厲的軍人，但黑澤明從小就拒絕參加軍訓。自幼即對繪畫產生濃厚的興趣，1928年初中畢業後曾熱中於繪畫，曾一度立志當一名畫家，後為維持生計，於1936年他以助理導演和劇本撰稿人的身份進入東寶電影公司的前身PCL電影公司，投到名導演山本嘉次郎門下學習導演和編劇。做了7年助理導演後，終於有機會於1943年執導處女作《姿三四郎》，此片在日本大受歡迎，因而令他一舉成名。與《海港花盛開》的導演木下惠介同被視為日本電影的新希望。
戰後執導的第一部作品是左翼劇作家久板榮二郎編劇、反對軍國主義的《無愧於我的青春》。後與東寶電影公司在創作方向發生很大分歧，在離開之前1948年拍了《酩酊天使》，被喻為是他首部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作品，這部影片的另一收獲是黑澤明首次與三船敏郎合作，從此兩人合作無間，開啟了各自的電影黃金時代，是日本最強的電影拍檔。
1950年，黑澤明拍了一部令他蜚聲國際的作品，這就是《羅生門》，本片為他贏得1951年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不僅是第一個日本導演獎項，也是第一部闖入歐洲影展的亞洲作品，打破影展被歐美影片壟斷的局面，由此黑澤明成為第一位受到國際承認的日本導演。諷刺的是《羅生門》在全世界受到廣泛贊揚和歡迎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才被日本慢慢接受。在《羅生門》中，黑澤明以獨特的手法探索了客觀真理與主觀真實的關系，內容是講一個由三個參加者和一個旁觀者以四種不同說法敘述出來的暴力事件。在藝術成就方面，本片已近乎完美，甚至影響了往後數十年的電影創作，1996年好萊塢Edward Zwick導演的《火線勇氣》（Courage under Fire）故事內容明顯是改編自40多年前的《羅生門》。
1952年黑澤明重回東寶電影公司，執導了《活著》，成為戰後日本最佳影片之一，甚至被許多人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影片之一。1954拍攝的《七武士》是一部充滿激烈戰斗又富有喜劇幽默且不乏深層哲理的娛樂片，日後也曾被好萊塢翻拍。從此時到六十年代中期是黑澤明創作的黃金時期，佳作不斷面世，計有《蜘蛛巢城》、《白痴》、《大鏢客》等多部影響了當時國際電影潮流的作品。
截至《紅鬍子》為止的17年間，由黑澤明導演、三船敏郎擔綱的作品包括《羅生門》、《白痴》、《七武士》、《生之錄》、《蜘蛛巢城》、《大鏢客》和《天國與地獄》等片。 不但1950年拍攝的《羅生門》，翌年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從此，黑澤明聞名於世界影壇，三船敏郎也先後以《大鏢客》、《紅鬍子》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男主角獎，兩人也因而在日本影壇建立了「國際的黑澤，世界的三船」的稱號。
1960年後半年到1970年初期，是黑澤明創作的低潮期，首先是他和三船敏郎的關系突然決裂，從此，兩人不再跟對方說話，也沒有再合作，不過對於原因兩人都是三緘其口。1970年，他根據山本周五郎的小說《沒有季節的城市》改編的電影在票房上失利，黑澤明甚至因而企圖自殺。不過黑澤明很快就再站了起來，1975年他導演的日俄合資電影《德蘇烏扎啦》先後得到莫斯科影展金牌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1980年由法國電影公司出資，黑澤明與三船敏郎再度合作拍攝的《影子武士》則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 1985年，黑澤明完成了巨型古裝片《亂》。晚年的黑澤明熱心於創作古裝片，藝術上的追求也更加執著，作品也具有深沉的哲理內涵。身高1.81米的黑澤明，擁有當時日本人少有的高大體格，據說事事要求完美的他，扯著嗓子大吼的聲音經常把工作人員嚇得渾身打顫。在拍攝《戰國英豪》時，他為了拍一個滿意的天晴鏡頭，足足等了100天；拍《天國與地獄》時，他發現有一棟民宅的二樓阻擋了他拍攝演員從新干線丟出現金的鏡頭，硬是把該民宅的二樓給拆了。 就因為這種一絲不苟的精神、執著而強橫的態度，他被台前幕後的合作者稱為片場上的「天皇」。
1998年9月6日，這位縱橫影壇50年、拍過31部電影精品的大師終於撒手離去了，享年88歲。日本影壇至今無人在電影藝術成就方面能及他的項背。
他一生中所獲獎項不計其數，他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電影導演，他畢生致力打破各國民族文化差異和思想制度的限制，希望能共享人類的基本感情。黑澤明被1999年12月的《亞洲周刊》譽為20世紀對亞洲進步貢獻最大的一位文化藝術人士。在半個多世紀的電影生涯中，黑澤明製作的電影曾創造過持續二十年的票房奇跡，但傲慢、失敗和自殺的空虛也時常伴隨著他，影響著他的事業。1998年他去世時留給後人31部電影無不揭示了黑澤明電影的一個共性——對形式和內容的融匯貫通。正因如此，使他成為自1895年電影產生以來最出類拔萃的導演之一。黑澤明最大的成就在於亞洲幾代電影人都受到他的影響，正如著名導演張藝謀在美國《時代》雜志上評價的那樣，「黑澤明使我明白，當走向外面世界時，要保持中國人自己的性格和風格」，「這是他給亞洲電影人上的很重要的一課。」
㈡ 電影界中的「新浪潮運動」是怎麼回事
讓專家告訴你什麼是新浪潮
<<劃時代的作者電影：法國新浪潮電影始末>>
來源： 作者：讓一皮埃爾．讓科拉
「有一點我們強調得不夠：『新浪潮』既不是一場運動，也不是一個學派，又不是一個集團，它只是一定的量，是報界創造出來的統稱，為的是把兩年來崛起於本行業中的五十餘名新手統歸一類，以往，每年只能出現三四名新人。」
——弗朗索瓦．特呂弗 《法蘭西觀察家》1961年10月19日
「……不過，這的確是一段好光景。既然這一套吃掉開，製片人當然都希望拉青年人為白己拍『新浪潮』影片.
