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關於日本電影《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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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是由東寶國際公司發行，由黑澤明執導，仲代達矢、寺尾聰、根津甚八、隆大介聯合主演的戰爭片。影片於1985年6月1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莎士比亞的《李爾王》為靈感，取自日本戰國時代的一段寓言故事，講述了日本戰國時期，一個虛構的一文字家族因自相殘殺而走向滅亡的故事。
⑵ 哲學電影《羅生門》含的哲學
朋友，你好請參考一下電影大師黑澤明的代表作《羅生門》無疑在電影史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一席之地，對這部電影的各種層面的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過，而在此，筆者也想提出一些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
首先應當明確，影片深深植根於大和民族的塌賣文化背景中，與黑澤明晚期那些大多帶著濃郁國際色彩乃至好萊塢品位的作品相比較，這部影片應當算是黑澤明最具日本風格的作品之一，對這部影片的考查，應當緊密結合日本的文化與哲學。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特別是哲學，具有與生俱來的鍵蠢世界性，個中大有全人類所共有的深層內涵，對這一點也不應該忽視。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的涵義並非可以簡單的以一種概念加以框定，必須要通盤考慮，注意問題的每一個方面，才能涉及影片的實質。
托爾斯泰在晚年曾提出了「至善即上帝」的公式，囿於理性與道德的牢籠而不得自拔，針對這類包含於西方哲學內部所固有的悖論，西哲尼采曾提出過「善惡的彼岸」一說，是為對基督教中所包含的至善觀念的反詰與考問，走向善惡的彼岸意味著否定理性形而上學和義無返顧地走向荒謬——存在的真實處境，敬重個人的卑微和渺小，存在的荒謬是沒有庇護的。以中國文化與哲學為安身立命根本的日本文化，發展出了獨一無二的恥感道德，這種中國文化中厚重道德感的變種與西方反理性哲學中的「神化」殘忍的論點巧妙的融和了。
影片所講述的故事以一種溫情而又堅硬的面紗包裹住了人生荒謬的真實命題。黑澤明自己也曾評論到，這部影片是反映人人都會說謊，都把事情說成對自己有利的情形，真實在人世間的存在實際上被人們自己消解了。強盜、武士、美女和樵夫代表了各個不同的階層，象徵著世間的人，從影片的大部分看來，似乎存在著終極真理。樵夫的講述，但最後和尚的表白又使這種似是而非的結論徹底粉碎，荒謬感成為影片最願意表述的情緒。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哲學觀念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相對主義論點，與多以相對主義為依據的詭辯論並不相同，影片的主旨無疑是嚴肅的。在中國儒家文化基礎上發展起自身體系的日本文化在自身傳承的過程中偏離了原先的源流，忠誠、責任、勇敢、堅毅等原本儒家道德范疇內的概念被賦予了截然不同的嶄新涵義，背棄道德的恥辱感成為了維系道德精神紐帶的主要力量，這種恥感與西方文化中的罪感並非同一概念，但也與原本來源的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倫理善良觀念團亮逗，它有著自己獨有的特點。
影片所講述故事的年代是江戶年間，正是日本受到西方巨大影響的時期,作為強勢文化（哲學）的西方觀點已逐漸取得主流的地位，基督教獨有的「原罪」觀念以及由其而來的各種文化現象深入日本藝術家的心靈深處，《羅生門》可以作為這一潮流的突出例證。西方現代哲學中對傳統善良美德觀念的批判並未將其完全虛置，這種對原有本體論的批判是建立在對「真」的探討之上，「真」已將「善」所徹底的取代，十字架上的真不是人構造的真，而是上帝在愛的苦弱和受難中啟示給我們的真，我們可以在這種啟示中存在並見證這種真。但日本文化中對「善」的虛置導致了對本體存在的徹底粉碎，新的有意義的哲學基點並未建立起來，日本文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空洞無物的。當然，目前階段的日本文化與哲學仍然有此特點。日本人的文化觀念開始無節制的依賴於對人本身意義的絕對信任上，但這並不能解決民族精神內核缺失的真正問題，毫無疑問，黑澤明看到了這一點，並在他的作品中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在影片中，人——更確切的說是日本人，被置於空前荒謬的語境中，自身的主體性已經無從考證，對「善」的消解伴隨著「真」的缺憾，二者被混同，同時被同樣的取消。這一觀念的來源可以從儒家文化中看到影子，在中國文化中，真與善同樣是混同的，但中國文化面對西方強勢文化時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二者混同但並未被消解，而是一同獲得了留存。
