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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啥時候開始彩色

發布時間: 2024-08-23 03:36:15

㈠ 說說你覺得香港電影最輝煌是什麼時候,那時的代表作是什麼

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期還屬八九十年代那會兒的電影,那會兒電影屬於百花齊放的狀態,一年不知道要產出多少優質的電影作品,可以說什麼類型的電影風格都存在,可以說每一部電影都非常的經典, 當然爛片也存在,但優質的會大於劣質的,港片盛行的年代,也造就了非常多的港星,巔峰鼎盛時期的港片更是非常經典,以至於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電影,都會覺得百看不厭,有一種濃濃的港片味道,說到香港電影最輝煌時期的代表作,我覺得有幾部電影是一定具有代表性的,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這極部電影就是《英雄本色》和《古惑仔》等一系列的電影。

㈡ 香港「邵氏電影」指的是什麼

【邵氏電影·昨日】

1958年,邵氏兄弟電影公司在香港成立,此後30年間,邵氏電影漸漸長成華語影壇的一支奇葩,無論什麼時候,提起華語電影,絕對繞不過去的話題就是邵氏電影。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邵氏電影的黃金期,它在香港影壇處於霸主地位,無人能出其右。要緊的是,它的影響力絕不僅僅局限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邵氏電影的影迷群遍及東南亞一帶的華人社區。

[b]昔日輝煌{/b]

邵氏的歷史,其實是脈絡清晰的: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是邵氏的創業期,代表人物是李翰祥,他的黃梅派影片成為邵氏的主打類型;60年代中期往後,在張徹的極力倡導下,邵氏把武俠片帶入了輝煌期,其中,又分成兩個支派,一個是張徹力主的新武俠電影;另一個則是楚原,他擅長和古龍合作拍攝那些超現實主義的武俠作品。可惜的是,李翰祥、張徹已經分別於1996年和2002年離我們而去了。

不過,上面說的還只是狹義中的邵氏電影,要說邵氏最早的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邵家兄弟1925年在上海成立天一製片廠拍片的時候。

邵氏在80年代中期停止影片的製作,邵氏的光環開始層層隱去,當然,誰也不會否認,邵氏電影是影迷心底一塊永遠割捨不掉的珍藏,我們期待著它再回來,或者僅僅是老片的修復重新上映,或者是邵氏風格在新時代的發展創新,總之是在等待它再次散射耀眼的光芒。———編者按

李翰祥

黃梅派電影

在邵氏電影中,中國古裝片一直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李翰祥則是拍攝古裝風月片的高手。李翰祥在邵氏的創業階段進入公司,當時他力主拍攝黃梅調電影,選用林黛擔任主演拍攝出影片《貂蟬》,影片於1958年上映,隨即打破了國語片在香港的票房紀錄。這一成功,讓邵氏的老闆堅定了對李翰祥的信心,在公司的鼓勵下,李翰祥隨後拍出了《江山美人》,此片在第六屆亞洲影展上拿到最佳影片的大獎,李翰祥的黃梅派電影漸漸成為邵氏出品的影片中的一大支。

60年代中之前,黃梅派都是邵氏電影的主流,李翰祥更是當時邵氏的皇牌導演。黃梅派影片的故事大多取材於民間故事,深受東南亞那些身在異鄉的華人喜愛。

張徹 胡金銓

新派武俠電影

與李翰祥的風格不同,胡金銓和張徹則以拍攝武俠片聞名,他們的風格被人定義為新派武俠電影,確定這一派的開山之作是胡金銓1966年所拍的《大醉俠》,次年,張徹的《獨臂刀》上映,成為第一部票房超過百萬的影片,張徹「百萬導演」的名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在張徹的電影中,男性演員才真正贏得了主角的地位。之前的黃梅派作品,男性演員在其中更多地只是起到一個陪襯的作用,張徹則不同,在他的影片中,男主角大多是性格剛烈的俠客,他們個性獨立,有自己的一套為人處事的標准,他們最看重的是男人間的情義,兒女情長卻往往退居二線,成為影片主線的一個陪襯。

胡金銓與張徹同屬於一個時期的導演,同樣是新派武俠片的開山鼻祖級別的人物,不過,他和張徹還是有些不同,胡金銓更強調動作在畫面上的美感,不像張徹那樣追求殘酷美和動作的利索和真實,而且,胡金銓塑造的人物不像張徹的人物那麼強硬,性格大多比較含蓄。

超現實詭異武俠片

同樣是武俠影片,楚原的風格與胡金銓和張徹的都不同,相比之下,胡金銓和張徹更現實一些,楚原則屬於超現實主義,這和他拍攝的影片多以古龍的小說為藍本有關,他的《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刀》都是這類超現實武俠片的代表作。這類影片中的人物性格大多風流倜儻、放盪不羈、他們浪跡天涯,時不時還會出現一些不大合乎情理的情節,這也正是古龍小說的特點了。

經常在楚原的影片中出現的演員是狄龍,當年,人們習慣地把楚原、古龍和狄龍三人稱為鐵三角。

【邵氏文武女頭牌】
文:林黛
這個四屆亞洲影後,在30歲的年紀上自行結束了生命,留住了輝煌也帶給了影迷無限的唏噓感慨。她出生於1934年,廣西人,15歲的時候到香港定居,16歲開始進入演藝圈。她在邵氏期間拍攝的《貂禪》《千嬌百媚》《不了情》都為她帶來的影後的殊榮(她另外一次當影後是因為在電懋拍的《金蓮花》)。1964年,她為情自殺身亡,留下《藍與黑》和《寶蓮燈》兩部未完的作品。她的古裝扮相特別嫵媚,是邵氏風月片盛行時期的頭牌女星。