——米歇爾．德維爾 《正片》，第58期，1964年2月
1958年是法蘭西歷史也是法國電影史的轉換點。
1958年5月至9月，政局動盪，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行將消亡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戴高樂當選總統前的法國。——譯者……有一位慈父將親自出馬，把法國人從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泥潭中、從奇恥大辱中拯救出來。法國人真是三生有幸。
大體與此同時，電影出現了更新的跡象，這在文藝沙龍中引起了反響，隨後，各大報刊便把這種新動向冠以美名，日「新浪潮」。
新法國要新電影。口號應運而生。當然，無論是法國，還是法國電影都沒有象當時宣揚的那樣明顯改觀……這也無妨，1958年畢竟算是轉折的一年。
「新浪潮」這個名詞一直洪福不淺，至今人們還在談論「 新浪潮」影片、「新浪潮」時期，或是抱有敵意，或是帶著懷舊情緒。一位才能有限，但富於想像力的製片人，為了發行放映比埃爾．德朗雅克的《尋槍記》，甚至於1966年某一天舉辦了「下一次浪潮日」，雖然這部影片不久便無人問津。「新浪潮」——這就是電影。
然而，「新浪潮」的出現有著遠為廣泛的背景。要想了解它的起源，應當追溯到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報》。這一天，在周刊封面上印著一位妙齡女郎的面部特寫，標題是《新浪潮來了》，下面引用了夏爾．貝璣(夏爾．貝璣（1873—1914）：法國詩人、政論家。曾在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案中主持正義，為德雷福斯辯護。所寫作品有劇本《貞德》、長詩《夏娃》等。 1905年後發表《我的祖國》一書，宣揚沙文主義。——譯者)的箴言：「我們才是中樞和心臟，中軸線從我們這里通過。要以我們的表來對時」。當時，正在開展廣泛的全國性徵詢活動，總共提出了二十一個問題。自10月10日至12月12日，《快報》周刊連續登載了回答與分析文章，從中總結出來的《全國青年問題報告》引起了強烈反響。當時，「新浪潮」的提法一直與《快報》聯系在一起，甚至從1958年6月26日至12月 11日，各期《快報》的封面都印著副標題；《新浪潮期刊》，前後達半年之久。……那時，還尚未涉及到電影。
「新浪潮」這一名詞見諸報端，多半是弗朗索瓦茲．吉羅(吉羅（1916一）；法國女作家，《快報》創始人之一。後任激進社會黨副主席，曾在吉斯卡爾．德斯坦政府婦女部中任要職。著作有《新浪潮》、《青年肖象》、《假若我在說謊》、《權力喜劇》等。——譯者)涉筆成趣的產物。而電影開始湊趣則是數月之後的事。這家《快報》在1958年10月30日出版的一期上登出由影片《我們都是殺人犯》(影片攝於1952年，導演是卡雅特。——譯者)的導演署名的一則啟事，標題是《您願為卡雅特的影片出力 嗎？》啟事內容是：「拜讀過『新浪潮』之後，我決定拍攝一部這類題材的影片。我在幕前，諸君在幕後。本人成竹在胸，諸君則希望有人代言……候迴音，煩告巴黎愛麗舍田園大街八十一號，《快報》周刊，安德烈．卡雅特先生」。果然，報社收到了一些回信，並登在 1958年 11月 2 0日的《快報》上。許多回信強調了阿爾及利亞戰爭，並且殷切希望在銀幕上對其有所表現。(在1957年春季進行的調查中，有個問題是：「對法國人來說，全國頭號難題是什麼？」在「新浪潮」青年的回答中，阿爾及利亞問題居首位（百分之二十八），其次是「找一個穩定的政府」（百分之二十四）。這兩個問題在隨後四年期間也是法國政治生活的中心，而所謂「新浪潮」影片對此只有寥寥無幾的反響。——原注）這件事未見下文。倘若安德烈．卡雅特的影片果然拍成的話，世人所知的「新浪潮」想必就不是如今這個樣子了……
後來，歷史為「新浪潮」一詞保留了特定的含義，最初將「新浪潮」用於這個含義上的人大約是彼埃爾．比雅爾。他在《電影》1958年2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調查匯報，題為《法國電影的青年學院》，他列舉了青年導演的一份名單，名單之駁雜，二十年後當令人捧腹（1918年後出生的導演一律算做「青年」：韋納伊、博爾德利和雷卡梅竟與路易．馬勒並列，而象阿侖．雷乃那些「拍短片出身的導演」和「電影手冊派」的里維特、特呂弗、夏布羅爾還榜上無名呢），比雅爾最後斷言。「這股『新浪潮』為什麼還服服貼貼地跟著前輩轉，真令人困惑。」
不過，直到1959年春季，圍繞著基納電影節和在拉納普爾的青年導演的聚會上，電影「新浪潮」才確實名聲大噪，並從此叫開了。
倒敘
可以沿著兩條平行不悻的路去尋找「新浪潮」的根。
一是，當浪潮已過，前景已經分明之時，一些有名望的前 輩要求承認他們在「新浪潮」中的一席地位。電影史學家是承認阿涅斯．瓦爾達（1954年他拍攝了《短岬村》）或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1955年拍攝了《狹路相逢》）的先鋒作用的，或許還承認讓一比埃爾．梅爾維爾是前驅，他也大言不慚地以此自居：「『新浪潮』，這是新聞記者的發明，……新導演所做的事，我在 1937年就打算做了。遺憾的是，直到1947年拍出《海洋的寂靜》之後，我才實現了宿願」
