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紐倫堡的審判的電影劇情
講述二戰後在紐倫堡提審德國納粹計劃的法律關系者，三個被告提審的原因是給猶太人施行斷種手術。擔任主審判長的是美國人赫魯特，他主張其中兩個被告無罪；而德國司法部長亞林克竟對此事保持沉默，但檢查官羅森上校卻激烈的指責被告，因此三個人展開激烈的辯論。審訊繼續進行下去。而美國的高級官員們希望能在審判中獲提德國所犯罪行的良好證明，因此對審判施以極大的壓力，但赫魯特堅守法律的正義立場，給予了最公正的判決。在宣布判決結果時，只有亞林對赫魯特審判長的態度表示贊賞。
㈡ 東京審判的電影劇情
1946年3月20日，受中國國民政府的委任，作為遠東國際大法庭的中國法官的梅汝璈（由劉松仁飾演）飛抵東京。梅汝璈攜同檢察官向哲浚（由曾江飾演）、倪征燠（由英達飾演）為代表的正義力量，勢要將日本戰犯送上絞刑架，給中國人民一個交代。然而法官們因審判因量刑的問題出現分歧，梅汝璈據理力爭，終於以六比五的微弱優勢將以東條英機（星野晃）為首的七名戰犯處決。
影片還穿插著《大公報》記者肖南（由朱孝天飾演）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跟蹤報道，而且還有肖南與女主角和田芳子（由林熙蕾飾演）、拒絕接受戰敗的極端分子北野雄（由謝君豪飾演）三人之間的情感糾葛。
㈢ 審判什麼時候上映播出
《審判》（日文名：《ジャッジ 》）是由古波津陽執導， 瀬戸康史、有村架純、田中壯太郎、平良和義等主演的一部恐怖片，於2013年11月8日上映。
根據外海良基的人氣驚悚懸疑漫畫改編的同名真人電影《審判》（本名：《JUDGE》）敲定男女主角，人氣男星瀨戶康史與90後美少女有村架純首度共演。二人將顛覆以往陽光清純形象，在片中分別飾演殺人游戲中的罪惡之人[1]。
中文名
審判
外文名
JUDGE
其它譯名
ジャッジ
出品時間
2013年
出品公司
古巴
發行公司
古巴
製片地區
日本
導演
古波津陽
編劇
古波津陽
類型
恐怖
主演
瀬戸康史，有村架純，田中壯太郎，平良和義
片長
100分鍾
上映時間
2013年11月8日
對白語言
日語
㈣ 帝國大審判的劇情簡介
當代德國曾經評選十大偉人，分別為阿登納、馬丁·路德、馬克思、巴赫、愛因斯坦、歌德、古滕貝格、索菲·朔爾、勃蘭特、俾斯麥。其中最年輕的索菲·朔爾，死時年僅22歲，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憑什麼享此盛譽？看起來簡單：她暗中參與製作和散發反納粹的「白玫瑰」傳單，並因此慷慨就義。仔細思想，這極不簡單。當時在祖國德國內部，個人言論受到高度限制，進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數」這等晦暗格局。作為脆弱的個人如何發出必要的聲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組成員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實踐著關於發聲的自由哲學。
索菲並非一開始就表現出非凡的勇氣。1982年攝制的德國電影《白玫瑰（Die Weisse Rose）》描述了她復雜的心理變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漢斯·朔爾書中「反抗暴政」的詞句，便滿懷憂慮地說：「我很害怕。」這種恐懼心理其實正是大多數人面臨強權的心理。在強大而兇殘的祖國獨裁政府面前，個體的確渺小而無力，每一個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個體匯合而成的全體。影片中，漢斯對此做出分析：許多人只是覺得孤立無援，所以不敢拿傳單，更不敢看傳單。一些學生碰到傳單如同觸電一般，迅速丟棄。這種內心的恐懼是真實的，而祖國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這一恐懼。它不僅造成表面服從，更主要的是強行剝奪每個人自由思考的權利，並使之成為祖國政府的戰爭機器，屠殺他人生命同時，也屠殺自己的生命。二戰之後，德國政府和人民對祖國之所以猖獗以及公民在戰爭中的沉默，進行了深層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蘭特總理到波蘭進行國事訪問，在華沙猶太死難者紀念碑獻花時，他突然下跪，向死難者請罪。這驚天一跪，充分顯示了德國文化的生命力。承認罪行不是簡單的事實確認，而是關乎德國傳統是否喪失了反思機制。毫無疑問，戰爭與獨裁這一雙重罪行應由希特勒個人以及祖國黨、祖國政府承擔，但作為受害者的個體同樣負有監督缺失的責任。在強權巨大的壓力之下，沉默實際已輕易地演化成一種縱容，甚至是慫恿。