武:鄭佩佩
與林黛不同的是,鄭佩佩是邵氏的武俠女星,她在邵氏一共拍了23部電影,不算太多,但因為幾乎部部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讓人感覺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奉獻給了邵氏。她剛剛出道的時候,接拍了胡金銓導演的《大醉俠》,由此而以「俠女」之稱聞名。1970年,她息影和丈夫一起到美國生活。當李安拍攝《卧虎藏龍》的時候,身手依舊了得的鄭佩佩就成了其中的「碧眼狐狸」。現在,她正在籌拍《大醉俠》的續集。她現在有3個女兒1個兒子,大女兒原麗淇目前正在娛樂圈發展,她希望在《大醉俠》的續集中,原麗淇和她的三女兒原子鏸能和她一起合作。

【他們來自邵氏】
吳思遠
吳思遠當年是從邵氏南國編導組培訓出來的,在他的身上難免帶上邵氏的影子。
吳思遠素有「香港影壇教父」的稱號,他1944年出生於上海,1966年加入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南國實驗劇團編導科學習,畢業後留在邵氏公司工作,在場記、副導演這些崗位上都工作過。在離開邵氏之後,他並沒有忘記邵氏功夫片的精髓,他後來創辦自己的思遠影片公司,繼續導演《羅馬大綁票》、《香港小教父》等功夫片。現在,吳思遠除了自己做導演,還發揮自己的社會威望,為整個香港電影的工作大環境而奔走。

吳宇森
像吳思遠一樣,吳宇森也是從南國實驗劇團編導科畢業的,他是張徹的得意門生,張徹在臨死前非常希望能見吳宇森一面,只可惜吳宇森最終都沒能趕得上。
1946年,吳宇森出生於廣東省,4歲時遷往香港居住。他25歲起在邵氏兄弟電影公司以助理導演的身份開始拍片。不過,他在邵氏的時間並不長,後來陸續加入了嘉禾和新藝城公司。《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縱橫四海》、《喋血街頭》、《英雄本色Ⅱ》、《辣手神探》等影片都是他的代表作。
吳宇森向好萊塢進軍之後,執導了《終極標靶》、《斷箭》、《變臉》、《風語者》,把東方的動作片風格帶到好萊塢。
重放異彩

邵氏電影於80年代停止製作影片,其電影城也轉到電視台下用作拍攝電視劇集之用,邵氏漸漸在華人的電影圈中隱去了昔日的鋒芒,但無論如何,沒有人懷疑邵氏電影是華人影壇的一塊瑰寶。

1999年,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傳來,馬來西亞的Usaha Tegas Sdn Bhd財團購買了邵氏760多套電影的版權,隨後在藉助邵氏資源豐富的片庫在香港設立了天映娛樂公司。天映娛樂成立3年來,一直致力於恢復邵氏電影昔日的光彩,先是花巨資通過數碼技術修復了電影的舊底片;接著是把這些修復過的作品推向市場,讓人們再次看到邵氏的光輝歲月;明年,邵氏與中國星合資近10億港元的將軍澳影城將會竣工,到了那個時候,邵氏會重新簽藝員投拍新片。

天映娛樂大打邵氏牌

根據記者的調查了解,天映娛樂分為四大部分:邵氏片庫、天映頻道、天映製作和天映娛樂音像。在這四大板塊中,有三大板塊和邵氏電影有著密切聯系。
首先自然是邵氏片庫這個部分。這個片庫的資源就來自1999年被馬來西亞財團收購的760套邵氏電影的版權。這些影片被收購之後,天映娛樂投入了大量資金來恢復這些影片的影像。此片庫為天映娛樂提供了強大的內容支持。天映娛樂的中國首席代表汪之雄先生向記者介紹說:「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這些電影,有很大一部分是沒有公映過的,有些雖然公映過,但卻沒有電視台取得它們在電視網路上的播放權,對邵氏這些經典的作品,我們一定會很好地加以利用,對於其中的一部分,我們可能會以35毫米膠片讓它們重現銀幕,其他的我們也會通過家庭影視產品、收費電視等平台推出,以饗邵氏影迷。」

此外,天映頻道和天映娛樂音像也和邵氏電影有著很深的淵源。天映頻道是一個收費電影頻道,現在,在這個頻道中播放的影片絕大部分都直接來源於邵氏片庫。天映娛樂音像現在主攻的方向同樣也是邵氏電影,汪之雄先生說:「我們將通過VCD、DVD和錄像帶的形式在市場上發行邵氏電影,我們現在一共有760套邵氏的作品,計劃中是每月推出10到20套,預計到2007年,我們手上所有的影片就全部發完了。」

經修復 影片煥然一新

經過歲月的洗禮,邵氏電影在底片上已經漸漸模糊,對天映娛樂來說,他們在成立之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修復這些褪色的底片。據說,天映娛樂用了最先進的數碼器材和技術來修復這些邵氏老片,具體的工作包括色彩調校、清除污跡、修補破損和刮痕等等。

那麼,經過修復的邵氏電影的效果怎麼樣呢,鄭佩佩對修復之後的影片效果的評價非常高,她說過去想看自己的電影,只能買到那些槍碟版的錄像帶,畫面極其模糊,有很多畫面還不完整,但現在好了,她在看到經過修復的《大醉俠》之後興奮地說:「修復過的版本,就跟新的一樣,連衣服上的顏色都看得很真切,說真的,如果不是看到這個修復過的版本,我已經不記得自己當年穿得是什麼顏色的衣服了。」原來,邵氏那時拍的已經是彩色電影了,而不像我們想像中都是黑白的作品。

東南亞觀眾先有眼福

這樣一來,電影迷們就有兩個渠道可以欣賞到邵氏的經典影片,一個是收看天映頻道,一個是看音像製品。

天映頻道從今年3月開始已經在東南亞地區啟播,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印尼國家的觀眾都能收看到這個頻道。據說,邵氏老牌演員鄭佩佩還會在這個頻道主持一個《邵氏大牌檔》的訪談節目,她的工作就是訪問一些曾經在邵氏工作的人,包括導演、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她已經訪問過的人有凌波、金漢、蔡瀾等,因為鄭佩佩本人曾經是邵氏的紅人,所以她做起這樣的采訪會相對就比較容易,盡管如此,她也透露出一點做這檔節目的難處,「因為過去了太長時間,有一些人已經不大願意再出來了露面了。」不過,鄭佩佩說她不會太勉強老同事,她也只是盡量去多訪問一些人物,節目本身並沒有硬性規定一定要訪問多少人,能做多少期「一切都看緣分了」,鄭佩佩說。