另一條路子同樣值得注意，那就是，與同輩人一起，回顧一下在掀起「新浪潮」之前的幾個月中法國電影的變化，以及人們對這些變化的感受。
還必須提及《快報》周刊。在那幾年，這家周刊相當及時敏銳地反映出年青人的思潮變化。1958年1月30日，《快報》封面上刊登了影片《通往絞刑架的電梯》男主角莫里里斯．羅內的劇照，並引用了路易．德呂克的一段題詞：「今後，不僅僅是循規蹈矩的孩子去擺弄影象了」。同年，3月13日，德尼斯．溫桑著文分析愛德華．莫利納羅的影片《背倚高牆》：「多年來，無論哪一家法國製片廠拍出的影片都象是陳年舊貨，粗糙不堪，可是這部影片與眾不同。年青一代導演正把埋頭苦幹令人感動的老傢伙從攝影機旁趕走，他們要親自動手，以克魯佐或貝克為榜樣，大量拍片。這些年輕人多麼精明，記憶力多麼強！甚至有些過分……」
這一年11月6日，弗朗索瓦．勒代利埃談到不久前拍攝《戀人們》時的情景；「……只有當一個攝制組在導演身上感覺到對新電影的堅定信念和至少不照搬時下影片老套子的堅強意志時，才能發揮出這么大的干勁。總之，人數這樣多的一班人馬（近三十人）好歹得適應拍一部短片的物質條件。……效果如何，這要由觀眾來判定，不過。這種方法表明，在法國電影中，正出現某些變化。夏布羅爾 也採用了這種方法，他的攝制組的人數也大體相同。」
一周之後，在同一版面上，丹尼．溫桑更是把握十足地劃分了陣營：「為企業獲益，按生產處方炮製的盈利片最好也不過是《厄運臨頭》（《厄運臨頭》拍於1958年，導演是烏當．拉哈，主演是碧姬．巴鋒。一一譯者），最劣就會是《馬克西姆》一類影片，而與此同時，平行電影正在誕生，因為有些人已經感到，電影的革新不在於用變形鏡頭拍攝寬銀幕，不在於色彩，也不在於任何技術上的進步，而是來自『內部』；這些人大多數是青年……不錯，這種脫離傳統道路的作法所以能出現，多半是受了1955年12月設置的優質獎的激勵。」（法國文化部設置該獎鼓勵有創見的導演。——譯者）
1958年歲末，法國人更換了政府（他們對此已經司空見慣），也換了總統，甚至連共和國也改了號，取贊成態度者過了大半（百分之七十九點二五選票同意戴高樂新憲法，僅有百分之十五棄權）；而且，他們被告知；法國人的電影也要變！
概述
「新浪潮」就是在 1958——1959電影年度期間問世的，其標志是：克洛德．夏布羅爾的頭兩部影片在商業網公映（1959年2月2日，《漂亮的塞爾傑》公映，1959年3月11日，《表兄弟》公映）、特呂弗的《四百下》和阿侖．雷乃的《廣島之戀》（對這四部影片的介紹均參閱。電影藝術譯叢》 1980年第 1、 2 NI期刊載的、法國「新浪潮」和「左岸派」。一文。——譯者）於1959年5月在戛納電影節放映。從1961年起，便有人宣稱「新浪潮」已趨低落。路易．馬爾科列爾在1961年10月17日《法蘭西觀察家》報上甚至寫道：「現在我們可以說，『新浪潮』已經終結…」 我們認為，「新浪潮」做為社會經濟現象總共延續了四年，這大概是不錯的。它的崛起是在1958年，到1962年期間便自行削弱了。
如果我們只限於綜述事實，不加評論地概括「新浪潮」現象，它就應當包括兩類情況。一方面涉及影片，另一方面涉及圍繞電影大作文章的報刊、新聞和評論。
首先是電影。上述四年期間，至少有九十七名導演拍攝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這足以使專業人員和公眾輿論大為震驚。新聞報刊便跟著大事宣傳。嚴肅的刊物注重提高這一現象的意義，並且對它加以分析。而發行份數較多的報刊只圖保留「新浪潮」這個合適的商標，然後慷慨大方地四處加封：從影片到導演，從大明星到影壇新秀。「新浪潮」有銷路，大家都搞「新浪潮」，為了內銷，也為了出口。影片與圍繞著影片的沸沸揚揚的推銷活動混雜在一起，很快便難分彼此了。當時，阿爾及利亞戰事正緊，舞文弄墨「毒化空氣」成了時髦。於是，圍繞著「新浪潮」，人們又開始毒化空氣」了。
「新浪潮」與法國政局的變化同期發生，實在純屬偶然。即令第四共和國延續下去，仍然會出現「新浪潮」。下面我們會看到，這個現象有其必然性，而且，即便在另一個政治背景中，一系列具體原因也會促使「新浪潮」出現。但是，法國動盪不安的局面（或許這只是動盪的幻象）畢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需要新人、新形式、新語匯。各家報紙對這種動盪的局面自然求之若渴。「銷售暢旺」的就是金融界新巨頭、戴高樂講話、長筒裙、「新浪潮」一類消息。為了顯得在行，「新浪潮」乾脆被簡稱為N．V．」（法文「新浪潮」兩詞的第一個字母。——譯者）
「新浪潮」是個來勢洶洶、波及甚廣的現象，現在應試將匯成「新浪潮」的不同分支加以區別。