今年2月，柏林電影節公映《索菲·朔爾：希望與反抗（Sophie Scholl-Die letzten Tage）》，另一譯名是《索菲·朔爾：最後的日子》。電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後短短幾天內的審判與斬首過程。1968年出生的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當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內的成千上萬的德國人，面對祖國暴行採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我希望對這種現象進行剖析。」他的話直指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每個公民必須回答的問題：在暴行發生之時，我作為一個人，為什麼選擇了沉默？索菲·朔爾並非三頭六臂，只是一個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芸芸眾生並無本質區別，是什麼使她選擇了出聲？我以為，她的出發點僅僅是未泯的善良，這導致了她對猶太人的本能同情與對戰爭的本能厭惡。甚至可以這么說，不是政治覺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這良知不斷發展壯大，最後成長為一種公民正義。索菲在法庭上對法官說的話應當有充分理由成為告戒後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們以後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擁有審判權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歷史。但沉默仍然能夠得到理解，如同恐懼本身。1982年的電影中，哲學教授胡貝爾像沉默的大多數一樣對漢斯·朔爾提出自己關心的問題：在這樣困難的時局之中，你們的「一張紙又能改變什麼？你們這樣做又有什麼意義」？曾參加過希特勒青年團的漢斯回答得非常簡潔：「喚醒人們。」胡貝爾說得有道理，一張紙的確什麼也不能改變，甚至於虛幻的人心。一場社會變革的正常進行或許只能來於合法的議會政治，來於其他具有推動能力的社會力量。但是，一張薄薄的紙片還是悄然稀釋了整體格局中單一色彩的濃度。這種稀釋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見的。但畢竟發生了，它不僅表達出平民對祖國政府的不滿、對侵略戰爭的厭棄，甚至也構成對其他異端言論的溫暖擁抱。胡貝爾本人也是如此。他開始在祖國當局的教授會議上消極抵抗，在課堂上講授自由思考的權利，轉而為印製傳單提供紙張，最後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憤筆疾書：「不要再猶豫了！」他認識到傳播思想的做法更適合於德國。喚醒，是啊，只有喚醒，像又一次啟發民智的運動。1982年電影片頭字幕顯示了一份白玫瑰傳單，上面寫著：「如果暴動的浪潮席捲整個國家，就像空氣一樣，如果大家都來參與，那麼制度就會在猛烈的浪潮中動搖。」這種說法可能過於文學化，但卻表達了真理應有的激情。
如此理解不會有任何障礙：喚醒的一部分內容也包括知情權。漢斯說服索菲時談到：「我們應該告訴人們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波蘭，300萬猶太人被殺，而我們的報道從來不會報道，所有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猶太人都關在集中營里。」也許正是殘酷的事實力量，而不僅僅是親情的感染，使索菲從恐懼的大多數轉變為勇敢的反法西斯戰士。她套購限量購買的郵票、信封、到教學樓偷拿印刷傳單的紙張，暑假到兵工廠實習，索菲看著對面猶太女工尤舍將麵包丸塞入手雷而會心微笑……在1982年電影緊張而流暢的鏡頭轉換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覺醒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還有胡貝爾與漢斯的其他爭論。在祖國變本加厲的思想鉗制當中，漢斯萌念：以暴力反對祖國政府。胡貝爾認為這不僅危險，也不恰當。因為散發傳單是在魏瑪憲法許可的范圍之內，而暴力卻是恐怖活動。白玫瑰小組成員克里斯托夫也反對暴力：「我們應該用精神戰勝祖國。」以暴反暴，只能換取更危險的暴力。學校集會之時，身穿祖國制服的領導者致辭，引來正義學生的片片噓聲，繼而演變成漢斯一位傾慕者後來描述的「反對祖國的起義」。學生警察對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槍，學生則是赤手空拳。勇氣固然可佳，但肢體的憤怒能夠改變什麼？或許只會結出反面的思想果實。這個暫且不論。漢斯傾慕者事後發問：「人們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這完全可答：正是由於白玫瑰傳單的啟蒙與激勵。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爾兄妹來到慕尼黑大學主樓，趁學生上課之機，把傳單依次放在教室門口。索菲在主樓光明殿二層向下拋撒傳單。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後迅速舉報，蓋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隨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亞歷山大·施莫雷爾、維利·格拉夫和胡貝爾等80餘名白玫瑰小組成員先後被捕。