據汪之雄先生透露,他們已經向中國廣電總局申請天映頻道在內地落地,但結果還沒有出來,「截至9月份,今年內在內地落戶的頻道申請已經停止,我們已經遞交了申請,但我們現在正在等廣電總局的批復,還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內地觀眾看碟解饞

雖然內地觀眾暫時還沒有機會在電視上看到邵氏電影,但是卻能通過音像製品來彌補這個缺憾。記者從廣州鴻翔音像製作有限公司處獲悉,天映娛樂已經與該公司達成了協議,鴻翔公司負責以DVD和VCD的形式在中國內地獨家發行邵氏影片。

因為邵氏片庫的儲量極為豐富,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影片同時推出,到底先出什麼,後出什麼,這其中又有什麼樣的選擇標准呢?對此,汪之雄先生表示:「內地地區的第一批音像製品已經在7月份投放市場,第二批的正在申請當中,基本上我們選片的標准就是每次選一些武打片再選一些言情片,邵氏的電影很多,有好有壞,我們會先發行好的影片。」

我們知道,邵氏電影出有很多傑出的導演,他們的影片都自成一個風格,而且在邵氏發展的不同時期里,邵氏也形成了自己主打的幾個風格,比如說黃梅派、新武俠派等等。不知道天映娛樂會不會按照這些導演和派別進行歸類而推出音像製品呢,汪之雄回答:「我們暫時還沒有這個想法,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推出了100部左右,等到超過150部之後,我們可能會考慮用這種方式。」

值得收藏的邵氏電影
《江山美人》
《何日君再來》
《紅菱淚》
《愛情的代價》
《哪吒》
《少林寺》
《鐵扇公主》
《傾城之戀》
《花團錦簇》
《妲己》
《西遊記》
《花街時代》
《梁山伯與祝英台》
《七十二家房客》
《人皮燈籠》
《愛奴》
《大刀王五》
《流星蝴蝶劍》
《風流韻事》
《城市之光》
《金菩薩》
《萬古流芳》
《保鏢》
《方世玉與洪熙宮》
《十三太保》
《香江花月夜》
《盤絲洞》
《楚留香》
《大醉俠》
《書劍恩仇錄》
《無名英雄》
《緣分》
《小雜種》
《刺馬》
《藍與黑續集》
《花田錯》
《如來神掌》

㈢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為什麼這么繁榮

其實香港電影六七十年代開始崛起,據一些新聞評論員說是因為六七暴動,殖民地政府發現對青年人的照顧不足,他們沒有向上發展、賺錢的機會,所以殖民地政府就開始大肆發展娛樂電影、電視、歌唱等事業,將青少年的聰明才智引向娛樂事業,希望他們不要再在香港鬧事,後來香港曾經一度有3個電視台,後來變成兩個,經過十幾年的沉澱,當然為香港電影輸送了很多很好的演員,如周星馳啊,周潤發等等,都是拍電視劇出來的。
總的來說娛樂事業養活了一班當時的青少年人吧,讓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導演啊、武術指導、編劇等賺到大錢了。。。
當然也跟當年的科技有關,當年沒有VCD\DVD,頂多隻有錄音帶,不可能大規模盜版,大家看電影只能跑去電影院看,當然繁榮啦,但是後來盜版橫行,甚至有網路免費下載,觀看,很嚴重打擊了香港的電影業
雖然香港電影業後來也有跟網路合作、甚至有唱片公司也跟網路合作,推出付費下載歌曲啊,付費看電影,但是他們說所賺得的利潤不如以前電影院看電影的利潤。
而且隨著大陸與香港經濟越來越密切,很多香港演員、編劇等都跑到大陸拍電影電視劇,甚至有訪談節目說在北京做一個三線的歌手,可能在酒吧唱唱歌,都比在香港做當紅一線明星的收入多,所以很多香港電影、電視劇的人才都跑去大陸發展了。。。

㈣ 香港彩色老電影 基本在一條街道拍攝的。情節:窮夫妻喝粥 看看掛在空中的鹹菜 就當是吃過鹹菜了

花飛滿城春

㈤ 香港電影發展史資料

分類: 地區 >> 香港
解析:

1940年代,香港「大觀影片公司」美國分廠出品的《華僑之光》11是香港第一部局部彩色(三原彩色)立體電影。在同年春「南洋影片公司」主事人邵村人發起了一個名為「粵語片革新運動」,他認為若要改善香港電影必先需把影片的質素提高,並主張先從劇本著手,才能產生好電影,更羅致了各方各面的技術人員,,網路名符其實的一級演員及一群文字與電影藝術均有專業修養的青年擔任編劇,例如古龍耕、馮鳳歌等人。「南洋」在這次革新運動下創作出《千金一笑》,《怪俠一枝梅》,《望夫山》,《何日君再來》等名作。其後,香港陷入戰亂時期,「從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並炸毀了大觀電影廠和其他電影設施,1946年年初,香港電影業處於完全則吵停頓的狀態。」12其實自1945年末已有「聯藝」,「華聲」,「聯聲」等電影公司復員,復業,但由於一些主要電影工作者如關文清,吳楚帆,白燕等還在外地,而且一些香港原有的電影製片場地如「南洋片場」,「大觀片場」等受到破壞,已經變成廢墟一片;加上一些製片器材亦缺乏,因此香港電影業直至1946年才開始正式復甦。