我們似應回顧一下第四共和國時期已經僵化了的電影。當時，電影創作者相對來說已為數不多，而且許多人已經上了年紀，因為自第二次大戰以來，人材更新十分有限。具體來說，1958年，馬克斯． 路 爾已經去世，雅克．貝克、讓．格萊米水也只有幾個月的光景了。讓．雷諾阿、雷內．克萊爾、阿貝爾．同斯、薩沙．居特里、馬塞爾．帕涅爾（文中所提導演是二十年代以來法國影壇的大師。——譯者）都是年邁老翁，到了創作生涯的末期。1957至 1959年是較為次要的，但是在過去十年中最多產的十二名導演拍完了各自的最後一部影片，他們是雷蒙．貝爾納爾、安德烈．貝多米奧、馬塞爾．布利斯丹諾、莫里斯．德卡依日、亨利．迪阿芒一貝爾熱、喬治．拉貢布、列奧尼德．莫居、讓．斯特利、羅貝爾．維內……為了保證法國電影能繼續在各方面生存下去，把擔子交給在次要崗位上等了十年左右的人就是必然的、刻不容緩的事了。總而言之，由科班出身的人來接班是勢在必行。
在第一類新崛起的導演之中，愛德華．莫利納羅是個樣板。他生於1928年，先是為莫里斯．德卡依日、安德烈．貝多米奧做過助手，後來拍過紀錄片，搞了十年專業之後，才戰戰兢兢地嘗試拍攝故事片（《背倚高牆》）。1959年5月10日，他在拉納普爾討論會上做了發言，指出自己在「新浪潮」中的地位，頗有自知之明。他說：「以我之見，似乎應當把所謂『新浪潮』一分為二，一方面是通過正規途徑進入影壇，即融入正規製片系統的青年導演；另一方面，是終於博得年青的製片人或因外人士的信任的一批人。我想，假若沒有特呂弗或夏布羅爾，我們這些從正規途徑走過來的人，仍舊是電影界正統『官員』。現在，既然他們的電影已經問世，我本人也算有幸，我的 下一部影片就不至於太蹩腳。固然，十年來，我不得已拍出那種風格的影片，這是出於無奈，那時，我也沒有別的辦法；而明年，我要改變拍法。」
愛德華．莫利納羅並沒有改變拍法。一旦「新浪潮」的狂熱趨冷下去，他便成了第五共和國一名地地道道的電影「正統官員」，他的電影年表上列著二十四部影片（這個統計數截止到1978年。1980年，莫利納羅又拍了一部影片。《瘋女牢籠》第二部。一譯者），是近二十年來最長的電影年表之—……
在「新浪潮」中，與莫利納羅同時開始拍故事片的科班導演有兩、三打人，如，比埃爾．格拉尼埃一德費爾，他當過讓一保羅．勒沙諾瓦、安德烈．貝多米奧或馬塞爾．卡爾內的助理導演；喬治．羅特奈，他當過場記、剪輯、攝影師和諾貝爾．卡爾博諾的助理導演；雅克．德萊，他曾經是讓．鮑育、吉勒．格朗熱埃、路易斯．布努艾爾、儒勒、達森的助手。在這份人名表中，似乎還應添人象克洛德．索泰、讓．吉羅爾或路易．馬勒那樣與眾不同的人物。對於所有這些人來說，涉足故事片是他們「修業期滿」之後的歸宿，雖說苦熬多年，卻也必不可少。
有些人發現自己也被賜予如此時髦的美名之後，大感驚訝．米歇爾．德維爾在數年後就曾流露出這種心情：「我是循著傳統老路一步步走過來的，這正是我與『新浪潮』不同之處。最初，我當過見習導演，然後是第二助理導演，並且做過德古安的第一助理導演，後來又成了技術顧問。拍完《今夜不再來》（該片攝於1960年。－－譯者）之後，有人說，我屬於『新浪潮』，我大為吃驚。在編寫劇本時，尼娜．孔巴涅茲和我都深信我們是和『新浪潮』對著乾的。」（見《正片》，1964年2月，第五十八期。——原注） 短片起家
（短片包括紀錄片、科教片、實驗影片等。——譯者）
他們可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們無疑是眾望所歸：阿倉．雷乃、喬治．弗朗朱，還有比埃爾．卡斯特、亨利．法比阿尼、羅貝爾．門 戈茲、讓．多埃維，以及其他人……五十年代末，電影俱樂部活動達到了它的全盛時期，這些拍短片的人被介紹、被承認了。著名影片有《巴黎殘老軍人院》和《禽獸的血》（喬治．弗朗朱）、《戰禍》和《被詛咒的建築師》（比埃爾．卡斯特）、《彌天大罪》、《我的雅奈特及我的夥伴》、《住宅危機》（讓．多埃維）……當然，還有阿侖．雷乃的《梵高》《高更》、《格爾尼卡》、《夜與霧》和《世界的所有記憶》。本文無意撰寫三十人小組（三十人小組指阿侖．雷乃為首的拍攝紀錄片的一批人，到 1958年 12月，這個小組的成員已達一百二十三人。——譯者）的歷史，只是應該強調指出，十年來，短片為法國有所抱負的電影爭了光，也是它的容身之地。
這些人拍的短片從來廣泛放映過。或者，只是做為一部商業片的「加片」才有廣泛放映的機會，觀眾反應則是冷淡和不耐煩。而影片《夜與霧》是唯一的例外。這部影片在1957至1958年期間馳名遐邇，外省的觀眾所以趕去看盧奇阿諾．埃麥爾的義大利片《重婚》，就是因為他們得知要加映阿侖．雷乃的《夜與霧》，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特別是通過電影俱樂部、報刊雜志、電影節這些文化網的渠道，人們了解到，在法國，不僅僅有德拉諾瓦，也不僅僅有德尼．德拉巴特利埃（德拉巴特利埃（1921一），主要作品有《開往杜布魯克的計程車》。---譯者）來接替德拉諾瓦。人們對阿侖．雷乃寄以厚望。 人們期望他和其他電影導演拍出一種左傾電影。因為，不言而喻，從幾部短片來看，阿侖．雷乃和其他幾個導演就是左派；而第四共和國大多數導演「背叛了」現在，躲進趣聞軼事或古裝片中偷生。通過那些短片才能在銀幕上看到當代法國人的生活，看到住宅危機，看到礦工罷工……
也正是在這些短片中，新風格漸趨形成，電影避免了特呂弗曾經痛斥的過分精雕細琢的敘事方式。這些短片可以是實驗作品，可以筆觸大膽，揭露時弊。而在1957年「功成名就」的電影中痛感缺乏的恰恰是這些特徵。