嚴格地說，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他更接近於昏聵的愛國者或者布爾喬亞庸人。他熱衷物質生活，恪守既成倫理，把政府等同國家，從而成為祖國幫凶。這是一個可憐的小人物。1982年電影中，蓋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飾樸素的史密特謙卑地說：「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正是這種未能覺醒的狹隘認識，構成了祖國強權政治的統治基礎。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於自己擁有向別人開槍的特權。他們無疑構成社會進步的阻力，教育他們喚醒他們，正是啟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實並非人性弱點，僅僅是特點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為人。2005年電影中，索菲拒絕了蓋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著肚子發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對生命的消逝都會感到發自內心的恐懼，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蘇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我害怕，但我並不屈服」，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擁有良知者的正常反應。恐懼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問自答時喪失了良知。這是唯一不可以原諒的。索菲內在的精神生活給了她頑強的支撐。影片一開始，索菲和女友聽著廣播中的老歌，邊笑邊唱，讓人幾乎忘了窗外正在進行的殘酷戰爭。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這就是他對索菲的理解，一個拒絕認罪誘惑、為自由獻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溫暖而充實。
被捕四天之後的22日下午5時臨刑前，朔爾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後一次見面。他們彼此一句話不說，默默傳抽著一根香煙。索菲第一個走上野蠻而血腥的斷頭台，她平抑著起伏的心臟，面無懼色，坦盪而從容。漢斯是最後一個，他把頭伸進刀架，突然奮力高呼：「自由萬歲！」這激昂的聲音讓人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威廉·華萊士身受殘酷的剮刑之際振聾發聵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淚。戰後，人們沒有忘記白玫瑰，更沒有忘記死難的六位烈士。1987年，白玫瑰小組成員米勒發起成立「白玫瑰」抵抗運動基金會。如今，慕尼黑大學主樓內的白玫瑰紀念館，參觀者每日絡繹不絕。維利·格拉夫的姐姐今年在波恩大學演講時說：「對我而言，講述白玫瑰並不容易，因為這也影響了我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必須要和現在的年輕人講，讓他們知道並了解：曾經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白玫瑰在德國家喻戶曉，在中國也非沒有知音。2002年7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漢對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譯）。作者是漢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爾，她依據當年文件遺存，詳述漢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經過。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書，譯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譯）。書中引用了當時法庭的判決書、新聞媒體的報道以及目擊者的回憶，封面赫然寫著德國前總統理查·魏茲塞克的評語：「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是啊，所有當代言語必然擁有歷史的回聲。