「港土重光後,娛樂事業日趨蓬勃,尤以電影院,觀眾更形擁擠,每逢佳片放映,老早即造滿座。」13也有言「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是粵語影片的盛產期。每年有200部粵語片問世,其中不少是粵劇片。」14但其實自1946年代後除了粵語片外,國語片也同時發展起來,這更是由於在內戰期間上海時局動盪,國內的著名電影人如張善琨,李祖永,朱石麟等;演員則有周旋,嚴俊和白光等紛紛南下。在此時張善琨與李祖永在香港成立了「永華影業公司」(1947-1954)並於1948年拍攝《國魂》及《清宮秘史》兩套轟動一時的著名電影。在1940年代末還有「大中森凱華」,「長城」,「國泰」等國語電影廠出現,這些電影廠更出產了不少著名電影,如「長城」推出《一代妖姬》一片,哄動一時,成為一代名片。

踏入50年代,被喻為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15由於戰後香港社會還未完全復原,加上大量難民湧入,造成不少嚴重社會問題。而此時的粵語片為了迎合普羅大眾,為市民提供廉價娛樂,故推出不少粗糙濫造的粵話片,這些作品被稱為「七日鮮」 ,因為這些影片一個星期使能拍完。但此時亦有不少嚴肅認真之作,例如「中聯」的《家》(根據巴金的小說改編),「中聯」創業於1952年,其創辦人共有二十一位,他們全都是粵語片中的精英份子,如:吳楚帆,張活游,馬師曾,吳回,白燕,黃曼梨等。他們創立「中聯」有一個共同目標:「拋開脫離現實,內容空泛的粵劇片,生產既娛樂大眾又有教育意義的社會意識片。」16而在

「七日鮮」 影片充斥下致使香港粵語片變得低俗,為了改善香港電影這種粗製濫糙之風氣,一批有志向的電影人如:吳楚帆,吳回,秦劍,高魯泉,紅線女,李月清等一百六十四人發起了一個名為「粵語片清潔運動」(圖右)去提高影片之質素,改善香港電影之發展。

粵語片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產量驚人,而且類型眾多,有戲曲、武俠、喜劇、文藝、倫理等,可謂百花齊放。可是隨著戰後出生的一代逐漸成長孫春侍,社會日趨繁榮和西化,年青一代有較高的教育水平,以往的傳統粵語片己無法滿足他們的口味,故出現了以經紀,白領及工廠女工為題材的都市喜劇、模仿西方間諜片的偵探動作片、全盤西化的歌舞片等,更出現了陳寶珠,蕭芳芳等青春偶像片熱潮。

而同時「其實自1961年「邵氏」在清水灣的影城落成大展拳腳,開拓新院線,引進新科技……國語片的製作已非小本濫拍的粵語片所能及。」17而在60年代中最受市民歡迎的莫過於國語武俠片,1967年「邵氏」推出《龍門客棧》和《獨臂刀》轟動影壇,國語片在60年代中開始大行其道,相反由於市場之轉變,國語片之沖擊,加上1967年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啟播,電視的普及吸引了一

批觀眾,粵語片之產量開始下降。同時當時的導演因粵語片產量下降為了維持發展他拍了許多低成本的粵語 *** ,踏入七十年代李翰祥導演開始以風月題材作為出發點,拍制了不少情慾電影, *** 之興起亦成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電影業的一個特色。

1971年李小龍的《唐山大兄》再次把功夫片推上高峰,此時香港電影仍以國語片為主導,直至1973年才再次出現一部新的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翌年也有許冠文的《鬼馬雙星》到了1977年粵語片的產量才超過國語片,故到了1970年代中粵語片才重新興起。

10月25日,第十五屆金雞百花電影節在杭州拉開帷幕。《神話》、《千里走單騎》、《十面埋伏》、《天下無賊》、《張思德》、《功夫》、《新警察故事》、《霍元甲》等10部風格各異的影片入圍本屆百花獎。

港片首度同內地影片同台爭奪「金雞」「百花」,這是否會成為下了多屆「多黃蛋」的金雞百花電影節評獎制度的有益促進,暫且難知。不過,這次金雞百花電影節對香港電影敞開大門,或許意味著香港與內地電影已經實現了從形式上的合作,逐漸邁向真正的融合。

上世紀80年代,在《少林寺》成功敲開內地電影大門之後,港產片如潮水般涌進內地。雖然不乏武打片,但槍戰片很快成為主流,港產片的火爆場面給內地觀眾留下了太多新奇的印象。這段鼎盛時期,香港年產影片300餘部,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雖非每部影片都取得了絕佳票房收入,但是絕大部分影片最終闖進內地,並受到內地觀眾的廣泛熱捧卻是不爭的事實,一批香港影星也由此脫穎而出。

80年代香港電影在內地的走紅,主要得益於內地的文化短缺。這種短缺並非一味指內地影視作品的數量,而是內地影視作品本身質量參差不齊,經不住港片的沖擊。但是,隨著經濟的突飛猛進,內地電影逐漸站穩了腳跟,一批在國際上頗有影響力的電影也慢慢收復了市場。而另一方面,香港電影人因為對內地經濟騰飛帶來的廣闊電影商機「垂涎欲滴」,在影片中開始有意無意地添加些「內地元素」,以博取內地觀眾的好感。當內地觀眾對港產片那種打打殺殺開始感到膩煩的時候,香港電影人就不得不認真琢磨內地觀眾的口味。而這種兼顧內地觀眾「口感」的製作風格,必然導致香港本土觀眾的流失。但是,相對於內地數億觀眾的廣闊市場,誰還在乎過去的那種小打小鬧呢?