當然，三十八人小組中的佼佼者轉行拍故事片也不是很有把握，即使比埃爾．卡斯特曾經戰戰兢兢地指過路（在這些人當中，比埃爾．卡斯特是第一個拍故事片的人，1957年他拍攝了《袋中愛情》----譯者）。不過，由於觀眾的進步、大城市中專門性電影院的建立，而出現了新需求。國家又通過預付收入的辦法進行資助，給予了最初的推動。從1957年5月起，各大報刊一呼百應，紛紛報道了阿侖．雷乃即將在法國和日本拍攝有關原子彈的大型記錄片的消息……（「大型紀錄片」一語系原報道所用、——原注）
異軍突起
什麼是史實，什麼是經過渲染的傳奇，在這里最難分辨。《電影手冊》的編輯們早有親自大幹一場的打算，他們也從不諱言。其中幾位已經在所謂的電影「專業」中立足了，因為這里的界限並不分明。比如，克洛德．夏布羅爾曾經擔任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新聞專員(當時夏布羅爾負責為美國影片的法文版編過新片名．——譯者)，後來，他還把讓一呂克．戈達爾和保羅．日戈夫引薦進來（日戈夫有一段時間替夏布羅爾寫劇本，後來拍過一部《落潮》，這部影片也如「新浪潮」時期許多影片一樣胎死腹中）。有些人嘗試拍過紀錄片，不過成就不一（如，雅克．里維特的《牧羊人的運氣》、弗朗索瓦．特呂弗的《頑 童》）。繼承遺產、有油水的婚姻——這些偶然機會也為他們一下子提供了必需的資金去「籌劃」第一部故事片。影片未及問世，他們就開始大吹大擂，以至於「新浪潮」一詞的意義從此在大家的默許下變窄了。結果，這些冒牌的業余愛好者們便把「新浪潮」旗號據為己有。影片一部接一部，他們賺了些錢，開設了製片公司 （如，克洛德。夏布羅爾開辦了阿吉姆製片公司，後來這家公司為菲利普．德布羅卡、埃立克．羅麥爾、雅克．里維特的最初幾部故事片提供了全部或部分投資）。不久，連較保守的製片人也嗅出了生財之道、千載難逢的良機和政洽氣候(克洛德．夏布羅爾說過：「我們千萬別上當；各大報刊嘩嘩不休地談論我們，這是因為他們打算把一則方程式強加於人：戴高樂=革新。將軍來了，共和國變了，法國再生了、電影和其他領域一樣。看吧，天才崛起，知識分子在雙十字微的庇蔭下發揮才幹。青年人有用武之地！」，----原注)，於是，也開始為低成本的影片投資。
兩年內，這家黃皮刊物的編輯們幾乎都到攝影機後面去了：克洛德．夏布羅爾和弗朗索瓦．特呂弗，然後是讓一呂克．戈達爾、雅克．多尼奧爾一瓦爾克羅茲、埃立克．羅麥爾、雅克．里維特、克洛德．德熱夫萊。在他們的提攜下，一些親朋好友也連袂而至，譬如，菲立普．德布魯十、讓．歐列爾、弗朗索瓦．莫雷伊、列奧納爾．凱熱爾或讓一路易．里查德。
比埃爾．卡斯特則另當別論。他不完全屬於「新浪潮」一代（除了十二部較有名氣的短片之外，在1957年，他已經導演了由讓．馬萊主演的《袋中愛情》，當時，這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傳統影片），但是，他與「新浪潮」的各個分支都有瓜葛：他作為格萊米永的助手修完了傳統的「學業」；他又是三十人小組的成員，是人們翹首以待的左派；最後，他還是以賣文為生的自由記者，他為《電影手 冊》撰寫過不少文章，結果，《電影手冊》派便不知羞恥地把他拉入自己的名下，這與他們把拍《廣島之戀》時的阿侖．雷乃歸入自己一派的作法同出一轍。
1959至1960年間，全是一團亂麻，理不出頭緒，這或許是存心，或許是無意。每個製片人都希望有自己的「新浪潮」影片，有自己的新導演。在這股無法駕馭的游渦中，處女作竟有數十部之多，可是，其中不少影片從來就沒放映過。當時，在選擇應召待聘的導演的標准中，內行與否是最末一條。
這種含糊混亂的局面很快便與「新浪潮」這個稱呼聯系起來了。對「新浪潮」運動阿諛奉承的人往往也是運動的干將、他們在《電影手冊》或《藝術》周刊上大肆吹噓不受章法約束的格調、吹噓戲噓之中不失瀟灑的風格、吹噓與製片人或工會的刻板傳統的決裂……他們為用少量投資就能上馬而感到洋洋得意，他們有著無窮的幻想。在拉納普爾討論會期間，製片人亨利．多施麥斯特也來乘機趕浪頭，他在《藝術》周刊上寫道：「每個製片人都為『新浪潮』的年青人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興，因為是他們把電影從種種束縛中解放出來。他們使電影擺脫了行業工會強加於人的最起碼的攝制人員人數的限制。他們使電影從管理與財政上的困境中脫身，直接到街頭、屋內實景、真實的住房和自然景物中去拍攝。他們把電影從層層審查關卡中解放出來，這種審查機構對藝術、對生活、對道德，對如何影響青年人，對維護民族尊嚴的問題所持的觀點實在荒唐。他們打破了『老前輩們』拍片時的清規戒律。他們破除明星崇拜，摒棄單純追求技術完美的做法。」
以不諳業務為驕傲。夏布羅爾說過：「為了處理《漂亮的塞爾傑》的第一個鏡頭，我還要問，我應該盯住攝影機的 哪一個取景器，我甚至不知道眼睛該往哪兒瞧！」夏布羅爾在拉納普爾講的這件趣聞或是確有其事，或是笑話一樁，這倒無關緊要，它畢竟表明了，在1959年，以外行自居是多麼心安理得，甚至以此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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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左翼電影流派