世界的無根基性在這里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藝術家對本體缺失的惶恐與不安，也許藝術家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在無意間，實際上已經對日本文化與哲學提出了最深刻的拷問。但是影片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而在影片結尾，棄嬰被挽救則從側面印證了中國儒家文化對日本深入骨髓的影響，「善」成為藝術家眼中可見的挽救這一隱性精神危機的唯一手段，無根基的日本人在善良與美德的召喚中也召喚回了自己，這一結尾是饒有趣味的，向文化母體——中國儒家哲學——的回歸是其深層內涵。藝術家心靈深處對善的渴望從未真正丟失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回歸並沒有揚棄些什麼，這是一種不自然的回歸，藝術家的雕琢痕跡清晰可見，和尚這一意象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承載了終極意義這一哲學命題，影片對角色的設置一開始就有了伏筆，所以，筆者認為這種回歸是徹徹底底的失敗。但影片所具有的世界意義並沒有任何貶低，不同的人對其意義會有不同的解讀。西方文化對其的接納與推崇實際上是以西方自己的基督「真」感為基礎的，他們所注意的是影片對人性的批判與本體荒謬的表述，從這個意義上說，影片極具世界意義，當然，它對日本文化（哲學）的貢獻與其說是作出了回答不如說是提出了問題。
⑶ 關於描寫日本人的電影
可以看《七武士》，當然這個畫面有點老。
還可以看《最後的武士》，好萊塢的，畫面、劇情不錯，思想上沒有《七武士》深刻。
你還可以看一下宮崎駿導演的電影，反映了變革、發展中的日本社會。
比如《平成狸合戰》、《歲月的童話》
其它，看大和劇（一種電視劇）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反映了傳統的日本文化，是一般日本民眾所喜歡的，可以完整的反映民族性。
⑷ 請大家對電影《藝妓回憶錄》進行評價。
總體說來很一般，小日本的玩意非要中國人來演，丟死了
⑸ 《日本之鏡》---日本文化中的英雄和惡人
最近開啟的理想國系列，這是一套我曾試圖看完的書，但是看過的冊數寥寥無幾。
大家可能覺得自己對日本了解的很多，真的嗎？知道天照大神是男是女嗎？知道日本天皇為什麼能一直傳承下來嗎?知道神社是什麼時候建立的嗎？還有很多個為什麼，你確定你都知道？滾配
這本書挺有意思的，因為很多時候作者就像一個電影鑒賞人一樣，從日本的一部部電影中講解日本文化中的英雄和惡人。
1、從神話時代開始，日本就是一個母系社會，男人就像孩子一樣，所作的惡就像孩子淘氣。
2、介紹母親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獲取的元素，在外面妻子尊重丈夫賢惠聽話，私底下不好說了，但是肯定會像個母親。
3、婚姻是每一個人必須的過程，假如沒有在合適的年紀大消指結婚的話，會被人認為不正常。
4、日本骨子裡面是矛盾的，及其好面子和及其自卑。文化裡面根本沒有罪與惡的判斷，就是假如一個反派明知要死還是與正派作對，人們還是會佩服反派，紀念他，不管對與錯。所以神社裡面的人還是受到民眾的敬仰，並不是因為他們做的對，而是他們為一件必死的事情而去死。
總結起橋檔來日本文化中沒有英雄和惡人，大家都是大孩子。只有那些不存粹的人才會被諷刺和拋棄，就像投降的人。
我正在慢慢的學，我並不是一個冷漠的人，只是很多情感被深埋。
⑹ 《菊與刀》是什麼，它講的內容具體是什麼
全文分為十三個部分展開論述。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民族的兩大典型性格表現，一是天皇的神最不可侵犯，二是被俘虜的日本人與美軍的高度合作。
毫不避諱地談到了這樣的性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處置有參考價值。
本尼迪克特還討論日本的等級制度和明治維新對傳統等級的沖出或賀和改變，並尖銳地指出日本對等級文化的迷信導致其在侵略外國時也試圖輸入這種等級觀念，而這種日本獨特的倫理體系當然難以為他國所接受和消化。漏陸然後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負恩」邏輯，並進一步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和美國的罪感文化差異極大。
為了洗刷恥辱，日本人最極端的行為就是自殺。日本極端的道德准則使他們的生活經常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作為補償，日本文化對感官享樂寬容得令人驚訝。
本尼迪克特還探討了日本人的自我修養和育兒方式，不管具體的方法與形式，其本質上與嚴格的道德准則是一脈相承的。最後，她分析和評價了投降後的日本人與對日政策。
(6)揭露日本恥辱文化的電影擴展閱讀：
作品思想：