還有,面對內地影視產業的迅速崛起,香港電影被迫越來越多地起用內地明星。《無間道》里我們看到了陳道明,《寶貝計劃》里出現了陳寶國。另一方面,無論是張藝謀還是馮小剛,也努力試圖在這兩種文化之間找到某種平衡點,《十面埋伏》和《天下無賊》中就有劉德華、金城武以及劉若英。

這么看來,香港票房收入的減少,應該是兩地文化融合不可避免的結果。這同時說明,香港電影已進入「後港片時代」。在「後港片時代」,從表面看香港本土藝人數量斷檔現象相當突出,目前仍舊為成龍、劉德華等寥寥幾棵常青樹艱苦把持。但是我們似乎不必為此過分憂心,因為越來越多的香港藝人開始了他們的「北漂」生涯,投身於內地發展。梁家輝就曾出演過《太行山上》,英俊小生魏俊傑在最近的電視劇《紅色記憶》中也出演了英雄何世昌,盡管起先觀眾質疑聲不斷,但魏俊傑的出色表演最終還是為觀眾所接受。

「後港片時代」是香港電影發展史的一個標志,但絕對不是香港電影產業的末日,起碼以國內這個廣闊的電影大市場來看,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融合是發展的必然。既然是融合,經過陣痛之後,總會回歸到一個相對的平衡狀態,而這或許應是香港本土影片的最佳狀態。再說,盡管表面看來香港本土電影似乎少了,但實則上更多的影人「北上」帶動了整個內地電影產業的進步,內地電影的「香港元素」也得以增加。