左翼電影 「30年代電影」：一般是指1932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這五、六年當中的段時間。
左翼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入侵東三省、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日本攻擊上海，這幾起事件的發生對上海當地的民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激發當地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意識，因此群眾由原本愛好鴛鴦蝴蝶派之類的電影轉而要求拍攝愛國意識的電影。「一二八事變」之後，對民眾心態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這一類「鴛鴦蝴蝶派」的電影賣作大受影響，而上海當時是中國電影主要的生產基地，因此觀眾對電影喜好的改變讓電影製作者也必須改變拍攝電影的風格。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也加強了對電影的關注，因為電影是一種強大的宣傳手段之一，他們有計劃地影響電影的創作，分成四個部分：
首先從編劇著手去影響和改造電影，文藝工作者以編劇的身份來加入電影的創作。
其次透過各種組織的努力，改造電影創作的工作團隊，加強左翼創作的力量。
第三，有目的的、大力的介紹以蘇聯為主的外國電影的經驗。
第四，積極開展電影理論和批評的工作，透過電影的評論來影響和指導電影的創作和欣賞。
左翼電影在嚴酷的政治壓力下也成為一種動力，迫使電影工作者動腦筋運用各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在這部「大路」裡面，我們可以感受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但是從頭到尾都看不到任何抗日的字眼，只用「敵人」來代替，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無法正面的表達'抗日的情緒，因此電影工作者只好用這種隱喻方式來宣洩這樣的情緒。
中國左翼電影運動是從1932年開始，是由左翼文化運動延伸和發展，由進步文化工作者組成的「左翼作家聯盟」，簡稱為「左聯」，並延伸觸角到電影界，這些作家表達出對電影問題的關切。
夏衍等左翼知識分子開始直接參與電影的編劇工作，對電影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另外它們也在當時的報刊刊載影評，藉由編劇和影評對當時電影界產生具體的動作，左翼電影到1933年達到高峰。
30年代電影由單純的影像媒介轉變為綜合的視聽媒介，這部「大路」在重要的部分就搭配有聲音，主題曲還是特別為了這部電影做的。
在倡導文藝大眾化的時候，左翼作家除了在戲劇領域進行演出宣傳活動外，還將目光對准了剛剛起步的電影業，力圖以這種最大眾化的藝術形式，啟發民眾的階級覺悟和民族意識。當時在上海的黨的文藝領導人瞿秋白支持夏衍等人提出的利用資本家的物質力量發展左翼電影事業的主張。左翼劇聯的《最近行動綱領》指出：「除演劇外，本聯盟目前對於中國電影運動實有兼顧的必要。除產生電影劇本供給各製片公司並動員加盟參加各製片公司活動外，應同時設法籌款自製影片。」
日益高漲的民族情緒和資本家唯利是圖的特性，為左翼影劇工作者在電影界打開局面提供了機遇。在20世紀30年代，國際上法西斯勢力開始擴張，而國內，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愛國意識高漲，觀眾需要反映現實矛盾和民族精神的影片，對那些「處處惟趣味是尚」的神怪武俠、鴛鴦蝴蝶電影產生了厭倦，迫切需要能夠反映人民現實生活和願望的影片。一些民營電影公司老闆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也想改變從前的電影風格，以便適應現實民眾的欣賞要求。民營電影公司老闆要經濟效益，左翼作家看重電影的政治影響，雖然他們的出發點並不一致，但都需要電影反映時代情緒，吸引觀眾的視線。特殊的時代氛圍，為他們合作提供了可能性。20世紀30年代，左翼作家大量進入私營電影公司，創作、拍攝了一些反映時代情緒的影片。