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徵，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體現。本尼迪克特用這兩個詞表示了日本人的兩種矛盾的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對於衫搜派日本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從等級制度、報恩意識、義理、日本兒童的養育方面展開分析。
「在日本民族有關人際關系以及個人國家關系的整個觀點中，他們對等級制度的信賴乃是核心地位。」「各守本位」是描述他們等級思想的關鍵詞。在人際關系中，每個人都有其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每人都應安守其地位，享受其地位應得的權利，履行該地位所要求的義務。
一個人必須向地位高於他的人表示敬意，而地位高的人不得侵犯地位低的人的權利，否則地位低的人的報復是正當的。
⑺ 日本女記者的采訪體驗這部電影嗎
恩，我以前也看過一部這種題材的電影，似乎跟你講的很相似，電影的名字叫《望鄉》上映時間是1974年11月2日。 下面的簡介轉自新浪 Shinery 的博客「《望鄉》讓我看到日本人不為中國人所知的恥辱的一面。影片中，栗原小卷飾演的女調查員貴子體態幽雅、清新脫俗、氣質非凡。田中娟代飾演的阿崎婆老景悲慘，吃的永遠是白米和小麥摻合的飯外加鹽煮的土豆配菜，住的是在村子裡最偏僻的、四壁破舊的木屋，地上鋪的是稻草，爬滿令人作嘔的蟲子。貴子為了調查阿崎婆的生活和過往歷史，小住在阿崎婆家，新來的那一天，貴子問阿崎婆：「廁所、茅房在哪？」阿崎婆回「哪有這樣的東西，就在後面的空地上，沒人看見，沒人看見。」看到這，我們多少可以體味這個老人生活的艱辛。高橋洋子飾演的少女和青年時代的阿崎為了生計，被賣到南洋當妓女，受盡凌辱。」如果是這部電影的話，記得感謝我~
⑻ 《羅生門》是黑澤明哪一年的作品
《羅生門》 黑澤明
大雨瓢潑，殘破不堪的城門搖搖欲墜，三個男人躲在下面避雨。這不就是基督教關於世界末日的預言嗎？但是《羅生門》與基督教神話毫無「瓜葛」。它所講述的故事發生在日本平安時期(794—1184年)，那座殘破的城門——羅生門，是當時日本的京城——京都的城門。《羅生門》是第一部引起國際關注的日本電影，它的第一個場景就帶有明顯的黑澤明特點——用一個畫面就把基督教和佛教的禪宗輕而易舉地聯系起來，這恐怕只有黑澤明能夠做到。通過電影語言將一種文化的神話介紹給另一種文化的受眾，同時展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這是貫穿黑澤明導演生涯的理念，電影史上也由此多了幾部優秀的影片。
《羅生門》所講述的故事圍繞一起兇殺案展開，從在羅生門下避雨的三個男人的談論中我們知道：一個強盜為色所誘，攻擊一對夫婦，將丈夫綁起來，並當著他的面將他的妻子強奸了。不久人們發現了丈夫的屍體。誰是兇手？接下來三個當事者——強盜、妻子和死去的丈夫(通過女巫之口)以及目擊者樵夫分別講述了一遍事情的經過。同一件事，四個人卻有四種不同的說法。到底誰說的是真的？最後我們才知道這四個人都在說謊，為什麼？
●三船敏郎在《羅生門》里扮演強盜，他在黑澤明的多部影片里擔任主要角色。
●三船敏郎(飾強盜)、京真知子(飾妻子)和森雅之(飾丈夫)共同演繹發生在1000多年前的一段故事。
《羅生門》的故事發生在三個不同的時間：三個男人在羅生門下避雨是現在時，法庭審理是過去時Ⅰ，兇殺案的發生是過去時Ⅱ。黑澤明用自己特有的電影語言來表現不同的時間。現在的故事發生在羅生門下，在這里「羅生門」就像一個戲劇舞台，演員們都在上面表演，像一台室內劇。法庭審理那場戲是以一個固定的鏡頭完成的，攝像機總是正對著說話的證人，這個角度是法官的視角，但是法官始終沒有出現，而且一聲未發，只聽見證人們在滔滔不絕地講述。在拍攝兇殺案時通過迅速移動攝像機使畫面充滿了緊張和刺激，既有對當事人主觀描述的再現，也有遠距離的客觀記錄。同時黑澤明還用不同的光影效果來表現不同的時間：羅生門上烏雲密布；法庭里一片雪亮；兇殺現場陽光普照。影片里時間不斷轉換，但是不用任何解釋，觀眾們馬上就能知道是現在還是過去。
●三船敏郎(飾強盜)和森雅之(飾丈夫)在劇中——一樁案件，四種說法。
四個人的回憶先後展開，他們的分歧就在於對各自所做所為的敘述上。強盜說，他是為愛而戰，為了得到被他強暴的女子就與她的丈夫進行了決斗，經過公平而艱難的打鬥，最終他贏了。被強奸的女子說，被強盜強奸後她請求丈夫殺了她，而丈夫卻非常冷漠和鄙視地看著她，羞憤難當的她就用自己那把寶貴的短劍將丈夫刺死了。死去的丈夫則通過女巫之口表達了自己所受的傷害，他說妻子被強奸後竟然要跟強盜一起走這對他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恥辱，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和尊嚴，他就用妻子的短劍自殺了。樵夫說，他親眼看見了所發生的一切，事實是這樣的：強盜強暴了那個女人，剛開始他的確想擁有她，但當他發現女人的丈夫已經嫌棄她時，他也決定丟棄這個女人。女人羞憤之餘，說出了「誰是強者我跟誰！」，於是兩個男人開始決斗，其實在打鬥過程中兩個人都很害怕被殺死，最後強盜用自己的劍殺死了女人的丈夫。而夫妻兩人都提到的那把貴重的短劍樵夫說他根本就沒有看見。
●三船敏郎(飾強盜)和京真知子(飾妻子)在《羅生門》這部經典的默片里，用豐富的肢體語言和表情來表現人物的思想和感情。