㈥ 80-90年代,香港電影鼎盛時期,群星薈萃。幾乎沒有大陸的電影,那時候大陸在幹嘛

當然有。孤陋寡聞而已。

㈦ 早期中國彩色電影

*
第1章 中國紀錄電影的開端(1905—1921)
電影在發明不久就傳到了中國。1895年12月28日,法國人路易·盧米埃爾在巴黎卡普辛路14號大咖啡館的印度沙龍內放映了《工廠大門》、《火車到站》等影片,這一天是世人公認的電影的生日。自1896年初開始,盧米埃爾陸續派遣了近百名攝影師奔赴世界各地拍片,至1897年底這些攝影師涉足過南極洲之外的各個大陸,拍攝了750多部影片,包括在中國拍攝的影片,電影正是在這個時期傳入中國的。
根據記載,1896年8月11日是中國最早放映電影的日子。這一天,上海徐園的「又一村」茶樓放映了多部外國短片。1902年1月,北京也出現了電影放映活動,一個美國電影放映商在前門打磨廠福壽堂放映電影。1904年,電影放映活動由民間進入宮廷。在慈禧太後70壽辰之際,英國駐北京公使向宮廷進獻放映機一架和影片數套祝壽,放映過程中由於摩電機突然炸裂,慈禧認為此物不吉祥,清宮內從此不準放電影。然而,此事並未阻止電影在中國的傳播。
最早在中國放電影的是外國人,最早在中國拍電影的也是外國人。自電影傳入中國到辛亥革命,外國人在中國拍攝的紀錄片有50多部。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期間,不少外國攝影記者來到北京拍攝紀錄片。1904年,在發生於中國滿洲旅順口的日俄戰爭期間,也有外國攝影記者前往拍片。起初在中國長期從事拍片活動的是義大利人阿歷克·勞羅,他於1907年來到中國經營電影放映,後來從事拍片活動,拍過《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西太後光緒帝大出喪》、《強行剪辮》、《上海風景》等短片。
盡管至今尚未找到十分確鑿的證據,但大多專家學者認為中國人拍攝電影的活動開始於1905年。是年秋天(或春夏之交),開設在北京琉璃廠土地祠的豐泰照相館拍攝了記錄京劇名角譚鑫培表演京劇《定軍山》片段的短片,片名也叫《定軍山》。稍後,譚鑫培表演《長板坡》等劇目的片段也被拍成影片。據說,直到1909年遭到火災之前,豐泰照相館的拍片活動一直沒有中斷,而且為了適應無聲電影的特點,這些影片選拍的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動作較多或富於表情的場面。
中國人較早攝制的新聞片是《武漢戰爭》(1911)和《上海戰爭》(1913)。前者記錄了辛亥革命時期武昌起義的幾次重大戰役,而且不久即再現於銀幕,深受歡迎;後者記錄了上海各界為聲討竊國大盜袁世凱而進行的「二次革命」的部分場面,於1913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與故事片《難夫難妻》(中國的第一部故事片)同時映出,被稱為「空前絕後的活動影戲」,連映數天。這兩部影片是中國人藉助外國影片公司的設備拍攝的,中國電紀錄電影的發展有還待於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資產階級新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商務印書館開始關注電影,於1918年設立活動影戲部,攝制的影片分為5類:風景片、時事片、教育片、古劇片、新劇片,其中前4類均可歸入新聞紀錄片的范疇。風景片如《上海龍華》、《浙江潮》、《普陀風景》、《北京名勝》介紹了祖國的風景名勝,新聞片如《歐戰祝勝遊行》、《東方六大學運動會》、《第五次遠東運動會》報道了新聞事件,教育片如《女子體育觀》、《盲童教育》具有健康而嚴肅的內容,古劇片《春香鬧學》、《天女散花》、《琵琶記》記錄了梅蘭芳和周信芳表演的京劇片段。1926年,商務印書館影戲部改組為國光影片公司,拍片活動持續到1927年。
1919年,幾位民族資本家集資興辦了專營電影的公司中國影片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除了滑稽片《飯桶》,該公司拍攝的均為紀錄片,包括戲曲片、新聞片、風景片。戲曲片《四傑村》是該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影片,完成之後不僅在國內放映而且運往美國放映。此後,它還拍攝了新聞片《周扶九大出喪》、《張季直先生的風采》、《聖約翰與南洋球賽》、《南京的警政》,風景片《矮子墳》(南通古跡)、《南京風景》。這些影片均攝於1921年,總體來說沒有引起很大關注,但它拍攝於1923年的新聞片《國民外交遊行大會》受到廣泛歡迎,該公司在拍完此片後宣告停業。
電影與資本密切相關,沒有資本就沒有電影,資本的狀況決定著電影的狀況。20世紀初,中國電影的製作主體是民族資本家,由於當時的中國民族資本薄弱,攝制影片的數量有限,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中國在1905年到1921年攝制的新聞紀錄片僅30多部。「紀錄片」這個用語是後世對故事片之外的影片的籠統稱謂,在當時的中國,無論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都被稱為「影戲」,直到20年代中期才出現「新聞影片」的說法,「紀錄影片」的說法大約出現於30年代初期(較早見於1931年出版的梁實秋主編的《實用英漢詞典》)。電影在誕生之後的很長時間內被當作「新奇的玩意」對待,卑微的地位尚未引起正統人士和統治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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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1921—1931)
20年代,隨著民族資本紛紛投資電影業,中國電影獲得了較大發展。盡管這種發展是混亂、艱難甚至畸形的,但對30年代民族電影的繁榮起到了奠基的作用。這個時期建立的大量影片公司促進了新聞紀錄電影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新聞紀錄片的數量比過去有所增加,甚至出現了大型文獻紀錄片,蘇聯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來華拍片改變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格局,對國外新聞紀錄電影發展狀況的介紹和討論促使中國電影工作者開始關注新聞紀錄電影,人類學紀錄片初現端倪。
自1921年起,由民族資本投資的影片公司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而且這些公司往往是從拍攝新聞紀錄片開始的。20年代,約有20多家公司拍過100多部新聞紀錄片。與以前相比,不僅影片數量有所增加,而且許多影片已不只是對旅途風光或新奇景觀的掃描,還將鏡頭對准重大社會事件,使新聞紀錄電影擺脫了卑微地位,獲得了上層人士的關注。這個時期,拍攝新聞紀錄片最多的幾家影片公司分別是民新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長城畫片公司,其中以民新影片公司對20年代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的貢獻最為突出。
民新影片公司創始人黎民偉可謂中國紀錄電影史上第一個重要人物。1913年,他在香港創建和主持人我鏡劇社期間拍攝了故事片《莊子試妻》,由於這是香港的第一部影片,他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與當時大多數把電影當作娛樂或賺錢工具的電影商人不同,黎民偉認為電影不僅能供人娛樂,而且能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明確提出了「電影救國」的口號,並在當時中國電影業遠離中國革命的情況下,拍攝了大量表現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新聞紀錄片。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黎民偉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就任大總統》。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他親自擔任攝影師拍攝了有關的新聞片。此後,他又相繼拍攝了《孫中山為滇軍幹部學校舉行開幕禮》、《孫中山先生北上》、《孫大元帥檢閱廣東全省警衛軍武裝警察及商團》、《孫大元帥出巡廣東北江記》等。孫中山去世之後,他拍攝了新聞片《孫中山先生出殯及追悼之典禮》(1925)和《孫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記》(1926)。後來,他將以往拍攝的影片匯編成大型文獻紀錄片《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記》(1927),並於1941年重新編輯了此片的有聲版,名為《勛業千秋》。黎民偉在20年代拍攝的其他新聞紀錄片還有:《世界婦女節》(1924)、《追悼伍廷芳博士及國葬禮》(1924)、《廣東全省運動會》(1925)。
由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北伐戰爭在當時產生的重要影響,還有一些影片公司拍攝了相關的新聞紀錄片,如長城畫片公司的《孫中山陵墓奠基記》(1926),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的《北伐完成記》(1927)、《總理奉安》(1927),民生影片公司的《北伐大戰史》(1927),新奇影片公司的《革命軍北伐記》(1927),三民影片公司的《革命軍戰史》(1927),上海影戲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總理奉安紀念》(1929)。