1932年，夏衍、阿英、鄭伯奇應邀擔任了明星公司的編劇顧問，與鄭正秋、洪深等人組成了編劇委員會，對影片拍攝內容全面負責。1933年3月，在黨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成立了由夏衍、阿英、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組成的黨的電影小組，有意識地將進步勢力滲透到一些電影公司，利用電影的影響力傳播進步思想。在這些進步電影工作者的影響下，明星公司在1933年就拍攝了二十多部具有進步傾向的影片，其中有夏衍編劇的《狂流》、《春蠶》、《上海二十四小時》、《脂粉市場》、《前程》；陽翰笙編劇的《鐵板紅淚錄》；沈西苓編劇的《女性的吶喊》；洪深創作和改編的《壓迫》、《香草美人》；夏衍、阿英、鄭伯奇合編的反映時代知識青年的《時代的兒女》等作品。「明星」的成功轉向也使得其他一些電影公司開始尋求與左翼文藝家合作，田漢為「聯華」公司寫了《三個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為「藝華」編寫了《民族生存》、《肉搏》等抗日主題的劇本，這些影片的拍攝放映，對人們了解現實中國，激發人們的抗日情緒起到了推動作用。
左翼電影的涌現，加深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程度，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也引起了**的恐慌，一些有進步傾向的電影公司受到威脅、滋擾。1933年11月出現了「藝華」被搗毀的事件；而**的「劇本審查委員會」和「電影檢查委員會」加緊對劇本創作、電影拍攝、放映的限制，但左翼作家沒有放棄電影這塊陣地，在1934年11月到1935年12月間，他們利用可能的機會，用曲折的隱晦的手法將進步意識反映到電影中，這期間，夏衍創作了《同仇》、《女兒經》（與人合作），鄭伯奇的《到西北去》、《華山艷史》，沈西苓編導的《鄉愁》、《船家女》，洪深的《劫後桃花》，蔡楚生的《漁光曲》、《新女性》，田漢的《黃金時代》、《凱歌》，陽翰笙的《生之哀歌》、《逃亡》，仍以進步的思想主題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1934年，左翼電影工作者還建立了自己的陣地——電通影片公司，由夏衍、田漢領導電影創作。公司攝制了《桃李劫》（袁牧之編劇）、《風雲兒女》（田漢、夏衍編寫）等影片。其中，《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在抗戰時期起到極大的鼓動作用，後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左翼電影的思想內涵
左翼電影以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展現民族危機，反映處於底層的工人、農民、婦女的命運，用電影藝術形式真實地再現了30年代的社會生活。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反映工人、農民所受的壓迫 30年代初，卷襲世界的經濟危機也影響到了中國，我國農村經濟破產，城市工人失業，民族資產階級也面臨危機；而另一方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嫁經濟危機，加緊對殖民地的侵略，國內地主、官僚資產階級也加緊剝削，使階級矛盾激化。苦難激發了工人、農民樸素的階級覺悟，他們由順從、忍耐逐步意識到抗爭的意義。夏衍編劇的《狂流》就是以「九?一八」事變後發生在長江流域的洪水災害為背景，表現在水災與地主的欺壓這些天災人禍面前農民與地主進行的抗爭。《狂流》是我們電影界有史以來第一個具有鮮明的社會意義和時代意識影片，開始了中國電影界新的路線。由於大量的外國穀物的輸入，江南農業豐收沒有給農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使他們陷入了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豐收成災的主題在小說《春蠶》、《多收了三五斗》、《豐收》、戲劇《香稻米》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夏衍根據茅盾小說《春蠶》改編的同名電影，用電影畫面的形式再現這一時代命題，這也是五四新文學在熒幕上的第一次表現。此外，《香草美人》、《壓迫》表現工人失業釀成的家庭悲劇，《上海二十四小時》、《壓歲錢》展現了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生活圖景，揭示了民眾不幸的社會根源。
反映人們高漲的愛國主義激情 左翼電影充分發揮了電影快速復制生活的特質，使30年代激化的民族矛盾在銀幕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民族生存》中從關外逃難到上海的一群逃難大軍和從破產農村流落城市謀生的一群人，在「一二·八」炮火聲中，決定「為民族生存」而戰斗。《中國海的怒潮》（陽翰笙編劇）中漁民不堪侵略者和劣紳的欺壓，在海上掀起了反抗的怒潮。《肉搏》中青年學生從個人的利益得失中掙脫出來，參加義勇軍，投入實際戰斗。《肉搏》將熱河淪陷這樣剛剛發生的事件反映到電影中，緊密結合時政，真切感人。