四個人都在某一點上說了謊話，目的是否認犯罪或僅僅是為了美化自己，總之「每個人都在言說為自己有利的話。當事人說謊時，音樂就很強烈，彷彿在憤怒的說：他們在說謊！所以本片的音樂不是純粹的音樂，它完全獨立地講述了《羅生門》的故事。本片還用音畫錯位來製造緊張氣氛或者戳穿假話和不符合邏輯的說法。本片的演員，特別是三船敏郎(飾強盜)和京真知子(飾被強暴的女子)用豐富但不誇張的肢體語言和表情來表現人物的感情和思想，所以《羅生門》雖然是無聲電影，但卻感情洋溢，震撼人心。黑澤明不愧是一個高明的導演，他將發生在11世紀的日本的故事、斯堪的那維亞默片電影的自然隱喻手法、電影史上各個時期攝影和剪輯方面的精妙所在、還有用作解說詞的音樂……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於是就有了《羅生門》這部享譽世界的經典之作。在日本，《羅生門》遭遇了公開的拒絕，而在國際上它卻收獲了贊譽和電影節的大獎。
《羅生門》反映了人性的一個弱點，那就是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甚至死去的人也要為自己辯解，僅僅是為了所謂的榮譽而不惜說謊。黑澤明1981年出版的自傳寫到1951年，也就是《羅生門》在威尼斯電影節上獲得金獅獎的那一年。黑澤明在自傳中說「作為一名導演，《羅生門》為我打開了一扇通往國際電影的大門；作為一個自傳者，我卻不能莊重而緩慢地穿過這道門，去續寫我的人生……如果你想知道《羅生門》之後的黑澤明是個什麼樣子，那你最好去看他在《羅生門》之後拍的那些影片，了解裡面的人物角色。因為一個人雖然很難以百分之百的坦率直面自己，但是如果他以別人的面目出現，那麼他就很難避開事實。」
●森雅之和京真知子在影片中扮演夫妻——《羅生門》是第一部獲得國際大獎的日本電影。
●三船敏郎(飾強盜)和森雅之(飾丈夫)試鏡時留下的照片。
內心深處的灌木叢
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羅生門》改編自該小說)直指人的內心深處，分析得非常透徹，就像用外科醫生的手術刀對人心進行了解剖，它揭露了人內心深處不可告人的慾望和追求。我用精心設置的光與影的戲來解釋這種令人驚訝的慾望和追求。影片里的人們迷失在內心深處的灌木叢里，而且越走越遠，陷入了一片荒蕪。
黑澤明
《羅生門》黑澤明
劇情簡介
三個男人在羅生門下避雨，他們談論著一起剛剛發生的兇殺案。一個強盜襲擊了一對年輕夫婦,他將丈夫綁在樹上,並當著他的面強奸了他的妻子，不久人們發現了丈夫的屍體。強盜被抓了起來。四個當事人——強盜、丈夫、妻子和目擊者樵夫，從各自的角度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但說法各異。事實的真相已不再重要，事實的主觀性成為關注的焦點。
導演
黑澤明，1910年3月23日出生於東京。初中畢業後學過繪畫，後從事與電影和文學有關的工作。26歲時他在東寶電影的前身「PCL電影公司」任助理導演，不久該公司被東寶公司接管。作為名導演山本嘉次郎的助手，他開始學習導演和編劇。1943年，黑澤明完成了處女作《姿三四郎》，獲得極大成功，被視為日本電影的新希望。1950年，黑澤明導演了《羅生門》，獲得當年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這是日本電影第一次在國際上獲獎。在拍完《活下去》(1952)和《七武士》(1953)後，黑則明成為日本電影界最重要的導演，他成功地將日本文化的神話展現給那些已經西化的觀眾。此外他還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莎士比亞的作品搬上銀幕，這些電影受到西方的特別關注。1957年，黑澤明導演了改編自《麥克白》的影片《蛛網宮堡》，這部傑作最終使日本演員三船敏郎成為一名國際巨星。後來兩人多次合作，成為日本最強的電影拍檔，黑澤明關於武士的喜劇片《大鏢客》(1960)和《椿三十郎》(1962)也都由三船敏郎擔綱主演。1963年，黑澤明又與三船敏郎合作拍攝了《天國與地獄》，這是黑澤明惟一的一部警匪片。1975年，黑澤明導演了日俄合資電影《德蘇烏扎拉》，先後獲得莫斯科影展金獎和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1980年，由法國公司出資，黑澤明與三船敏郎再度合作拍攝了《影子武士》，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晚年的黑澤明對藝術上的追求更加執著，作品的哲理性也更加深沉。1993年，黑澤明執導了自己的收山之作《裊裊夕陽情》，影片里的一位老教師每年都要與自己的學生聚會，每當有人問他是否已經准備好死了，他都說「madadayo(未休矣)」，這個詞既有「還沒有」也有「或許」的意思。1998年9月6日，黑澤明在東京逝世。
●導演黑澤明，他將東西方文化——禪宗與基督教、莎士比亞與日本古典文學，在電影里有機和諧地聯系起來。
影片資料
國家：日本
年代：1950
導演：黑澤明
編劇:黑澤明，橋本忍，根據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改編
攝影：黑澤和雄
剪輯：黑澤明
作曲：早坂文雄
主要演員：三船敏郎(飾強盜)，京真知子(飾妻子)，森雅之(飾丈夫)，志村喬(飾樵夫)，千秋實(飾和尚)
獲獎情況：1951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1951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點評