與從前相比,20年代新聞紀錄片的內容豐富了許多。除了北伐戰爭,還有反映1925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新聞片《五卅滬潮》、《上海五卅市民大會》、《滿天紅時事展》,以及反映當時其他重大社會事件的新聞紀錄片,如復旦影片公司的《上海光復記》(1927)、《濟南慘案》(1928)、《張作霖慘案》(1928)。有些影片記錄了知名人士的活動,如《孫傳芳》、《盧香亭》、《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1922年,明星公司在成立的當年拍攝了多部新聞紀錄片,如《滬太長途汽車遊行大會》、《愛國東亞兩校運動會》、《徐國梁出殯》、《江蘇童子軍聯合會》、《萬國商團會操》。
早期來華拍電影的外國人幾乎全部來自資本主義國家,20年代中期兩位蘇聯電影工作者的到來改變了這種狀況,他們先後來到中國拍攝了兩部新聞紀錄片:《偉大的飛行與中國國內戰爭》(1925,B·A·史涅伊吉洛夫編導)反映了蘇聯自製飛機考察隊首次從莫斯科途經蒙古到中國的飛行,《上海紀事》(1927,雅科夫·布里奧赫編導)表現了第一次國內戰爭後期上海的生活和斗爭。
20年代,人類學紀錄片在中國初現端倪。據說,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是首次來到中國拍攝人類學紀錄片的外國人,他從1927年開始率領一個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聯合考察隊對中國西北部進行了8年的考察活動,拍攝了大量活動影像資料。瑞典考古學家J·G·安特生也在20年代來到中國,利用電影記錄了自己在中國北方和西北部的所見所聞,對塞外風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服飾等都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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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抗戰紀錄電影的繁榮(1931—1945)
經過20多年的實踐,中國新聞紀錄電影獲得了初步發展。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聲電影的問世使新聞紀錄電影的表現手段趨於完善。國民黨政府越來越重視新聞紀錄電影的作用,不僅加強對民營影片公司的利用和控制,而且成立官營影片公司。進入30年代,中國共產黨意識到了新聞紀錄片的重大影響,在艱苦的條件下建立了自己的電影機構,開始拍攝新聞紀錄片。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配合侵略中國,由派人到中國拍攝新聞紀錄片發展到在中國建立影片公司,甚至企圖控制中國的電影業。這個時期,其他一些國家的電影機構也派人來到中國拍片,這些影片向世界報道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活動。
1931年到1937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體是民營影片公司。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後,上海的許多影片公司都認識到了拍攝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意義,紛紛派出攝制組奔赴戰場拍片,如明星的《抗日血戰》、《十九路軍血戰抗日》、《上海之戰》,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暴日禍滬記》、《凇滬抗日將士追悼會》,天一的《上海浩劫記》。中小公司也拍攝了抗日新聞紀錄片,如《十九路軍光榮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敵血戰史》(亞細亞影片公司)、《淞滬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戰史》(慧沖影片公司)、《中國鐵血軍戰史》(錫藩影片公司)。這些影片均拍攝於1932年,其中明星的《上海之戰》和聯華的《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是兩部內容豐富的影片。
1932年5月凇滬戰爭結束後,一些影片公司和個人趕赴北方戰場,繼續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反映東北戰場的有九星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戰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血戰史》(1932)和遼吉黑後援會的《東北義勇軍抗日記》(1933);反映熱河戰場的有暨南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戰史》(1934)、慧沖影片公司的《熱河血淚史》(1934)以及張漢忱的《榆關大血戰》(1934)和《長城血戰史》(1934);反映綏遠戰場的有西北影業公司的《綏蒙前線》(1937)、新華影業公司的《綏遠前線新聞》(1937)。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方面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的主要機構是兩個官營電影機構:中央電影攝影場(簡稱「中電」)和中國電影製片廠(簡稱「中制」),以及一家半官營性質的影片公司,即國民黨的地方行政長官閻錫山設在太原的西北影業公司(1938年拍攝了《風雪太行》和《華北是我們的》兩部抗戰紀錄片)。
「中電」從1934年成立到七七事變之前,總共出品了53期雜志片《中國新聞》和幾本軍事教育片。這些影片主要報道了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活動,其中不少是以反共為內容的宣傳片,如《「青年」與紅軍作戰經過》、《中央剿匪宣傳大隊》。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戰,「中電」暫時改變拍攝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攝《中國新聞》的同時也開始拍攝以抗戰為內容的雜志片《抗戰實錄》,前者主要報道後方動態及國民黨政要的活動,後者主要記錄國民黨軍隊在抗戰前線作戰的情況。八一三事變後,「中電」從南京遷往蕪湖,1938年初又遷往重慶,主要拍攝新聞片,如表現我國軍隊在正面戰場抵抗日寇的《東戰場》、《克復台兒庄》、《抗戰第九月》、《活躍的西線》。1939年,「中電」拍攝了《勝利的前奏》和兩部記錄「重慶大轟炸」的影片。
「中制」於1938年在武漢成立,前身是1935年國民黨設在江西的「剿共」軍事機構「南昌行營政訓處」下轄的電影股,主要拍攝反共新聞紀錄片,編輯在《電影新聞》中,抗戰前已出品30多號。電影股移至武漢後改稱「漢口攝影場」,經過改組擴充之後改稱中國電影製片廠。武漢時期的「中制」,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成了製作抗戰新聞紀錄片的重要基地,所拍影片被編輯成《抗戰特輯》。在1938年9月武漢失守之前,「中制」從武漢遷至重慶,自1939年起增設新聞影片部,由鄭君里負責。他在主持新聞影片部期間,拍攝了大型紀錄片《民族萬歲》,報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區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事跡以及他們的風俗人情、宗教活動,其中蒙、藏、回等族同胞為前方將士捐獻糧食、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嶺中開山修路的場面非常感人。1939年以後,由於蔣介石多次發動反共高潮,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抗戰新聞紀錄片的攝制遭到種種阻撓,「中制」和「中電」的進步力量遭到迫害。抗戰勝利前夕,羅靜予將「中制」抗戰以來拍攝的新聞紀錄片素材帶到美國,與美國導演費蘭克·卡普拉合作編輯了紀錄片《中國之戰》(卡普拉編導的七部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一部)。
抗日戰爭爆發後,香港電影界也開始攝制抗戰新聞紀錄片。在香港拍攝的近百部抗戰電影中,新聞紀錄片有15部之多,而且5部影片的片長超過8000尺。香港拍攝的第一部大型抗戰新聞紀錄片是大觀影片公司的《廣州抗戰記》(1937),記述了廣州各階層人民動員起來共同抗戰的情形。後來,又出現了大中華影片公司的《保衛華南》,愛群影業公司的《西北江血戰》,中國新聞社的《華南烽火》,建華影業公司的《廈門血戰記》,華北新聞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戰史》,國際影片公司編輯上映的《抗日戰績》、《八路軍攻打平型關》,以及香港「青年攝影團」在延安拍攝的《延安內貌》(又名《西北線上》)。
從1931年至1945年,拍攝抗日新聞紀錄片是多數中國電影工作者的共識,成為新聞紀錄片的主流,許多機構或個人都拍過以此為主題的影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這個時期表現其他內容的新聞紀錄片也得到了長足發展,如風光片(《萬里長城》,1931;《神秘的西藏》,1935),體育片(《中外足球比賽》,1931;《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1935),戲曲紀錄片(《四郎探母》,1933;《斬經堂》,1937),社會新聞片(《楊虎城閱兵》,1934;《阮玲玉逝世新聞》,1935;《魯迅先生逝世》,1936),企業紀錄片(《中華之絲綢》,1932;《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1935;《膠濟路客貨運輸設備及沿線風景》,1935),家庭紀錄片(《持攝影機的人》,1934,劉吶鷗編導)。以上所列僅為30年代拍攝的部分影片,進入40年代之後這幾類影片的數量更多。