反映女性的苦難以及覺醒歷程 女性，特別是都市中職業女性的命運，是左翼電影關注的重點。女性爭取經濟上的獨立和人格尊嚴的要求，與時代精神一致。她們所受到的壓迫最深，激發她們的思想覺悟也顯得尤其重要。《良宵》通過兩代寡婦所受的封建禮教的束縛，展現了女性肉體上精神上受到的摧殘。《三個摩登女性》、《脂粉市場》、《女性的吶喊》等影片展示了女性的命運，以及女性在壓迫中為自身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所進行的努力和斗爭。《女兒經》則通過一對夫婦舉行宴會，賓主講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表現了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神女》塑造了一個被迫靠賣笑為生的偉大的母親。她無法擺脫流氓惡霸的糾纏，難以找到正當的職業，但她卻以柔弱之軀，努力為孩子營造一個美好的將來，她的沉淪與反抗、軟弱和堅強，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阮玲玉扮演的「神女」成為20世紀30年代銀幕上最動人的女性形象。此外，《姊妹花》、《女人》、《花花草草》、《四千金》等影片，都從不同角度塑造了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
藝術特點
左翼電影在票房上的成功，顯示出他們能夠正確把握民眾審美情趣和電影藝術的特質。具體表現為：
一、注重社會意識的呈現，具有鮮明的理性分析色彩。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強調強調個人主義、唯美主義等非理性的思想觀念的20世紀20年代電影，被更具有社會使命感和社會意識的20世紀30年代左翼影片代替，田漢、歐陽予倩、史東山等編劇、導演紛紛從小資產階級的個人意識向工農群眾群體意識靠攏，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以大量生動的社會事件、生活細節，真實地反映廣大人民的現實處境；同時又以積極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為電影增添昂揚向上的精神，鼓舞人民為改變階級命運和民族命運而奮斗。「『意識』不僅成為創作者評論者，而且也成為一般電影觀眾普遍的審美要求。」電影界要求「兼有進步的意識和動人的情節的劇本」。劇本的思想性受到空前的重視，電影不僅要真實地揭示現實問題，而且以藝術的手段對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命運進行細致的分析，細膩地表現人物的經濟政治地位與人物行為的關系，將個人命運與整個階級、社會聯系起來。《船家女》中，純潔的愛情受到惡勢力的踐踏，愛情悲劇中透視出強烈的政治主題。《姊妹花》中不同環境中成長的親姐妹之間再現了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左翼作家無意表現單純個人性的恩怨糾葛，而是在時代風雲中再現人物的命運浮沉。
二、注重典型環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理論，是現實主義敘事文藝常用的藝術手法，左翼電影作為現實主義的電影流派，十分注重表現人物在特定環境中的思想變化，通過集中塑造不同追求、不同命運的幾個典型人物，他們的沉淪與奮進、忍耐與抗爭、善良與邪惡，勾勒出不同階級、或者同一階級在大時代中的表現和內部演變。《三個摩登女性》中虞玉、陳若英、周淑貞三個女性分別代表了追求享樂的資產階級、耽於幻想的小資產階級和經歷家國變故而「真能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關心大眾利益」的優秀工人階級，三個人物的塑造直接與資產階級在特定時代的分化密切相連。《華山艷史》中三個大學生，在北伐戰爭到九一八這樣的歷史時期，一個積極投身革命，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英勇犧牲；一個善於鑽營，成為統治者的幫凶；一個不斷動搖、彷徨，最終溶入抗戰的洪流，顯示了知識分子階層的幾種追求。左翼作家往往在時代和人的關繫上大做文章，特定時代要求人做出人生選擇，人們的不同追求也反映出了他們的階級特點和個性要求。
左翼電影善於運用多種手段來增強電影的藝術感染力，大量對比蒙太奇的運用，有利於創作者意圖的傳達，也強烈的沖擊觀眾的視覺和心靈。聶耳、任光等一批優秀的作曲家譜曲，為電影增添了藝術感染力，《漁光曲》中的「漁光曲」，《馬路天使》中的「四季歌」、《桃李劫》中的「畢業歌」等一些旋律優美，內涵豐富的電影插曲，更是為人們廣泛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