《羅生門》是少數幾部真正不受時代限制的經典影片之一。
創意： ☆☆☆☆☆
創新： ☆☆☆☆
演員陣容： ☆☆☆☆☆
音樂： ☆☆☆☆☆
經典指數： ☆
⑼ 求助！《東京審判》影片 觀後感. 謝謝
梅先生因為是我國法學界權威，翌年被任命為我國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首席審判官。
然而，中國雖然是同盟國中受侵略最慘的戰勝國之一，但審判長由澳大利亞韋伯法官擔任，美、中、英、蘇、加、法、新、荷、印、菲十國法官的座次問題，開庭前預演時就發生了爭議，因為庭長韋伯宣布入場的順序為美、英、中、蘇、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之後。梅汝璈立即對這一安排提出強烈抗議：「如論個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們代表各自國家，我認為法庭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審判日本戰犯，中國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按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座，實屬順理成章。」接著，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拒絕「綵排」，他說：「今日預演已有許多記者和電影攝影師在場，一旦明日見報便是既成事實。既然我的建議在同仁中並無很大異議，我請求立即對我的建議進行表決。否則，我只有不參加預演，回國向政府辭職。」由於他的據理力爭，庭長當即召集法官們表決，結果入場順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國簽字順序安排。這次預演雖然推遲了半個多小時進行，梅汝璈終於為我國爭得了應有的位置，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
在對戰犯量刑方面，再次發生激烈的爭辯。一些來自未遭到日軍過多侵略踐踏的國家的法官們不贊成處以死刑。為了伸張正義，梅汝璈根據審判過程中兩年來收集的日軍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殺中就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單純用毒氣殺人殘酷百倍，主張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絞刑架。
雖然從1946年5月開庭歷時兩年半的時間里他享受著豐厚的待遇，但是由於他從報上看到國內「譏餓」、「內戰」的壞消息，對國民黨政府徹底失望。所以當1948年12月國民黨政府公布梅汝璈為行政院委員兼司法部長時，他拒絕去南京赴任履新。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他由東京設法抵香港與中共駐港代表清華校友喬冠華取得聯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應邀出席了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成立大會，周恩來在會上介紹：「今天參加這個會的，還有剛從香港回來的梅汝璈先生，他為人民辦了件大好事，為國家爭了光，全國人民都應該感謝他。」
1950年，梅汝璈擔任外交部顧問。1954年當選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此後，歷任第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以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政法學會理事等職，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和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1957年「反右運動」時，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在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嚴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時搜出那件他曾在東京審判時穿過的法袍，如獲至寶，以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動歷史問題的確切證據，並試圖將其燒毀。但梅汝璈對此有理有節地應對抗爭，並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從而保存下了這件歷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飽受摧殘之後，懷著對親友的眷戀，對「文革」的不滿和厭惡，對未能寫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這本巨著的遺憾，在北京與世長辭，默默地離開了人間，終年69歲。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囑將厚達尺余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無償捐獻給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希望能作為歷史的見證警示後人永遠不要忘記過去的那段歲月。