㈤ 大審判 劇情介紹及影評 急啊 考試要用
過年期間看了兩部法律題材電影，第一部是《造雨人》，第二部是這部。
兩個故事極相似。從內容而言，都是索賠，前一部是白血症病人向保險公司索賠，後一部是醫療事故受害人向醫院及責任醫生索賠；從程序上看，也都經過了雙方商議和解、法院主持調解、陪審團審判；從影片視角上看，均從律師這個職業鋪陳，主線是官司，副線則是律師本人。
身為律師，看這兩部電影的感覺當然與他人不同。老實說，我很感慨：
1. 以前我一直以為，就象國外朋友所告訴我的，美國等國家的保險公司很文明很人性化，理賠迅速且拒賠少。反觀中國的保險公司，不僅摳門無比，而且理賠時常常拒賠，令保險成為陷井。我也一直以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美國沒有，而在中國則以其數量之巨浪費了無數司法資源。
看完兩部電影，才知道：很顯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美國的許多小律師也是要靠做交通事故案件生存的，而且為此還跑到醫院去直接找傷者，而那時美國的保險公司也是奸詐惡毒之極，竟然對所有索賠案件都先拒絕，導致許多索賠者知難而退。可見，無論是交通事故還是保險事故的理賠，在美國都經歷過一個被動理賠、訴訟理賠的階段，正是經由這個階段，才發展到現在的主動理賠、高效理賠的制度。所以說，權利生而有之，但必定須通過斗爭取得。
猜想下，如果中國發展得夠快夠好，在十年或十幾年之內，大量的交通事故訴訟應該也能退出法庭，直接由保險公司理賠。
2.美國的法治條件比中國的好，關鍵在於制度設計上。
法治條件的第一要義是法律本身（完備、合理與否），從我現有的認識看，美國法律的確發達，大量的案例積累詳盡了審判歷史以來關於各類案件中事實、證據、程序等方面的法律技術，和解交易制度在效率與公平間努力求得平衡，而陪審團制度將司法精英與普通人的認識相結合，實現一定程度上的民主審判。這每一項都是中國審判遠遠不及的。
比如，本部電影中，最重要的證人K C 護士出庭作證後，被告方引用案例，指出其持有的文件副本作為復印件比原件有著修改的優勢，因此不能作為證據使用，而庭前提交的證人名單里沒有該護士，其只能作為驚喜證人，證詞只能對抗對方的直接證據。由此，法官宣布其無效，證詞應從記錄中刪除。
在中國，證人出庭作證應在舉證期限屆滿10日前提出（簡易程序是舉證期限屆滿前），這個規定雖然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其它內容一樣遭到了許多法官的指責，甚至在許多法院也被或明或暗的不使用，但，在大多數的法院中，它都是適用的，因此，如果在中國，本部電影中最重要的證人根本沒有資格出庭作證。
關於這一情節，還體現了陪審團制度對法官權力的制約。與之不同，在中國，法官在判決上有著決定權，盡管由於他受到法院領導及行政機關領導的影響，但我們不妨把所有的影響人視為一個團體，這些團體對判決的影響不僅是非透明的、非即時、利益化的，而且，是非平民的、少數人的。所以，盡管在美國，陪審團只出現在少數案件中，但它作為終極公平的實現者，不僅給當事人提供了救濟途徑，而且擁有莫大的影響力。好吧，寫到這里，我不禁想到了信訪制度，這無疑是對司法的諷刺與嘲笑......
3.在美國，律師也是不容易的。
律師要取得當事人的信任，接下案件，此一難也。話說茫茫人海，誰知道你人品如何、法律水平高低，通常是親朋好友介紹案件，因此，律師必須廣布人際關系，而且給人的印象要好。但接下案件僅是剛開始，怎樣為當事人爭取最大利益並取得其支持才是最大難關。就象本案中，當對方開出二十一萬和解的數額時，按照職業道德，首先應告知當事人並徵求其意見，而不是律師直接拒絕。要知道，正義的實現是有風險的，當事人應該有選擇的機會。如果律師覺得勝算很大就應該向當事人解釋並提示風險，然後由當事人自己決定。
電影中，當事人並沒有過激的行為，還是讓律師上了法庭。嗯，如果在中國，當事人很有可能越過律師，直接與對方達成和解，甚至有可能投訴律師說他是為了更高的分成而冒險拒絕和解。律師並不能因為當事人把事務交給你而包攬所有的決定權，盡管有時把權利還給當事人對律師而言是痛苦的，是讓其前功盡棄的。
律師要取得法官的支持或公正審判，此二難也。兩部電影中有三個法官，其中兩個都是偏袒被告方的。原因是他們都認為這兩個案件應該和解而不應上審判庭。我覺得這點很有意思，在中國，許多法官也樂於調解而不樂於開庭及判決，因為開庭將加大法官們的工作量。不過顯然美國法官的惰性更強些，這是因為在美國，案件分流化了，大多數案件不會進入審判階段，通過各種形式和解掉，這是通稱的Adr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而在中國，絕大多數案件都必須審判，即使和解也往往是在開庭後，所以法官也常把調解工作放在庭後。