教育片曾是商務印書館影戲部的五大片種之一,在三四十年代獲得了很大的發展。30年代,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南京金陵大學、上海教育電影推廣處等機構熱心於教育電影的製作,內容多為地理風光、國防常識、自然科學、工業生產、農事活動,其中的大多數影片由南京金陵大學理學院的孫明經教授拍攝。1937年春夏,他自南京經江蘇、山東、河北到達北平,又隨西北考察團赴山西、察哈爾、綏遠,沿途拍攝了數十部影片。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拍攝的《農人之春》,此片參加了1937年的布魯塞爾萬國博覽會,並且獲得國際農村影片競賽三等獎,這是中國紀錄片首次參加國際影賽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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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人民紀錄電影的興起(1938—1949)
在中國當代史上,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內涵。抗日戰爭時期,一切主張抗日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解放戰爭時期,一切主張反對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人都屬於人民范疇。人民電影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立和成長起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密切配合了黨的中心任務。人民電影開始於新聞紀錄電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製作的影片絕大多數是新聞紀錄片。
人民紀錄電影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為世人矚目之地,大批滿懷抗日救亡熱情的文藝工作者來到這里。中國共產黨向來重視電影的宣傳和教育作用,但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紅軍長征途中,由於缺乏必要的條件而未能建立自己的電影機構,直到1938年才創辦延安電影團。起初,袁牧之主持了電影團的創作活動,他在人力不足和設備簡陋的情況下開始了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的拍攝工作。雖然此片未能完成,但從當時的拍攝情況和編導的總體構思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氣勢恢弘的影片。
在吳印咸主持工作期間,延安電影團拍攝了新聞素材《晉察冀軍區三分區精神總動員大會》、《聶榮臻司令員檢閱自衛隊》、《晉察冀軍區歡送參軍》、《敵後報紙〈新長城報〉》、《敵後織布廠》、《唐縣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1942年,延安電影團拍攝了另一部長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即《南泥灣》),反映了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荒和生產的情況。此後,電影團還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拍攝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1942)、《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945)等新聞素材。這些新聞片和素材雖然數量不多,但發揮了新聞片的宣傳鼓動作用。
在延安電影團進行拍攝活動的前後,多位外國記者來到陝北,拍攝了表現延安生活的新聞紀錄片和素材,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訪問延安時拍過一些新聞電影素材,美國攝影師哈利·鄧漢姆在這里拍攝了紀錄片《中國要給予還擊》(1938),蘇聯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錄片《中國在戰斗》和《在中國》(1938)也拍攝了延安的場面。荷蘭導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國拍攝《四萬萬人民》(1938)期間,由於未能實現去延安拍攝的願望,便將一台攝影機和數千英尺膠片通過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贈送給延安電影團。
1945年,拍攝新聞紀錄電影的活動也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開展起來。新四軍拍攝了新聞片《彭雪楓師長追悼會》,紀錄片《新四軍騎兵團》、《新四軍的部隊生活》。新四軍在拍片活動的同時還開展了電影放映活動,為戰士和群眾服務。新四軍的電影活動,再次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對電影工作的重視和關懷。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這些活動的規模還很小,但取得的成績是極其寶貴的。
人民紀錄電影成長於解放戰爭的洗禮中。解放戰爭開始之後,人民紀錄電影事業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標志是1946年成立的延安電影製片廠和東北電影製片廠。由於延安電影團的所有人員已前往東北接收敵偽電影機構,延安電影製片廠的全部人員是重新配備的,他們在嘗試製作故事片《邊區勞動英雄》(未完成)之後,很快轉入新聞紀錄片的製作,拍攝了新聞素材《保衛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1947年10月,延安電影製片廠結束之後成立的西北電影工學隊,繼續為人民電影事業輸送新鮮血。
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時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發展到983人。建國前後,由於全國各地陸續建立電影廠時都從東影抽調幹部,故東影有「新中國電影的搖籃」之稱。東影在成立之初確定了以生產新聞紀錄片為主的方針,從1947年初至1949年7月向東北各地派出32支攝影隊,拍攝了30多萬英尺關於東北解放戰爭的新聞紀錄電影素材,這些素材被編入17輯雜志片《民主東北》(其中的13輯全部為新聞紀錄片),第17輯《東北三年解放戰爭》全面記錄了東北解放的過程。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以及建國初期收復國土的戰役中,東影和北影向全國派出的攝影隊有70多個(另一說法為101個),記錄了人民解放軍解放全中國的各大戰役。有些攝影師為此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攝錦州外圍的義縣戰斗和攻克錦州的巷戰中以及11月拍攝沈陽西區李普屯的戰斗中,優秀攝影師張紹柯、楊蔭萱和王靜安先後壯烈犧牲。
1949年春,錢筱璋帶領東影新聞片組的40餘人於4月初進關,參加了建立北平電影製片廠的工作。此後,東影和華北電影隊的新聞紀錄片攝制工作轉移到了北影。華北電影隊是1946年成立的晉察冀軍區政治部電影隊的簡稱,被譽為馳騁在冀中平原的「大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1號。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華北電影隊在石家莊有了固定廠址,成立了石家莊電影製片廠,拍攝了《華北新聞》第3號。隨著北影的成立,石家莊電影製片廠完成了歷史任務,多數人員參加了北影的建設。
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先拍新聞紀錄片,以後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影迅速掀起了拍攝新聞紀錄片的熱潮,從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製作完成了5部短紀錄片(《毛主席朱總司令蒞平閱兵》、《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大原》和《淮海戰報》),1部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以及《簡報》1至4號。其中,長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戰、解放寧滬杭、國民黨海軍起義、人民解放軍繼續向南方進軍等內容,受到了觀眾的極大歡迎和輿論的高度贊揚。1949年8月,隨著「新聞電影工作總結會」召開,人民新聞紀錄電影即將進入新時代。

㈧ 香港第一部《彩色電影》出現在哪一年哪部電影

1、香港第一部彩色電影出現在1939年。
2、片面叫《破鏡重圓》,香港第一部彩色電影,不過大小隻有16米厘。
PS:摘自「http://wenku..com/link?url=ObwEuWz0-XWRzbdNaXx-A5vHTeKm3DPUOKoK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