當梅汝璈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時，他才42歲。在當時的中國法學界和司法部門，資望深、年齡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執法東京的重任卻偏偏落到了剛剛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這無不得益於梅汝璈多年來在法學研究、教學和司法實踐方面的出色表現。輿論對他的評價是：精通法學理論，善於雄辯而又頭腦冷靜。
飛赴東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華懋公寓1層的大廳里，受命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負祖國重託，飛赴東京。臨行前，梅汝璈向新聞界慷慨陳詞：「審判日本戰犯是人道正義的勝利，我有幸受國人之託，作為庄嚴的國際法庭法官，決勉力依法行事，不負政府與國人囑望。」
當日，《中央日報》、上海的《申報》《大公報》《新聞報》等中國最權威的媒體，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梅汝璈到達東京後，作為戰勝國派出的法官，下榻於東京「帝國飯店」，出門有專車，餐廳有專席。優厚的待遇並不能使梅汝璈減輕對祖國命運的牽掛。他每天翻閱侍者送來的英文報紙，看到的是滿目的凄涼：「飢餓的中國人在吃樹皮、鼠肉和泥土」，「滿洲大規模內戰爆發，中國殷切期待馬歇爾特使返華調停」。國破山河在，國家尊嚴何在？梅汝璈因此不願去餐廳，只有按鈴請侍者把早飯送到房間里來。
在盟軍最高統帥部中國聯絡官為梅法官舉辦接風宴會。宴會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次長兼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的顧毓琇，將一柄裝飾華貴的寶劍贈予梅汝。梅汝璈深深鞠躬，雙手過頂接劍。他說：「『紅粉送佳人，寶劍贈壯士』。可惜我非壯士，受之有愧。」顧毓琇說：「你代表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和千百萬死難同胞，到這侵略國的首都來懲罰元兇禍首。天下之壯烈事，以此為最。君不為壯士誰為壯士！」
聽罷，梅汝璈拔劍出鞘，動情地表示：「戲文中常有『尚方寶劍，先斬後奏』。如今系法治時代，必須先審後斬。否則，我真要先斬他幾個，方雪我心頭之恨。……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國人之託，定將勉力依法行事，斷不使戰爭元兇逃脫法網！」 一番話，令在座者無不擊掌稱快。
《大公報》記者肖南負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全程跟蹤報道。在宴會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和歡欣。他不無擔憂。他以一個記者的敏感以及對社會現實、國際利益的透徹了解，預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艱難。畢竟，梅汝璈是一個留學美國，回國後又多年從事教學和法院工作的學者型專家。
回到飯店後，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將執法東京後吟誦出來的詩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時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敵愾，官讞律長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與傾？
東京審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但撰寫起訴書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麼時間算起？國際檢查局內部對此發生了嚴重分歧。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另一種意見是：應該將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作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點。中國代表團的提出應以1928年1月1日日本製造「皇姑屯事件」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國際檢查局內部經過鄭重的討論，贊成中國代表團的主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為從1928年開始到1945年為止，總共約18年。