這邊也順便提一下，電影中法官們做調解工作時連哄帶騙，拿了大棒給蘿卜，這點跟中國還是很象的，哈哈哈。
4.在美國，律師的發揮空間比中國大。
盡管有上述的兩難（當事人、法官），但美國律師的發揮空間還是是很大。
從電影中看，第一是取證比中國容易多了。〈造雨人〉中，不僅法官到原告家中去取證，而且法官還訂下時間讓原被告互相到對方處取證，盡管被告不配合，原告還是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被告拒絕理賠時的工作人員的名字、職務，最終原告就是憑此取來了關鍵證人，贏得官司。同樣，〈大審判〉中，原告也很容易就知道了當時產房中所有工作人員的名字，從而在護士處取得了突破。哼，這要是換在中國，即使你跟法官鐵得很，也不可能有這種取證方式。
第二是法庭上的發揮空間大。中國的庭審辯論基本上是事實及法理上的辯論，事實又依賴於證據，老實說證據的取捨或證明效力這根本不是一個用法律規定能判別的問題。所以美國設計的陪審團制度是：法官只負責法律技術這塊，他主持庭審，而陪審團要乾的活才是綜合十二個人的智商及情感及邏輯，去判斷基本事實。本電影中，盡管法官判定護士的證詞要刪除，還命令陪審團忘掉證言，但陪審團還是基於常人的認識，作出了支持原告的判決。因此，律師對證據尤其是證人所作的努力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結案陳詞也有重要影響。
嗯，在中國，庭審往往是雙方律師針鋒相對，但最終是法官根據他自己對事實的判決對法律爭點的理解作出判決，所以有時雙方律師看到判決書時會覺得某些部分是「判決突襲」，某些部分完全不說理是「不透明判決」。因此，在中國律師要做的不是與對方爭辯，而是了解法官的想法，說服法官。從這一點來看，律師作的不是法的工作，而是人的工作。這不僅使大量律師把重點放在公關上，更讓法律被自由裁量化，以人代法，各人不同而各法也不同。這種情形如果慣性化並擴大化，那麼司法的基礎最終會被掏空，取之而代的，不過是行政機關或名為法院的行政機關而已。
㈥ 救贖的審判電影講了什麼意思
救贖的審判電影講的意思：生命無法承受的傷痛，也許只有在最貼近自然的生活中才能略微緩解。
救贖的審判的劇情簡介
安娜是個婦產科醫生，她有個讓人羨慕的美滿家庭，一家三口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不幸的是，在一次外出騎馬的時候，安娜的孩子 — 聰明可愛的小羅比，意外中不幸遇難，離開了父母。安娜傷心極了，不能接受這個現實。 她不願意再回到家中，漫無目的地來到了苔絲管理的牧場。 在短暫的相處之中，苔絲與安娜互相有了了解。苔絲非常同情安娜的遭遇，不斷地勸解她，這使得安娜得到了一絲寬慰。
㈦ 審判的電影劇情
加布蘭向警方報告他的車子遺失，與此同時，公證員馬蒂諾被控與兩個少女的被殺有關，他開始接受無聊而冗長的審問，負責夜審的警官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以拳腳相加。身受皮肉之苦的他無言相對，而他的妻子的證詞更是雪上加霜，她懷疑他曾經對她的哥哥的女兒卡米爾起過歹心，他們夫妻從此關系惡化。警長安托萬經過仔細而耐心地詢問後，終於找到了這起奸殺少女的案件的真相。
㈧ 審判的介紹
《審判》（德語：der prozeß）是由喬治· 威廉· 巴布斯特，1948年導演的一部奧地利戲劇電影。在第13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上，Pabst獲得最佳導演獎；Ernst Deutsch獲得沃爾皮杯最佳男主角獎。故事是基於Tiszaeszlár事件而創作的。在1882年，一個鄉下姑娘從一個小村莊消失了。居民們認為她是被猶太人殺害的。在審判之前，一切都作為指控。這部電影了在頑固的、不可容忍的種族主義下，人們是如何對抗它的。
㈨ 國產電影審判劇情簡介
審判 (2013)
導演: 潘鏡丞
編劇: 陶家璇
主演: 唐夏娃 / 趙麒
類型: 劇情
製片國家/地區: 中國大陸
審判的劇情簡介：
一個祥和的假日，隨著幾聲激烈的碰撞聲，一起慘禍破壞了假日的祥和，也摧毀了幾家人幸福和生活，高峰手捧鮮花等待著與戀人於嘉相會為她過生日，馬文博的父母，正滿懷喜悅的為兒子挑選結婚酒店，一切都是這么突然，一切都戛然而止。故事主人公李偉，一個本性善良的年輕人。在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後，醉酒駕車因醉酒狀態不聽朋友的勸說，執意酒後開車回家，造成仨人死亡的悲劇。圍繞著對李偉肇事案的審判，深入剖析了酒駕的危害，三個家庭的破碎給社會帶來的巨大無法彌補的傷害，李偉的母親周文惠面對獨子入獄，面對被害人家屬高額的賠償要求，面對巨大的社會壓力，給一個飽經滄桑的母親帶來了巨大的打擊，李偉的母親同時身患癌症，為了給兒子贖罪，賠償受害人的損失，本來就生活拮據的她只好放棄治療，變賣房產。同是媒體人又是受害人的戀人身份的於嘉，在事故發生後，面對戀人的死去，面對自己第三者的身份被曝光，面對各方面的壓力，對李偉的行為深惡痛絕，利用媒體在社會中影響力展開對酒駕的李偉進行大肆聲討，並聯合受害者家屬給審判機關施壓。