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看電影事件是魯迅在哪裡
魯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學醫的時候遇到的，他的散文《藤野先生》記錄了這一事件。
Ⅱ 藤野先生中魯迅棄醫從文的原因
《藤野先生》中魯迅棄醫從文的原因：是在日本仙台學醫觀看電影時，看到中國人麻木，心靈受到震撼，學醫能診治人的身體，但不能拯救認得靈魂，想用文字來喚醒中國人的靈魂。
魯迅在醫校學習一年以後，便從學校退學。他本人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稱自魯迅己是因為受到一部日俄戰爭的紀錄電影片里，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而被日本軍逮捕要槍斃，喜歡在場圍觀的也是中國人這類事實的刺激，認為「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於是棄醫從文，希望用文學改造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
附《藤野先生》原文：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卻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為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系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為「膠菜」；福建野生著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裡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卻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卻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裡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卻，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著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著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志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么？」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著，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它。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著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著，心裡卻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裡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里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卻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托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托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裡卻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預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才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為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泄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托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卻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托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著便有參觀槍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卻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卻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Ⅲ 魯迅在仙台學醫時發生了幾件大事
魯迅在仙台學醫時發生的大事有與日本學生一起看電影、藤野先生改講義。
1、與日本學生一起看電影
1906年3月，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某一天在上課時，教室里放映的片子里一個被說成是俄國偵探的中國人，即將被手持鋼到的日本士兵砍頭示眾，而許多站在周圍觀看的中國人，雖然和日本人一樣身強體壯，但個個無動於衷，臉上是麻木的神情。
這時身邊一名日本學生說：「看這些中國人麻木的樣子，就知道中國一定會滅亡！」魯迅聽到這話忽地站起來向那說話的日本人投去兩道威嚴不屈的目光，昂首挺胸地走出了教室。他的心裡像大海一樣洶涌澎湃。
這件事讓魯迅深思，學醫並不能拯救全中國的人，如果中國人的思想不覺悟，即使治好了他們的病，也只是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是改變人們的精神面貌。他終於下定決心，棄醫從文，用筆寫文喚醒中國老百姓。
2、藤野先生改講義
魯迅作為學校第一個中國留學生，在該校是受到大家的禮遇和多方照顧的。無論是老師、同學還是房東，待他都很客氣。尤其是解剖學老師藤野嚴九郎。他對其他學生可說是十分嚴厲，而對魯迅，卻用日本人所特有的認真和細致，呵護有加。
藤野先生自己說，他看魯迅學習似乎很是吃力，「因此，下了課，我就留下來看看周君的筆記，修改補充他聽錯、記錯的地方，甚至「在同學交往、公寓生活之安排、學習方法、日本語之說法、筆記之記法諸方面，都曾盡量給予幫助」。
魯迅求學歷程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4月，魯迅入江南水師學堂，改名周樹人。12月，被本家叔催促參加縣考，中榜後以四弟患病為由不再參加府考，繼續前往江寧求學。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轉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學開礦。這期間接觸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對他以後的思想具有一定影響。除讀新書外，愛騎馬運動，敢於和旗人子弟騎馬競賽。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月，礦路學堂畢業。3月，與厲綏之、錢均夫一同赴日本公費留學。4月，入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為日語學習速成班），三人同班同寢室。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剪辮。課余喜讀哲學與文藝之書，尤注意人性及國民性問題。
光緒三十年（1904年）4月，於弘文學院結業。6月，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9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肄業，相識藤野嚴九郎。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課間觀「日俄戰爭教育片」，深受刺激，決定棄醫從文。6月，將學籍列入「東京獨逸語協會」所設的德語學校。夏秋間，被騙回國與朱安結婚。旋即復赴日本，7月，從仙台回到東京，不再入學讀書，專門從事文藝譯著工作，此後幾年通過不同方式學習了德語，俄語。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從章太炎先生學習，為「光復會」會員，並與二弟作人譯《域外小說集》，期間生活艱難，以校對書稿補貼生活。
Ⅳ 藤野先生——魯迅 看電影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
這個事件常被人們稱為「幻燈片事件」，當時正是日俄戰爭（這場戰爭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日本國內氣焰囂張，軍國主義意識已四處彌漫。在仙台醫學院課余之時，常放映一些關於日俄戰爭的時事幻燈片，有一次魯迅卻在其中一張幻燈片上看到了自己的同胞，據說是給俄國人做間諜，被日本人捉住了，要砍頭，周圍卻有許多中國人在圍觀，臉上盡是麻木的表情。這一張幻燈片給魯迅很大的刺激，使他明確地意識到中國人最大的問題不在於身體的不健康，更大的問題在於精神上的「疾病」，即麻木、愚昧、不覺醒，所以魯迅認為首要的任務在於改變國人的精神，而改變國人精神的一個途徑就是文學，因此，魯迅結束了在仙台的學醫之路，而返回東京開始進行文學事業。可以說，這是魯迅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轉折。
Ⅳ 為什麼魯迅看電影《偵探隊》時要發笑
因為魯迅先生在日本留學時，有一次跟日本學生在上課時一起看了一場電影。電影中有一段是一個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人捕獲，要槍斃了，而在旁邊圍觀的也是一群中國人。這時所有的日本學生都歡呼起來，在魯迅聽來，這一聲格外的刺耳。
魯迅原是抱著尋求救國的道路的心願到日本學醫的。他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但他看了影片以後，學醫的想法有了改變。
他說：「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學醫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強健，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最終棄醫從文，是因為中國民眾的愚弱、麻木，使他深感到：醫學只能解救病人肉體的痛苦，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喚醒民眾的覺悟。魯迅的這種將個人的志願與祖國的前途命運緊密維系在一起的精神，體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5)魯迅在日本學醫期間看電影擴展閱讀
《朝花夕拾》是一部回憶性散文集，也是魯迅惟一一部散文集，寫於1926年，最初在《莽草》上發表時名為《舊事重提》。作者是魯迅，他是我國現代偉大的的無產階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
《朝花夕拾》里作者魯迅用夾敘夾議的方法，以青少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為線索，真實生動地敘寫了自己從農村到城鎮，從家庭到社會，從國內到國外的一組生活經歷，抒發了對往昔親友和師長的懷念之情，同時也對舊勢力、舊文化進行了嘲諷和抨擊。
阿長出自《阿長與山海經》阿長是魯迅兒時的保姆，她睡相不好、喜歡切切察察，而且還踩踏死魯迅喜愛的隱鼠，這些都使魯迅對她感到厭煩，但是當她真誠善良的一面表現出來時，如送給魯迅心心念念的《山海經》，魯迅不禁心生敬意和感激。阿長是封建社會下一個典型的農村勞動婦女，她粗壯耐勞，真誠善良。
父親出自《五猖會》在《五猖會》中，魯迅塑造的「父親」形象似乎不近人情，與現實有些出入，主要是為表達主題而設置。父親利用孩子愛玩的天性強迫孩子背書，使孩子深受打擊，留下心理陰影，從而揭示了封建家長制對於兒童天性的壓制和摧殘。
藤野先生出自《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是魯迅留學日本期間極為尊敬的一位良師。他不修邊幅，但治學嚴謹。他正直熱忱，熱心地關注魯迅的學習，與當時日本學生對中國留學生的鄙視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高尚的品質一直激勵著魯迅勇往直前。
范愛農出自《范愛農》范愛農是當時社會充滿愛國情懷的一群小知識分子的形象代表，他們的命運起伏與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連，經歷了對黑暗的不滿、對革命的期待以及對革命的失望的心路歷程，社會的迫害、生活的窘迫又將他們逼入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