用尊嚴維護尊嚴
1946年4月，11國法官齊集東京，正式開庭審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將按什麼樣的順序來排列？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前各國法官最為關注的問題。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對助手說：「任何國際場合，爭坐次在所難免，這是關系國家、民族地位和榮譽的大事，故應有的位置必須力爭得到之。」
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沒有明文規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卻極其敏感，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定的庭長——澳大利亞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衛勃，想使兩位與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衛勃提議，法官席次應該按照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慣例來安排，即以美、英、蘇、中、法為序。但有的法官當即指出，按照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的5個常任理事國是以中、法、蘇、英、美（按照國名字母先後）為序的。微笑著傾聽良久的梅汝璈終於說話道：「個人的坐次，本人並不介意，只因與各位同仁一樣，是代表了各自的國家來的，所以我還須請示本國政府。」
這一軍「將」得厲害。因預定的開庭日期將至，法官們如果都要請示國內而後定，必拖延時日。衛勃認定不能開這危險「先例」，忙說：「為確保准時開庭，坐次問題必須盡快排定，希望梅先生從大局出發。」
梅汝璈收斂笑容道：「同意庭長的意見，但中國代表應排在第二位。眾所周知，中國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時間最長，付出犧牲最大，審判的又是日本戰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戰歷史的中國理應排在第二。再者，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今日的審判。故我提議，各位都不用爭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國簽字的順序排列，實屬順理成章。」他接著報了各簽字國的順序：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俗話說「弱國無外交」，因此對於梅汝璈的提議，幾個西方國家代表心裡根本不願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開庭的前一天，衛勃的真實意圖才暴露出來。
下午4時，法官們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備，在法官休息室集合。這時，衛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蘇、法、加、荷、新、印、菲，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同意了的安排。按照這個安排，庭長右邊是美、中法官，左邊將是英、蘇法官。很明顯，英美居中，排擠中國，同時以壓制加拿大作為陪襯（按照受降簽字次序加拿大應排在法國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國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哥最為憤慨。梅汝璈當即指出：「這個安排是荒謬的，我絕不接受這種於法無據、於理不合的安排！」他憤然脫下象徵著權力的黑色絲質法袍，欲退出預演，以示抗議。
開庭預演儀式已經推遲了約半個小時，審判大廳里的人們等得有點不耐煩了。此時此刻，沒有人能承擔得起推遲明天正式開庭的嚴重後果，因為這個日期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20分鍾。當衛勃第三次來到中國法官辦公室的時候，他盯著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說：「兄弟們同意你的意見，預演就按受降簽字國次序進行。」
這時已經是下午5時了。一個爭論多日、僵持很久的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在場的上海《申報》記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訴外國同行：「中國抗戰長達8年，戰勝日本功勞最大，應當佔有這光榮的一席。」
舌戰美國法官
當11位對日參戰國的法官穿著法袍庄嚴地坐在審判席上等待預演開始時，法官之間又因國旗位置而發生的爭執。這時候，審判席後面插著的參戰國國旗，美國國旗插在第一位，中國國旗插在第二位，中國的法律顧問吳學義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勢。梅汝璈馬上心領神會，向庭長衛勃提出：「中國國旗應插在第一位。」
美國法官克萊墨十分傲慢地說：「為什麼？」梅汝璈當即用流利的英語慷慨激昂地闡述了中國軍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他說：「殘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戰爭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國人民傷痕累累，幾千萬亡靈沉冤九泉。17年間，為抗擊日本侵略者，我國軍民傷亡逾3500萬人，擊斃擊傷日軍達130多萬，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總數的70%。事實充分證明，中國正是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
隨即，中美雙方展開激烈的爭論。幾番唇槍舌劍，美方理屈詞窮，最終做出讓步，中國國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國國旗則移至第二位。這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代表團出席國際會議有史以來國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是一個國家主權和尊嚴的標志。所以，當中國國旗剛剛插在第一位，國內新聞媒介就立即刊發了這一重大新聞，有的報紙還及時刊出「號外」。
中國代表團從抵達東京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的40餘天時間里，憑著對正義事業的高度責任感，進行著這場為千百萬受害者伸冤報仇的艱苦鬥爭。他們沒有辜負祖國人民的期望，28名甲級戰犯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東條英機等7名主要甲級戰犯被判死刑。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梅汝璈憑著他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法律知識，全程參加了這次審判，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審判進行到後期,圍繞對戰犯的量刑問題,法官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軍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國家在二次大戰中沒有過多遭到日軍的侵略踐踏，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罪行缺乏切膚之痛，他們因此主張對戰犯從寬處理，有的法官則由於國內刑法廢除了死刑而不贊同對戰犯處以死刑，還有的則以人道主義為由，反對處死罪大惡極的戰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日軍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使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發指的暴行，較之德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
鑒於此，梅汝璈主張對日軍首惡必須處以死刑。在梅先生的慷慨陳詞和據理力爭下，11名法官就死刑問題進行表決，結果以6票對5票的微弱優勢，把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土肥原賢二等7個日本主要戰犯送上了絞刑架。
在法庭最後環節的工作——判決書的書寫問題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凜然正氣和愛國之心為中國人爭得了榮譽和尊嚴。當時,有人主張判決書統一書寫,但梅汝璈認為，有關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部分,中國人受害最深,中國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國人最有發言權，因此，這一部分理當由中國人自己書寫。經過他的交涉，由這次歷史性審判而形成的長達90餘萬字的國際刑事判決書，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億多受害中國人民寫下的10多萬字。
對於那場如同硝煙一般逝去的歷史審判,日本國內也許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話，或許能讓人更深刻地理解什麼是戰爭和歷史：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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